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工商管理課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高級工商管理課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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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選課;課程設計;路徑

中國內地高校開設公選課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公選課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大學課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課程涉及數學與自然科學類、人文科學類、社會科學類、計算機類、語言類、藝術類、體育衛生類、基本技能類等[1]，在促進學生個性全面發展、拓寬學生知識面、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學生的創新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一、明確課程目標，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高校公選課的生源來自各個學科，少則五、六十人，多則上百人，選課動機千差萬別，如何在一個半小時內，吸引學生并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呢?大學教育的定位不應只是知識教育、技能培養，高校公選課的定位是通識教育，其中增強人文教育理念應當貫穿于高校公選課課程設計中，包括愛的教育、善的教育、美的教育等價值觀的教育內涵[2]。不同學生對所選課程的期望各有不同，但擔任公選課的老師要思路清晰：我為什么要開設這門課程?課程設計必須要有非常明確的目標性。在本人所擔任公選課《紀錄片創作與賞析》的課程設計中，我將課程的教學目標修訂為：分享人生經驗;正視社會歷史、現實;反思人生意義、價值;豐富大學文化生活;提高影視鑒賞力。上公選課的大多是大一、大二的學生，他們對社會的認知水平和能力還有待提高，本課程希望通過不同類型的紀錄片的推介、賞析，為他們打開一扇認識歷史、社會、人生的窗口，從多個層面帶給學生不同的學習體驗，相信總有一點可以觸發他們的共鳴。

二、突破課程理論框架、創新設計課程教學內容

(一)增強學科知識的普及性。與專業課程教學要求不同，高校公選課課程教學目的主要是拓寬學生知識面。因此，教師在做課程設計時，必須把課程的理論知識打碎、揉爛，刪繁就簡、降低學習難度，形成以知識應用為主、理論為輔的課程教學框架。比如可以對一般課程里的歷史背景、理論溯源進行刪減;將課程體系粗枝大葉化，繪制出課程核心內容的枝干，將專業理論通俗化，更強調知識的普及性。

(二)精選接近性強的學習材料。相較于專業學生，公選課的同學對所選課程知之甚少，如何激發他們對課程的學習興趣，就成為課程設計的關鍵。比如本人所教授的《紀錄片創作與賞析》這門課程，經過幾年的教學實踐，我的教學資料庫也在不斷地調整中。在選擇觀摩影片時，為保證讓學生觀摩到不同類型紀錄片，我會刻意選擇一些短小的、時代感強的題材，比如《活力中國》系列、《新青年》、《街舞狂潮》等;自然地理類題材記錄片是一般觀眾都會喜愛的片種，我選擇的是制作精良的《美麗中國》、《森林之歌》;為了豐富大家的文史知識，特意選擇《故宮》、《大國崛起》、《敦煌》、《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等題材的影片;為了讓大學生認識真實的中國，我也選擇了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的紀錄片，如《歸途列車》、《阿拉民工》等;還選擇了《梁思成與林徽因》等愛情題材的紀錄片，希望通過真實的影像故事觸發同學們對愛情的向往并懂得珍惜的可貴。

(三)增加師生互動性內容。作為大學通識教育，培養學生多元思維方式、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是課程教學方法的設計思路[3]。在做公選課課程設計時，必須將課程內容逐一分解、細化到每堂課中，并通過問題設計、課堂討論將知識體系串聯起來，充分調動起學生的質疑力、反思力，在討論中幫助學生理解、消化專業知識。這種互動一定是啟發式的，帶有思辨性的，不能是灌輸式的。老師不一定給出答案，但要引導學生思考的方向;在教學中要根據學生實際情況適當降低課程專業難度，不能像要求專業學生那樣要求公選課的學生，問題設計要深入淺出;高校公選課教學更講求藝術性，生動、活潑、幽默風趣的授課方式，自然是大學生喜歡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簡單迎合學生的口味，而是要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四)提高多媒體教學水平。多媒體在高校教學中已經很普遍，但課件的設計水平卻參差不齊，有的只是教案的文字版，并沒有把多媒體的優勢發揮出來。公選課多媒體課件設計要強化視覺、聽覺效果，教師可以制作出課程所需的視頻、音頻文件，增強教學的直觀性和應用性;PPT的設計要突出視覺線，文字要少而精，圖文并茂效果才好，可以是課程的要點、難點，可以是討論題目，也可以是設計好的圖標、動畫……

三、強化設計性，有效控制教學環節

(一)課前做好引導。在每次正式開始課程內容前，先做簡短的課程回顧，再通過設計好的針對性問題明確本堂課的學習內容和目標，做好學生的學習引導。比如《紀錄片創作與賞析》的課堂教學中，我會結合上節課課后布置觀摩的影片，提出一些問題組織學生討論，并不直接給出參考答案，讓學生們帶著疑問開始本次學習。

(二)課中增強互動性。公選課程不適合滿堂灌，老師不能只做傳聲筒。一節50分鐘的課，課程理論教學內容設計最好不超過30分鐘。做課程設計時要強調可操作性，教師可以通過生動的案例引出一個個問題，讓學生參與討論，在提問過程中還要盡可能顧及全場，調動、活躍課堂氣氛，任課老師適時對大家的討論結合課程知識點予以回應，引導討論的大方向。

(三)課后做好課堂總結。在下課前，一定要做幾分鐘的課堂總結，將當天的知識要點進行匯總強化，并布置下節課討論的題目。《紀錄片創作與賞析》的每節課后，我會給出學生下去觀摩的篇目，并提出相應的幾個問題，要求學生帶著問題觀看、思考。

四、增強思辨性，鼓勵學生參與課程教學

(一)增強課堂教學的開放度、參與性。大學教育絕不只是實用的工具，大學課程也不只是傳播知識信息，還涉及道德、倫理、審美等領域，影響大學生人格、思想、責任感的形成。如今，我國高校公選課教育管理給了任課老師很大空間，因此應當提倡、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展開自由討論，有交流、有探討、有碰撞是培養大學生思辨性的最好手段。當然，老師要主導討論的行進，做好引導和啟發，真正達到一定教學效果。在《紀錄片創作與賞析》的課堂上，我會選擇一些有爭議的影片供學生觀摩，通過討論、交流共享不同學科青年的觀點、立場，引導學生們認識人性、社會的復雜性，激發他們對“公平、正義”、“良知、責任”等人文精神的認知。

(二)弱化課程管理強制手段。大學公選課程教育應當充分利用心理學的“獲益吸引，降低阻抗”原理，給學生更多自主權，比如將課堂考勤點名轉換成課堂提問，既能了解到課率的情況，也起到了考勤作用，學生也很容易接受。學生請假一律批準，不準假，他/她的心不在課堂上，也不會有好的教學效果。其實，在幾年的教學實踐中，并沒有遇到經常請假的學生，只要課講得好，同學們還是很樂意上公選課的;這樣也會給老師一定壓力，課講得好才有人來聽。高校公選課課堂是給予大學生浸染人文精神的很好空間，教師要做好課程設計、認真備課、上好課，充分利用好這個平臺，真正讓公選課成為大學教育中一座清新的花園，百花齊放、生趣盎然。

參考文獻：

[1] 嵇春霞.立足通識教育，打造高校公選課教材—從四所高校的公選課調研說起[J].科技與出版，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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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教學改革工商管理專業

高職教育的教學應以理論夠用，實用為主為原則，經濟法作為學生了解經濟法律知識和解決管理活動中的實際問題的課程，更應該體現出這一原則。經濟法講授必須要與學生的生活及密切接觸的社會實際結合起來，把工商管理活動中涉及的常用法律問題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對該門課程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考核方式上進行全面改革，從而使學生更好地掌握經濟法的實質，并能夠理論聯系實際，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為培養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理論知識和應用能力并舉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服務。

一、經濟法課程特點與定位

明確經濟法課程在工商管理專業與法學類專業課程設置中的不同作用和目標，對于把握工商管理專業經濟法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其他課程相比，經濟法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1、內容廣泛而豐富

大多經濟法教材內容都涉及極廣，幾乎覆蓋了所有經濟管理工作的全部業務范圍。它的基本內容涵蓋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多個法律部門。具體來說，工商管理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法律基礎知識，包括法理學基本知識、民法基本知識和經濟法基本知識。二是市場主體部分法律，包括公司法、企業法、企業破產法等具體法律基本理論。三是市場行為規制部分法律，包括合同法、證券法、票據法、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知識產權法等內容。四是國家宏觀調控部分法律，包括稅法、金融法、價格法等一些內容。

2、經濟法更新速度快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當今社會變化很快，從而規制人行為的法律也在不斷完善和更新。因而教材的內容也在不斷的補充和修改；對于教授經濟法而言，需要隨時了解經濟法內容的更新，更要不斷地掌握經濟立法的最新動態，根據發展變化動態，調整自己的授課內容，并借助現代教學手段，不斷補充和更新教學內容，擴大學生的知識吸收量，使學生掌握的知識始終是緊跟時代腳步的，為增強學生畢業后對經濟管理活動的適應性打下基礎。

3、經濟法理論比較抽象

相對于其他經管類課程，經濟法本身的法律術語難懂，分析思路和以往大不相同。針對這一特點，經濟法的教學要注意適當補充一些學習法律所必需的知識，適當介紹各種法律制度制定的理論依據及其意義，而且課程設計要針對工商管理專業的教學要求和學生原有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狀況，在教學內容上有所選擇和側重，同時要調動學生的主動性，通過鼓勵學生閱讀課外參考書、積極開展課堂實踐教學，使學生不僅能學到經濟法基本知識，而且獲得學習知識的方法和運用所學知識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

二、工商管理專業經濟法教學模式改革建議

對于工商管理類專業的經濟法課程而言，應該著重研究經濟法課程建設如何與應用型工商管理類人才培養目標和教學特點相結合，教學模式改革應該以配合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為出發點，以理論教學為基礎，實踐教學為導向，采用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法，利用多媒體教學設備，培養應用型工商管理類人才。

1、構建合理的教學內容體系

經濟法的范圍非常廣泛，工商管理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內容基本涵蓋了法學專業課程所包含的具體子部門法，具有極強的綜合性。而作為高職的學生，學習時間有限，課程學習時間有一定的約束。在有限的時間里選擇合適的內容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課程內容設置上要體現出實用性，考慮到工商管理專業學生未來參與社會工商管理活動對法律知識的需求，工商管理類專業經濟法課程應當以商法制度為主要內容，全面講解公司法、合同法、票據法等商法制度；考慮到學生的法律知識狀況，有必要事先介紹部分民法知識為學生提供應當具備的基礎法律知識，最后再輔以民事、行政及仲裁等法律知識；同時設置相應的財稅、金融等宏觀調控法律制度。

2、多種教學手段結合，提高課堂教學效果

為了更好的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為了更好地提升課堂實際教學效果，必須將多種現代化的教學手段結合起來，使學生成為課堂教學的中心和主體，教師成為學習過程的引導者，具體手段如下：

(1)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是教師和學生共同討論和分析實際案例。通過案例分析來示范思維方式和思維特點，可以更形象和生動地理解經濟法律知識。不僅有利于學生對法律知識的準確理解與掌握，而且能夠給學生留有思考的余地，以培養學生獨立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提供保證。

(2)專題討論：組織學生對經濟法中的重點熱點問題進行討論。可以事先擬訂討論題目并將提前一次課發給學生，要求學生課下搜集資料、撰寫實踐報告，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并做典型發言，教師最后做出點評和總結發言。實踐證明，專題討論使用的好，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就高，而且可以鍛煉學生的語言表達和思辨能力。

3、實行全面合理的考核方式

考核環節也是教學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教學環節，目前工商管理專業的課程考核中，經常采用教師劃范圍，給復習資料等方式，學生考前突擊記憶知識點和復習題，考試結束后知識就所剩無幾。這些不全面的考核方式不利于促進學生對法律知識的真正掌握，更談不上運用。所以應建立科學的考核體系，全面衡量學生學習狀況。在綜合評定中應體現出學生出勤、作業、課堂討論、實踐報告等情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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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米歇爾?古澤茲教授任教于法國馬賽商學院的三個校區―馬賽、上海和馬拉喀什，他致力于領導和開發半脫產工商管理碩士、全日制高級工商管理碩士和工商管理博士項目。在很多人眼里，他既是講臺上激情洋溢的傳道授業解惑者，又是商業世界冷靜沉著的掌舵者。以其創新的辦學理念，米歇爾?古澤茲教授把跨國教學引入MBA、EMBA項目中。因此，《新營銷》記者圍繞MBA、EMBA教學進行采訪。在采訪的過程中，米歇爾?古澤茲教授流露出對MBA、EMBA發展的希冀以及在穩健的推進中努力尋找創新的渴望與執著。

靈活的教學體制

《新營銷》：如今，EMBA教學都依靠其特色吸引學生，法國馬賽商學院在課程設計及教學方式上有哪些獨特的地方？

米歇爾?古澤茲：法國馬賽商學院是法國最知名的一所學校，2001年，我們的EMBA項目在英國《金融時報》排名第61位。我們EMBA項目最大的特色是學生可以在法國和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兩地上學。

目前，我們面對全球化的市場環境，從世界范圍看，很少有EMBA學生既能在歐洲上學，又能在中國上學，而我們的EMBA項目就是這樣的一個項目。學生可以在歐洲和亞洲學習，完成一個案例。比如，中國學生在上海開發一個案例，到世界各地搜集資料，最后在歐洲完成。

我們的國際MBA項目有四個方向，即全球管理、人才領導力、品牌與創新、人力資源管理。在上海，我們有金融方向的國際MBA，這個方向是法國沒有的，而在法國我們有市場方向的MBA，這個方向是上海沒有的。對MBA的學生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需要擴充自己的人脈關系，需要具備全球化視野，我們的辦學方式在這一方面可以對他們有幫助。雖然這種教學方式，對我們的學生管理工作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對學生而言卻是很簡單的。

《新營銷》：在學制上，中國MBA、EMBA學制趨向于越來越短，法國MBA、EMBA學制是否也是這樣？

米歇爾?古澤茲：法國不是這樣的。法國馬賽商學院提供的是兼職MBA、EMBA項目，我們在3年前嘗試把這個項目控制在14個月，但是學生的反饋是學習強度太大，跟不上學習進度。現在，我們按照全球慣例，項目控制在18個月到24個月完成。

事實上，我們有全球創新舉措，我們的學生可以在1～4年里完成學業，學生開始學習的時候，是一個標準化的兩年制；如果學生為了更換工作想加快學習進度，就可以加快學習；如果學生總是出差耽擱學習，就可以把學習進度放慢。我們根據學生的情況調整學習進度，學制有更大的靈活性。

國際化的教學內容

《新營銷》：馬賽商學院的MBA、EMBA項目與歐美其他院校的MBA、EMBA項目相比有哪些優勢？

米歇爾?古澤茲：總體來說，我們有三個優勢。首先，我們與中國最知名的學府之一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合作。其次，上海MBA和EMBA項目很少是用英語教學的，而我們完全用英語教學。最后，如果你看美國的MBA項目，就可以看出并沒有那么國際化，他們的案例教學以美國為主，并且游學特別少，而我們有五個地方可以選擇游學，分別是法國、巴西、美國、印度、摩洛哥。

《新營銷》：法國學生和中國學生對MBA和EMBA項目的需求有什么不同？

米歇爾?古澤茲：其實差別沒有那么大。中國學生更關注MBA和EMBA項目與職業的關系，而歐洲和美國學生不那么注重。

《新營銷》：法國馬賽商學院的MBA、EMBA招生是否設定了門檻？

米歇爾?古澤茲：我們的要求是學員通常要有5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因為我們的MBA和EMBA項目是面向管理層或中層以上職位的學員。另外，申請人要有良好的英語水平。在錄取學生時，我們通過面試考察申請人是否有管理才能，如果他們有良好的管理才能，各方面都很優秀，那么他們就能成為我們MBA和EMBA項目的學員。

《新營銷》：你在中國和法國授課的內容是否相同？

米歇爾?古澤茲：我的教學內容不完全相同。我授課的學生不僅僅是面向市場以及品牌管理方向的人，因為我是面向所有的學生教學。例如，我去年有一門課，聽這門課的學生有金融領域的，有市場領域的，有物流和供應鏈領域的。現階段品牌管理的范疇涉及公司各個部門，比如IT、生產、法務等很多部門。

在中國，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奢侈品牌，在教學上我會加入一些有關亞洲維度的內容，以及中國市場和中國品牌的內容，比如，我的案例中有上海灘服飾品牌和珠寶品牌。

另外，在教學中我還加入國際品牌內容，當然教學肯定是混合了國際和中國兩方面的內容。對于中國學生來說，他們首先要了解全球市場是怎樣的，然后了解中國市場是怎樣的。對于法國學生來說也是相同的道理，先看全球市場，再看法國市場。

全球視野的商業機會

《新營銷》：在與學員互動的過程中，你是否會了解他們對奢侈品品牌發展有哪些困惑？

米歇爾?古澤茲：目前，大多數奢侈品牌亟需要了解中國消費者特定的需求，中國消費者對服務的要求比其他任何國家的消費者都高，所以店內服務至關重要。例如，傳統的中國公司大部分是以部門為導向開展工作的，它們必須學會如何用顛覆性的戰略，用高效協同的信息系統、分銷系統管理品牌。

其中，分銷渠道對奢侈品品牌來說會面臨在百貨公司里設柜還是自己開店的問題，這種選擇必須通過具備相關知識能力的人才能完成，尤其是中國公司與歐美百貨公司打交道，一定要找到懂這些公司的人才能在歐美市場管理好品牌。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國公司對奢侈品發展過程中的困惑。目前我工作的一家中國奢侈品公司，他們的產品非常漂亮，他們面向的是很多買手，由他們向大眾市場推銷這些產品。所以，這些買手就要接觸富裕階層的人，或者與專業的設計師、建筑師溝通。而這家公司自己的人不知道如何與這些人溝通，所以他們迫切需要招聘到這樣的人才。

《新營銷》：據你了解，不同國家的消費者對奢侈品品牌的需求和認知是否有很大的區別？

米歇爾?古澤茲：你很難去教一門不涉及消費者分析的奢侈品品牌管理課程。據我觀察，中國消費者除了單純的炫富者外，也有非常老練的低調的人消費奢侈品，他們不希望與別人使用同樣款式的包。

另外，在奢侈品成熟市場，消費者更看重的是奢侈品品牌背后打動人心的東西。例如，愛馬仕近期上線了一個網站叫“愛馬仕的手”，上面有一些宣傳片，這些片子已經在電影院上映了。片子的內容是制馬仕的手工工匠為什么從事這個行業，他們為什么那么熱愛自己的工作。

《新營銷》：如今MBA、EMBA項目在全球都很熱門，它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米歇爾?古澤茲：有一點非常確定，不僅僅是中國，其他國家也面臨人才短缺問題。中國發展得非常快，對于優秀的管理人才，面臨著巨大的短缺。現在各個層面都在進行人才培訓，找到好的MBA、EMBA畢業生是每個公司都要做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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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學的公共管理專業是從公共行政專業演化來的,而公共行政專業則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多科技術學院(Polytechnics)。英國傳統的政府管理者多畢業于像牛津、劍橋這樣古老而有名的大學,并取得政治學、法學或其他文科學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但是從50年代開始,情況有所改變。伴隨地方政府規模的擴大和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發展,政府部門迫切需要大量操作型管理人員。適應這種需求,在英國開始出現“市政管理專業證書”培訓項目。“市政管理專業證書”起初僅是一種職業資格證明,并不是專業學位。但到60年代末期,多科技術學院作為職業大學在英國得到迅速發展,在這些多科技術學院中,“市政管理專業證書”培訓項目便演化成最早的公共行政專業學位。當時公共行政專業的出現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背景,即來自富頓(Fulton)委員會的建議。英國建立富頓委員會的目的是檢查公共服務,在該委員會1968年的報告中首次提出公務員及其他各類公共服務人員都應該有明確的專業教育背景,而不單純是為獲得職業資格證書來接受大學畢業后的再教育。而且,當時富頓委員會自身也需要招募大批熟悉公共服務的大學畢業生。因而,正是在20世紀50和60年代英國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務迅速發展,并要求公務員和公共服務人員職業化的背景下,英國的公共行政專業在多科技術學院里誕生了。英國的公共行政專業并不是從政治學專業中分化出來的,也不隸屬于政治學,它從一開始就是為適應公共服務職業化的需要,產生于英國早期職業教育機構———多科技術學院之中,這也為英國公共行政專業后來進一步向更具實踐和技能導向的公共管理專業轉變埋下了伏筆。

1968年,英國第一個公共行政專業的學士學位在Sheffield多科技術學院被授予,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英國已經有8所多科技術學院可以授予公共行政學士學位①。雖然公共行政專業主要是為了培養職業公務員,但當時公共行政專業的學科基礎仍建立在社會科學之上,以政治學為主,輔助以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和社會政策分析等,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多學科交叉的特點[1]。與此同時,一些傳統大學也開始設立起類似于公共行政的專業。傳統大學的公共行政專業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從政府研究的角度設置的相關專業和課程,典型的如Kent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另一種是從公共政策和管理分析的角度設置的相關專業和課程,典型的如Aston大學和Birmingham大學。第一種類型偏向于政治學,第二種類型則已經開始傾向于經營和管理科學傳統②。1979年以后,伴隨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政府開始要求公務員具有私人部門的管理風格和管理技術,要求公務員更像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員。公務員需求的變化直接沖擊了多科技術學院和部分傳統大學中公共行政專業的學科基礎,使之開始由以社會科學為基礎轉向以經營和管理學科為基礎,并且更為關注信息技術和其他技術的應用。新的課程,像經營戰略、管理學、營銷和財務管理等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社會科學課程而進入公共行政專業的課程設置。在多科技術學院公共行政專業學科基礎轉換過程中,英國“商業和技術教育委員會”(BTEC)起了關鍵性作用。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為了協調和監督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英國政府建立了兩個委員會,1973年建立了技術教育委員會(TEC),1974年又成立了商業教育委員會(BEC)。公共行政教育隸屬于BEC。1983年,兩個委員會合并,成立了商業和技術教育委員會。BTEC采納了與一般商業教育更為一致的公共行政教育觀點,使公共行政成為BTEC商業和金融課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并由BTEC下屬的商業和金融分委員會負責。正是在BTEC的直接干預和支持下,當然更重要的是響應新公共管理運動對新型公務員的要求,職業技能訓練取代社會科學知識成為公共行政課程的核心部分,公共行政教育更進一步體現出“通用技能”的要求和“學科交叉”的主題。BTEC曾對“通用技能”進行了明確界定,即“通用技能”是包括自我管理和開發、與別人一起工作、溝通、管理目標和解決問題、應用計算、應用技術、應用設計、創造在內的技能。BTEC要求其所屬的多科技術學院的課程都必須圍繞提高這些技能來設計。雖然英國傳統大學并不受BTEC指導,可以自行設計課程,但由于BTEC在英國職業化教育中的權威性和巨大影響力,這使得傳統大學中的公共行政課程也從強調理論知識和社會科學基礎轉向強調技能和經營管理基礎。一場席卷整個英國教育系統的“技能運動”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這場運動中,無論是多科技術學院還是傳統大學的公共行政專業都更趨向于應用性和操作化,在課程設置和教學中,管理的自主性、效率和成本—收益分析成為永恒的主題③。正是這場“技能運動”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大學中公共行政專業的徹底轉型,也即由公共行政轉變為公共管理。

1991年英國還有8所多科技術學院和5所傳統大學授予公共行政學位,但到1997年,英國竟然沒有一所大學再單獨授予公共行政學位,在現有的16家進行公共部門研究和學位授予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公共行政學位已經被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兩種學位所取代[2]。雖然公共行政專業向公共管理專業的轉型是一個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就已經開始的過程,但真正的突變卻發生在1992年,這一年新的高等教育法案允許多科技術學院像傳統大學一樣自行決定專業和課程設置,提供高教產品,這使得相當一部分多科技術學院(包括授予公共行政學位的8所多科技術學院)得以升格為大學,人們習慣上稱之為“新大學”。從1992年至1994年的兩年間,幾乎所有的公共行政學位名稱都消失了[2]。從公共行政裂變而來的公共管理專業,在核心課程設置中更體現了管理學和經濟學的學科特征,如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信息管理、決策科學和公共經濟學等成為公共管理專業首選課程。即使在公共政策專業,技能導向也越來越明顯,學科基礎也更傾向于經濟學,尤其是公共選擇理論[1]。英國大學公共部門研究的專業和課程在20世紀90年代的重組,公共行政專業向公共管理專業的轉變,究其原因,除了來自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直接影響,以及由其引發的20世紀80年代“技能運動”和90年代高等教育放松管制的影響之外,來自英國大學商學院的競爭和沖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多科技術學院和傳統大學中,一直沒有專門的公共行政碩士學位(MPA),相關的碩士學位專業和課程要么隸屬于政治學或政府學系,授予文科碩士學位(MA),要么隸屬于商學院,授予理科碩士學位(MSc)或MBA[3]。20世紀80年代席卷英國高等教育的“技能運動”,不僅影響到公共行政的學士學位課程,也直接影響到相關的碩士學位課程。薩切爾內閣支持公務員取得MBA學位,而不是與公共行政相關的碩士學位[2]。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學或政府學系中與公共行政相關的MA學位的規模日益萎縮,而商學院中相關的碩士學位尤其是MBA課程卻急劇增加,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大學商學院大量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類MBA課程,其名稱為“公共部門MBA”(PublicSectorMBA),甚至像Birmingham大學的公共政策學院,它所授予的碩士學位也是MSc和MBA,而且尤以MBA占多數,竟然和商學院完全一樣。而且,在課程設置上,英國大學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課程也非常接近一般MBA課程。

例如,Aston大學商學院公共管理系碩士學位核心課程包括:組織行為學、戰略管理、公共部門財務管理、組織變遷管理、營銷管理、公共政策、客戶服務和質量管理、應用研究方法;而Birmingham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碩士學位核心課程則包括:治理和管理、財務管理、組織分析、人力資源管理、公共部門營銷管理、信息管理、政策分析。Aston大學和Birmingham大學的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國大學中非常具有代表性。Aston大學是英國最早、也被認為是最為成功的在商學院中創辦公共管理教育的大學之一,而Birmingham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則是英國乃至歐洲最著名的公共管理教育機構。從這兩所大學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的核心課程設置上不難看出,英國公共管理教育的技能導向和非政治化色彩,其課程已經很難與一般MBA課程區別開來。某種意義上說,在研究生教育層次上,正是大量公共部門MBA阻止了MPA專業在英國的出現,反過來,也進一步限制了公共行政專業的發展空間①。因而,英國大學商學院大規模培養公共部門MBA也是促成公共行政專業20世紀90年代最終轉向公共管理專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國,由公共行政教育演變而來的大學公共管理教育,與傳統的公共行政教育相比,其顯著差異體現在四個方面,即:(1)更強調實踐導向,而非理論導向;(2)更注重政策實施的管理和評估,而不是政策制訂;(3)從社會科學基礎轉到工商管理基礎;(4)由重視知識到強化技能[1]。伴隨專業和課程設置的轉型,公共管理教學方法與公共行政相比也有明顯不同。傳統公共行政教學傾向于單向式教學,以教師和知識為中心,而公共管理教學則強調雙向溝通式教學,以學生和問題為中心,更注重未來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實際公共管理的活動過程及其所需各種實用技術(如計算機、信息技術等)的教育。因此,公共管理教學方法較之公共行政則更為靈活多樣,已不限于單純的課堂教學和討論班。像商學院其他工商管理課程一樣,在公共管理教學中,案例分析也處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還包括實地調研、實習(如三明治課程,其中包括一年到實際部門的實習)和計算機模擬等。目前,在英國大學的公共管理教育中,案例分析、模擬演練、靈活的教學模塊和跨專業的聯合或榮譽學位,已經構成其區別于傳統公共行政教育的鮮明特色,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國正在吸引著越來越多未來致力于公共服務的學生。

二、英國公共行政研究傳統及其危機

英國公共行政研究傳統的形成要早于大學公共行政專業的出現。20世紀初,英國公共行政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是由Webb夫婦建立的,他們的經典研究工作是關于英格蘭地方政府的系統研究。Webb夫婦具有實用主義形式的關于外在于政治過程的政府職能的研究工作,長時間主導著英國公共行政的研究風格[4]。在Webb夫婦的積極倡導下,1922年,英國皇家公共行政學會成立(RIPA),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和咨詢組織,旨在發展作為一種職業的國民服務和其他公共服務,并推動公共行政研究。RIPA創立的第二年,英國著名的《公共行政》雜志創刊。RIPA的創立和《公共行政》雜志的創刊,標志著公共行政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在英國建立起來。RIPA早期主要致力于三個領域的工作:其一,運用案例研究探索和提升公共行政的職業實踐;其二,將政治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理論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以便建立公共行政學科;其三,研究所有民主國家中公共行政所應遵循的原則[5]。為此,RIPA定期舉辦各類演講和會議,與國外學術機構建立聯系,支持個人研究,并與大學保持密切聯系[6]。RIPA對于維系和促進英國早期公共行政研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研究的規模都十分有限,真正從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學者也很少,研究主題主要是對英國政府的歷史描述和運作現狀的批評,研究方法多采用歷史案例分析,即通過歷史史實來刻畫和分析政府組織結構、職能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關系[7]。進入20世紀6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的研究狀況發生了很大改觀,整個60年代都被稱為是英國公共行政研究的黃金時期,幾乎所有英國政治學領域的著名學者此時都從事公共行政研究,如D.N.Chester、W.J.M.Mackenzie、S.E.Finer、W.A.Robson、A.H.Hanson等都活躍在公共行政研究領域[4]。在這個時期,英國公共行政的學術領域被定義為是研究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制度安排,換句話說,就是將公共服務看作由政府供給的產品,重點研究政府的制度結構和決策過程,它的學科基礎是政治學。概括地說,這個時期英國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特征是:(1)集中于研究作為政府組成部分的公共服務;(2)相信政府“計劃”可以彌補市場失敗;(3)捍衛作為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科層制[8]。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研究領域的范圍開始得到拓展,其主要推動力量是來自組織理論和公共政策分析兩個學科的迅速發展及其向英國公共行政領域的廣泛滲透[7]。

組織理論和它的分析工具在英國的本土化發展工作主要是由Aston大學的DerekPugh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完成的,他們由此創建了組織理論學科發展史上世界聞名的Aston綱領和Aston學派。Aston學派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63年至1969年這段時間,他們運用大樣本的制造業企業組織和其他類型組織進行比較研究,創造了一套組織理論中非常重要和基礎性的概念及其測量方法,如規模、專業化、集權、規范化、標準化等等,用它們對組織結構進行測量,并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權變組織理論。Aston學派后期的工作是將權變理論運用于英國地方政府的組織和管理研究,開創了英國公共行政領域研究政府組織結構和行政管理過程的先河,并為英國公共行政領域中研究范式的轉換創造了條件[9](p.90)。英國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公共政策研究深受美國的影響,研究內容集中于政策過程而不是政府正式的制度安排,更強調在政策形成和傳遞過程中的組織和個人網絡分析,同時也更為關注政策內容和結果評價以及與提高政策質量相關的各種問題。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學科基礎已經不局限于政治學,經濟學尤其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概念和方法開始進入政策分析領域。英國早期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個案分析,如著名的清潔空氣法案研究等,有名的政策研究機構包括Birmingham大學的地方政府研究所,Bristol大學的城市化研究所,Leeds大學的公共衛生和健康研究所等[7]。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英國的公共政策研究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典型的如政策評價、政策網絡分析等至今在國際上仍頗具影響[10]。英國的公共政策研究起初雖然并不是隸屬于公共行政的一個分支學科,但它的研究領域卻與公共行政多有交叉,并在客觀上起到了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領域的作用,同時也為該領域引進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在英國,組織理論和公共政策研究在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領域的同時,也使得基于政治學范式的公共行政面臨潛在的危機。蓋瑞和詹克森(Gray和Jenkins)曾經指出:“公共管理作為公共行政研究的替代者的威脅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多元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很多學者通過運用決策理論、組織理論和政策分析來研究英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這種學術努力又恰與地方政府正致力于戰略規劃、預算改革和公共服務戰略管理的努力相一致。此時,學者和實踐者都相信通過運用戰略管理、結構重組進行有效改革,可以創造出更具響應性和說明義務的行政單位,并發展起更好的人事管理系統。正是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公共行政研究范圍擴大了,其中不僅包括政治學者,還包括組織理論家、經濟學家和其他管理研究專家。然而,也恰是從這時開始,傳統的基于政治學范式的公共行政研究開始消退,而基于經濟學和管理學范式的公共管理研究得以迅速發展。”[11]

胡德(Hood)也認為:“英國公共行政從70年代已經失去了其在公共部門研究中的統治地位,產生危機的原因就在于公共行政范式理論和方法的弱點。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真正的理論建構相當有限,通常所用的研究方法是歷史案例分析,而且這些研究經常是建立在精明的常識而非明確的理論基礎之上,這導致它極其易于遭受來自公共選擇理論和公共管理理論的攻擊。”[12]雖然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研究已經面臨其他學科諸如公共選擇和公共管理的挑戰,但它的真正危機還是來自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公共管理運動。變化了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論。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改變了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和運作模式,改變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重組了公共組織體系,政府已經不再是公共服務的壟斷者。這使得公共行政范式在變化了的世界面前顯得無所適從。傳統的公共組織科層制模型是建立在等級制、規則和普遍有效性原則之上的,這些原則隨著政府職能的分散化和公共服務主體的多元化,正日益面臨嚴峻挑戰。在新公共管理運動中,一些新的治理模式,像內部市場機制、競爭定價、合同外包等,正在不斷涌現出來,公共組織的性質、目標、結構和相關利益領域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些公共部門和公共服務供給中的新現象和新問題,都迫切需要給予新的理論說明,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涌現出來,并開始成為傳統的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替代者。另外,從英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經費來源———“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20世紀80年代所資助的兩個重大研究項目中也不難發現從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轉換。這兩個項目分別是“政府間關系研究”和“政府與產業關系研究”。政府間關系研究是依據政策、職能和活動領域的變化探索中央和地方政府間關系的新形式,并由此尋求對政府間關系、政策制訂、實施和說明義務的新理解。政府與產業關系研究則是建立在政府間關系的框架上,探索不同類型組織之間、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新型關系及其相關的政策網絡形式[7]。可以說,ESRC所資助的這兩個重要研究項目都遠遠超出了傳統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圍,相反,卻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

三、英國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

20世紀8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研究的持續危機,到90年代終于醞釀出一場公共部門和公共服務研究的革命,也即范式轉換。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在英國公共部門和公共服務研究中取代公共行政范式的標志性事件,是存在了70年的皇家公共行政學會于1992年7月因破產倒閉而壽終正寢[6]。在20世紀90年代初英國的公共部門和公共服務研究中,公共管理就正式取代公共行政成為主導研究范式。英國的公共管理研究有兩大理論支柱,即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7]。管理主義的前提假設是私人部門的管理技術和方法在公共部門同樣適用,為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必須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基于此,管理主義強調授權、職業管理、明確的標準和績效測量、結果管理、貨幣價值、客戶導向等等,這恰好為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中的3E標準(即節約、效率和效益)給出了合理性說明。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是強調作為傳統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科層制失敗而不是市場失敗,在公共服務中引入市場競爭是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的關鍵。基于此,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化、合同外包、準市場和消費者選擇,這為英國公共部門私有化、政府職能化作出了理論注解[13](p.47)。無論是管理主義還是新制度經濟學,都已經不再將公共管理看作僅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也不僅僅等同于是單純公共部門的管理,而是將其看作公共服務供給的整個過程中由各種不同角色所組成的復雜網絡的治理,這些角色包括國家、區域和地方政府,政治和社會集團,壓力、行動和利益集團,社會志愿組織,私人和商業組織等等。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實際上并不局限于研究政府做什么?公共部門做什么?公共管理研究致力于全面分析公共服務是如何供給的。基于這樣的研究出發點,橫亙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政府和市場、政府和其他公共組織之間的那些傳統界限開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公共服務供給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治理(gover-nance)成為核心問題。

治理并不等同于政府管理,而是政府、社會和市場之間關系實現秩序化的方式,它包含更為復雜的機制、過程、關系和制度,借此不同利益相關者通過集體行動表達他們的利益和調解他們的差異。在一個給定制度框架下,不同利益相關者保護其差異和表達其利益的能力是與他們在治理過程及其實施機制中的利益和權力配置相關的。因此,治理過程是否平衡、公平、透明、參與、負責、平等、具有說明義務和有效性,是在公共治理網絡中誰行使權力及其行使權力的程度的函數①。一般地說,好的治理包括四個要素,即合法性(legitimacy)、說明義務(accountability)、能力(compe-tence)、尊重法律和保護人權(respectforlawandprotectionofhumanrights)[14](p.5)。好的治理所要達到的目標,不僅僅是對經濟資源或公共服務的基于效率的狹義管理,而且還包括使政府更開放、更負責、更透明和更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公共治理的公共管理就不僅涉及公共資源的利用效率問題,更關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說明義務”關系,亦即人民不僅僅是消費者或顧客,而且是公民,公民有權力要求他們的政府對其所采取的或沒有采取的行動做出說明,公民確實需要有效的公共服務和理想的低稅率,但同時他們更期望他們的權利能夠得到保護,他們的聲音能夠得到傾聽,他們的價值觀和偏好能夠得到尊重[14](pp.4-5)。20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公共管理研究主要是圍繞著“公共治理”這一核心議題展開的。在這個議題下派生出一系列具體研究問題,如說明義務、國家或地方公共服務網絡、伙伴關系、公共服務能力、政府能力、公共組織能力、機構、合同外包、政策網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