語言和文學之間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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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將語言學與民族學結合起來研究的是19世紀歐洲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使

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同時又顯示出它與其它社會科學和某些自然科學廣泛的接緣性,并成為一門影

響其它學科的領先學科。早在18世紀下半葉,德國經典語文學家沃爾夫和布克就將語言定義為“民族的傳

記”。19世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認為語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遠古歷史和親緣關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們的語言就是我們的歷史”,認為語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證明民族的

歷史,民族歷史文化的碑銘。拉斯克、格林對于語言歷史主義的理解導致了19世紀下半葉以庫恩為代表的

語言古生物學的產生。庫恩利用語言的歷史比較重建原始印歐人的神話和宗教;皮克特則從印歐語的證據(jù)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爾特甚至通過原始印歐語中的同源詞推斷印歐人的原始故鄉(xiāng)及生態(tài)環(huán)境和社

會生活。以斯坦赫爾為代表的語言民族心理學派主張語言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現(xiàn)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識、世界觀和邏輯思維。接著以施萊赫爾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義學派將達爾文對于物種起源的進化論應

用于語言的發(fā)生學研究,創(chuàng)立了語言譜系分類理論,從而為世界民族的分類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整個19世

紀,占統(tǒng)治地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一直把語言當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盡的文獻資料。

自覺吸收并充分運用語言學理論、觀點、方法、材料進行民族研究,是現(xiàn)代民族學的重要特征。摩爾根

在其劃時代的民族學巨著《古代社會》中就運用了大量語言學資源。美國民族學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學生薩丕

爾及同時代的馬林諾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類學家,又是極有造詣的語言學家。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將語

言學家雅可布遜的音位結構理論和分析方法應用于民族學研究,從而創(chuàng)立了本世紀中期風靡西歐的民族學結

構主義學派。繼之而起的認識人類學仍以雅可布遜的理論為基礎,著重于對不同民族語言中色彩詞之研究,

使結構主義學派向更科學的方向邁進了一步。而人類學中的文化符號學理論,更是以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

論和雅可布遜的音位結構理論為模式,把一切文化現(xiàn)象作為符號藍本來理解,使符號論從語言學理論擴大為

適用于一切文化領域的共同理論。至于象征人類學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語言學中象征和隱喻語義分析理論

之結果。

我國從本世紀初引進現(xiàn)代民族學開始,就吸收了國外結合語言研究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程樹德的《說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羅常培的《語言和文化》,都論述了語言與

民族文化、歷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關系,以豐富生動的民族語言材料說明了從語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體途徑,在語言學和民族學之間架起了橋梁。80年代以來,楊kūn@①、

馬學良、嚴學qún@②、戴慶廈、張公瑾等民族學家、語言學家更明確地提出要建立起為民族研究服務的

民族語言學,并在理論和方法上進行了重要的探討。

列維·斯特勞斯說過:“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們無疑要暫時停下來一下,不時地相

互交流他們的某些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無疑是該“相互交流”的時候了。

二、學科名稱和性質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語言學不是一門憑空臆想出來的學科,它經歷了兩個世紀的孕育和形成過程

,具有悠久的學術淵源、厚實的學術背影、客觀的理論基礎和廣闊的發(fā)展前景,是人類語言學的延伸和發(fā)展

,是語言學與民族學有機結合而產生的語言學分支學科。正如人類語言學也稱為語言人類學一樣,民族語言

學有[！]時也稱為語言民族學。但有的學者將民族語言學與語言民族學分為兩門不同性質的學科,認為前者是研

究民族語言內部結構和演變規(guī)律的語言學分支學科,后者是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特征和過程的民族學分支學科

,這是我們所不能茍同的。我們認為,任何純語言的研究都以具體的民族語言為對象,沒有必要從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語言學”。又正如文化語言學不屬于文化學的分支、社會語言學不屬于社會學的分支一樣,我們

所說的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語言學”也自然不屬于民族學的分支:它始終以語言研究為主體而以民族

研究為客體,只是對傳統(tǒng)內部語言學研究范圍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變它的語言學屬性。

三、本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

本學科至少與下列學科有密切關系。

1.民族語言學與語言學。自從索緒爾區(qū)分“內部語言學”與“外部語言學”后,語言學就“把一切跟

語言的組織、語言的系統(tǒng)無關的東西,簡言之,一切我們用‘外部語言學’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排除出去的

。”這樣,20世紀的語言學就逐漸背離了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研究語言的傳

統(tǒng),而成為單純研究語言內部結構的原子分析學科。民族語言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tǒng)的回歸,屬于研究“

語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觸點”,研究“語言史和種族史或文化史之間可能存在的一切關系”而被索緒爾排擠出

來的“外部語言學”。

2.民族語言學與民族學。這是兩門不同性質而又密切相關的學科。民族學一方面需要以語言為工具進

行田野調查,一方面需將語言作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態(tài)來研究。由

于語言學總居于社會人文科學的前列,因 而民族學更多的是從語言學領域去獲取民族研究的資料、理論、觀點、方法。民族語言學則充分發(fā)揮本學科

的研究特長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過語言去發(fā)掘、構擬民族歷史特別是史前史,印證、補充有史以來的

民族文化形態(tài),解釋、解決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與語言有關的民族現(xiàn)象和民族問題。

3.民族語言與人類語言學。人類學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類。文化人類學又可分為考古人

類學、民族學和人類語言學三類。人類語言學又再分為描寫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三類。在實際

運用上,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最接近,有

直接的淵源關系。但人類語言立足于人類學,用人類學原則研究語言的本質和結構,注重語言的描寫,如博

厄斯注重語言本身的交際功能,馬林諾夫斯基注重語言的使用場合,列維·斯特勞斯注重語言的結構。民族

語言學則注重語言的民族屬性和社會文化屬性,而且還將涉及民族語言教育、語言與民族政治生活等現(xiàn)代社

會中的語言問題,這是與人類語言學的顯著不同。

4.民族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人類語言學本來包括社會語言學一科。但現(xiàn)行“社會語言學”主要從社

會現(xiàn)實環(huán)境角度考察語言,注重個人或階層、集團的言語活動,研究語言變異和言語交際的各個方面,如語

碼轉換、話語類型、行業(yè)用語、雙語現(xiàn)象、語言規(guī)劃等等,這已與早期的人類語言學明顯不同。民族語言學

在研究民族集團的現(xiàn)實社會語言現(xiàn)象如雙語現(xiàn)象、語言地域變異、語言規(guī)劃等方面與社會語言學部分重合。

但民族語言學是以民族語言為研究單位而不是以社會語言為研究單位。民族語言學更注重語言的文獻資料作

用和文化運載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語言與用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語言學是社會科學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帶有社會科學一個共同的范圍特征,即在其研究對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學科,與鄰近學科廣泛接緣,密切相通。但民族語言學作為一個整體學科體系,是其他任何

學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學科體系結構

民族語言學應包括如下研究對象和內容。

1.語言與民族共同體。古今中外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及政治家們對“民族”下過各種定

義,但幾乎沒有人否定共同語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種特征中,語言具有穩(wěn)定對應性、完整外露

性和綜合表征性,是民族內聚外分最直接、客觀的標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體就是語言共同體。民族

語言學必須從理論上全面、辯證地理解語言在民族共同體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僅因為某些語言與民族不對等

的偶然、例外現(xiàn)象,就否認語言作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則,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學概念。

2.語言與民族政策。民族語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多民族國家,語言權利的平等與

否是具直接影響國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靜的語言沖突,以語言為導線引起的民族沖突不時

發(fā)生。民族語言學有責任關注、揭示民族語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研究各國特別是多民

族國家的語言政策、規(guī)劃及語文建設、語文生活,納入政治語言學的部分內容。

3.語言與民族歷史。語言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社會發(fā)展了,過去的歷史文化仍能沉積在現(xiàn)時的語言中,

因此語言就成為探索民族歷史特別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資源。每個詞都有它的歷史,同時代表著相應的民族

史。正如語言學家S·H·Sagce所說:“詞好比化石。詞語中體現(xiàn)了首先創(chuàng)造和使用詞語的那個社會的思想和

意識。……一塊骨頭化石能告訴我們一個滅絕了的世界的歷史,同樣,詞語的遺跡也能向我們揭示古代社會

的斗爭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觀念和知識。”

4.語言與民族文化。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xiàn)形式,是文化的載體和容器。民族語言學研究

語言與文化。主要著眼于語言、民族、文化三者間的相互關系;語言和文化的相對價值與絕對價值;語言和

文化的單線進化與多線進化;語言和文化的播化擴散;語言和文化的分化與聚合;語言和文化的普同與差異

;語言模式與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等問題的分析和論證,以加深對語言、文化、

民族之間關系的了解。在研究這一系列問題時,民族語言學與人類語言學以及人類文化語言學有特別密切的

聯(lián)系。

5.語言與民族心理。語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體中,在長期的文化傳承中積極參與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動,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重要條件。民族的社會文化、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生存環(huán)境、的

特點,以及本民族的愛好、興趣、氣質、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過語言表現(xiàn)出來。語言是洞察人類心智的

窗口,通過語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狀態(tài)、認知方式和思維軌跡。例如通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語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語,以及各民族對事物的隱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語言與民族感情。因為語言與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有血肉相連的關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員都有一種

超越階層、階級和國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語言的始終不渝的深厚感情,這就是語言忠誠。異族的壓迫、欺凌最

能激發(fā)民族意識,體現(xiàn)出語言忠誠;當一民族遭受異族統(tǒng)治時,對民族語言的忠誠與否,常成為判別有無民

族氣節(jié)和民族感情的標準;對處于不利環(huán)境中的移民集團來說,語言忠誠成為加強內部團結、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來同化的旗幟;在現(xiàn)代社會,語言忠誠是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武器。民族語言學應大量揭示語言忠

誠的事實,提醒社會尊重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情感,幫助分析、研究、解決現(xiàn)代社會日益尖銳的語言沖突和民族

矛盾。

7.語言與民族教育。少數(shù)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接受教育的權利和學習主體民族語言的義務。雙語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國家普遍面臨的重大現(xiàn)實問題。民族語言學對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數(shù)民族的雙語

教育問題,分析母語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復雜性、重要性,研究雙語教育的特征、規(guī)律、步驟和管理方法,

介紹國外雙語教育的政策、措施、動態(tài)、經驗,為制定我國的雙語教育方針提供理論咨詢和現(xiàn)實服務。

8.語言與民族文學。文學是對語言的藝術加工,并通過語言形式表現(xiàn)出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

是文學的基礎。語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學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語言結構可以制約文學的體載

和表現(xiàn)方式,不同語言中的典故、成語、俗語、警句等使文學作品表現(xiàn)出不同的情趣、韻味和風格特色。民

族語言學應通過對比揭示不同民族與其文學(特別是最能體現(xiàn)語言本色的民族民間文學)之間相互協(xié)調、制

約的關系和共同發(fā)展的規(guī)律。

9.

語言與民族地理。民族的語言分布與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與語言分化、民族遷徒與底層地名、異 民族的地緣關系對語言的影響都有密切關系。民族語言學必須與地名學、語言地理類型學和區(qū)域語言學結合

起來,研究語言的發(fā)展和民族的發(fā)展,研究語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過程,研究語言、方言的劃分與民族的

地理劃分等問題。利用語言中的地名透視民族的歷史文化景觀、移民史、經濟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歷史分

布和文化層次等。

10.語言與民族接觸。不同民族間的互相交流接觸,必定在彼此的語言中留下痕跡,甚至對語言產生

重大影響。從正面的影響來看,語言中的借詞是民族文化接觸和交流的證據(jù)。正如語言學家帕默爾所說:“

如同考古學家根據(jù)陶器、裝飾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況作出推論一樣,對于語言借貸情況的分析也會給文

化接觸以及民族關系的研究提供線索。”從負面的影響看,異民族因頻繁、長期的密切接觸而形成的洋涇浜

語、克里奧爾語等混合語言,也是語言學研究的既定內容。

11.語言與文化生態(tài)。這是站在文化生態(tài)學的角度進一步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的關系,研究民族的語

言和文化對于人類文化的凈化、調節(jié)、補償、代謝功能。文化生態(tài)學認為,人類各族文化構成一個復雜的生

態(tài)系統(tǒng),每一具體的民族文化都在這一經緯相間的生態(tài)網(wǎng)絡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線股,人類

文化都將出現(xiàn)無法彌補的破綻。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拯救少數(shù)民族語言特別是瀕危語種,就成為延續(xù)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類文化生態(tài)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語言學有責任喚起社會的良知,像保護自然物種一樣保護少

數(shù)民族的語言文化。

12.非言語交際的民族特色。非言語交際包括使用體態(tài)語、實物語言(如烽火、狼煙、火把、樹枝等

)、鼓角、哨語以及結繩、契刻、圖畫等類似于語言的信號進行交際。民族語言學和人類學除研究人類語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發(fā)展外,還十分注重對非言語形式的研究。象征人類學就把體態(tài)語作為一種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國人類學家林惠祥先生將上述非言語形式“總括于最廣義的‘語言’之下。”研究這些語言的輔助形式

,可加深對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個研究專題,只是筆者初步設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語言學的全部內容。

其中有些設想尚未成熟,有待于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篇2

文學是人類精神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人類生活認知、感受和改造等方面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學的實質是對語言的運用，作為文學形式的承載的文學語言，會對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形式產生理所當然的影響。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學語言也會隨著人們生產生活的變化呈現(xiàn)出相應的變化，體現(xiàn)出時代的特色，相應的，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也會隨之發(fā)生變化。文學語言的變遷產生的現(xiàn)代文學形式變化不僅為文學科學的發(fā)展研究提供了研究課題，而且還會對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人們的教育教學以及人們的生產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基于此，首先對語言變遷的白話文運動進行相關的分析，然后探究文學語言的變遷對現(xiàn)代文學形式產生的影響，深入探究了文學語言變遷對現(xiàn)代文學形式產生的影響，以期為人們更好地理解現(xiàn)代文學作品，體會文學語言變革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

文學語言;現(xiàn)代文學;文學形式;影響

文學是人類精神生活發(fā)展的精華和有機組成部分，不僅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還提高了人們對生產、生活的感知和改造能力，對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學是語言藝術的集中體現(xiàn)，文學語言的變化和改革會對文學形式產生直接、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現(xiàn)代文學作品中，文學語言的變遷帶來的影響更加突出。隨著當前社會、經濟、科學等因素的不斷發(fā)展，文學語言作為時展的產物也產生了相應的變革，探究這種變革下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形式，對提高文學作品的品質、豐富語言和創(chuàng)新文學等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一、白話文運動與現(xiàn)代文學形式

縱觀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歷程，現(xiàn)代文學的出現(xiàn)和興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與白話文運動是密不可分的。1919年的被看作是中國文學史上白話文運動的開端，當時白話文運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廢除文言文在人們生產生活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運用，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作為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和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運用的語言形式。經過時間的磨礪，白話文運動對中國社會發(fā)展以及中國文學作品的發(fā)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1］。與艱澀、束縛的文言文相比，白話文顯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夠促使語言在廣大群眾中得到廣泛運用，促進交流和溝通，同時也能夠拉近文學作品與群眾之間的距離，除了文學與人們之間的障礙，對文學作品的發(fā)展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首先，白話文使得文學作品能夠以更加清晰、明確和易懂的形式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普通的讀者亦能夠感受到文學作品傳遞的情感，能夠在范圍更廣的群眾當中普及。其次，白話文使得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表達更加精確、準確，與文言文精練縮短文字產生意義模糊的情形不同，白話文下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能夠將作品傳遞的情感、作品承擔的精神更加豐富、具體、形象地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使得現(xiàn)代文學作品變得更加準確和美妙［2］。從我國整個語言變革的發(fā)展歷程來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歷史，是從鬼話到白話，從白話到民眾口語化的發(fā)展歷程，當前不論是普通話推廣還是大眾語的興起，甚至是當前網(wǎng)絡語言的發(fā)展，都是在白話文運動的基礎上發(fā)展和興起的。可以說，普通話和大眾語都是白話文運動的持續(xù)和擴大。從這個發(fā)展歷程來看，中國語言的變遷主要呈現(xiàn)出兩個方面的特征:“白話”和“口語化”。這種語言變遷的形式能夠在“詩歌”這種文學形式上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詩歌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也是從不斷變化的語言中產生的，而這些語言變化的歷程中呈現(xiàn)出來的社會現(xiàn)實也在詩歌中被深刻地反映出來。實際上，不僅詩歌是在這種互相影響下獲得不斷發(fā)展的，其他文學作品形式也同樣是在語言變遷的歷史下獲得不斷發(fā)展的。因此，文學語言與我國現(xiàn)代文學形式之間的互相構建和演進歷程能夠很容易地被人們識別出來，從而對文學語言的變遷和現(xiàn)代文學形式的變化之間進行深刻的研究。

二、文學語言變遷對現(xiàn)代文學作品形式的具體影響和表現(xiàn)

文學語言的變遷對現(xiàn)代文學作品形式產生的影響是十分復雜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學語言會對現(xiàn)代文學形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同時影響著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發(fā)展前景。當然，文學語言對現(xiàn)代文學形式產生的影響也有兩面性，如果文學語言變遷與文學形式發(fā)展是一致的，語言就會在作品中發(fā)揮積極的效用，但是如果語言的發(fā)展和變遷會對文學形式的內在產生沖突，語言就會成為作品發(fā)展的障礙。從中國文學作品發(fā)展歷程的整體上看，文學語言的變遷對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形式豐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且對這些現(xiàn)代文學形式的格局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文學語言變遷對現(xiàn)代詩歌的影響

文言文被白話文替代之后，對文學形式產生影響最明顯的就是現(xiàn)代詩歌的發(fā)展，在白話文的影響下，現(xiàn)代詩歌呈現(xiàn)出鮮明的散文化特征，這是文學語言變遷對現(xiàn)代詩歌形式的文學作品產生的最重要的影響。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受到文言文體制下詩歌特點和創(chuàng)作原則的影響，文學界甚至是普通群眾對現(xiàn)代詩的形式和內容產生了很多質疑，傳統(tǒng)的古詩的押韻、對仗等創(chuàng)作形式沒有在現(xiàn)代詩歌形式上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這是人們對現(xiàn)代詩歌產生質疑的主要原因，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多的文人和讀者無法承認現(xiàn)代詩的“詩”體特性［3］。但是隨著白話文的不斷普及以及現(xiàn)代詩歌自身創(chuàng)作特色的進一步革新和凸顯，尤其是大眾語的不斷發(fā)展以及人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在不斷提高，現(xiàn)代詩歌中的韻腳與作者情感之間的共鳴得到讀者的感知和認同，現(xiàn)代詩歌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并且成為人們喜愛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形式之一。實際上，現(xiàn)代詩歌的發(fā)展也是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產物，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講究明快、直接和效率，這種要求體現(xiàn)在文學語言上面就是能夠通過簡單的詞句將相關的意思簡單、直接地表達出來，文言文體制下的詩歌需要內化和提升，隱喻是其主要的特點，這種語言表達形式不能夠很好地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現(xiàn)代詩歌雖然沒有押韻、對仗和過多的隱喻，但是通過看似“白話”、直接的表達，能夠快速地讓人們接受到信息，了解作者表達的意思和創(chuàng)作意圖，這同時也是現(xiàn)代文學語言的主要特征之一。

2.文學語言變遷對雜文的影響

雜文是當前現(xiàn)代文學作品形式的主要代表之一，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雜文可以被稱為是現(xiàn)代文學的典型代表。白話文運動的發(fā)展對雜文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過去的文言文對文字、語言的運用有著很多的束縛和要求，但是白話文卻將語言本身的自由特性充分地體現(xiàn)出來，這樣不僅打破了文言文固有的創(chuàng)作格式需求，而且還不要聲韻，這種文學作品表達方式更加符合現(xiàn)代社會、經濟甚至是科學等領域事件的表達，也就是所謂的雜文。文學語言變遷對雜文的影響可以從雜文的內容上明顯看到，雜文的內容大多都是基于作者對某一事件、某一現(xiàn)象或者是某一領域的理性思考產生的，“說理”是雜文最主要的特性。高度的語言精確性運用促使雜文成為現(xiàn)代文學作品形式最主要的代表。雜文體現(xiàn)出來的“真、善、美”特性成為現(xiàn)代文學的新標準［4］。另外，與傳統(tǒng)的文言文相比，雜文在論證觀點和看法的時候，語言的形式更加多樣、表達更加準確，與現(xiàn)代詩歌相比有著不同的理性優(yōu)勢。雜文的出現(xiàn)是現(xiàn)代文學語言變遷下文學作品創(chuàng)新和改革的集中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雜文的出現(xiàn)是劃分中國古代語言和現(xiàn)代語言的重要標志，這種在白話文運動基礎上興起的文學作品形式能夠更加符合現(xiàn)代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涉及的內容和方面是十分多元化的，過去的詩歌形式和小說形式都不能完全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雜文應運而生，并且成為影響中國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文學形式之一。在雜文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語言的運用也發(fā)生了極大的變革，詞匯之間的自由組合、句式的多樣變化等等都是雜文創(chuàng)作的主要特點，在文學語言應用方面，雜文文體比詩歌文體要更加自由、靈活，這同時也是雜文文體的主要特征之一。

3.文學語言變遷對小說的影響

當前小說已經成為現(xiàn)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隨著白話文的不斷推廣和發(fā)展，小說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發(fā)表的質量以及讀者數(shù)量都在呈階段跳躍式的形式不斷發(fā)展。白話文的發(fā)展和運用為小說文體的創(chuàng)作、情感的表達和精神的傳遞提供了十分優(yōu)越的條件，可以說，白話文最能夠符合小說創(chuàng)作對語言自由運動的要求。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先生認為，如果《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小說沒有適當?shù)剡\用白話文，不可能會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名著。白話文將小說從文學的邊緣境地推向了現(xiàn)代文學的中心，這種影響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產生的。首先，與文言文相比，白話文是普通百姓所能認知和感受的語言，通過白話文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能夠很快地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當中，符合時展對現(xiàn)代文學提出的“啟迪民智”的要求［5］。其次，當前很多小說創(chuàng)作者在白話文的運用方面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夠自主、創(chuàng)新地將白話文運用到小說創(chuàng)作當中，創(chuàng)作出不同類型、內容豐富、數(shù)量繁多的小說作品，推動小說文體的發(fā)展。從某個角度來說，白話文的普及極大地推動了小說的發(fā)展，否則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只能存在于某個文學圈內，而無法成為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到的文學作品。總之，小說作為一種反映社會現(xiàn)實、豐富人們情感的一種體量相對較大的文學形式，同樣受到現(xiàn)代文學語言變遷的影響，現(xiàn)代文學語言的發(fā)展促使小說成為大眾化、群眾性的文學形式，尤其是隨著網(wǎng)絡的發(fā)展，小說的創(chuàng)作和分享更加自由、便利，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當今社會中，小說是群眾基礎最為深厚的一種文學形式，小說能夠快速地融入到人們的生活、思想當中，將語言的變遷和文學的特征直接傳遞到人們面前，如果說文學家是從語言結構、文學構造等方面看待現(xiàn)代文學語言變遷對文學發(fā)展的影響，那么小說則是大眾了解這一變遷和影響的最直接途徑。

4.文學語言變遷對敘事文學的影響

敘事文學在我國傳統(tǒng)文學發(fā)展過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文言文的特點對敘事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不論是在敘事文學的數(shù)量還是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廣度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作為敘事文學的典型代表，戲劇在之前都只在一定的小眾范圍內流通，從戲劇的創(chuàng)作到戲劇的出版和發(fā)展都受到資源、語言環(huán)境和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但是之后，戲劇開始逐步擺脫文言文對其的束縛，開始朝著大眾能夠理解、學習和掌握的方向發(fā)展，并且隨著相關創(chuàng)作作品的不斷發(fā)展和白話文運用的不斷熟練，戲劇逐漸形成了新的語言范式，更加符合時展需求，也豐富了我國戲劇的內涵。白話文語言帶有的“想象、感情、體性”特點能夠更加符合現(xiàn)代敘事文學在情感表達、動作創(chuàng)作方面的要求，通過白話文的運用，作者可以在敘事文學中為讀者營造和創(chuàng)作出一個逼真的、立體的文學環(huán)境和氛圍，讀者能夠更加容易地在敘事文學作品中得到相應的情感共鳴［6］。另外，白話文還能夠將人們生活中的情感、聲音、腔調和身體形態(tài)等進行文字模仿，提升了敘事文學作品的張力和感染力，彌補了文言文的缺陷。通過對現(xiàn)代敘事文學的分析可以看出，白話文在敘事文學中的應用將諷刺、幽默、寫意和寫實等多種表達方式都充分地體現(xiàn)出來，豐富了敘事文學的用途和內容，并且能夠被廣大群眾直接接受，普通的大眾也能夠通過白話文進行敘事文學的創(chuàng)作，提高了大眾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和社會活動的參與度。

三、文學語言變遷與現(xiàn)代文學形式之間的關系

文學語言的變遷與現(xiàn)代文學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構建是一個相互影響、共同發(fā)展變革的過程。國外的文學家索緒爾認為，文學語言不僅僅是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和傳播過程中應用到的語言形式，更加普通或者是更加大眾的意義是，文學語言是被整個社會體系所能夠接受的，同時為整個社會體系所能使用的那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語言體系。這種對文學語言的認知也被我國很多的文學研究者和語言研究者所認同。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成員之間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xiàn)是一種被加工了的書面形式的民族共同語言，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形式的發(fā)展與現(xiàn)代語言的變遷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點，實際上是現(xiàn)代民族發(fā)展、國家發(fā)展的過程中所構建的民族共同語言的過程。現(xiàn)代民族的發(fā)展和國家社會的發(fā)展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實體的構建，更加深層次的含義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學和語言學的構建，通過文學和語言學延伸出來的美學和相關精神等共同構建成了促進國家和民族發(fā)展的精神文化內涵體系和重要基礎。因此，現(xiàn)代文學形式的發(fā)展和語言變遷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民族共同語與文學書寫之間的相互構建過程，在“文學”與“語言”的相互發(fā)展過程中，結合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實際和歷程，共同在新的中華民族構建同一性和文學書寫語言一體化的雙重構建過程。這是現(xiàn)代文學語言變遷對文學作品形式產生影響的本質和實質，同時也是現(xiàn)代語言發(fā)展變遷的重要基礎和依據(jù)。但是在文學領域和語言領域，現(xiàn)代文學語言的發(fā)展與文學作品形式和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可以總結如下。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文學語言的變遷對現(xiàn)代文學形式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不論是在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形式，還是在現(xiàn)代文學的內容豐富方面都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文學語言變遷與現(xiàn)代文學之間的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關系，這種影響是雙向的，文學形式也會對文學語言變遷產生影響。從發(fā)展歷程上來看，文學作品形式的豐富和發(fā)展會推動文學語言在某一個文學領域中的運用形式和方法的變化［7］。例如在初期，基于對國家存亡的擔憂，改革者們極力地推動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一時期在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形式和語言發(fā)展都帶有一定的跳躍性，這一時期的語言既無法向傳統(tǒng)古典文學那樣按照語言與文學之間的一貫方式進行演變，也無法向西方文學那樣通過成熟語言的運用能力提升作品的品質。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現(xiàn)代形式文學作品的不斷優(yōu)化，文學語言的特性和使用方式也在不斷發(fā)展，這樣就帶來了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發(fā)展以及白話文的普及和成熟。另外，從某一個發(fā)展方面來說，最明顯的現(xiàn)代文學形式對文學語言變遷的影響發(fā)生在現(xiàn)代，尤其是網(wǎng)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普及，對文學語言和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變化，很多新型的網(wǎng)絡文學語言被廣泛地運用到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當中，而網(wǎng)絡小說、網(wǎng)絡雜文的出現(xiàn)也同時推動了文學語言朝著信息化、網(wǎng)絡化的方向不斷發(fā)展［8］，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廣大人民群眾成為語言變遷和作品形式豐富的主要推動者，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前文學已經成為普通大眾的共同精神財富。

四、結束語

語言是推動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表達工具，是會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語言變遷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規(guī)律，是無時無刻都在發(fā)生的。本文以白話文運用的興起為切入點，對白話文對現(xiàn)代詩歌、雜文、小說和敘事文學等現(xiàn)代文學形式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探究了文學語言變遷與現(xiàn)代文學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即語言能夠推動和豐富文學的創(chuàng)作形式和發(fā)展變化，同樣，文學形式的變化也會對文學語言的發(fā)展變遷產生影響，認為不論是語言的變遷，還是文學形式的變革，都是基于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和我國國家社會發(fā)展的實際所產生的。通過探究希望能夠為人們更好地認識、研究文學語言和現(xiàn)代文學作品提供一定的幫助。

作者：陳海疆 單位：福建水利電力職業(yè)技術學院公共基礎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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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曉進，何平．論文學語言的變遷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形式的發(fā)展［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120—129．

［4］欒梅健．試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形式和語言轉變的動因［J］．南京社會科學，2009，(2):82—86．

［5］張向東，景芳洲．語言變革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格局的形成［J］．社會科學論壇，2010，(20):17—26．

［6］夏瑩，王澤龍．近三十年現(xiàn)代文學語言研究的回顧與反思［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82—87．

篇3

“法律與文學”被認為是近30年來出現(xiàn)于北美和英國的最令人興奮的跨學科理論研究，也被認為是西方“后現(xiàn)代法律運動”的重要一支。其文學視角不僅讓人耳目一新，也為西方法學及其案例教學帶來了挑戰(zhàn)，增添了活力。

“法律與文學”的淵源可追溯到懷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屬性研究》一書，其關注的主要問題包括：文學作品（包括詩、戲劇、小說、散文、童話、新聞報道等）中的法律問題；法律、文學與解釋學、語言學、修辭學等的交叉研究，這主要是將文學批評與解釋學適用于法律領域；法律、文學與正義、倫理、懲誡、壓迫等的關系，這側重于對法律、文學的背景分析；法律對民間文學等作品的保護和管制等。因之，“法律與文學”運動主要有如下觀點：法律與文學緊密聯(lián)系，二者都涉及解釋、敘事、閱讀、書寫、表達，都是語言、故事、人類經驗的交匯之所，作為特定文化世界的話語共同體的語言可以將二者統(tǒng)一起來；可以將文學帶入到對法律和秩序的屬性、正義與非正義、法律的人文背景等問題的研究，文學研究有助于法律倫理屬性的研究，文學思想與實踐為法律中的人文主題提供了洞見；運用文學手法，法律和判決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們一般習慣于將“法律與文學”分為兩支：“文學中的法律”和“作為文學的法律”，前者著重于對小說和戲劇中的法律秩序描寫的研究；后者則運用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來幫助閱讀和解釋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憲法、制定法、審判和行政規(guī)則、判決意見等），這有時也被人稱為“法律中的文學”。

“文學中的法律”將文學名著看作是發(fā)現(xiàn)法律價值、意義和修辭的媒介，其倡導者認為，文學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問題，如復仇、罪、罰等；莎士比亞、狄更斯、卡夫卡、加繆等人的法律小說也是律師和法官們良好的讀本，它們有助于增強法律家的“法律文學感”。有人說，“在一名律師或者一名法律系學生閱讀了狄更斯的《荒涼山莊》之后，他就不再會對在桌間穿梭的當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觀’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說，“關于法律的小說……特別是‘法律程序小說’，是通往人類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過加繆、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現(xiàn)代小說來分析法律，他的《語詞的失敗》（1984）是運用文學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來，文學名著為法律的各種人文價值提供了最好的倫理描述，也向我們提供了政府專制的重要教訓。他還提出了“詩倫理學”（poethics）概念，他說，“文學是我們以一種倫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種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學來理解法律向人們提供了一種“法律的詩學方法和閱讀的詩倫理學”，“詩倫理學，在其關注法律交流，關注那些被視為‘他者’的人群方面，試圖重新激活法律的倫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經利用卡夫卡的作品來批評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審判》指出，卡夫卡描繪了現(xiàn)代社會中權威與服從之間的矛盾沖突、個體的異化等倫理問題，這些是遠遠不能用純粹科學分析來說明的，法律的經濟分析者在這一點上無疑太過“樂觀”，太過理性了。

“作為文學的法律”將法律視為同任何其他文學故事一樣可以被理解和解釋的故事，其倡導者主張運用更為廣泛的文學批評方法和理論來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樣式同法律修辭學的屬性，這實質上是將文學理論和文學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適用于法律，因之，語言、文學批評手法以及解釋方法的運用尤其受到了重視。諸如“講故事”、修辭學、隱喻、寓言以及敘事等都被廣泛運用到了法律領域。作為“講故事”的書寫與作為“科學”的書寫針鋒相對，通過講述基于個人切身經驗、虛構的故事乃至奇聞逸事，人們可以描述一種有可能獲得讀者認同（或者讓其摸棱兩可）的共同經歷，讓人們洞察為法律的權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話語中穿插一些沒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視角，從而揭示現(xiàn)代法學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釋也被認為是文學解釋的一個特定種類，解釋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義也得到了關注。目前，解釋方法在憲法學界尤為流行，費什（S.Fish）、費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運用這一方法的代表。解釋方法的運用產生了如下問題：法律解釋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學解釋方法能否被用來發(fā)現(xiàn)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釋框架？為了發(fā)現(xiàn)法律文本的復雜性，是否需要目的開放的道德解釋準則？有法律批評家在運用解釋方法時對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釋提出了挑戰(zhàn)，他們鼓勵讀者通過質疑法律文本的權威而發(fā)現(xiàn)新的意義和解釋，例如，費什就認為，文本的意義是由擁有共同的社會和審美習慣的“解釋共同體”所創(chuàng)造的，解釋共同體的傳統(tǒng)和習慣實際上對文本的意義起了作用，讀者群構成了文本的權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釋則是在“法律話語”的語境下進行的。總體來說，“作為文學的法律”十分看重語言、修辭藝術和解釋方法，并且主張老師和學生都應當對各種文學理論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師時能夠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義。

篇4

    “語言學轉向”強調的是世界是由語言建構的,語言符號之間的不斷轉換產生了世界的意義,換句話說:意義的產生不過是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過程,這種轉換完成了語言對世界的編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生活的世界不是一個經驗和實體的世界,而是一個語言符號的世界,我們的知識和認識是由語言來塑造的,在語言的主宰下,語法、句法、語用、詞匯、話語、語境、意義、文本、敘事、修辭等跟語言學相關知識被廣泛運用到其它學科領域中,以至于語言學的模式和方法成為人文科學普遍的思維模式和方法,因此,“語言與存在”取代了傳統(tǒng)的“思維與存在”的命題成為整個知識范式轉換的重要表征,這也從根本上揭示了語言的本體含義,它遠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維特根斯坦所宣稱:全部哲學就是語言批判,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從歷史實踐上看,作為人類交往活動中最常見的兩種媒介形式,圖像與語言文字相比所處的地位不一樣。在文字發(fā)明之前,圖像是先民表達和記錄的方式;當文字出現(xiàn)之后,文字以語法和修辭結構來表達具有豐富的聯(lián)想性和多義性的意義,而圖像被降低為識字的輔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圖像被認為是感性的、直觀的、平面的、零碎的,人們重視語言的理性邏輯,強調語言與圖像的異質性,而忽視圖像與語言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圖像的獨立性和意義的建構性。米歇爾發(fā)起了對語言主導文化的解構性批判,他認為:“文化的歷史部分就是圖像符號與語言符號之間爭取支配地位的漫長斗爭的歷程,任何一方都是為自身而要求一個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權。在某些時刻,這種斗爭似乎進入了沿著開放邊界展開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時刻(恰如萊辛的《拉奧孔》)這些邊界關閉了,彼此相安無事。所謂的顛覆關系就存在于這一斗爭最有趣和最復雜的種種形態(tài)中”[2](P187)。在這里,米歇爾強調了語言與圖像之間漫長的斗爭過程,認為兩者之間辯證復雜的張力關系構成了文化的發(fā)展。如果說傳統(tǒng)文化是語言實施著對圖像的壓制和控制,那么,進入當代的視覺文化時代,圖像應該站在與語言構成對立面的基礎上,消解語言中心主義的局面,通過制造圖像和觀看圖像承擔世界意義的建構。但是,圖像的興起以及形成的對語言的挑戰(zhàn),并不意味著圖像取代語言成為知識體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將圖像在語言中心論的框架中解放出來,擺脫語言論的控制,在關注語言與圖像之間的“互文”性闡發(fā)中重新挖掘和創(chuàng)造圖像,讓圖像再度被發(fā)現(xiàn),讓圖像徹底釋放出自己的知識能量。

    圖文之爭與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新思路

    圖文之爭的介入給當代文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隨著圖像意識的增強,文學與傳媒、文學與圖像、文本形式、文學的存在方式、圖像敘事與文本敘事等諸多問題越來越多地進入到文學理論研究的視野,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如米歇爾在《圖像理論?序》所說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視覺文化時代,所有的媒體都是混合媒體,所有的再現(xiàn)都是異質的,文學與視覺藝術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再現(xiàn),它們與權力、價值和人類的利益糾纏在一起,影響到文化模式的變化。一種閱讀文化與一種觀看文化之間的差異不僅是一個形式問題;它含蓄地指出社會性和主體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種文化所構成的各種個體和制度。在這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文學與圖像的關系問題可以在媒體再現(xiàn)中找到交匯點。換句話說,圖像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異質關系,兩者之間的研究也不是一種簡單的、毫無價值的平行對照,相反,兩者之間內在的互動關系以及構成的外部關聯(lián)使得不同藝術之間的關系研究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圖像與語言的關系為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因為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傳統(tǒng)文藝理論觀念。從歷史上看,在語言學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學理論研究的中心和旨歸是文學語言本身,認為語言是一種線性的、穩(wěn)定和邏輯的符號,先行地設定文化、文學發(fā)展變遷的規(guī)律。在這種觀念中,語言占據(jù)主導優(yōu)勢,而圖像只是語言之外與人的感性層面相關聯(lián)的不可靠的形式,圖像與語言根本無法聯(lián)袂,亦無法在一種張力的結構中生發(fā)出更高意義上的思維模式。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視覺文化和讀圖時代的來臨,單純的語言學思維方法已經不能完整有效地對當今文學圖像化和傳媒化趨勢作出有力的闡發(fā),同時它也無法表征當前層出不窮的文學審美現(xiàn)象。因此,當前文藝理論研究必須擺脫傳統(tǒng)文藝理論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關切當代傳媒視野中的文學現(xiàn)實問題,在正視語言學等研究方法的同時,側重考慮在圖像與文字之間尋找文藝理論研究的生長點。本雅明是建構此種研究范式的積極實踐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攝影與電影的過程中預言電影將成為未來語言的者,認為以文字和書籍為代表的傳統(tǒng)印刷文化必將受到以圖像為主的機械復制文化的沖擊,這昭示著圖文之爭在現(xiàn)代文學藝術發(fā)展過程中將成為一個待解的問題。與本雅明不同,利奧塔從解構理論的角度對西方傳統(tǒng)文藝理論中存在的理性與感性、理智與欲望、話語與圖像、推論和感知等二元對立模式進行批判性考察,為感性、欲望、圖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尋找依據(jù),解構西方傳統(tǒng)的元敘事話語和思維模式,達到攻擊現(xiàn)代性的目的。鮑德里亞比本雅明和利奧塔走得更遠,他在由電腦所創(chuàng)造的虛擬圖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傳統(tǒng)的文學生成和存在方式,認為虛擬圖像比真實存在更完美真實。在此觀念下,文學藝術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應該重新設置和厘定,也就是說:圖像與現(xiàn)實的脫節(jié)、虛擬與真實界限的消解,使得傳統(tǒng)的“文學藝術模仿生活”的觀念出現(xiàn)問題,這無疑對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本雅明、鮑德里亞在文化和藝術層面上對圖文關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藝理論對圖文關系的重視源于當代文化給作者和讀者帶來的新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感覺經驗,它是對當下文學藝術發(fā)展的理論總結和建構。顯然,西方文化領域對圖文關系的研究已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傳統(tǒng)的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已進入到圖像文化分析、社會歷史分析、符號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綜合、交叉的層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圖像與文學差異、互動和互通的特征,進而進入圖文生產、消費與社會權力表達、文化模式變遷之間的復雜關系的探究上。當前國內文學理論研究領域,圖文關系的研究也逐漸深入展開,這主要沿著兩種思路進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中,探討圖像與語言文字的關系,強調圖像的強勢原因、表現(xiàn)方式和審美效果等。這是當前文學遭遇圖像時代問題的一種“宏大理論”式的闡發(fā),這種研究并沒有在圖像與語言之間折疊、纏繞的復雜關系中解決文學變化的具體問題;二是沿著“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的歷史命題,在文學與傳媒的關系日益緊張的今天,根據(jù)文學和視覺藝術兩者的交叉滲透,從文學語言的角度來關注視覺藝術,同時強化從圖像的角度來審視文學,試圖在文學與圖像之間建構一種互文性的文學理論。具體而言:從文學語言的角度研究視覺圖像,就是理解圖像如何借助物理時空的張力結構,來接近文學并通過語言立“象”達到充滿想象力的審美至境。反之,從圖像的角度來分析文學語言,就是理解圖像如何賦予文學語言新的意義,探索圖像在文學語言塑造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三種歷史形態(tài):以圖言說、語圖互仿和語圖互文[3],以此揭示語圖關系發(fā)展的規(guī)律。顯然,以上所說兩種研究的價值取向不同:前者側重語言與圖像的對立,以此勾畫出當代文化模式的變遷,以及帶來的審美方式的變化;后者則側重語言與圖像兩種媒介所具有的思維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學本身,回答文學在傳播過程中因媒介不同而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如果說前者側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則是從內部探討文學的根本性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敘事學中,傳統(tǒng)的文字敘事所固化的領域開始成為語圖關系研究的重要目標,從而形成一種嶄新的敘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圍繞圖像與文字兩種不同的敘事特點,主要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考察圖像與文字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突出圖像對敘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現(xiàn)問題,旨在解構文字敘事在敘事傳統(tǒng)中的絕對主流,擺脫與語詞共存和競爭中圖像的壓抑性地位[4]。通過圖像與文字之間復雜關系的梳理,讓兩者在交互敘事中建構不同的價值維度,以此彰顯不同的審美意義。諸如此類的研究對于我們今天重新理解文學有太多的啟示,這昭示著當前文藝理論研究觀念的重要轉變,這些探索對于建構文學理論研究范式具有啟發(fā)性和創(chuàng)新意義。

    圖文之爭與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幾點反思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文藝理論界關于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一直存在論爭,不同觀點的研究者在本質建構和拆解的論爭中宣揚自己的文學理論觀念。圖像與文學的關系問題作為文藝理論研究的現(xiàn)實問題,在為文藝理論營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時,跳出本質主義、歷史主義和解構主義等思維模式,力求返回文學活動本身,沿著亞里士多德所設定的文學媒介理論的路線尋求“拯救文學現(xiàn)象”,這無疑將為我們重新反思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契機。首先,文藝理論研究應從文學現(xiàn)實出發(fā),避免抽象化。何謂文學現(xiàn)實?在我看來,其實質就是被文學本質思維模式所遮蔽的文學發(fā)展過程中文學與其他文化形式交織、文學本身新變的現(xiàn)實問題。在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理論觀念指引下,文學理論研究大都圍繞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繹展開討論,試圖勾畫出一幅以理念存有為深層基礎的文學圖景。這是一種本質先行的理論模式,此種模式直接規(guī)定文學之為文學的本質,達到一種理論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終,文學現(xiàn)象被置換成一個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學活動的樸素性和現(xiàn)實性逐漸消失。圖像與文學的關系問題不同,它是當代傳媒文化現(xiàn)實中文學發(fā)展出現(xiàn)的真問題,它帶動文學活動各要素在傳媒世界中發(fā)生了新變。比如依照新媒體觀念,圖像、語言和其他文本都混雜其中構成超文本文類,讀者面對如此復雜而豐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種變化打亂了以往文學理論設定和裁量文學的標準。因此,文學理論必須真正面對這些問題,從學理層面加以闡發(fā),進而把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向前推進。其次,回歸文學本身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文學理論問題。傳統(tǒng)的語言學研究范式注重文學的文學性研究,認為語言是文學的內在規(guī)定性和永恒性。這是它的功績,也是它的偏頗。因為,它在把文學的文學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時忽視了語言以外、或者與語言相關的知識場域(比如,文學與其他藝術語言之間的關系)。當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學理論學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學社會學的姿態(tài),把觸角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使得文學研究的邊界變得模糊,文學本身的問題幾乎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話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學基礎理論知識體系的松散和脆弱。在兩種研究方式面前,我以為,圖像與文學的關系是文學理論重新思考文學自身問題反彈的重要表現(xiàn),它介乎語言和文化之間,尋找理解和闡發(fā)文學的新維度,同時這也是對強調文學性研究的形式主義文論和強調文化權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種反駁和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說,語圖關系研究意味著在經典意義上的理論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藝理論研究思路。最后,應該提倡文學理論研究的多元主義理念。文學是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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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語言體現(xiàn)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和文化內容，語言足一種社會交際的工具。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語的文化背景，就無法正確理解和運用外語。本文有兩個方面論述了高職英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基砍知識，而且還應當加強文化意識的培養(yǎng)。

1、高職英語教學中培養(yǎng)文化意識的必要性

現(xiàn)代社會中，科學技術、尤其是微電子技術通訊網(wǎng)絡迅速發(fā)展，以“交叉”或“綜合”為特點的世界性的“大科學”相繼誕生。一個全球性的交往和溝通正在形成，人們開始意識到，他們正面對一種新的國際生活，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和合作已經是回避不了的現(xiàn)實。而語言作為最重要的一種交流工具，體現(xiàn)著民族的文化。學習語言不僅僅是學習詞語，而是學會把詞和客觀的事物聯(lián)系起來。詞語體現(xiàn)了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態(tài)度，記載了使用語言民族的歷史發(fā)展過程，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除了可以觀察它的實際行為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學習、研究他們的語言，尤其是語言中的詞匯部分來了解他們的文化傳統(tǒng)和文化內容。

語言是一種社會交際的工具。語言的功能很多，但其最本質的和最主要的是它的交際功能。高職高專教育英語教學的目的是通過聽、說、讀、寫的訓練，使學生獲得英語基礎知識和初步的語言交際能力。要想達到這一目的，教師必須教會學生兩種實際知識，一是英語的基礎知識，二是運用英語的交際知識和交際規(guī)則。只有讓學生們同時掌握以上兩種知識，英語的社會交際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發(fā)揮。我認為這正是母語教學與外語教學的根本區(qū)別。只重視前者，忽視后者，往往會造就出”高分低能”的學生，因為只掌握了書本知識的學生，他們的英語是在不具備社會和文化環(huán)境的情況下學習的，一旦面向社會，進人一種陌生的文化環(huán)境，他們在實際運用語言的時候，就會遇到許多困難，甚至無法進行正常的交際。

由于文化的差異，用母語互譯的方式錯誤地理解和翻譯某些句子和詞匯，往往會鬧出許多笑語。如:"You are thesaltoftheearth.”正確的理解是“你是位社會精英。”卻被按照字面意思誤譯為“你是地球上的鹽。”“狼吞虎咽”，英語是“Eatlikeahorse，”卻被錯誤地翻譯成“EatLikeawolfandatiger".由此可見，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語的文化背景，就無法正確理解和運用外語。東西方的社會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fā)展的，所以人們的思想、信仰、習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基礎知識，而且還應當加強文化意識的培養(yǎng)，這樣不僅能使學生養(yǎng)成良好的思維習慣，把英語學“活”，達到高職英語教學之目的，而且有助于學生提高文化修養(yǎng)。

2、加強高職英語教學中文化意識的培養(yǎng)

由于文化的差異，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習慣。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寒暄，稱謂、道歉、致謝等用語，就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傳統(tǒng)外語教學只是培養(yǎng)“純語言能力”，亦即“造出一些意義正確，合乎語法規(guī)則的句子的技能”。通常只注重語言形式，忽視語言運用。然而大量事實證明，僅有這樣能力遠不足以保證我們在實際情景中進行有效的交際。因為在所有可能被造出的句子一一語法和意義都正確的句子中，有一部分由于不合乎(社會)運用規(guī)則一定會被摒棄。成功的英語學習應該是我們掌握語言的社會運用規(guī)則方面的知識并能夠運用他們，即應有意識的培養(yǎng)英語學習者的文化意識。語言文化學習及其能力的培養(yǎng)應貫穿于我們英語教學的整個過程中。為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努力。

2.1從教材中學習，課堂中了解

我們的英語教材是根據(jù)不同的教學目的精心挑選的，教材的選擇盡量涉及到了社會生活的側面，采用了不少體現(xiàn)英語民族文化特點，原汁原味的語言，同時還兼顧了所選內容的趣味性。這不但大大降低了課文的難度，而且抓住了語言學習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我們學習者保持持續(xù)的興趣和對學習活動的參與。有些課文還采用了不少涉及英美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的材料，特別適宜于揭示文化的各個方面，因為說話人都遵守規(guī)定的文化行為。其中有許多部分涉及場合、身份、相互關系等，都是從實踐活動中選取的。有了教材，加上老師在課堂中有目的地進行文化因素的講解，我們就會獲得相關的知識。

2 .2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中，語言形式運用的正確、恰當是教與學成功的保障而教師會通過各種渠道提高課堂藝術，增強英語課本身的吸引力。如通過對話、表演、競賽、唱歌、看錄像、做游戲，背誦小詩歌，學習成語、諺語等多種形式提高學生對英語的興趣，鼓勵學生結合特定的語境大量地進行雙邊交際。利用各種直觀手段組織模擬訓練，使學生把自己置身于英語語言中，置身英語文化之中，反復操練，爭取達到運用自如，脫口而出的熟練程度。

2 .3開辟第二課堂

交際能力并不是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簡單相加，而是大量實踐的結果。適當、合理、有序的課外活動是課堂學習的重要補充，是幫助學生發(fā)展交際能力的輔助手段。不論教師在課堂上對社會文化知識的境界多么詳盡，如果不能有意識地反復使用英語進行交際，并在較集中內化所熟記的社會文化知識，那么我們的文化能力和整個交際能力肯定是滯后的。因此在搞好課堂學習的同時，還應多讀一些英語報刊、多聽一些英語廣播、多看一些原版影視資料來逐步豐富文化背景知識。還應盡可能多的組織和參加英語沙龍和英語角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課外實踐活動，力求在多學英語、多用英語的交際實踐中學好英語、用好英語。

2 .4加強課外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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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更注重對理性邏輯思維考查

首先，2019年語文考綱的字詞表述有略微調整，在考核目標中，兩處提到“根據(jù)普通高校對新生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要求”這一指導思想，2018年僅表述為“文化素質的要求”，這表明2019年高考將強化“立德樹人”的總體要求和對理性邏輯思維的考查。

其次，試卷設題順序有變化。在考試范圍與要求部分，將現(xiàn)代文閱讀從2018年的順序——一般論述類文本閱讀、文學類文本閱讀和實用類文本閱讀，調整為一般論述類文本閱讀、實用類文本閱讀和文學類文本閱讀。

最后，考綱里題型示例有所變化，有增刪，但沒有什么較大影響。

2019年語文考試大綱提示，學生備考不要單純關注審美鑒賞類文章，還需要多關注、訓練理性思維，注重對文本整體閱讀、篇章結構梳理、內容要點的概括和表達技巧的掌握等。對寫作來說，實用類文本的重要性提升，更加強調考生的邏輯思維能力、關鍵信息的篩選和整合能力。

建議考生應廣泛閱讀，除了文藝隨筆外，還應閱讀一些小論文、時事評論等，反映當下變化成就類、傳統(tǒng)文化類等都要涉獵，還要多進行邏輯思維訓練。

一、強調理性思維的正確性

上述解讀以“更注重對理性邏輯思維考查”為標題，突顯了2019年語文高考的重心。最近十多年，我們在語文教學領域見得多的是閱讀體驗、體悟、經驗等富有感性色彩的語詞，乍一看“理性思維”，中小學語文教師可能會有些不習慣。

強調語文的理性思維是非常正確的，是對語言及文章本質特征的回歸。語言是思維的外殼，沒有思維就不可能有清晰明確的語言（包括書面語言）表達;語言和文章是思維活動的外部顯現(xiàn)，包括那些極具抒情性的文學作品也都是受制于理性思維的，是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交互作用的產物。但是最近十幾年來的語文教學，包括語文課程標準、教材教參等，都特別強調對語言文章的感性體驗與積累，貶低、忽視甚至否定語文教學中的理性元素和理性思維。2019年語文高考大綱對“識別和記憶語文基礎知識”“領會并解讀詞語、句子、段落等的意思”“篩選材料中的信息，分析剖析相關現(xiàn)象和問題，并予以整合歸納”等理性思維元素的強調，真讓人有久違之感。

事實上，無論是否明確強調，在任何階段的語文教學中都不可能沒有或者完全避開理性思維，否則，語文教學就必然含混，或天馬行空地解析一番，或情緒高昂地朗讀幾遍，學生卻恍恍惚惚，難以理解實質內容。

邏輯思維是在專門指導下，經過長期訓練而逐步發(fā)展的，讓學生在高考前“多進行邏輯思維訓練”是解決不了燃眉之急的。當下，我們的學生普遍缺乏邏輯思維能力，這不僅表現(xiàn)在語文學習及語文問題的分析解決中，還表現(xiàn)在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這類需要高度理性思維的學科學習中，以及其他人文學科（英語、道德與法治、歷史）的學習中。理性思維缺失帶來的惡果是，我們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等理性思維能力不足，缺乏發(fā)現(xiàn)真理、探究真理的正確思路乃至興趣和熱情。

2019年語文高考大綱發(fā)出了教學改革重視理性思維的信號，這應該是語文教學回歸“語言是思維的外殼，思維和情感共同決定語言文章內涵”這一本質的重要一步。

二、鑒賞評價與理性思維并非是對立的

很遺憾的是，上述解讀認為“2019年語文考試大綱提示，學生備考不要單純關注審美鑒賞類文章，還需要多關注、訓練理性思維”。這句話看似沒有什么毛病，但其中不恰當?shù)挠迷~會引起理解偏頗和錯誤傳言。

“不要單純關注”的說法，其背后是將審美與理性思維相對立，這是對審美或鑒賞評價的嚴重誤解，是中國長期以來缺乏美育（現(xiàn)在的音樂、美術課程的目標定位和實施都遠遠不能完成美育的目標和任務）所帶來的后果。這種后果在語文教學中的表現(xiàn)就是重視感性積累和大量閱讀。教學中，教師似乎不乏說“美”字，會使用一連串的審美形容詞，但事實上，可能對什么是美，什么是語言文學之美，乃至什么是視覺藝術之美（美術之美）、什么是聽覺藝術之美（音樂之美）等都不甚了了。于是，教師只會采用當下流行的語文教學思路和方法，并沒有真正進行語言文章的審美鑒賞教育，學生也并沒有真正學會鑒賞語言文學之美的方法，普遍嚴重缺乏關于語言文學的審美鑒賞評價能力。師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美，師生都缺乏審美與人文素養(yǎng)，是因為我們缺乏真正的美育，包括真正的語言文章的審美鑒賞評價教育已經太久。

美是整體中各個部分或要素，內在邏輯與外在形式的有機匹配（關系與結構），且令人感到身心愉悅（美感體驗）的那些事物[1]。通常我們會用這樣一些詞匯來表述美：形象、生動、清新、優(yōu)雅、壯闊、新穎、自由、經典、時尚、創(chuàng)新等等。這些詞匯，既用以表述外在形式的美，也表現(xiàn)內在邏輯的美，例如科學符號及圖像的形式形象、生動、新穎，公式及模型的簡約，概念和定律精要、內涵豐富等。語言文章知識精準，結構精致，語言準確、鮮明、生動等，都是對語言文章的內在邏輯性與外在表現(xiàn)形式的審美和鑒賞。

21世紀初，作為第八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宣言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有“改變課程過于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改變課程結構過于強調學科本位、科目過多和缺乏整合的現(xiàn)狀”“改變課程內容……過于注重書本知識的現(xiàn)狀”的提法，后來不知何時起就演變成了要“淡化知識”“不講概念”等說法，這使得學校教學，尤其小學教學普遍回避知識、回避概念，偏重經驗和體驗，并使教學出現(xiàn)了形式化傾向。知識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學校是傳播知識和真理的場所，不是講不講知識的問題，而是如何講知識的問題。理性思維是伴隨嚴謹?shù)闹R教學和學習過程而發(fā)展起來的，是人腦的一種獨特的信息加工能力。沒有認真且透徹的知識學習，根本無從獲得理性思維能力，沒有知識尤其是系統(tǒng)知識支撐的“理性思維訓練”是不可能且不存在的。學生理性思維能力普遍不高，與這些年淡化知識、不講概念的教學不無關系。

正如沒有知識和理性思維的高水平教學，包括語文和所有學科的高水平教學，是不存在的;與理性思維對立的所謂審美鑒賞教學，包括語文、音樂、美術和所有學科的審美鑒賞教學，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三、力求理性思維與鑒賞評價的統(tǒng)一

2019年高考大綱有如下內容：

高考考試內容改革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構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yǎng)教育體系的要求，以立德樹人為鮮明導向，以促進素質教育發(fā)展為基本遵循，科學構建基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要求的高考評價體系。（總綱）

高考語文科要求考查考生識記、理解、分析綜合、鑒賞評價、表達應用和探究六種能力。

考試內容分為閱讀和表達兩個部分。閱讀部分包括現(xiàn)代文閱讀和古詩文閱讀，表達部分包括語言文字應用和寫作。（語文）

語文考查的六種能力，其中識記、理解、分析綜合、表達應用四種能力，都直接與理性思維有關，甚至就是理性思維的完整過程;而鑒賞評價，需要學生有很高的語言文章的審美鑒賞力。鑒賞不同于一般的欣賞。欣賞比較隨心隨意，只要自己覺得美，有美感體驗即可;鑒賞之“鑒”，強調基于一定的專業(yè)知識和客觀標準，是在識記、理解和分析綜合基礎上，帶有理性色彩的審美、鑒別、判斷與表達的活動，而這才是審美活動的本質。美，不僅是外在“花花綠綠”的辭藻，更重要的是內在邏輯形象生動的外顯。嚴謹簡明的理性思維，就是理性美，是審美的內在骨力。這是審美鑒賞評價所不可或缺的，我們以前在語文教學中忽視語言文章的內在邏輯美，這是不應該的，應當全力糾正。總之，高考六種語文能力其實就涵蓋了理性思維與鑒賞評價兩種活動的邏輯統(tǒng)一的精華。

2019年高考大綱“總綱”強調“以德樹人”的價值取向，結合語文考綱中注重理性思維和鑒賞評價考查的內容，總的來看，這就是求真、求善、求美的統(tǒng)一。2019年高考大綱更全面的立意是“高考考試內容改革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并最終達成“科學構建基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要求的高考評價體系”之目的，我們看到了國家教育方針終于再次回歸“德智體美勞”，并力求在高考大綱中實現(xiàn)國家對教育的堅定主張。

四、明確中小學語文教學改革的思路

國家的教育方針和各學科教學的目標指向及內容選擇，包括理性思維和審美鑒賞等能力的考核與培養(yǎng)，一方面是高考、中考命題的指揮棒;另一方面，所有這一切都必須落實到學校所有學科的教學之中才能實現(xiàn);且只有落實到精心、精準、精美的審美化教學中，才能高質量地實現(xiàn)。

其實，在中小學語文教材中，幾乎都有幾個單元或板塊專門講有關邏輯的知識。遺憾的是，教師并沒有將這些邏輯知識的教學與花費了大量力氣去做的閱讀分析以及群文閱讀等之間建立有機聯(lián)系。筆者聽過不少語文教師講解這部分內容，感覺都似是而非、不得要義。關于邏輯知識的教學本身就嚴重缺乏邏輯理性思維，這說明教師沒有太理解邏輯與語言文章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甚至對什么是邏輯也深感困惑。當然，這種忽視理性思維，重視感性積累、體驗、體悟的語文教學，與真正的審美鑒賞評價，也相去甚遠。

篇7

論文摘要:根據(jù)社會發(fā)展需要,在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特色建設中,貫徹落實“將知識轉化為能力”的辦學理念。調整課程體系,將原有漢語言文學專業(yè)重視知識點傳授,以培養(yǎng)知識型人才為主的教學模式,調整為以培養(yǎng)學生的文學審美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和寫作能力為主的能力型教學模式。遵循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教育教學規(guī)律,設計新的專業(yè)教學計劃和課程教學大綱,改變教學手段,配置相關教學資源。

一、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建設的時代背景

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專業(yè),遠離社會,它就沒有生命力。傳統(tǒng)知識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知識的講解傳授成為教學和考試考查主題內容。學生上課記筆記、下課抄筆記、考試背筆記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由此導致學生高分低能的現(xiàn)象相當嚴重。在市場經濟社會背景下,本專業(y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戰(zhàn)。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畢業(yè)生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普遍困難。經濟社會要求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人才具有發(fā)現(xiàn)美、創(chuàng)造美的能力,具有在談判、公關、策劃、教學、寫作等活動中,運用美好的、得體的、雄辯的語言進行交流的能力,通過語言能夠進行廣告宣傳和公司企業(yè)形象設計等。由此,專業(yè)課堂教學中的文學觀念、語言觀念發(fā)生了變化。文學的認知功能、宣傳教育功能在弱化,而潛移默化的心理疏導功能、娛樂功能、審美功能等在增強,社會要求通過文學培養(yǎng)人才的主要目標,不再是認識社會歷史或某個集團階級利益,而是培養(yǎng)熏陶人的人品人格、提升人才的審美品位。在專業(yè)教學中,語言的符號學性質得到確認,它不再只是工具性的,它更是思想性的。WWw.133229.Com國家職業(yè)漢語能力測試(zhc)越來越普及,社會對通過語言進行交際的實踐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對母語交流的水準要求越來越高。與此同時,社會對寫作人才的需求無論在數(shù)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要求。

根據(jù)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教育教學規(guī)律,改變中文教育觀念,只有通過能力教育,才能提升辦學品位,形成辦學特色。立足于漢語言文學專業(yè)能力全方位的培養(yǎng),緊密結合時代和社會發(fā)展要求來思考,對傳統(tǒng)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教學模式和人才培養(yǎng)模式進行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造,設計新型的適應經濟社會發(fā)展需要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模式,完成由知識型人才向能力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突破和轉變,是社會發(fā)展和時代進步對傳統(tǒng)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提出的必然要求。

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專業(yè),由于受到社會經濟發(fā)展和意識形態(tài)的巨大沖擊,80、90年代以來改革在不斷進行。文學觀念和語言觀念的變化,導致了課程內容的巨大變化。為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需要,課程體系也在調整,普遍增設了新聞類、影視藝術類課程,加大了實踐性課程的比重,重視畢業(yè)論文的寫作和指導,刪減了部分過時了的課程,在提高本專業(yè)學生的素質上進行過大量的實驗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武漢大學於可訓主持的“拓展教學空間,構造多維平臺,綜合提高學生人文素質——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素質教育教學改革實踐”。但本專業(yè)基本內涵在“五四”時代初步確立,50、60年代借鑒蘇聯(lián)模式,形成了到目前為止公認的課程體系。由于時代的局限,其基本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是知識型的。能力培養(yǎng)只是知識傳授的衍生物,能力本身不是它的目的。目前所用教材、考試方式、授課方式等,仍然將人才培養(yǎng)模式中主體內容限定在知識點的傳授上,傳統(tǒng)的死記硬背、掉書袋、照本宣科的書呆子式教學模式依然存在。這種培養(yǎng)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現(xiàn)階段的時代需要,明顯不適宜于培養(yǎng)適應經濟社會發(fā)展需要的本專業(yè)人才。改革勢在必行,但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傳統(tǒng)積淀相當深厚,它是一股強大的因循守舊的保守勢力。大型的歷史悠久的重點大學中文系,大多意識到了本專業(yè)改革必然趨勢,但由于歷史的傳統(tǒng)因襲負擔重,作整體性的專業(yè)調整相當艱難,尾大不掉,而一般的地方性院校又沒有實力(師資力量、教學經驗、學術儲備不足)從事這方面的專業(yè)調整和改造。根據(jù)我校中文系的實際,從整體上改造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對本專業(yè)進行結構性調整和改造,選擇從目前社會對本專業(yè)人才所急需的文學審美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寫作能力的培養(yǎng)入手,全面提升本專業(yè)人才適應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能力,從而形成自身鮮明的特色,是既切合實際又順應時勢的。

二、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特色建設思路

根據(jù)經濟社會發(fā)展需要和本專業(yè)的教育教學規(guī)律,本專業(yè)特色建設的基本思路可以確定為:

(一)調整課程體系　根據(jù)構建和諧社會的新的時代要求和目前社會發(fā)展的實際需要,將原有漢語言文學專業(yè)重視知識點傳授,以培養(yǎng)知識型人才為主的教學模式,調整為以培養(yǎng)學生的文學審美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和寫作能力為主的能力型教學模式。遵循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教育教學規(guī)律,設計新的專業(yè)教學計劃和課程教學大綱,改變教學手段,配置相關教學資源。調整后,本專業(yè)課程體系將以文學類課程為主,語言類、寫作類課程具體落實本專業(yè)人才的能力培養(yǎng)目標。具體操作方式是:1·在文學課的教學中,著重培養(yǎng)學生的文學審美能力。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根據(jù)新的時代要求,改變文學觀念,以提升人文素質、塑造完美的人為目標,調整改造原有文學課程陳舊的文學和文學史觀念,以塑造學生完美的人格人品為目標,重點培養(yǎng)學生藝術感悟、藝術欣賞和審美判斷能力,使學生對文學的把握從側重理解抽象的、概念化的社會歷史轉變?yōu)閭戎乩斫馍鷦有蜗蟮娜恕Ｔ谡n程設置上,根據(jù)課程性質將過去的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合并為現(xiàn)當代文學,相應開設具體作家作品研究的選修課;將過去的古代文學分階段授課的方式改為塊狀式講解的課程,以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等文體形式發(fā)展為線索講解,以考察文學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為主,并輔之以具體作家作品研究的系列選修課的開設;外國文學以作家作品講解為主;文學理論課、美學課以專題形式開設。2·在語言課的教學中,著重培養(yǎng)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根據(jù)zhc的精神和要求,重視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使學生自我表達能力和傾聽理解能力協(xié)調發(fā)展。將過去的現(xiàn)代漢語、古代漢語合并為一門漢語課程,語言學課程以應用語言學內容為主。3·在寫作課的教學中,著重培養(yǎng)學生的寫作能力。由于社會整體文化水平的提升,迫切需要“筆桿子”,而能說會寫也是畢業(yè)生就業(yè)最好的標簽。寫作課將以培養(yǎng)學生實踐寫作能力為主,根據(jù)學生個性需求,提供相應的文學寫作、公文寫作、新聞寫作的課程,外聘著名作家、記者、編輯、秘書等開設專題講座,負責學生課外寫作輔導,全面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從本質上改變原有寫作課側重于理論的性質,使寫作課的實踐本質落到實處。4·其他專業(yè)課本著實用原則適當開設,圍繞三種能力增設哲學、歷史、宗教、音樂、美術、影視等相關專題選修課。

(二)對傳統(tǒng)教學內容進行調整　根據(jù)三種能力培養(yǎng)的設計,運用新的史識、史觀,觀照、篩選、解讀文本,調整確立新的課程內容。調整后,文學、語言、寫作等不同課程類型的教學內容,既各有側重又相互聯(lián)系。在文學史課程中,精選真正的文學經典作為教學內容,刪除那些用陳舊的文學和文學史觀念遴選出來的作家作品和相關內容。在漢語課程中,著眼于實際生活中思想交流的需要,根據(jù)zhc的要求,強化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將教學內容的重點放在對學生文學審美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和寫作能力的培養(yǎng)上,確立三種能力的心理學基礎和各自在人才整體素質發(fā)展中的地位。審美能力體現(xiàn)人才的基本素質,是教學重點,語言能力和寫作能力是人才基本素質的具體體現(xiàn)。以文學審美能力培養(yǎng)為中心,根據(jù)人才個性發(fā)展需求,在教學中有針對性地培養(yǎng)不同人才各自不同的能力。

(三)改變傳統(tǒng)的教育教學方式方法　改變傳統(tǒng)的“一言堂”講課方式,增加師生互動,引導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藝術感悟能力、細致地觀察事物的寫作敏感力和口頭表達、臨機應變的能力等。根據(jù)時展、社會需要和人才個體差異確定本專業(yè)人才三種能力的結構形態(tài)和培養(yǎng)這三種能力的方式方法、具體措施,是形成本專業(yè)辦學特色的關鍵。需要平衡處理的關系有:

1·三種能力之間的綜合協(xié)調發(fā)展。以培養(yǎng)完美的人的文學審美能力為核心,讓具有實際運用價值的語言交際能力和寫作能力的提升建立在扎實的人文素養(yǎng)的基礎上。

2·三種能力各自的層次劃分。如寫作能力層次中,觀察能力是首要的,其次是語言運用能力層次,再其次是形象思維的能力,最高層次是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

3·培養(yǎng)三種能力的主渠道是課堂教學,在課堂教學中,必須貫徹對學生思維能力進行培養(yǎng)的意識,強化素質教育、創(chuàng)新教育。

4·教學方式相應改變?yōu)檠杏懯浇虒W,在師生互動中,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在愉悅中充分展現(xiàn)自身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5·課外輔導將成為教學過程中重要的一環(huán),不僅系內教師需要加大課外輔導的力度,外聘的著名作家、記者、編輯、秘書等,也將成為課外輔導的生力軍。創(chuàng)辦寫作實驗班,培養(yǎng)學生的寫作興趣;創(chuàng)辦寫作事務所,溝通與社會的廣泛聯(lián)系。

這種特色建設思路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yōu)勢:

1·與時俱進:人才能力的培養(yǎng)與時代進步、社會發(fā)展緊密相連,能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體現(xiàn)了與時俱進、因勢變通、開拓進取的精神。

2·綜合性、系統(tǒng)性:本教改是系統(tǒng)的綜合改革。對人才能力的培養(yǎng),滲透在本專業(yè)所有課程教學之中,能保證人才培養(yǎng)的質量。

3·新: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模式重心的轉移,從重知識型的教學轉變?yōu)橹啬芰π偷慕虒W。

4·實:將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人才能力培養(yǎng)目標具體化為文學審美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寫作能力,以此可以確立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各門課程教學改革的子課題和建立切實有效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教學的測評體系。

三、課程、學科和專業(yè)特色建設協(xié)調發(fā)展

專業(yè)發(fā)展目標確立的基本原則是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這是考慮專業(yè)建設的前提。離開社會實際設計專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只能是空中樓閣,最終是要破滅的。本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確立一直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些人認為中文專業(yè)人才就應該是文化素質高、專業(yè)基礎扎實、能從事高層次的文學創(chuàng)作或漢語言文學研究的人才,這是一種“陽春白雪”式的定位;但另一些人卻堅持認為中文專業(yè)的人才,應該是應用型的人才,要能夠寫報告、整材料、搞關系、做雜事。這是一種“下里巴人”式的定位。這兩種定位都不是憑空瞎想的,都有一定的社會實際需要的現(xiàn)實依據(jù)。但問題是都沒有抓住時代和社會發(fā)展的主導方向。無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或者是兩者“中庸”,在實際社會生活中,都存在著適應面相對狹窄的窘困。我認為本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應該定位在三種能力的培養(yǎng)上,即文學審美能力、語言交流能力和寫作能力的培養(yǎng)上,它能夠恰切地契合目前和相對比較長一段時間內社會發(fā)展對本專業(yè)人才需求的現(xiàn)實。文學審美能力側重于人才人文素質的培養(yǎng),語言交流能力切合國家zhc要求,寫作能力培養(yǎng)能為社會輸送大批目前急需的“筆桿子”。高校專業(yè)學科建設是和課程建設密切相連的。確立了專業(yè)發(fā)展的目標和方向,就必須要在課堂教學中得到體現(xiàn)。因此,課堂教學改革與專業(yè)建設密切相連,勢在必行。課堂教學改革涉及到本專業(yè)每一個學科,學科建設又是其中內在的基礎。學科水平直接關系到課堂教改的質量。沒有學科研究的基礎,教改就只能流于形式,形式翻新也許能造成一時的熱鬧,但不可能長久,也很難取得實質性的效果。本專業(yè)建設的基本態(tài)勢應該是“金字塔”式的:以課程建設為基石,以學科建設為骨架,以專業(yè)建設為目標。課程、學科、專業(yè),最終達到的目標是培養(yǎng)社會需要的有特色的人才。教學是我們的中心任務,我們必須堅持以教學為中心。

篇8

關鍵詞：語文教學;方法;學生;積極性

我們一直在追求并打造語文高效課堂的路上。可不知從何時起，語文課堂高效的標準居然是用學生知道答案的多少來判斷的。我們日復一日辛苦付出，卻換不來學生成績質的飛躍。是該反思的時候了。我們是否還記得每每聽新高一的課，總會這樣感嘆：“看，人家高一的小孩思維多么活躍。如果咱們的學生有這一半就好了！”可我們忘了我們今日的學生也從那樣的高一走來。是什么讓他們有這樣大的變化？也許此時追究原因已經于事無補了，我們唯有想方設法去改變這樣的現(xiàn)實，讓語文教學回歸本真。

語文的本真是什么？它不是語文課本，更不是語文試卷，它應該涵蓋文和言，文應囊括文字、文章、文學、文化，言可以是言語、語言、語識、語感等。文和言源于生活，長于閱讀，養(yǎng)于思考，成于表達。學語文的真諦就是積蓄言和文的功力，讓學生學會思考，并善于表達。

如何才能讓學生享受本真的語文，與生命相融合的語文？

一、樹立“大語文觀”

在教學過程中不僅教給學生語言文學知識，使“個個學生善于使用（語文）這個工具”（葉圣陶），還要立足于培養(yǎng)、熏陶美好的情感、情操，塑造完美的個性品質，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思維方式，發(fā)展可支持終身學習的能力等。生活處處皆語文，所以我們不妨將語文的學習由課堂延伸到生活。讓學生多讀、多寫、多想、多問，積累一切同語文有關――甚至看似無關的知識。比如寫作能力的培養(yǎng)，每個學生都應該有一個屬于自己的語言“儲錢罐”（可以是一本精致便攜的小本子），把平時看到、聽到、想到的所有美妙有趣或者自己喜歡的語言素材統(tǒng)統(tǒng)存將進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日益豐富、充實，到時候“儲錢罐”飽了，學生寫作時自然胸有成竹、下筆千言了。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要引導學生多讀書。只有博覽群書，才會有自己的思想與語言。前蘇聯(lián)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讓學生變聰明的方法，不是補課，不是增加作業(yè)量，而是閱讀、閱讀、再閱讀。”

二、處理好非教學性備課與教學性備課二者之間的關系

要拋開一切教學因素（教師、學生、課標、教法等），而以一個普通鑒賞者和研究者的身份閱讀課文，研讀課文，圈點批注，查閱資料。唯有如此，教師才能在備課中得到豐厚的積累和靈性的啟迪。然后是“教學性備課”，即根據(jù)學生實際情況考慮教什么，怎么教。避免從一開始就進行教學性備課。缺少非教學性備課的鋪墊，結果注定會限制約束教師的思維。長此以往，平庸的不僅是教師，還有學生。

三、教師與學生進行思想交流

我們的課堂應該是思想者的交流與碰撞，也只有在這碰撞中，學生的思維能力才能得以提升。例如：在講詩詞鑒賞專題時，就2012湖北卷詩歌鑒賞題賈島《送鄒明府游靈武》，分析完整首詩后，我拋出的問題是，“除了引用、化用，我們還可以以怎樣的方式引這首詩人作文，以作文素材的形式出現(xiàn)”。開始學生感覺不知怎樣切入，我就又拋出2014山東高考滿分作文《滿園春色收眼底》，瞬間學生的思維打開了。他們甚至總結出了“以情景再現(xiàn)的手法，挖掘出詩歌主人公內在的品質”的將古詩詞入作文的方法，并寫出了這樣的文段：“如果需要珍惜，就請珍惜那種清廉的品質。一首《送鄒明府游靈武》，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縣令至清至廉的形象，想象著他冒雪遠游朔方時的情景，體會他身著單薄的衣衫抵御透骨寒風時的表情，每一個善良的人都會為之動容。”至此，一座古典詩詞素材寶庫被我的學生打開了。就是這樣在一次又一次的思維碰撞中，學生帶給我一次又一次的驚喜。我也一次又一次被學生超強的悟性所感動，深刻感受到他們的思維潛力如此之大。

作為老師，我們不能習慣于空洞的說教，對未知要充滿興趣。我們不能被鋪天蓋地的資訊裹挾向前，要保持思維的活力。不迷信權威，不畏懼權威，永遠保持完整的自我。這需要我們永葆對未知的好奇，用思想呼吸，做思想的學者;這需要我們保持內心的安寧，不為外界所紛擾;需要我們了解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做“拿來主義者”，不斷超越自我，這樣才能真正體驗到思想者的快樂。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以思考者的姿態(tài)行走在語文教學之路上。

四、堅守自己的教育初衷

篇9

關鍵詞：文學理論； 理論向度； 元理論； 文化理論

引言

“說到20世紀的西方文學，恐怕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新術語、新概念出現(xiàn)得太多、太快，簡直叫人應接不暇”，究其原因，“一是20世紀西方文壇理論更迭相當快，新的流派不斷涌現(xiàn)出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20世紀學術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不同學科相互交叉的情形，文學越來越多地向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自然科學等學科借鑒思維方式乃至術語、概念，于是，新名詞、新術語就越來越多越來越艱深”（ Abrams,2004:1）。也就是說，在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領域中，出現(xiàn)了對于文學命題、文學視角、文學思潮探討的“雜語喧嘩”的局面，而其中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構成了關乎文學理論學科發(fā)展的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研究向度。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的有效展開文學理論學科的自身構成與自我確立也可能是最有意義的。文學理路的元理論走向與文化理論走向是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關系發(fā)生深刻變化的結果，也是理論自身面對現(xiàn)實變化所必須做出的學術選擇。當下眾多的文學理論話語無疑都可以納入這一學術視野，對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的充分認識，也將催生文學研究的本體自覺。

一、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

所謂“元理論”就是理論的理論，思維的思維。元理論研究有如下兩個特點：一是以最一般的公共概念為研究對象；二是經常思考學術傳統(tǒng)中的老問題，從而反思并整合自身。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問題的產生有理論與現(xiàn)實兩個方面的原因：就理論而言，作為文學理論的理論根據(jù)和思維范式的哲學、文化思想變動與多元化，使得文學理論原先的理論基礎不在牢固或受到質疑，從而導致原理論問題的產生；就現(xiàn)實而言，社會文化與文學寫作的復雜多變，使得文學理論自身的確立方式、存在方式、表述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元理論問題凸現(xiàn)出來。在當代，文學理論之為理論的哲學基礎變動不居、文學之為文學的現(xiàn)實因素復雜多變，使得世界范圍內出現(xiàn)了以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為代表的反理論思潮。實際上，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對于李興權威與理論思維的批判、限定、貶斥，而更主要的是對新的意指方式與理解方式的訴求。這樣就需要一種新的方式、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理論本身的性質與意義以及它與現(xiàn)實的關系，尤其需要理解結構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表意方式與真實意指。這也就是說，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的后現(xiàn)論將以一種新的關系與世界相關聯(lián)，以一種新的方式作用于現(xiàn)實，并從一種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西方近幾年問世的文學理論著作大多充滿著元理論的焦慮和對新的意指方式的探索。

如果仍以形而上學的方式去理解解構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就會將理論撕成碎片，其結果就是不絕如縷地宣稱任何理論不再可能的、理論碎片化的解構與后現(xiàn)代論調。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因此可以看做是面對解構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反理論浪潮，文學理論自身在意識層面上的自我激發(fā)。因為反理論浪潮的流行與強大，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的自我意識常常被壓抑在無意識與潛意識層面。因此，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常被當做不合時宜的動向加以忽視，在當下理論場景中，也就出現(xiàn)了極度膨脹的理論意識同理論的過度謙卑與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狀態(tài)。元理論思維是理論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識，自我論證和自我堅持。對于文學學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種元理論的層次上才是正當?shù)暮陀幸饬x的，因為否則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和不相干的東西來苛責文學理論，而對于真正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從元理論思維出發(fā)，，解釋文學理論建立的更為本質的前提和文學理論展開的更加真實的基礎，才是文學理論和文學學科反思的正途。而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將為我們帶來文學理論自身的本體化和寓言化。

文學理論元理論走向使文學理論脫離其原先依賴的觀念體系，以概念的概念作外向運動。依據(jù)海德格爾的觀點，那些遠離起源作外向運動的概念，像“是”（存在,Being）一樣成為被發(fā)送之物；這個被發(fā)送之物是形而上學玄遠或漸遠的本體，而玄遠或漸遠的概念化過程就是被概念之物的本體化過程(Heidegger,1959)。因文學理論元理論走向而致的文學理論本體化就把文學自身的“是”（存在，Being）的問題推到了人們面前，迫使人們正視它自身“是”的問題。文學理論在人們的觀念體系里曾不被重視，這與人們期望其對文學和文學現(xiàn)實負責相矛盾。現(xiàn)在文學理論獲得了自身的“Being”（存在），它不再單純地對文學現(xiàn)實負責，也正如文學作品可以直接反作用于社會，文學理論可以不經介入文學創(chuàng)作而直接作用于社會。

文學理論獲得了自身的“將是”以及“如何是”的存在地位，也因而獲得了建構其“是”的肥沃土壤和豐富想象，它所關注的對象也變得無所不包，成為一個極具膨脹的知識體系；同時它也不再對原先依賴的概念體系負責，它沖破了體系所限定的狹小空間，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內馳騁。這就涉及到理論的理論或概念的概念“寓言化”問題。這里的“寓言”不是指作為一種文體的寓言故事，而是后現(xiàn)代主義所闡明的一種意義機制和意義方式：與“隱喻-象征”所代表的某種巨大的意義體系的內在性特征相反，“寓言”突出表明了意義關系與意義線索的獨立于任何觀念結構與意義體系的外在性特征（基茨泰納，2003:209-219）。也就是說，在后現(xiàn)代和解構語境下，“寓言”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語言與現(xiàn)實之間單一的對應關系，而是語言在能指層面上的播撒與延異。文學理論寓言化就是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它打破了在形而上學或其他獨斷、龐雜觀念體系下文學理論與現(xiàn)實的單向度、必然性的意義聯(lián)系，實現(xiàn)了二者之間雙向、多元、超然的意義關聯(lián)。這是一種新的意義關系、意義方式和意義方向，是超出形而上學之外的關系、方式和方向，是在解構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思想漩渦中，保證理論之為理論的必要條件。#p#分頁標題#e#

二、文學理論的文化理論向度

在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生活中，在高科技和信息技術使人們無暇顧及過去而專注眼前與未來的當下，有趣的是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文化領域，試圖在深厚、廣袤的文化土壤中為新生事物找到最終的根基。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都成為許多知識分子談論的話題。我們知道，所謂文化，它是在歷史或歷史過程中形成，并隨歷史的變化而變化。因此，作為深深浸濡于文化傳統(tǒng)的文學存在方式、表達方式、以及與其他文化形式的關系也必然會隨著歷史的變化而發(fā)生變化。為了在新的生活情景中、在與其他文化形式的關系中有小弟解釋文學現(xiàn)象，文學理論研究出現(xiàn)了“文化轉向”。文學理論的文化轉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視野來取代原先占據(jù)文學理論中心地位的美學、心理學或語言學的考察方式，社會學、人類學、種族、性別、文化身份、文化政治和文化權力、文化地理學、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等文化研究的維度與方式的引進，大大豐富和擴展了解釋文學和文化現(xiàn)象的意義空間。近來一個時期在文學領域流行的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就正是文學理論文化轉向的具體表現(xiàn)。這種“文化轉向”對于文學理論學科的自我反思和新的層次上重建具有高度的引領與指導作用。

當今世界是一個“文化”急劇膨脹的世界，這種文化膨脹不僅是文化總量的擴大，更包含著文化本質的“異化”。具體地說，文化異化表現(xiàn)為空前的物質化，這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屬性的根本叛逆。這里“物質”一詞并不是指“自然物”的簡單附加或替代，也不是指按照實踐主體的精神對自然界的加工、改造后的成果或產品，而是指自然被其弄得面目全非時的掩蓋物、否定者，是“異化物”。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后現(xiàn)代之后，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類詩意棲居的家園（Heidegger,1999:45），而只是一種異在的、壓迫人的“物的異化”。文化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存在的對話與交往的方式，如果人已經“異化”地存在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即以一種非人的、物化的方式存在，那么存在（Being）只能遭遇抽象化、概念化的命運。以往的時代里，人們在自明或透明文化的規(guī)劃下生活和思考；而現(xiàn)在，文化自身就問題重重，令人困惑和不可捉摸，成為一個近似于本體論的虛指，即一個可以接近但卻無法逼近的“本真”。事實上，我們不可能無限地接近那個作為“終極”存在的“文化”：文化不是以實體方式存在的文化研究的現(xiàn)成研究對象與關照客體，而是文化研究自身也包含其間的非透明的存在機制與意義機制。因此，文化研究需要超越現(xiàn)存美學與文學理論的本體論預設，同時也要超越現(xiàn)存文化規(guī)劃，才能真正有效地展開其對文學理論本體的“籌劃”。

文化研究，自誕生之起，就不是對文化——精英文化或者大眾文化的學院式研究，而是一種實踐的理論。“對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種獨有的理論脈絡與知識譜系，而是某種社會立場與社會批判的精神，是某種（反）表意實踐與社會實踐的可能”（戴錦華，2003）。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注重的就是它所敞開的朝向社會的批判與踐行空間：它意味著文學研究將關注如何在文學實踐中進行文化解讀和文化批判。這正是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所強調的文學的政治性。書寫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的作者以第三世界文化視角深入透視和批判父權社會和殖民帝國的文化壓迫和文化侵略。這些作者與其說是在做文化研究毋寧說是一種潛意識的控訴，一種文化的批判，一種自我身份的書寫。文化批判和自我身份書寫成為當今西方世界文學研究的熱門。這是文學反思同時也是文化反思內在性的時代表現(xiàn)。

但是文化研究必須注意兩個要點：一是文化研究必須堅持貫徹主體性的維度。對于后現(xiàn)代性的解構主義而言，“主體”被置疑，被解構，成為“碎片”，而主體的這種內在的“破碎性”對主體的自我建構和自我整合形成直接的挑戰(zhàn)乃至否定。相對于傳統(tǒng)而言，這種語境下的主體就被放置于一個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而使主體失去自我整合的原先熟悉的龐雜的觀念體系（形而上學觀念體系）。而主體一旦不能自足、完整，相對于這種主體的“自我”的“他者”，此時又何以立足？因此，解構主義對于主體破碎的論述暗示了一條進入文學政治的路徑。文學的政治性，體現(xiàn)在它對作為主體的認同與共謀。解構主義對主體性的解構絕對不意味著對主體性的否定和取消，而是從獨特的視角提醒我們，避免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曲解圍繞著主體性問題而產生的文化思考。事實上，我們無法離開主體性而生活，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集體。我們生存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共同生存，而共同生存就必須承認文化的多樣性，拒絕排斥他人，因為主體不僅是一種生存的力量，更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二是文化研究需要堅持其作為新的知識形態(tài)的自覺性。知識形態(tài)不只是一個學科自足的概念，而是一種既與學科的知識譜系密切相關，又包含和融匯其他學科的特定的思想、觀念、理論和方法的多元知識系統(tǒng)。文學的知識形態(tài)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文化場域與相對穩(wěn)定的學理基礎，其核心是文學學科的價值觀念、文學理論與文學寫作方式的有機結合，源于豐富的學科思想群的支撐與集合。西方的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型，除了始終以其成熟而系統(tǒng)的哲學觀念與哲學理論為基礎，不斷與哲學形態(tài)的演變保持同步外，還持續(xù)呈現(xiàn)出基本理論構成的自主性建構與發(fā)展，既達到了思想取向與理論構成的融合，也達到了哲學觀念、學科理論與批評方法的內在統(tǒng)一。文化研究本身就是研究視野擴大、各學科相互融合的內在性的體現(xiàn)，因此，文學理論的文化取向不僅會大大拓展文學批評的場域，打開文本與文化現(xiàn)象的多元呈現(xiàn)方式與解釋向度，而且也會在文學文本與社會文本之間建立起廣泛的意義關聯(lián)。堅持文學理論的文化向度這一新的知識形態(tài)必須努力吸收人類文化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融合和發(fā)展，建構起多元、豐富的適合于描述、分析、預見文學學科發(fā)展新現(xiàn)實的、與時俱進的文學理論開放體系。

三、結語：文學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p#分頁標題#e#

王一川（2003）在回答“什么是文學理論”時認為：“文學理論是一門人文學科，是關于文學的普遍問題的思考方式。文學理論當然要思考個別的文學問題，但這種思考往往要在一個包含若干個別的普遍層面進行，要在對于個別的關注中從事一定普遍性概括，從個別上升到普遍”。 《辭海》（2003）對理論一詞的解釋是：“人們由實踐概中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和社會的有系統(tǒng)的結論”。但傳統(tǒng)的知識體系則習慣于把“有系統(tǒng)的結論”（理論）玄虛化，使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本應有的關系斷裂：一方面是理論越來越抽象；另一方面是現(xiàn)實越來越復雜和不為理論所說明。而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和文化理論走向共同揭示了理論和現(xiàn)實之間已經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理論不再是純粹透明、高高凌駕于現(xiàn)實之上的萬全法則，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不再具有玄遠而不可達至的距離。在此，我們不妨借用Anthony Pym（2010）在《翻譯理論探討》中的一段話來說明文學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的密切關系：作者每時每刻都在‘理論化’。當發(fā)現(xiàn)某個寫作問題時，他們往往必須在幾種可能的方案中做出選擇……。構想這些方案（產生可能的寫作策略）并在它們之間做出選擇（選擇一個最終的作文方法），可能非常困難和復雜，但作者可以在瞬間同時準確地做到。每當作者決定選擇這個寫法同時排除其它寫法時，他們都摻雜了一系列關于文學是什么、該如何寫作的看法，他們在進行‘理論化’。 ……理論為文學的生成和選擇過程設置了背景。因此，作為寫作日常實踐的構件，作者經常在進行著‘理論化’。這樣一來，理論便被去除了過去具有的那種透明性和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性，成為思想中的現(xiàn)實，而現(xiàn)實成為理論最真實的根基和最切實的生長點，二者之間更多地顯示出一種相生相成的關系，有些時候，則更是共同處于晦暗不明的含混狀態(tài)。這種理論與現(xiàn)實的新關系是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和文化理論走向日益彰顯的共同原因。文學理論元理論走向的重新凸顯正是現(xiàn)實變化的結果，而文學理論的文化理論走向所需要堅持的主體自覺和新知識形態(tài)自覺也是面對變化了的現(xiàn)實所需要作出的積極應對和學術選擇。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是文學理論在無所適從的合法性艱危中對自身存在根據(jù)的有力論證、對思想空間的有效拓展、和對理論生成動力的全面催動；而文學理論的文化理論向度更是直接地轉換了理論在現(xiàn)實面前的關注點、觀察角度、表意方式與價值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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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論文摘要】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中外文化交流增多，學習漢語的留學生不斷增加，對外漢語教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語言與文化相互依賴、相互影響。本文旨在對外漢語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的文化融入層面上作一些探討，以期讓對外漢語教學工作者在教學中能有所參考，讓留學生漢語語言的學習更加有效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和交往與日俱增，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往也越來越頻繁。來中國學習中國文化和漢語的外國留學生人數(shù)在不斷增長，對外漢語教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0年3月22日新聞報道，2009年，共有來自19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238184名各類來華留學人員，分布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學機構中學習。從上面談到的數(shù)據(jù)我們得知，在來華學習漢語和文化的外國留學生中，他們的背景知識、學習目標、學習方式都將不同。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

二、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是符號系統(tǒng)，是以語音為物質外殼、以語義為意義內容的、音義結合的詞匯建筑材料和語法組織規(guī)律的體系。語言是人類進行思維和傳遞信息的工具，是人類保存認識成果的載體。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Tylor)界定“文化”一詞時說:“文化或文明是一種復合物，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習慣。”

語言與文化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化對語言有制約作用。通過從文化的角度來考察語言的交際過程，語言學家們發(fā)現(xiàn)人們在語言交際過程中不僅涉及語言系統(tǒng)，而且涉及同語言系統(tǒng)緊密關聯(lián)并賴以生存的文化系統(tǒng)。文化包括語言，文化的發(fā)展影響語言的發(fā)展。語言和文化是雙向互動，互為概括的。要想做好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就必須注重在教學中融人中國文化。

三、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融入中國文化的必要性

(一)對漢語語言學習的意義

教授語言本身是很重要，但不理解文化含義的語言是蒼白的、無用的。文化教學應是一直貫穿于語言教學之中的。讓留學生記住一些特定的中國文化現(xiàn)象不難，難就難在要把握漢語語言中的文化含義，并可靈活運用。通過我的教學實踐，發(fā)現(xiàn)留學生學習漢語最難的是把握相關漢語難詞的文化含義，特別是一些生僻詞以及成語。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留學生自己的母語和母語文化對學習我們漢語及漢語文化有一定的影響，從而導致了負遷移作用，這種負作用會讓留學生對二外，也就是漢語產生誤解和誤用。這就迫使我們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要有意識的融入文化內容，提高留學生的中國文化內容認識。

(二)對傳播和弘揚中國文化的意義

對外漢語教學是為雙向交流服務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雖然西方文化帶來了現(xiàn)代化，但也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文化相結合，才能實現(xiàn)中西文化的交融。改革開放需要我們學習西方文明成果，同時也要求我們繼承和發(fā)揚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中華文明曾經為人類文明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今后還將為人類文明做出獨特的貢獻。因此，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除了要注意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更要注重傳播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比如，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它反映了中華民族追求自然和諧和人與自然協(xié)調的理想。它把人、自然、社會融合為一個整體，以道德化標準規(guī)范人類行為。而以實現(xiàn)人的最大利益為驅動力的現(xiàn)代科技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給人類生存的環(huán)境帶來了難以彌補的負面影響。“天人合一”的思想為現(xiàn)代社會的和諧發(fā)展提供了積極的認識前提。再如，1993年，芝加哥《世界倫理宣言》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作為人類倫理的基本原則之一。可見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對外漢語教學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要把中華文化的精髓向世界傳播，使之發(fā)揚光大，造福于全人類。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融人中國文化不僅有助于深化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還有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異國文化，增強跨文化意識，提高其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對不同文化的寬容度。

(三)對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的意義

語言是世界觀的載體，是思想的化身，任何語言都包含文化背景、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念。語言是傳達信仰、意識、價值觀等的基本文化手段。漢語課程蘊含有豐富的人文教育資源，具有進行人文素質教育得天獨厚的條件，為進行人文素質培養(yǎng)提供了可行性和便利性。因此，對外漢語教學除了完成基本的語言、文學和文化的教學任務之外，還應該承擔起提高學生人文素養(yǎng)的責任。優(yōu)秀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我們進行人文素質教育的依墉，在不同文化的比較過程中，培養(yǎng)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使其對年國文化的歷史和現(xiàn)狀具有更清醒的認識和判斷，以利于各種文化的交融，培養(yǎng)和發(fā)展學生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際能力。

四、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融入中國文化的方式

(一)在教材中增加中國文化的內容比重

留學生學習漢語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過漢語學習來了解中國及中國文化。在對外漢語教材中增加中國文化內容的比重已成為當務之急。教材選用適當增加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范文。如適當融入一些中國的傳統(tǒng)節(jié)氣、習俗、典故等內容，還可增加一些優(yōu)秀英文文章的經典漢譯作品，或從我國權威報刊上摘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另外，還可以從國外現(xiàn)有的各國著作的漢譯本中摘選適合大學生學習水平的部分內容進人漢語教材。

(二)改革教學方法

首先，可根據(jù)學生的具體情況開設必修或選修的中國文化課程。調查問卷的結果顯示，許多學生都建議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開設關于中國歷史、哲學、文學、民間風俗等課程，至少是提供中華飲食這種類型的文化課程。此外，這種課程也應安排學生用漢語介紹自己國家相似的歷史文化，這有利于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閱讀和綜合課程方面，教師要引導學生閱讀中文報刊以及介紹中國文化的漢語讀物;在聽力方面，中央電視臺電視節(jié)目以及中國之聲廣播節(jié)目是很好的選擇。這樣既可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漢語表達方式方法的積累，又可以使他們對中國當前的國情有所了解。

其次，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漢文化融人，要按照學生的學習層次、文化背景以及掌握漢語的程度，遵循有計劃的、循序漸進的、實用的、適度的教學原則，逐步融人文化內容，以達到合理地進行教學的目的。

中華文化知識的融入，正是為了培養(yǎng)外國留學生實際運用漢語語言的能力。結合我國目前對外漢語教學發(fā)展的情況看，在具體方法上，我們可以采用歸納對比法、同步解釋法、多媒體教學法、課堂內的教學與課堂外的引導相結合法、主題講座法、文化實踐法等多種方法來實施和提高對外漢語教學的效果。

(三)提高漢語教師自身的中國文化素養(yǎng)

建設具有較高中國文化素養(yǎng)的漢語教師隊伍，培養(yǎng)“學貫中西”的優(yōu)秀教師，是當前對外漢語教育的迫切要求。倡導教師在介紹、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的同時，也應該學習和研究世界各國的語言、文學、歷史、風俗等內容，這樣的教師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具優(yōu)勢，會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顯示出博大的胸懷和高度的智慧。作為漢語教師，我們有責任和義務了解自己的文化，用漢語傳授并且傳播我們的優(yōu)秀文化。漢語教師除了要大量閱讀中國文學作品，還應該閱讀優(yōu)秀的各國著作，這樣才能具備廣博的雙語文化知識，才能提高自身的中國文化修養(yǎng)和準確介紹中國文化的能力。只有自身的能力提高了，才能幫助學生打下扎實的語言功底，熟練地掌握語言技能。漢語教師在傳授中國文化的同時，應有意識地保持甚至提升學習者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喜愛和修養(y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