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的區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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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結構；政府轉型；國有經濟

［中圖分類號］F13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24-0045-02

1引言

伴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顯著下滑,過去長期積累的一些經濟與社會矛盾也在日漸突出。如何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成為了經濟學界最為主要的爭論焦點。而在一系列的解決措施與方案中,經濟結構轉型無疑成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最為重要的一根救命稻草。那么,我國目前最為主要的經濟結構特點是什么？它與西方經濟學所構建的經濟結構又有什么區別與聯系？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又在哪里？本文就這些問題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討。

2我國經濟結構的主要特點與問題分析

21我國經濟結構的主要特點

我國憲法對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做出了明確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對國有經濟的地位做出了明確說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因此,正是基于政治制度上的這種規定與要求,使得我國的經濟結構呈現出與西方國家所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現為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結構中地位上的不平等。

22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由于在西方國家,國有企業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占有的比重較小,因此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在研究經濟結構時,并未對企業進行詳細的劃分。而在我國,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無論是在生產還是在經營上都表現出明顯的區別,而這種區別必然會引起我國與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活動方面明顯的不同。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如圖所示：

包含金融市場的經濟結構框架

221從金融市場角度來看

在金融市場中,政府往往通過利率管制、資本市場準入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措施,使得民營經濟在正規金融市場上的融資舉步維艱,而國有經濟由于受到一系列政策法規的照顧,不僅可以在資本市場融資方面獲得比民營經濟更為優越的融資渠道以及更為優先的融資權利,而且可以從銀行部門輕易獲得低于市場管制利率的貸款。

此外由于國有企業規模較大并且受到政府的隱性擔保,因此,通過風險與收益的權衡,金融機構也往往更傾向于向國有企業貸款。

正是由于政策以及市場的原因,使得金融資源大量集中于國有經濟,而民營經濟只能求助于非正規金融市場,即“影子銀行”。因此,正是企業的分化,引起了金融市場的分化。

222從產品市場角度來看

首先,國有企業集中的行業領域往往是處于產業上游的資源性行業,并且處于絕對壟斷地位。因此國有企業一方面向消費者提供天然氣、石油等生活必需產品,另一方面也向民營經濟部門提供生產所需的各種生產資料,并且由于其壟斷地位,使得國有企業可以輕易從產品市場中獲得超額利潤,而這些超額利潤的最終承擔者卻是民營經濟以及消費者,這顯然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

其次,在政府的絕大部分財政政策中,其政府購買的主要對象往往都是國有企業,而這無異于是對國有企業的一種隱性補貼,并且,財政政策投資對象的過于集中往往會引起產能過剩、尋租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并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實施。

最后,國有經濟往往效率較低。由于產權部門、激勵與約束機制以及壟斷等原因,使得國有經濟無論是在創新上還是在效率上都明顯弱于民營經濟。此外,國有經濟不僅會因為自身的效率損失影響經濟增長,而且會通過金融抑制、歧視和效率誤配等途徑損害民營經濟的成長［2］,并最終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拖累效應。

223從要素市場的角度來看

民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吸納了中國將近80%的城鎮就業人口,承擔了絕大多數的科技創新,但在要素市場上,由于國有經濟壟斷優勢、政策優勢以及工資優勢的存在,使得其在要素市場上對勞動力的吸引力要遠遠大于民營經濟,從而使得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往往流向了國有經濟。而這些高素質勞動力,在國有企業往往得不到應有發揮,從而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

并且,由于國有經濟生產效率較低,隨著國有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對民營經濟的不斷蠶食,其結果必然是整體國民經濟生產效率的降低以及自然失業率的上升,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

3中國經濟結構改革的對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不平等對待,是造成我國經濟結構問題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對國有經濟的大力發展與保障,使得市場經濟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扭曲,而造成這種不平等對待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對自身職能定位的模糊與錯位。因此,要改革現有的經濟結構,必須從政府職能轉變入手。

31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行為

市場經濟才是資源配置的根本方式,居民與企業才是市場參與的真正主體,政府的真正職能僅在于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健康發展,而無止境的干預行為,只會增加尋租的空間以及資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從而破壞正常的市場秩序。

32平等對待民營經濟,縮小國有經濟經營規模

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不平等對待,是造成政府過度干預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對國有經濟的保障與發展,使得政府一方面通過鼓勵政策,促進國有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通過約束政策以及提高準入門檻等措施,限制民營經濟的行為,從而保證國有經濟的壟斷優勢。

然而許多實踐經驗已經表明,國有經濟的過度膨脹,只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效益的降低,以及民營經濟發展的困難。因此,縮小國有經濟的經營規模與經營領域,同時放寬壟斷行業的準入門檻,有助于提高市場經濟的活力［3］。

33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居民保障水平

居民收入主要由勞動報酬、投資收益以及轉移支付三部分構成。勞動報酬是由要素市場決定的,投資收益是由金融市場決定的,政府唯一可以直接控制的,便是轉移支付水平。通過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從而刺激消費增長,而消費的增長又可以通過產品市場增加企業的收入,而企業收入的增加又能通過在要素市場上增加對勞動的需求表現出來。最終,其結果是失業率的降低以及國民收入的增加。

34實行全面減稅,減輕企業負擔

過高的賦稅水平,使得企業利潤和抗風險能力大為降低,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后,許多企業在原有行業領域幾乎無利可圖,甚至發生虧損與破產。而在這種情況下,將原本應用于生產的資金投資于金融市場便成為了企業的主要選擇,而這種投資行為,一方面推升金融泡沫,另一方面也極大地損害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此外,較高的稅收,也使得企業無力再進行任何產品研發與產業升級,從而在市場競爭中舉步維艱。

因此,通過大規模的減稅措施,可以促進資金從金融市場回流實體經濟,從而增加投資,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增加。

35推動政府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如果將稅收看做是對政府提供服務的一種購買,那么政府便成為了市場經濟中企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與一般企業有所不同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務具有極強的壟斷性,同時民眾希望政府所追求的目標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社會效用最大化,即經濟的快速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由于壟斷往往會產生低效率,因此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放棄效用最大化目標轉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針對這個問題,可以采用兩種途徑解決：一是通過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強社會輿論對政府行為的監督,從而約束政府以社會效用最大化為目標；二是通過對行政人員的思想水平建設,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而我國政府目前在第二點方面做得較好,但在信息公開以及輿論監督方面還有待加強,這也是未來我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著力點。

參考文獻:

［1］林毅夫，李志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金融體制改革［J］.經濟學季刊,2005(3)：913-936

［2］劉瑞明金融壓抑、所有制歧視與增長拖累――國有企業效率損失再考察［J］.經濟學季刊,2011(2)：603-618

［3］許小年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產權保護［J］.新金融,201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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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 國民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

如何理解稅收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體現在稅收上，稱稅收國民待遇，它是指一國政府通過稅制給予外國商人和外資企業的稅收負擔不高于同等條件下本國公民和內資企業的負擔。稅收國民待遇可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理解：狹義的稅收國民待遇，是指一締約國的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國時，不對輸入產品直接或間接地征收高于本國相同產品的國內稅或其他費用。也就是說，除了進口關稅外，其他一切費用與同本國產品同等對待。廣義的稅收國民待遇，是指一締約方國民在另一締約方的稅收負擔，在同等情況下，不比另一締約方國民的稅收負擔重，這里的“國民”泛指個人、法人、合資企業等。可見，稅收國民待遇的基本精神是：無論在賦稅、國內收費等方面，內資外資、國有非國有經濟一視同仁，公平稅負。市場經濟要求公平競爭，這就要求市場主體之間競爭機會都要平等。稅收國民待遇強調機會均等，一視同仁，即不分納稅人的“身份”，資金來源和所在地區一律平等對待，充分體現稅收的“經濟公平”原則和國際稅收協定中的“無差別待遇”，滿足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因此，合理靈活地利用稅收國民待遇，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稅收環境十分重要。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資給外資企業廣泛的稅收優惠待遇，與內資企業相比，外資企業在稅收上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這種超國民待遇在一定時期對吸引外資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長期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據有關資料統計，外資企業所得稅負擔率在8%左右，內資企業負擔率在22%左右，后者負擔率是前者的近3倍。除了不利于外資企業、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等之間的不公平競爭之外，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還給逃稅避稅增加了可乘之機，造成了稅收流失。據報道，我國已批準成立40多萬家外資企業，相當部分外資企業利用關聯企業之間轉移利潤手法，每年逃避企業所得稅達300億元（見2003年4月報8日揚子晚報文）。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非公有經濟發展很快，形成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非公有經濟在GDP，投資、消費等方面的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非公有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為稅收增長提供了豐富的稅源，成為國家稅收的“半壁江山”。但面對WTO非公有經濟也存在尷尬：一方面發展受阻存在非國民待遇，一方面稅負偏低超國民待遇。為此，必須認真貫徹“十六大”提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制經濟”的精神，“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寬國內民間資本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重要一點就是給非公有經濟以平等的稅收國民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貢獻越來越大

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例，1989年個體、私營經濟產值為656億元，2001年私營經濟產值達25640億元，增長了38倍。對GDP的貢獻率，1989年為0.57%，2001年為20.46%。90年代以來平均每年提高近2個百分點。“八五”時期（1990-1995）我國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22%，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分別增長48.6%和62.7%，“九五”時期盡管受一系列國內外環境影響，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長。近10多年來，個私經濟產值平均增長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達170.1%，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率。近20年為拉動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成為創造市場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力量。20多年來，我國約50%以上的出貨值是民營企業創造的。與此同時，非公有經濟的就業貢獻也十分突出。2001年全國從業人員73025萬人（含農村勞動力），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為23940萬人，私營企業從業人員2253萬人，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4760萬人，兩者合計，占全國從業人員的9.6%，緩解了就業壓力，維護了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創造非農業崗位2.5億多個，其中私營、個體經濟就吸納了8000多萬人（國營企業人員6400萬人）。

稅收貢獻方面，個私企業稅收收入增長迅猛，2002年入庫稅收945.58億元，增長43.1%，是所有經濟類型稅收收入中增長幅度最高的。1998年至2002年年均增長54.9%，占全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8%提高到了2002年的5.7%，提高了3.9個百分點。在大多數縣（市）的財政收入中，個體、私營企業稅收占當地財政收入的比重已超過1/3，在少數市縣超過80%。據第五次中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報告，私營企業近三年的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4個指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4.02%、24.65%、22.74%和19.50%，其中納稅額增長最快。

但是從稅收負擔情況來看，1994-2000年全國公有制經濟實現的GDP占總量的58.6%，提供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56.3%，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43.7%。以此推算，公有制經濟的稅收負擔系數為1.36，非公有經濟的稅收負擔系數為0.74，前者是后者的1.84倍。近兩年非公有經濟稅收負擔水平有所上升，但總體上仍低于公有經濟的稅負水平。

非公有制經濟的“非國民待遇”表現

1．市場準入受歧視。長期以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非公有經濟在市場準入方面比如銀行、保險、證券、電信等行業，受到許多限制。據統計，目前準許國有企業進入的行業有80多個，準許外資企業進入的有60多個，準許私人民營資本進入的行業只有40多個。

2．融資渠道困難。銀行體系的信貸資源多是投向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盡管有的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決策失誤，浪費嚴重，造成資金大量損失，或長期虧損，也可以根據政府部門的指令繼續從銀行獲得信貸，并享受種種特權。如由財政撥資金成立新的資產公司收購國企債務和銀行壞帳的債權轉股權的做法，正是國企特有的“解困”待遇。而長期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資本來源卻很難從銀行得到貸款，只能依靠自由資金或借高利貸，或通過其他非法渠道得到。

3．權益保護未能“一碗水端平”。相對于政府部門大力保護國有資產，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神圣不可侵犯”似乎是天方夜譚。他們的財產與各項合法權益往往不能得到與國企、外資同等程度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損失在我國法律上稱之為經濟糾紛或民事訴訟，基本上屬于民事的范圍，這在實踐中卻往往是“說也說不清楚”。

4．外部經營環境不好。由于各級政府職能轉變滯后，部門腐敗現象不斷發生，加之沒有國企的靠山和外商的特殊身份，私營等非公有經濟往往要面對更多的刁難和干擾甚至敲詐，各種亂收費、亂攤派屢禁不止，使之遭受更多的非經營性損失。正如一家私企老板所說：“我們最苦惱的就是接待各級政府官員，一看到車子開到廠門口就緊張”。

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國民待遇的建議

1．充分認識發展非公有經濟的意義。長期的計劃體制造成了我們對私營等非國有經濟的不信任感幾乎是根深蒂固的。因而面對WTO，首先要更新思想觀念，清除對非公有經濟的思想障礙。私營經濟等非公經濟與國企、外資企業相比，目前仍屬“弱勢群體”，但其發展過程中已經顯示其不屈不撓的生命力。“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制經濟是“十六大”給非公經濟企業帶來的“定心丸”，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沒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發展，只有公有制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保證市場準入機會均等。要全面清理以所有制為依據的限制性政策，比如有的行業，公有制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可以進入，非公有制經濟被禁止進入；有的行業準予外資而禁止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都不符合機會均等原則。一個行業是否準入，標準不是“公有”或“非公有”，而應是行業要求的技術、生態、衛生、福利條件和國家安全等。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行業，原則上應一律消除所有制歧視。加入WTO以后，金融、保險、證券、電信等許多領域將打破原有的壟斷局面，對外資實施更多的準入和開放，也應給非國有經濟創造機會，鼓勵公平競爭，促進共同發展。“十六大”提出除了一些有關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外，都歡迎民間資本參與，這將極大地有利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

3．改革現行稅制。（1）結合增值稅改革，通盤考慮解決私營企業等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建議取消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認定標準，企業不分所有制，只要財務制度健全，會計核算資料齊備，有固定經營場所，都應享受一般納稅人的待遇。但考慮到改制對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的影響。可先對一些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的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中稅負偏重的企業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后逐步推廣到所有產業。（2）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不再區分內資、外資，國有、私營，也不論股份制、還是混合聯營，各類企業執行相同的所得稅制度。逐步實行各類企業所得稅在稅率、稅基、及其它政策待遇方面的“一視同仁”。在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基礎上，適當對非公有制經濟給予照顧。原規定年利潤在本3萬元以下的企業減按18%3萬至10萬元的減按27%征收企業所得稅，可改為設為15%和20%兩個低檔稅率，繼續體現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和扶持。對一些中小型非公有企業年利潤額度的規定，適當提高標準，比如7萬元以下，7萬至15萬元。

4．進一步改善非國有經濟的投、融資環境。在投融資、稅收、土地和外貿等領域一視同仁，實行平等待遇。要加快國有商業銀行企業化改組和股份多元化步伐，清理限制民間投融資政策。允許民間資本擁有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要按照市場原則配置金融資源和拓寬民間的投資領域。組建非公有企業銀行、投資公司等。建立非公有經濟發展基金，疏通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對地方非贏利性的私營企業信用擔保、再擔保機構可實行免征營業稅的優惠待遇，由3年時間增長到5~10年，為地方性私營經濟等非公有經濟發展提供更寬松的稅收環境。

5．改善非國有經濟外部經營環境。從稅費改革角度看，要盡快出臺清費立稅舉措，治理現行政執法環境，制止亂收費、費擠稅現象。減輕個體、私營企業等非國有經濟的稅外負擔。注意營造優良服務環境。①從實際出發簡化辦稅程序，減少辦稅環節和手續，提高辦事效率。對私營個體不歧視、不刁難、不敷衍，真心實意地解決他們的困難。②加強稅務人員素質教育，落實執法責任制，減少執法隨意性。公開政務信息，不搞錢權交易，嚴格廉政紀律，制止亂收費現象。③做好咨詢服務，通過公告、公示等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地開展稅法、納稅義務宣傳、咨詢活動，提高私營個體納稅意識，融洽征納關系，營造和諧誠信的稅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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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營經濟在促進東北經濟振興中的地位和作用

1.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全國工商聯公布的國內第一份系統、全面的民營經濟發展分析報告認為，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從拾遺補缺成長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正呈現出數量加速擴張和質量飛躍的良好發展景象。截至2002年底，民營經濟注冊資金達到2.8萬億元。企業年營業收入1.2億元以上的有1582家，其中最多的已達355億元；企業平均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7%，遠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長率。民營企業的總資產、銷售、凈資產回報率及資產負債率等指標，都好于同期全社會的平均情況。隨著對民營經濟的指導思想從政策支持轉向制度保障，民營經濟的發展將更加勢不可擋。在這一形勢下，引入民間投資、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無疑將為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增長要素。

2.促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

國有經濟比重過大，一直是制約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全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平均占40%，沿海發達省份一般低于30%，而東北三省仍高達80%左右。過高的國有經濟比重，使得東北地區缺乏經濟活力和競爭力。要解決這一老問題，最根本的途徑就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中民營經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經濟功能：實現股份制改造，拓寬就業渠道，增加財政收入。

3.提高市場化水平

根據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提出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2001年報告中的相關數據，作為受計劃經濟影響深重的地區，東北地區的市場化水平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具有較大的差距。而市場化程度的落后是導致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缺乏后勁，經濟增長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要在東北地區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加快市場化進程，就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產權清晰，對市場反應靈敏，經營靈活，富于創新精神，敢于承擔風險，因此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聯系，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活力源。

民營企業在參與國有資產重組過程中，能夠促進產權多元化發展，有效矯正失調的資源配置，激發形成相互競爭的市場機制，同時通過兼并、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托經營等改革措施，將靈活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有利于培育有活力的市場主體。

4.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地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家的計劃投資，國家向哪個地區投資多，哪個地區的GDP就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主體多元化了，民營經濟發展的好壞成為決定區域整體經濟水平的不可忽視的因素。當今中國的經濟大省，也是民營經濟的大省。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等地民營經濟發達，經濟總量明顯高于其他地區。浙江省的經濟基礎遠不及計劃經濟年代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GDP排全國的第12位。但由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經濟活力不斷增強，GDP連續數年穩居全國第四位。浙江省的民間投資占了社會總投資的2/3，民營經濟的稅收總量超過了國有經濟，成為全省第一大稅源。東北經濟區要想成為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后的第四大經濟區，民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

二、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建議

結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實際，制定各種具體的政策措施加以協調和配合，才能更有實效地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使之在振興東北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1.提高融資效益，改善融資渠道

為了解決融資難這一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瓶頸，東北地區要加快融資體制改革。

首先，要對民營企業進入產業進行科學統籌，要把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發展規劃作為基礎來整合金融服務規劃。國家的科技和產業發展要有戰略性和超前性，政府、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觀念、方向、質量、效益和風險要有溝通和共識。只有這樣，企業融資才有規劃，金融支持才有針對性，這無疑有助于提高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融資的信心。

其次，在健全監管體系的基礎上，通過改組和新建適當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特別是地方性民營金融機構。大小銀行并存是一種國際趨勢。我們國家需要多種層次的金融服務，目前尤其缺少中小銀行。因此應積極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探索發展主要支持中小企業的創業投資公司，允許設立多種形式的創業、產業投資基金。

再次，探索建立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和獨立信用評價體系，推動企業和個人信用服務體系建設，從而解決民營企業融資信用擔保的問題。

2.放寬市場準入，拓展發展領域

在老工業基地，要想徹底改變以政府低效率的投資為主的投資體制，首先解決市場準入問題才能啟動民間投資。當前應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放寬民間投資的準入領域，并制定相關政策積極引導民間投資的流向。一是除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外，其余行業和領域都應放開。二是按照國家深化壟斷行業改革的要求，積極推進老工業基地的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改革。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投資參股能源、電信等基礎產業，對供水、供氣、供熱、污水處理、垃圾處理乃至城市交通等經營性市政公用設施的建設，應公開向社會招標選擇投資主體。三要借助東北雄厚的產業基礎和突出的制造業優勢，在石油化工、裝備制造、汽車零部件、信息產業等領域，著力培養一批經濟實力強、技術層次高、有地區特色的大型民營企業。四是大力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高新技術、環保產業，對這些產業的投資給予優惠政策。

3.實行國民待遇，減輕企業負擔

第一，民營企業用地要統一納入當地土地開發總體規劃和年度用地計劃。對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投資興辦的社會公益事業的用地，應依法實行劃撥供地。民營企業申請使用國有、集體土地，與國有、集體企業同等對待。

第二，對民營企業實行稅收國民待遇，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不管何種經濟形式，都應實施同樣的稅收政策，使民營經濟與其他經濟形式在平等的條件下競爭和發展。對投資社會事業和公共基礎設施等項目的民營企業，可按投資額的大小退還全部或部分所得稅。

第三，考慮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盈利水平不同，制定相應拉開差距的不同稅率和優惠政策。對民營的中小企業實行輕稅政策，促進其快速發展。民營中小企業屬于弱勢群體，處于發展不完善的起步階段，政府應采取輕稅政策，給中小企業較多的稅收優惠，促進民營中小企業快速發展。

第四，加快清費立稅步伐。應對現行的各種收費項目按行政級別、部門、性質和收入歸屬進行全面的清理，在全面綜合評估、科學測定的基礎上，區別合理與不合理的收費項目。不合理的收費堅決取消；合理的收費規范化，并向社會公開收費的項目、范圍、標準和程序。

4.健全服務體系，改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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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內涵；辨析；再理解

盡管黨和國家在政策層面上一再強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不是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同時強調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然而，長期以來，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與政策主張卻背道而馳。這不僅影響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對經濟改革造成不應有的負面效應。在改革開放已走過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種觀點，糾正錯誤的理解和導向，正本清源，在經濟學原理指導下，恢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解。

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不同理論闡釋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個社會的，因而計劃與市場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經濟體中的。這種理論觀點并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而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際上一方面把我國經濟改革的對象——舊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等同于計劃經濟。另一方面把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從而將改革的正確方向即由產品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錯誤地改為由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錯誤地將計劃經濟列為否定的對象，實質上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在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或竭力反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轉而主張搞私有化，認為市場經濟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消滅公有制，實行私有制。該觀點認為，公有制經濟不具有私有制經濟的排他、獨占等性質，其所有者是一個抽象主體，產權是不確的。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只享有從經營中獲取利益的權利，而不負有為自身錯誤決策承擔相應責任的義務。因而，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極易從個人角度出發作出各項決策，而不惜損害所在經濟體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經濟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很難與之公平競爭，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競爭性條件無法滿足，自然也無法達到所謂的整個社會利益的實現。而只有私有制經濟才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溫床。私有制經濟的企業和個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獨享性，一切行為以實現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實現了全社會的利益。這也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的主要內容。這種觀點的政策主張實質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現就是主張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

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是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現代再現。自由主義理論的思想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洛克和密爾的政治自由學說與財產所有權理論。二是啟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義學說。三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這是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思想和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重視市場的作用，認為市場是最佳的可自我調節的社會結構。因為，一方面，經濟運行是有規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場情況下，個人能實現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場調節在不受外界干預的情況下能最有效率地滿足各方面需求，自動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預行為往往會使情況變得更糟。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計劃經濟是市場經濟不可調和的對立物，因而建議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主張實行全面的私有化，認為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市場制度的基礎。其基本觀點和政策主張是：國民經濟基本上由市場自發調節，國家實行最低程度的干預，取消國家計劃機構，否定國家發展規劃；在所有制結構上，取消國家所有制，實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國資本參與私有化改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上，主張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產權制度，最大限度地縮小國有企業涉及的領域和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可見，在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實行全盤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很明顯，這套改革主張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應警惕這種觀點的不良影響。

(四)以“現代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不必考慮所有制問題。市場在國民經濟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國家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參與經濟資源配置和國民經濟運行。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機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內容就應包括：一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獨立自主、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二是破除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健全現代市場體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四是摒棄舊的干預經濟發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的發展。為此，該觀點認為，在實踐上的首要任務是實行廣泛的私有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或實行股份制，使國家的作用從微觀經濟運行中逐漸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的觀點

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社會公平與市場效率的結合，即社會公平+市場效率。該觀點提出摒棄計劃經濟而實行市場經濟是因為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上，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具效率。但市場經濟在運行中存在市場失靈，進而產生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其一便是要素社會分配不公。追求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要求。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后，必須使社會公平與社會效率完善地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觀點的影響較大，在很長時間內成為社會上一種主流觀點。在這種觀點影響下，學術界出現了如各種“社會主義”的定義，主張將“公有制為主體”從社會主義定義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會主義”、“功能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等于社會主義”、“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現象。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顯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與表象。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是一種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追求的目標或判斷國家經濟運行水平的標準，但不能成為區別任何兩個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制度不同的判斷標準。另一方面，淡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必須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征。

縱觀以上五種觀點可發現，在經濟理論史上，長期存在將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對立起來的觀點，這已成為一種教條。整個現代西方經濟學都表明：自私經濟人是出發點，市場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基礎。這種教條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排斥市場經濟，在改革后期表現為市場經濟必然意味私有化，這成為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

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在辨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關系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進行再理解。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在我國經濟改革過程中，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論一直存在。實際上一些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概念及其關系的認識本身就是不正確的。首先，市場經濟的概念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與商品經濟沒有本質區別，只有發展程度與階段的不同。厲以寧曾說：“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一樣的。”第二，社會分工決定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育程度。一方面，社會分工是商品交換產生與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曾指出，“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和水平。列寧根據這一原理分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指出，“國內市場的建立(即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基本過程是社會分工”，“市場和社會勞動專業化的程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第三，市場經濟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的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市場經濟是在社會分工發展的推動下，由商品經濟發展而來的。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封建社會，社會分工簡單、低下，不能形成市場經濟機制。歷史發展到近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復雜、全面，人類社會的生產形式才由自然經濟發展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是由社會分工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一種生產形式，并不是某個社會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計劃經濟是一種和無政府狀態經濟相對應的生產形式，政府宏觀調控是計劃經濟的一種具體形式。所謂計劃是指國家作為一個社會主體代表的角色，監控市場經濟的運行，通過事先的計劃對宏觀市場和微觀主體進行適當干預，維護國民經濟的均衡、平穩發展。以市場為基礎的計劃經濟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場經濟先天的自發性、滯后性、盲目性缺陷，從而有效保證社會生產與社會需求的平衡，避免生產過剩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最后，無論是單純的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在經濟資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優勢與不足。對單純的市場經濟來說，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市場主體通過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在大部分情況下能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市場調節有其固有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缺陷，無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給以及保證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會經濟發展的利益為人民共享，惠及全體人民。對作為生產形式范疇的計劃經濟來說，一方面，它可從全局和總體利益上布局生產力，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經濟運行的劇烈波動。另一方面，計劃調節容易受到主觀認識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滿足利益創造者對個體利益的追求，需要復雜的組織體系推動，并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將兩者取優補短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優勢更加明顯、不足相對弱化的新的生產形式，即計劃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生產力與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內在地結合在一起，計劃以市場為基礎，市場以計劃為指導。在計劃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被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按照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要求有序運行，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說市場排斥公有制經濟，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亦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法建立。事實上，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仍能發揮其高效率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作用。從理論上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沒有公有制，也就沒有我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一對基本矛盾，在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和相對人口過剩兩大規律，必然導致生產過剩，爆發經濟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調和的矛盾。隨其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會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明確提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建立強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一個最大的缺陷”。從實踐上看，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也存在并與市場經濟機制相適應。郎成平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股權結構做的研究表明，歐洲國家持股現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歐洲5232家公司中，奧地利國家持股14.81％，芬蘭國家持股15.12％，意大利國家持股9.98％，挪威國家持股11.81％，瑞士國家持股7.59％。這充分說明國有經濟完全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會成為市場經濟發揮其資源配置作用的阻礙因素。當然，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形式存在嚴重問題，必須改革。但同樣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問題，在于其長期處于我國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管理模式下所遺留下來的管理層面的問題。如，嚴重的傾向，以長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導生產經營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經濟管理與運行機制，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生產經營運行機制，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改革一切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運行方法和體制。而認為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則是脫離了中國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照抄照搬。總之，市場經濟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

(三)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關系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更高發展階段，是自由市場經濟適應生產力和社會分工新的發展，是加入政府干預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其顯著特征是：市場經濟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形成更加完善、復雜的現代市場體系；市場對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主導作用，國家通過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要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因為現代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中的一個層面，除此之外還有計劃市場經濟和公有制為主體兩個層面的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是把市場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使之按照國民經濟結構有計劃地運行與發展，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基本平衡，自覺按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組織生產。在計劃市場機制中，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是統一的、有機結合的、互相滲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蓋全部市場范圍，而非相互割裂。計劃市場經濟能克服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實現，有利于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本身固然沒有什么“姓資”、“姓社”問題，但現實具體的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歷史上某種特定的生產關系而運行的，它必然會與某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結合，形成一種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形式或社會性質來說，它是姓“社”的。從另一個角度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一般性與特殊性這兩重性質。從一般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發達的社會分工為根據，是一種計劃化了的現代市場經濟。從特殊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計劃市場經濟。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它是這三層含義的綜合或統一。前二者屬于生產形式的范疇，后者是特殊生產關系即所有制的范疇。這三個層面結合，組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實踐意義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只有把目標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實現目標的正確方法和途徑。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出發，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途徑。

(一)大力發展現代市場經濟

第一，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的載體，即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知識產權市場、職業經理人市場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第二，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市場競爭主體。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與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學的企業管理制度；理順產權關系，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經營管理權的分離；形成產權約束機制，使企業真正成為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健全我國宏觀調控決策、監督、評估體系；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手段，選擇合適的中間目標，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調控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均衡運行，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要把國家的宏觀調控同科學發展觀聯系起來，積極引導我國企業走上科學發展、持續發展、綠色發展、有限制發展的軌道。

(二)積極探索實現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的運行模式

計劃市場經濟存在多種具體形式。探索實現計劃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筆者提出一種基于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凈收入分成制”的企業管理方法。其具體做法是將企業凈收入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職工不拿固定工資和獎金，而是按事先確定的比率分享凈收入。凈收入分成制不僅是一種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機制，而且也必然對國民經濟整體運行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它能克服總量失衡與結構失衡，促進國民經濟協調高速增長和社會經濟效益穩步提高。另一方面，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必然形成榮辱與共的局面，能從微觀上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滯漲”問題。

篇5

關鍵詞：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一 引言

經濟制度是指國家的統治階級為了反映其生產關系的發展要求，而建立的有利于其統治的經濟秩序，包括各種有關經濟問題的規則和措施，這些都是為了維護和發展這種經濟秩序而實施的。

經濟制度在本質上其實就是生產關系，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也有反作用。作為一個社會經濟基礎的經濟制度，決定了其政治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并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的保護。先進的社會經濟制度，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落后的社會經濟制度，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中國當代的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學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關系；也吸收了許多西方經濟學中的可貴經驗，從而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本文從基本經濟制度概念的闡述入手，對于當代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進行了描述和闡發，對中國在經濟制度方面的探索和對經濟學的突破做了概括，并指出了未能解決的問題和今后的發展方向。

二 基本經濟制度

基本經濟制度劃分為三個層次，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層次，所有制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性質均取決于生產資料歸誰所有，這也是區分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標志。所有制問題所側重的主要是社會公平問題，而不是效率問題，若社會兩級分化嚴重，就必然導致剝削程度的增加，即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增加，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社會動蕩。

在產權制度層次，我們注重的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產權制度僅僅是所有制在法律層面上的一種形式。是指在既定的所有制下，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擁有的行為權利，既包括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市場中形成的制度，也包括企業內部形成的制度。

在資源配置調節層次，我們主要關注資源配置方式，即資源在部門、地區、各生產單位間的流動和分布，主要有兩大類：市場調節機制、企業內部調節機制。

西方經濟學更多地關注第二個和第三個層面，特別是第三個層面；而馬克思則主要關注第一個層面。兩者之間的重要區別在于第一個層面，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區別。

一個社會的所有制及其結構，決定或影響著其他的經濟制度，并決定社會的根本性質；而一個社會形態的性質，并不取決于它存在著多少種所有制形式，而主要取決于占主體地位、起支配作用和決定作用的所有制形式。這也是中國對基本經濟制度探索的成果。

三 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中國基本經濟制度自改革開放以來共經歷了三個階段，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階段（1978—1987）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雛形階段。

第二階段（1987—1997）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階段。

第三階段（1997—今）是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完善階段。

黨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形成了自己明確的觀點：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有經濟、外商獨資經濟等多種所有制并存；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等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計劃配置、市場配置等多種資源配置方式并存。

四 中國經濟變革的成就

我們經過自己的探索、調整、完善，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而在經濟建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從1978年到2007年，我國GDP的增速，30年中增加了幾十倍，同比實際增速在1993年達到最高，年均增長率為14%，而1998年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回落到7%左右，但其后逐步回升，重新達到了兩位數，并保持了相對高的增長速度。

1978年—2007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也非常快，從開始的3千億元達到5萬億元。而從1978年到2007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也從不到100元增長至超過400元。

五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和弊端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具有更加重要的優越性。計劃經濟具有高效性和穩定性的優點，政府對經濟的掌控能力遠遠高于西方國家，國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政府控制經濟的運行可以減少大的波動，有利于穩定。政府的主導作用可以消除市場經濟帶來的宏觀經濟波動。作為核心的國有企業不僅可以帶動其他企業的發展，還能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率，自然對社會購買力的提高也做出巨大貢獻。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存在缺陷：計劃經濟容易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行政干預造成市場主體處于被動地位，加上政府管理壓力太大，不可能擁有完全的市場信息，這種情況下的計劃，就有非理性的可能。計劃經濟也缺乏激勵，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造成了矛盾。并且缺乏競爭會導致經營主體缺乏主人意識，國有企業占據了市場的主體地位。

六 結語

在基本經濟制度原理之下，我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并有了較大突破。

在所有制的形式與格局選擇標準上，重新確立了生產力標準，可以用“三個有利于”衡量，其中的關鍵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單一公有制，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并且同一種公有制完全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在所有制性質的區別上，破除了“公”好“私”壞的觀念，公和私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二者可以融合滲透。尤其重要的一點是，突破了國有經濟比重越大越好的觀念，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要占優勢，但這個“優勢”，不是簡單的數量和重量之比，而要從經濟規模、資本的增值能力等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以及控制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等各種因素多方面衡量的綜合控制力。

當然，我們對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還處在初級階段，許多問題未能解決。對于這些重要問題的解決，我們應該全面進行理論創新，從理論上界定和規范國家所有制，想方設法推進國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而這一切都要建立在堅決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之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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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奧多·舒爾茨，吳珠華等譯，論人力資本投資，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

[3] 阿薩·林德貝克，張自莊、趙人偉譯，新左派政治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篇6

郭復初教授長期從事財務會計與國有資產管理的理論研究，在科研上取得重要成果。郭復初教授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國家財務理論（1986年）、財務機制理論（1986年）、大財務論（1983年）、本金投入產出論（1993年）和本金基金分流論（1997年）等具有創新性的理論。國家財務論，明確界定了國有資本與國家財政資金的性質區別，提出由財政統管國有資本的危害，主張設立獨立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管理國有資本，這一原創性理論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有促進作用，為實際部門所采納，并為后來學術界的“宏觀財務論”和“財務分層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財務機制論，首次將財務的功能拓展到對微觀與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為后來學術界的“財務中心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本金基金分流論提供了通過資金的分流控制規范政府各部門職能的政策建議，對推行公共財政和促使政府部門職能轉變有重要作用。

郭復初教授的財務理論體系是由三大理論構成的，一是基本財務理論，二是國家財務理論，三是財務機制與財務調控理論。

基本財務理論建立在一個最基本的財務范疇本金之上。所謂本金是直接為商品生產和流通活動而墊支的貨幣資金，具有循環周轉和增值性的特點。本金是資金中處于物質生產流通領域之中的部分，而處在物質生產流通領域之外的財政資金、保險資金只是貨幣資金而非本金。從本金這個范疇出發，郭復初教授把財務的本質描述為本金的投入與收益活動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的經濟關系。由于本金投入與收益活動的主體不同，國有經濟財務包括國家財務、企業財務和個人財務等層次，前者為宏觀財務，后者為微觀財務。本金的投入與收益決定了財務的職能是籌資、調節、分配和監督。財務的本質和職能決定了財務管理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和本金擴大化。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和本金擴大化的理財目標，財務管理必須遵循計劃性、真實性、責任性、權益性等管理原則，并運用一系列現代財務管理方法，形成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基本財務理論框架。

國家財務理論由五個具體理論構成：（1）國家財務獨立論，包括國家財務存在的客觀性、國家財務與財政的關系、國家財務管理體制的獨立構建等內容。其中，國家財務和國家財政關系的合理區分是國家財務獨立論的核心。（2）國家財務籌資論，包括國家財務籌資的主體、目標、渠道、方式和風險等內容。（3）國家財務投資論，包括國家財務投資的主體、范圍、結構優化、項目評估、投資資金的使用效益以及投資風險的控制和考核。（4）國家財務分配論，包括國家財務分配的目的、內容、特點以及收益分配的結構和模式選擇。（5）國家財務控制論，包括國家財務控制在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中的地位、調控的方式、重要經濟參數的運用等。在這“五論”中，最重要的是國家財務獨立論。

篇7

[作者簡介]寧素，女，山東平度人，山東財政學院財務處高級會計師，研究方向：會計理論與實踐、金融管理。

[摘要]目前山東省在金融資源的配置上仍然存在著一系列與經濟發展不協調或不完全協調的問題，有些問題這幾年還有進一步加重的跡象，主要表現在：直接融資比重偏低，金融體系結構性失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仍占據壟斷地位；金融體系不適應多種所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迅速發展的需要；縣域金融配置功能弱化，有限的金融資源趨利外溢嚴重；農村信用社難以承擔農村金融主力軍的重任等方面。對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優化整合山東省金融資源：擴大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提高現有金融資源的使用效率；加快發展地方性金融機構；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優化社會信用環境，為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條件。

[關鍵詞]金融資源；資本市場；金融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1―0031―04

一、當前山東省金融資源配置的現狀及存在的突出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省金融業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金融市場體系日趨完善，社會資金配置和使用效率穩步提高。目前山東省金融業務總量和金融機構的種類、數量均居全國前列。金融體系在實現和維護宏觀經濟穩定、支持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為全國的經濟大省，同時也是金融大省，山東卻并不是金融強省，金融業的整體競爭力還沒有達到全國先進水平，特別是與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相比，不論是金融業的整體水平與質量，還是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都還有一定差距。金融業的發展活力不足，總量偏小，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金融業的潛在風險較大。一方面突出表現為“一多兩少”，即不良貸款多，盈利少、創新的品種少，由于歷史包袱沉重，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仍不容樂觀。而另一方面，有的上市公司則面臨退市的窘境，歷史上一直作為滬深市場績優板塊的山東上市公司，一度出現業績大幅下滑，甚至曾出現了引起全國關注的“ST濟南現象”。當前，優化和合理配置各種金融資源，提高金融運行的速度、效率和質量，在更大范圍內進行有限金融資源重新布局和整合，是山東省加快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直接融資比重偏低，金融體系結構性失衡

由于資本市場發展總體滯后且結構不合理，導致通過商業銀行的間接融資比重較大，銀行系統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全社會金融資源過度集中于銀行系統。而通過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比重還比較低，這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前幾年股票市場持續低迷，股市籌資額下降較多，直接融資難有進展，這種狀況進一步加劇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由于銀行系統在資金配置方面的低效率以及巨額不良貸款的存在，資金過度集中于商業銀行系統使之既承擔了自身的經營風險，又承擔了整體經濟改革的最終成本。

(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仍占據壟斷地位

在間接融資的市場體系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仍占據壟斷地位，金融活力不足。全省除濟南、青島、煙臺等幾個有限的大中城市外，其它地市仍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高度壟斷，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市場集中度平均達60％以上。而地方性金融機構數量少、規模小、發展水平不高。金融壟斷的結果是金融活力不足和低效運營。金融活力不足及低效運營不僅會制約企業的發展，也降低了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不利于經濟的穩定健康運行。

這種狀況還導致金融創新能力不足。國有商業銀行仍然以傳統的信貸經營為主，缺乏金融產品創新能力，造成金融產品市場發育不平衡并相互分割，增加了金融交易成本，阻礙了金融資源的自由流動，使得金融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最終造成金融資源分配效率低下，金融運行質量在較低水平徘徊。

(三)金融體系不適應多種所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迅速發展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九五”時期以來，山東省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近年來非國有經濟發展迅猛，高出同期全省總體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非國有經濟已成為山東省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極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與之相對應的是其對金融資源的需求量已與日俱增。據測算，山東省非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占GDP比例已達三分之一，但據粗略統計，山東省銀行類金融機構對非國有經濟的貸款只占全部貸款的大約20％，在一些地區這兩個比例相差更為懸殊。非國有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與民營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嚴重的融資障礙，存在著與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不相稱的金融體系信貸支持問題。在金融領域，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支配了絕大部分信貸資源供應，而這些金融機構將主要客戶對象確定為壟斷性行業、大型企事業單位等，目標客戶雷同，相互間替代性很強，尚未形成合理分工的商業銀行體系，金融體系在規模結構、所有制結構與實體經濟企業規模結構、所有制結構不相匹配。而新建立起來的主要為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體系，掌握的金融資源量極為有限。地方性金融機構，不僅數量少，市場份額低，而且內部運行機制不夠完善，尚未建立起健全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進一步發展的后勁不足。實體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的這種不對稱，使得全社會金融資源的供給與需求存在嚴重失衡。這種金融資源配置結構與經濟結構變化的不一致直接或間接造成金融資源的大量浪費，導致金融資源的低效率分配。一方面，國民經濟發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非國有經濟無法取得低成本的金融資源滿足其生產發展和貿易擴張的需要。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受制于國有經濟制度建設滯后、觀念轉變緩慢和運行機制僵化，大量金融資源處于閑置狀態和低效率甚至無效率分配狀態。

(四)縣域金融配置功能弱化，有限的金融資源趨利外溢嚴重

目前，山東省縣(市、區)和農村人口占60％以上的區共有121個，這些縣(市、區)的總人口占全省的90.4％，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省的75.5％。縣域經濟發展對全省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但是，近年來隨著銀行信貸管理體制的改革，各國有商業銀行為規避風險，出于資金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綜合考慮，普遍實行了集權式的信貸管理模式，貸款權和審批權逐步上收于總行和一、二級分行，總、分行直貸規模不斷擴大，一些貸款不良率高和經營虧損嚴重的縣級行的貸款權限被取消，而保留一定貸款審批權的基層行為數甚少且權限較小。多數基層行僅有少量小額質押貸款的權力，其余項目貸款僅有推薦權而沒有貸款權，資金營運的空間很小。經濟越是落后的農村地區，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貸款權限就越小。同時，商業銀行硬化基層行的信貸管理，體現在信貸考核機制的設計上，輕獎重罰。激勵約束機制的非對稱性，使基層行貸款營銷的積極性大受

打擊，放款少則承擔風險少，放款多則承擔的責任大。這樣以來，縣級基層行便逐漸演變為只吸收存款不發放貸款的窗口，資金外流過快，大部分資金上存，由省行統一調撥使用，資金按照利益最大化的經營原則流向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及壟斷性大行業、大企業等。貸款業務銳減，基層行的業務更加單一，攬存演變為基層行的主要業務。信貸權限的集中和信貸考核機制的不合理，使得貸款資源愈來愈向中心城市集中。金融資源的趨利外溢，使本就貧血的縣域經濟“失血”嚴重。縣域經濟的信貸投入下降，金融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力度減弱。

(五)農村信用社難以承擔農村金融主力軍的重任

山東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村人口比重大，解決好“三農”問題尤為迫切與必要。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然而，目前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現狀卻難以令人樂觀。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農村信用社完成脫離農業銀行的改革后，在理論上農村金融領域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為基礎，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協作的格局，即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三者分工協作。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了和發展農村經濟相背離的狀況。農業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其市場定位發生了重大變化，業務范圍已與其他國有商業銀行無異，競爭的視角也從農村轉向城市，從農業轉向工商業，一些地方農業銀行基本已經卸掉了支農主力軍的重擔。而農業發展銀行的實際運作也不甚理想，遠未擔負起其應盡的責任。農村金融體系的三元格局實際已演變成農村信用社獨當一面的格局，農村信用社成為支持“三農”發展的金融主力軍。但令人遺憾的是，農村信用社難以承擔農村金融主力軍的重任。實際上，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狀況和金融服務功能一直不甚理想，不少農村信用社支付壓力和生存壓力過大，超負荷運行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與農村“金融主力軍”的地位不相稱。

二、優化整合山東省金融資源的思路與對策

(一)擴大企業直接融資渠道

要樹立大金融資源的觀念，在當前融資主體多元化的形勢下，不能把金融資源僅僅等同于銀行的信貸資金，而應既重視銀行的間接融資，又重視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山東省企業資本金普遍不足，過分依賴銀行貸款。近年來，直接融資(不含國債)的比重連續下降，這不利于形成合理的企業資本結構，也不利于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為此，要繼續支持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擴大直接融資；支持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完善資本市場結構，豐富資本市場產品；積極推進債券市場發展。要充分運用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推動企業上市融資，政府要提供各種條件和配套措施，指導和協助企業上市融資，擴大直接融資總量。要對一些有實力的企業進行改造重組，使之成為符合上市條件的公司；對投資風險較大、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術企業積極做好向“二板市場”推介的工作；對“二次創業”中的民營企業，可以通過吸收部分競爭性領域的國有控股企業的股份，進行擴張，改組為上市公司，或是從股票市場上買殼或借殼上市求得迅速的發展。與此同時，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我省上市公司的資產質量和規范運作水平。通過推進上市公司資產重組，支持、促進一批上市公司做大作強；對那些效益一般、主業不理想或業績不好的上市公司應加快重組步伐以求得新的發展。要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通過向民營企業、外商外資、社會法人機構轉讓，公司內部高管人員和員工購買等多種形式，實現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多元化。

(二)提高現有金融資源的使用效率

一是改革信貸管理體制。中央銀行應督促國有商業銀行改進現行的“一收到底”的信貸管理模式，使國有商業銀行適當下放信貸管理權限。商業銀行上級行在實行授權授信管理過程中，要區別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對商業銀行縣級支行的貸款授權授信權限適當予以下放，合理劃分信貸權限。為減緩資金外流，還應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機構設立適當的存貸比底限，增強金融機構參與縣域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滿足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合理融資需求。商業銀行應進一步完善信貸管理考核辦法，實行收放兩條線管理，制定與責、權、利對等的信貸獎勵和處罰方法，制定切合實際、責權明晰的信貸責任體系，充分調動各級商業銀行信貸營銷的積極性。

二是調整信貸投入結構。一方面要提高國有企業使用金融資源的效率。加大對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信貸傾斜，繼續增加有效信貸投入，對于國家重點企業、重點行業和有效益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正常周轉合理的流動資金需求，確定更為合理的授信額度，適時、均衡地投放；另一方面要擴大中小企業、個體私營企業金融資源的占有率。當前要加大對中小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的信貸投入，實行綜合授信。盡快完善對中小及民營企業的信貸評級和授權授信制度，對符合條件的抵押、擔保貸款實行“一站式”服務，并適當減免費用，提高貸款效率。同時積極拓寬金融資源的運用領域，加快金融產品創新，適應客戶的不同需求。

(三)加快發展地方性金融機構

一是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功能設計，促進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填補由于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大量撤并后對縣域經濟和農村經濟金融服務的空白，一方面加強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網點撤并后機構布局的合理安排，防止服務真空；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對縣域經濟和農村經濟的金融服務力度，大力發展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機構。對省內城鄉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在有關政策法規允許下，允許民間資金進入，充實中小金融機構資本，增強抵御風險能力。鼓勵民營企業家以各種形式參與金融投資，發展民間金融資本；民間金融可以享受與國有金融機構同等的政府信用，以防止因信用不抵后者而吸收不到存款；同時實行利率市場化，給予一定利率浮動區間，從而保證民間金融機構的存款來源。

二是適度發展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已逐漸為國內金融界所接受。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國分業經營轉向混業經營的中間環節，有利于協調金融資源整合與現行監管制度的沖突，是地方整合金融資源的一種較佳選擇。目前，在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框架之下，實際上已經存在著模式不一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團、光大集團、魯能集團和平安保險等。盡管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制度基礎尚不鞏固，但其中還是有可資借鑒之處的。

(四)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一是要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真正建立起產權清晰、約束機制強、財務健康、監管到位、有可持續發展能力、主要為農村社區服務的地方性金融企業。要緊緊抓住農村信用社改革的機遇，積極改革山東省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按照國家宏觀調控、加強監管，省級政府依法管理、落實責任，農村信用社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監督管理體制建設要求，深化山東省農村信用社改革。要進一步改進農村信用社支農服務。農村信用社要堅持為農業、農

村和農民服務的宗旨，加大農業信貸投放，增加農戶貸款，及時、有效地為農民生產生活和農業、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服務。同時，要整頓農村信用秩序，實事求是地認識民間借貸的作用，引導和規范民間借貸。

二是繼續完善和發展農村政策性金融服務，形成農村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工明確、各負其責、共同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格局。要利用農業發展銀行本身政策性銀行和深入農村的優勢，賦予其新的職能，引導其進行農業產業化開發建設，承擔農業生產基本建設項目，用政策性金融彌補商業性金融對農村地區支持的不足。

(五)優化社會信用環境，為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條件

社會信用環境欠佳已經成為增強金融支持的一大障礙。因此，必須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努力創建“金融安全區和誠實守信區”，為金融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是政府部門、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個人的共同責任。在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過程中，應多方協作。目前，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已經在全省建立了企業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為正確授信提供依據。山東省工商局投資建立了“山東紅盾信息網”，實現了省、市、縣三級聯網，并且完成了與省財政、國稅、地稅、統計、審計、人行的聯網工作。特別是山東省開通的“誠信山東”信息網，發起建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和政府信息查詢系統。在“誠信山東”信息網的建設中，努力通過聯合共建，打破各部門信息孤島和信息壟斷。當前，一方面應不斷充實、深化和完善上述機構或部門自己的信用數據庫，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擴大“誠信山東”信息網的信用數據的征集范圍，逐步收集、處理分散在各相關機構或部門的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及其他經營行為紀錄，通過信息網絡技術將各自的數據庫連接起來，在共建單位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覆蓋全省的征信體系和網絡化的征信數據庫，構建一個能夠反映企業和個人全貌的信用檔案系統，實現信息資源共享。

篇8

目前不少人認為經濟結構調整、企業資本重組就是抓住那些盈利企業，放開那些虧損企業，這樣就徹底改變了國有資本的結構。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看法。

我們是應當對國有企業實行資產重組，優化其資本結構，但目前是否盈利不應是衡量國有企業的唯一標準，還要看它是否發揮了功能。盈利并不是國企的唯一目標，換言之，我們搞國有企業并不僅僅是因為盈利，否則其他所有制的企業亦可盈利，有什么必要搞國有企業呢？

應當看到，國有企業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是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的。首先，國企對中國當前和未來的經濟發展起著基礎支撐的功能。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要有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基礎設施與上游工業的低價產出對整個經濟的刺激作用和國際競爭力的加強都是十分明顯的。其次，是國企對國民經濟的先導作用。在國民經濟中存在著這樣的一些部門，它們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能帶動整個經濟的科技水平和競爭力，而這些部門往往在成長階段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回報周期長、風險大。國企在此方面責無旁貸。第三，國企在中國還要發揮產業組織的功能。中國不像發達國家，產業組織不夠發達，即便是我國的臺灣地區，市場經濟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大企業的比重在國際上也是低的。現代市場經濟呼喚大企業，否則在國際競爭中就處于不利地位。國企憑借著它的優勢，可以克服中國民營企業組織規模偏小的弱點。第四，某些公共工程、福利部門和某些自然壟斷部門。這些部門或產出的公共產品，不易收費，或不易盈利，或可以憑借壟斷地位無限漲價。對此，政府需要用國企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最后，國企還發揮著國家財政稅賦主要來源的功能。目前國企上交的稅收還占著全社會稅收2/3的比重。但上交利潤已是逐年下降，數額較小了。即便是稅賦來源的這一功能以后也會發生變化，因為國企產值占全社會比重僅為1/3，而稅收占全社會2/3比重。這是一種不合理的不能長久的比例關系，說明國企負擔過重，稅收結構滯后于經濟發展。因此，從長遠看，國企的前三項功能是更重要的。

既然國企在我國的市場經濟中是有獨特功能的，那么我們衡量國企是否搞好，就要看它們是否發揮好了自己的功能，而不僅看它們是否盈利。當然，非盈利或低利的國企也有一個如何提高效率的問題。有些企業由于功能所決定，恰恰不能有多少盈利，正是它的低利，保證了整個經濟的高效高利。像這樣的企業，國家當然不能放掉。而反之，有些企業確實盈利，但它完全不能發揮國企的功能，也就是說，它的其他所有制同行與它沒有任何區別。那么，國家仍然不應抓，要通過各種形式放開、改制。

市場應對我國的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作用，價格－－利潤機制應成為企業的基本動力結構，但這并不是我國經濟政策和戰略的全部。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日本乃至東亞的“政府參與型市場經濟”，就無法理解歐洲國家頗為可觀的國有經濟。要看到，我們畢竟不是生活在18世紀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如果說在計劃經濟全盛時期，孫冶方提出“企業要利潤掛帥”是需要學者的勇氣的話，那么，在人們對市場還有某種浪漫情緒的今天，我們也應有勇氣不把利潤指標作為判斷國有企業好壞的唯一標尺。

諸侯經濟是結構調整的最大障礙

反對重復建設，強調全國一盤棋并不始于今日。幾十年來對重復建設的討伐不絕于耳，近年來中央關于制止重復建設更是三令五申。但各地的重復投資、重復引進、重復上項目屢禁不止。在各地制定的遠景規劃中，有22個省市將汽車作為支柱產業，電子、機械、化工、冶金也被大多數的省市列為重點部門。

是各地不知道中央的精神嗎？是人們不知重復建設的危害嗎？抑或僅僅是項目設計時的信息遲滯？都不是，重復建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痼疾，自然有著它深層的原因，那就是“諸侯經濟”格局。

多年來，地方政府成為經濟運行中極其活躍的利益主體，特別是在投資、上項目方面，它們成為了比企業還重要的角色，有時看起來是企業的搞投資、上項目，其實也是被地方政府所命令的，因為大多數國有企業（90％以上）都是隸屬于地方政府的。而著眼于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尋求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布局的完整是地方的天然傾向。只要一天地方政府還是投資、上項目的主要決策者，中國的重復建設、結構雷同就不會消失。另外，一些行業性的部門在投資時也會過分追求部門利益，致使經濟效益低下，低水平重復，它們與地方政府在封閉割據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要想根治中國目前的結構病，不改變這種運行的主體格局是不行的。

重塑利益主體格局的首要任務就是將大企業從地方政府和專業部門的條塊束縛中解脫出來，真正做到政企分開。國家對大企業的關系應主要體現投資人的權責，屬地和部門的行政隸屬關系應盡快弱化，以求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國家在搞跨省市的大企業集團時，要進行正確的行業選擇，凡社會化程度高，規模效益明顯的行業，都宜于跨省、跨地的集中；那些社會化程度低的，可以歸屬地方經濟，但在地方也要沖破小的行政區劃和部門切割。企業不是政府部門，追求經濟效益是它的最高目標。當我國的投資從目前的由各級政府主導轉變成由大公司、大企業集團主導時，我們便會迎來一個具有內在合理化傾向的全新的國民經濟結構。這應居為這次結構調整的真正目標。國際經濟環境與結構調整

國際競爭的壓力是我們這次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原因。應當看到，我們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變。隨著“冷戰”的結束，整個世界市場更加連成一個整體，跨國公司在已有的雄厚實力的基礎上，90年代又取得了飛速的增長。目前跨國公司的總產值已相當于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超過全世界各國的進出口總額。90年代在發達國家又掀起了一場新的企業兼并浪潮。1995年美國的企業兼并的資產達至3500多億美元，預計1996年這一數額將會更高，歐洲、日本也在旋風般地實施著企業兼并。一些被人們所熟知的“龐然大物”，如大通－曼哈頓銀行，富士銀行、東京銀行，如AT&T、克萊斯勒、美國廣播公司（ABC）、貝爾公司等著名大公司或購并別人、或被別人購并，進一步成為“超級的龐然大物”。最近美國的波音與麥道宣布合并，成為世界航空業的巨人。在這些大物面前，世界市場是有限的。它們對世界市場的搶占與滲透不留任何空白，中國市場當然不例外。事實上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市場爭奪已十分激烈了。

面對著這一新的國際競爭形勢，我們的回應是怎樣的呢？應當說是很不充分的。多年來由于經濟體制、思想認識和實踐經驗方面的原因，各地區、各部門忽略了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配置資源，片面追求各自地區、部門的發展，盲目上項目，鋪攤子，重復建設、重復投資，導致了先進的大企業過少，集中度過低，較落后的中小企業過多，過于分散化。更為嚴重的是，如不加以調整，這種趨勢還會進一步發展。我國現在已有汽車制造廠幾百家，是美國、日本的幾十倍，但全國的汽車產量不到200萬輛，還不如國外的一個汽車企業產量，而IBM一家的產值就比我國的電子工業全部產值還高。

我國的這種規模偏小的企業不僅無力與跨國公司爭奪海外的市場，而且連國內市場的份額也難以保持。這一方面是因為對現代大工業而言，規模效益越來越成為競爭的主要手段。產品的質量、產品的成本，特別是產品的價格－－性能比都要在規模效益上找出路。汽車、石化、機械、材料等行業離開了規模，一切便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因為大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使它們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電子工業最為典型，在日新月異的電子產品的開發中，如果我們不能占領制高點，那么只能作別人換代產品的墊腳石。現在我國有不少好的企業被迫與外國在不利于自己的條件下合資，就是因為缺乏下一步新產品開發的能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跨國大企業的包括廣告在內的市場開拓能力，這一點在日常消費品方面尤為突出。

在當今的世界上，開放是一個國家振興的必由之路，我們并不能更不應由于國際競爭的激烈而關閉已開的國門，甚至稍許的退縮猶豫。改革開放的路我們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世貿組織我們還要積極爭取加入。換言之，我國的經濟開放度還要進一步提高。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聽任這種經濟分散化，市場割據化，結構重復化，企業小型化的趨勢繼續下去，民族經濟的發展是不堪設想的。

正確的作法是，從國際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實施大公司戰略和資產重組。

首先國際競爭的殘酷性決定了調整的力度。人們比較熟悉和理解以往的那種短缺造成的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知道如果不調整，社會經濟生活就會出亂子。但我們更應清醒地認識到，國際競爭的殘酷性所造成的后果絕不會比以往的問題更輕，它甚至是關系到我們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這次經濟結構的調整應在深度、廣度、內容、范圍上超過以往，在措施上應更加堅決，在時間上更加緊迫。

篇9

一、深化對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我國始終堅持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是與我國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屬性密不可分的。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社會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關鍵在于經濟基礎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否則國家的性質就會改變。近年來，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一股貶低甚至否定國有經濟地位的聲音。因此，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首先必須正確認識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國有企業在國內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經濟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國有企業的發展，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積極落實國家能源資源戰略，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經濟安全。由于國有企業一般是各個行業的龍頭企業，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就強化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此外，國有企業在配合中央宏觀政策和地方經濟建設，推進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等區域戰略中發揮著積極作用，推動了國家各項政策的落實。

二是政治方面。由于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才使得政府能夠從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制定各項政策，為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國體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反之，如果國有企業被大量私有化，國有經濟失去了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大型私企的政治影響力就會大大增強，人民當家作主將難以得到保證。

三是社會責任方面。國有企業既履行經濟、政治責任，也履行道德、法律、環境資源和慈善等社會責任。根據中國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2010）》顯示，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仍然領先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重大自然災害面前，國有企業總是沖在前頭，積極參加各種搶險救災活動，積極捐款捐物。此外，國有企業比較注重維護職工利益，實行職工工資與企業效益同步增長，注重讓職工從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中同步受益。

從國際方面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有力地節制了跨國壟斷資本，維護了國家經濟安全。國有企業積極開展對外投資，開拓國外市場，深化同世界各國的經貿戰略合作，推動政治互信等等，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

國有企業在國內、國際方面所起的這些作用，是民企、外企難以代替的。當然，目前國有企業在改革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壟斷性太強，少數國有企業依然競爭力不強、管理水平不高、缺乏效率，等等。但除壟斷性這一問題外，其他問題在非公有制企業中也大量存在。判斷國有企業是否應該在某個領域存在的標準，應是國有企業這種所有制形式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這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是否存在問題。在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需要進一步通過改革和發展來解決，而不能簡單地全盤否定。對于目前國內貶低甚至否定國有企業的一些言論，我們舉以下幾個例子深入辨析。

“國有企業處于壟斷行業，影響市場化程度”。市場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并不是所有的行業都要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完全的市場化是不存在的。有些行業是自然壟斷行業，需要實行壟斷經營；有些行業規模經濟效應很強，行業集中度較高，會形成寡頭壟斷市場。事實上，西方國家也并非所有的行業都實行市場化。一些人鼓吹這些領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實際上是要求國家放棄對這些關鍵行業和領域的控制，對于維護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是有害的，也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普遍做法不一致。事實上，我國的國有企業通過大力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積極推進股份制改造，市場化程度已遠遠高于民營經濟，而大多數民營企業仍屬家族式企業。

“國有企業處于虧損狀態，即使有少數盈利的國有企業，也是得益于其特殊的壟斷地位”。當前，我國有的競爭性國有企業利潤率不高，這種現象應該是存在的，但大多數國有企業是盈利的。這只能說明這些虧損企業需要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水平，以提高競爭能力，而不能以此判定要廢除全部競爭性國有企業。無論哪種類型的企業，都不能保證所有的企業都盈利。壟斷性企業獲得利潤，雖有政府政策的作用，但這種政策的保護是建立在對水、電、天然氣等公共產品價格進行嚴格控制基礎上的。實際上，如果完全按照市場供求定價，我國的能源、水電等產品價格會比現在高得多，那將影響居民生活和國家經濟安全，國有企業利潤也將會更高。

“外國能源、資源等行業由私營企業經營，也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資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賺取利潤，我們應清醒地看到資本的貪婪和無畏。如果能源、資源等行業都由私人控制的話，他們雖然也可能在一定時期顧及國家能源安全，但當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與企業利益相沖突時，它們就可能為了企業利益而犧牲國家和公眾利益。在這次日本福島核事故中，東電公司的所作所為，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二、深化對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認識

探討國有企業有序進退問題，必須明確兩個問題：第一，國有企業進退的依據是什么；第二，國有企業如何處理競爭與壟斷的關系。

首先，關于國有企業進退的依據。近年來批評“國進民退”的聲音較高，其依據主要有兩個：一是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有所上升；二是國有企業進入了“不應進入”或“不必進入”的領域。其實，判斷“國進民退”的標準不應是國企、民企各自的市場份額，應該是市場的開放和準入程度，同時還要看具體領域和行業。

國有企業應進入的領域主要有：一是為民眾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行業，主要是水電、交通、通訊等行業。這些行業先期投資巨大，而且要低價甚至免費提供服務，私人資本無力或不愿參與。因此，國企必須承擔這項任務，但應在確保國企提供基本服務的同時，盡量多地吸引社會力量參與。二是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的行業，如資源、能源、軍工等。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能源資源需求量不斷增大、對外依存度較大。在能源資源安全十分重要的前提下，國家必須牢牢控制國內資源、能源產業。這是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也是確保民眾基本生活的需要。這兩類國有企業一般具有較強的壟斷性。三是確保國家技術安全和占領未來經濟發展戰略高地，贏得未來發展空間的行業，如高新技術產業、新興戰略性產業等。這類領域的國有企業主要是競爭性的。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深化的條件下，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和領域如果不牢牢控制在國家手中，國家經濟命脈一旦被別國控制，我國就會受制于人。競爭性國有企業主要是提高對整個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尤其要加強對外開拓，培育更多的本國跨國企業、跨國集團。當然，確定國有企業集中領域必須依據國際國內形勢相機抉擇。因此，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堅持有進有退原則，國有企業集中領域雖有所減少，但控制力、影響力有明顯增強。讓國有企業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是不行的，對我國經濟發展十分有害。

其次，關于國有企業如何處理競爭與壟斷的關系。對于重要領域和關鍵行業，國有企業要進入，但并不能因為國有企業進入就限制民企、外資的進入，需要鼓勵和吸引社會資金、外來資金的進入。這就涉及如何看待目前的壟斷性國有企業和競爭性國有企業。

壟斷性國有企業目前主要集中在能源、水電、交通、電信等行業。對于壟斷領域，民企參與程度較低。但具有壟斷性并不必然是絕對的壟斷，往往也可以有競爭。壟斷行業應逐步引入社會資本，既可以彌補國家財政資金的不足，也可以激活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增強競爭力。對于一些項目建設，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可以采取對外承包方式，允許私人資本參與。比如資源、能源行業，要在強化政府監管的基礎上，允許民企、外資參與開發和建設。

競爭性國有企業目前主要集中在支柱產業中，存在的問題是競爭性不夠。應著力消除影響民企進入競爭性領域的門檻，讓民企真正參與競爭。同時，要認識到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存在并不構成對民企發展的威脅。如果管理控制得當，國企的存在對民企的發展能發揮保護和促進作用。目前大多數民企并沒有真正建設現代企業制度，不論從技術創新還是企業管理、營銷網絡等方面來講，民企都無法跟國外大企業或跨國企業競爭。如果國有企業馬上撤出，這些領域很可能被外資占領，或者造成行業發展混亂。相對于民企來講，國有企業具有更強大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支撐，更有能力與國外的跨國公司競爭。而且一些基礎性科研項目短期經濟效益不明顯，民企投資積極性不高，需要國有企業承擔責任，加大科技投入，加強科技轉化平臺建設，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因此，國有企業要帶頭克服我國企業經營短板，著力在掌握核心技術、構建營銷網絡上下功夫，積極應對國際大型企業、跨國公司的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增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總體上講，我們應一方面扶持民企壯大發展，消除民企進入的各種“玻璃門”；另一方面要保持和增強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將競爭性國有企業建設成面向市場、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體。

三、深化對國有企業與政府關系的認識

經過多年的改革發展，國有企業政企分開的目標已基本實現，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已成為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但政府部門過多干預國有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現象依然存在。因此，應積極改進政府與國有企業關系，按照轉變政府職能，增強國有企業市場競爭力、控制力的要求，理順政府與國有企業關系，把企業真正推向市場。

一是要大膽放開、真正搞活。要兼顧維護國家經濟社會安全與搞活市場競爭的需要，適當減少壟斷性行業和領域。即使壟斷，也要吸引社會資金，引進競爭機制，增強活力。對于競爭性行業，要降低市場準入條件，真正實現民企與國有企業公平競爭。大力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比如銀行業，要鼓勵社會資金投資興建小型銀行，滿足中小企業和農業發展需要。

二是要嚴格控制政府干預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按照政企分開、管辦分開的原則，進一步規范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范圍，減少對國有企業微觀經濟活動不必要的干預。對于國有企業技術創新、增產增效等的激勵約束機制，要與民企、外企同等對待，增強國企自身發展的憂患意識，消除國有企業對政府的過度依賴心理。對于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兼并重組，要按照市場規律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原則進行，杜絕“拉郎配”。同時，要防止國有企業左右國家政策，利用政策獲取不正當利益。

三是推進國有企業資本化進程。要推動國有企業整體上市，推動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全面提升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依靠資本的力量推進國有企業建立并實行現代企業制度，提高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水平。

四是改進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考核。要適應國有企業資本化進程，逐步改變對國有企業負責人行政任命方式，更多地實行公開招聘。要改進對國有企業的考核，既要考核企業利潤，更要考核技術創新能力和管理水平。當前我國正處于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時期，國有企業作為經濟主體，理所當然要承擔起領頭羊的重任，推進科學發展。要加強對國有企業在這方面的效果考核。此外，還要加強對國有企業改制、兼并重組過程中的資產監管，嚴防國有資產流失。

四、深化對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認識

目前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問題成為了輿論焦點，一些人提出國有企業應拿出更多的利潤惠及全民。總結近年來人們對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不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認為目前國有企業上繳給國家的利潤太少；二是認為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工資過高，國有企業利潤自留得太多；三是認為國有企業獲得高額利潤不是建立在自身管理水平、科技創新能力和效率的提高上，而是過多地依靠國家政策保護和財政支持；四是認為民眾從國有企業利潤中受益不明顯。應當說，盡管以上問題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或多或少都存在。應當認識到，這些問題有的是國有企業長期存在的老問題，有的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有的甚至是為順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而給國有企業提供的優惠政策。當然，隨著改革的深化，這些問題應該得到解決。在壯大國有企業過程中，要建立公開透明、科學合理的國有企業分紅機制，讓國有企業惠及民眾。

首先，要合理確定國有企業利潤留成與上繳比例。要逐步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實現國有企業持續發展與民眾受益相結合。根據國有企業壟斷程度以及政府政策、財政支持力度，確定國有企業利潤的上繳比例。壟斷性行業的利潤應適當多繳，競爭性行業的利潤可適當少繳。對于上市企業，要逐漸按照國際通行的利潤上繳比例，通過利潤逐步上繳來推進國有企業加強管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篇10

根據《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是指：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非法利益，金額達到一定程度的行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客體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司、企業的管理制度，即社會經濟秩序。

（二）客觀特征

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非法利益的行為。

（三）主體特征

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僅限于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而董事是指公司、企業董事會的組成人員，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和董事。經理是指由董事所聘任的公司、企業經理及根據經理的提名所聘任的副經理。非國有企業的董事、經理不構成本罪的主體。

（四）主觀特征

本罪的主觀是出于故意，即明知非法經營同類營業行為是公司、企業管理法律、法規所禁止的行為而故意進行非法營業的行為，目的是為了獲取非法利益。

該項罪名增設以后，沉重打擊了為謀私利而置國有資產于不顧的一批“蛀蟲”，維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更好地創造了一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公平競爭的氛圍。但實際適用中，也出現了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一、 對該罪的為“他人經營”中的“他人”是否能構成該罪的共犯。

今年筆者辦理了一起國有企業經理馮某伙同私營業主李某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的案件，偵查機關將馮某和為馮某實施犯罪提供帳戶、開具發票、收取貨款、并分贓得利的私營業主李某列為共犯移送起訴。在審查過程中，產生了二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意見認為根據立法精神，該罪主要是針對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成或為他人經營同類營業的國有公司董事、經理本身，打擊面不應擴張至得益于國有公司董事、經理的同類營業經營者，即該法中所指的“他人”不能以該罪的共犯論處。另一種意見認為，該私營業主在明知國有企業經理利用職務便利非法經營同類營業而為其提供諸多幫助，從而共同獲利，已構成該案的共犯。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1、根據《刑法》總則理論，共犯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而在該案中兩人經預謀，李某為馮某非法經營同類營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且自身在和該經理的共同經營過程中非法獲利，而該經理如果沒有私營業主的幫助根本不可能完成犯罪，因此，二人在該犯罪過程中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從客觀上已經成為了該國有企業的競爭者、完全符合必要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即必須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施才能構成的犯罪。

2、根據《刑法》總則指導分則的原理，該罪可以設立共犯。在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中如果經營者自身通過成立公司等行為由自己完成該罪，可以單獨犯罪論處。但現實情況是行為人為掩人耳目，逃避偵查，往往不冒險自己設立公司，而大多采取和他人勾結完成犯罪，因此為更好地打擊此類犯罪，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良好健康的秩序，他人和國有公司董事、經理事先預謀，內外勾結，共同實施、經營同類營業行為非法獲利，嚴重損害國有企業的利益，該他人應列為該罪的共犯，根據其在犯罪中的作用來確定主、從犯的地位，從而更準確地理解立法的本意。

二、 該罪和貪污罪、受賄罪的區別

（一）該罪和貪污罪的區別。

由于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的主體是國有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所實施的職務犯罪，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極易和貪污、受賄等其他職務犯罪相混淆，尤其是在經營活動中產生的損公肥私，獲取非法利益等情況，更加難以區別。就如筆者辦理的該起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該國有企業經理和私營業主通過了一定的經營行為，獲得了非法利益，粗看該國有企業經理馮某將應歸企業所有的利潤通過和私營業主李某勾結，將利潤留在了李某公司的帳上，從而獲得了非法利益，將本應屬于企業的公款變成了其私有財產，應該認定為一種貪污行為，但由于該國有企業經理和私營私主確實通過了一定的經營行為獲取了非法利益，而非假借經營行為或根據不存在經營行為，是通過“走帳”方式截留利潤，因此該案只能認定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而不能認定為貪污罪。這也是在實際司法操作中為分清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與貪污罪的根本區別。又如筆者辦理的某國有工貿有限公司經理蘇某貪污案，蘇某利用職務便利，采取將其所在公司的業務從朋友的公司中走帳、截留國有公司經營利潤，其朋友的公司并不參與實際經營，所有經營活動均由蘇某一手操縱，因此蘇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從上述兩個案例分析，筆者認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與貪污罪區別的根本標志是：非法利益的取得途徑。非法利益是通過實際經營行為取得，原則上認定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相反，非法利益是假借經營行為或不存在實際經營行為而取得，則應認定為貪污罪。

（二）該罪與受賄罪的區別。

盡管從理論上尤其是犯罪構成要件上，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與受賄罪有明顯的區別，但是在具體案件中，尤其是為他人經營同類營業獲取財產性利益的情形下，兩者的界限也較難分清。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可以從以下二個方面來把握：首先如果行為人是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行為人并未直接從同類公司、企業中按企業分利等方式直接獲取非法利益，而是采取向他人索要或者非法收取他人財物的，則應以受賄罪論處。反之，雖然行為為從他人處獲得了非法利益，還應認定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

其次，從獲取財產性利益的時間節點上加以區分。如果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經營與其任職相同的營業，在經營利潤實現之前就從他人處獲取財產性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罪。在利潤實現以后，就很難分清他人是與行為人分利還是為感謝行為人而送給其財物的行為，此時，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準確認定。

綜上所述，盡管本罪設立以后與傳統的職務性犯罪在某些案例上界定較難劃分，但深入剖析該罪的犯罪構成及本質特征還是有一些根本標志能夠加以把握，從而更好地適用該條法規準確懲治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行為。

三、從維護非公企業的財產利益角度出發，該罪的主體適用亟待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