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儀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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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東西方 大眾文化理論 對比研究

一、大眾文化內涵

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主要包括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執政黨和政府倡導的以保持本國、本民族特色為根本目標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識分子理性思維、自覺意識和審美情趣的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工業化背景下由消費意識引導的、以普通大眾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會大眾為受眾的大眾文化在工業化背景下異軍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際增強的大環境下，關于大眾文化理論尤其是跨越東方和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更加成為焦點。

大眾文化建立在工業技術和商品經濟體系的基礎之上，反映大眾對日常生活的實踐、思想、體驗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樣化、商品化和娛樂性等特征。它是一種借助大批量生產、面向大眾傳播，使大多數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趨同的需要并凝聚為一個共同整體，最終在趣味、意義、信仰和價值上共享的后現代文化現象。

二、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發展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對大眾文化理論的研究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使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研究產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興起于20世紀30～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為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爾諾（Adorno）、馬爾庫塞（Marcuse ）等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史上的所謂法蘭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眾文化概念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

東方特別是中國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形成，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強的當代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知識分子密切關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研究，并從不同層面或視角對大眾文發表見解。但總體趨勢是我國學者更多地對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持“拿來主義”，以啟蒙者身份自居，將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簡單橫移，用以批判中國本土的大眾文化理念，必然由于東西方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諸多差異產生西方理論的語境脫離，帶來內容和思想上的雙重錯位。對法蘭克福學派發出補充或反對聲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蘭西（Gramsci）費斯克（Fiske）、旅美華人徐賁等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新思路。

三、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意義

首先，研究大眾文化的意義重大。任何一種體制下、任何一種文化下對于大眾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眾文化對民眾的影響巨大，對于大眾文化的正確界定、預測、和建構、改造對于我國增強民族凝聚力、加強對大眾利益與幸福的人文關懷等意義重大。既然大眾文化的創造者實際是屬于非大眾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精英們完全可以在引領大眾文化向正確健康方向發展的事業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語境下對于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將當代文化研究與西方的文化批評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可以他人為鏡，知己知彼。經濟、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帶給我們發展契機的同時也出現某些弱勢文化趨同于強勢文化的現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等大眾文化向東方的輻射，對于應該在大眾文化中起到引領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自覺意識，探究本土大眾文化的發展格局，并對西方大眾文化發展走向及內部規律進行破解，將本土大眾文化現象放到全球化大語境下進行觀照、解讀，抗爭西方大眾文化的霸權話語，引領本土大眾文化的方向，并最終服務于保持本國、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標。

現今，我國對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進行對比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存在幾個問題：第一，在中國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視社會、歷史與文化差別，搬用西方文化理論的話語的現象。不少批評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繼承過來，用以批判本土語境中的支配性壓迫力量，簡單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對象當作自己的批判對象；第二，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的深入、系統的研究與梳理，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基本特征和獨特功能的系統分析，更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本質內涵的深層次發掘，無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理論；第三，主要是采用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來分析中國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理論上的不足。因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并不是一種普適性的觀點，它所針對的時代和大眾文化狀況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有一定的區別。

西班牙文學理論家烏納穆諾在其《生命的悲劇意識》中說：“向一個人建議他應當成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議說他應該停止成為他自己。每一個人都必須守護他個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變他的事項與感覺的模式，這也只是當這一項改變能夠進入他精神世界，這一項變動必須發生在他個人的連續體之內。”其核心在于為大眾文化推波助瀾的每一個個體都有堅持本我文化、思維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對之進行滲透、引導，只能以進入其精神內核的形式和強度促使其自我潛意識的革命，通過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并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則可以改變大眾文化個體精神世界。

基金項目

橫向課題：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比較研究

主持人：遼寧醫學院外語部 馬麗娣

資助單位：錦州日報社

參考文獻

[1] 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根基和發展現狀，[J].徐輝，張貞，廈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眾文化比較研究——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學派及中國大眾文化的異同分析，[J].王慧博， 《理論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眾文化教程，陶東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4]Raman Selden， 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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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會議是國際間的一種高水平，高層次的智力活動，它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 不同文化的背景的學者提供平臺，展現各自學術成果，分享經驗交流思想。在此過程中，成功的跨文化交際對于會議的順利進行，保證會議的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對關聯理論的初步闡述，對于如何提高國際學術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溝通提出了若干建議。

關鍵詞：國際學術會議；跨文化交際；關聯理論

一、跨文化交際及國際學術會議

跨文化交際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往，他們的文化認知和符號系統迥異并能改變整個交際事件（Samovar，2009）。

國際學術會議則是國際間的一種高水平，高層次的智力活動，以傳播信息，展示成果，授業解惑，闡明事理為目的，具有專業水平高，信息密度大，交流活動集中等特點（胡庚申，2010）。隨著我國國際交往的日漸頻繁，在華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數量逐年上升，參會人數也不斷增多（孫澤厚，2009）。這些參會學者可能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擁有不同的文化學科背景，思維模式亦有所差別，這對于信息的呈現和解讀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如何進行成功順利的跨文化交際溝通對于國際學術會議的成功舉辦，提高學術國際學術會議的質量至關重要。本文以關聯理論基本框架為出發點，分別從明示-推理、關聯原則、語境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對于如何提高國際學術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提出了若干建議。

二、關聯理論基本框架

Sperber和Wilson從認知語用學角度研究話語理解，創立了“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關聯理論認為，影響話語理解的主要因素是聽讀者關于世界的一系列假設，即“認知語境”（Cognitive context）。聽者根據認知語境的邏輯信息，百科信息和詞語信息做出語境假設，假如說寫者設想的語境與聽讀者實際使用的語境不匹配（mismatch），就可能導致誤解（張少云，2007）。關聯理論是認知語用理論，它試圖解釋在口頭交際中話語是如何被理解的，因而在解釋語言現象方面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對關聯理論進行闡釋。

1、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cator produces a stimulus which makes it manifest to communicator and audience that the communicator intends， by means of this stimulus， to make manifest or more manifest to the audience a set of assumptions.

（2001∶63）

根據明示-推理理論，言者要表明兩個意圖。一是信息意圖，讓聽者明晰言者的一系列論斷；二是交際意圖，讓言者和聽者都明晰言者具有的信息意圖。交際是明示-推理過程，包含言者的明示和聽者的推理。從言者角度看，交際是明示過程，需要清晰地表達其信息意圖；從聽者角度看，交際是推理過程，聽者需要在言者明示行為和自己情景假設的基礎上完成言者的交際意圖。

2、關聯原則（The principles of relevance）

Relevance

An assumption is relevant in a context if and only if it has some contextual effects in that context.

（Sperber & Wilson 2001∶122）

由此看出，語境效果又可叫認知效果。當言者呈現的新信息和聽者已有的語境假設相互作用時，語境效果通過以下三種方式實現：加強已有假設；消除已有假設；與已有假設結合產出語用內涵――結論是輸入信息和語境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單個因素的結果。關聯理論認為，語境效果是關聯的充分必要條件。同等條件下，語境效果越大關聯越大。而語境效果的獲取和在此過程中使用的加工程度緊密相關。加工努力指在加工話語時付出的腦力勞動，即找出話語的命題形式，從話語中獲取語境效果，推斷隱含義以及選擇特定的語境解讀言者的話語。同等條件下，在處理加工話語過程中，加工程度越大，關聯越小。因而，關聯是程度問題，由語境效果和加工程度決定。

關聯兩原則分別是認知原則和交際原則，根據Sperber 和Wilson，

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Human cognition tends to be geared to the maximization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Every act of ostensiv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s a presumption of its own optimal relevance.

（Sperber & Wilson 2001∶260）

從關聯認知原則可以看出，人類注意力和加工資源分配給看起來相關的信息。從關聯交際原則可以看出，言者對聽者講話并期待最佳關聯。在日常交際過程中，言者試圖解釋其每一句話語期待其話語具有最佳相關；在理解過程中，聽者試圖找到能滿足其最佳關聯期待的解釋，在此過程中，聽者獲取的解釋如果和言者表達的意思出現不一致，就是造成溝通障礙。

3、語境（context）

在聽者對言者話語意義解碼過程中，語境和背景信息在正確理解話語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關聯理論則認為，語境不局限于即時的物理環境或話語本身語境，語境是動態的，并非固定和提前知道的，它是根據每一個新的話語不斷重造的，這和傳統意義的語境有所不同。

聽者在理解言者話語過程中會在大量可能的語境中選擇出最能解釋言者話語意義的一個，即特定語境的選擇受到關聯性制約，聽者選擇的語境是基于最小的付出和最大的語境效果。

然而，百科知識，和認知能力和文化背景因人而異，聽者實際采用的語境在很多情況下并非言者所指。因而言者和聽者語境的差異可能是交際過程中導致溝通失敗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關聯理論通過以下方式解釋明示交際：言者發出明示刺激，聽者需要付諸加工努力。由于人的思想傾向于給最具關聯信息分配注意資源，如果想要被聽者理解，言者至少需要產出值得聽者注意的關聯刺激。在假設言者話語關聯的基礎上，聽者才能準確地解讀明示刺激，達到其期待的最佳關聯。

三、運用關聯理論促進國際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

基于以上對關聯理論的介紹可以看出，關聯理論在處理和解釋人類日常交際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論和應用價值。本文從關聯理論角度對國家學術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進行分析，以期達到最佳跨文化交際溝通的效果。

1、 明示―推理

關聯理論認為，交際是明示-推理過程，包含言者的明示和聽者的推理。這就要求學術成果展示人員在做展示過程中，盡可能最大限度地從各個方面對研究本身進行闡述解釋，包括明確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和最后得出的結論。由于語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展示者可以在口頭陳述的同時，可以借助于其他視聽手段，如借助于投影、幻燈、錄像、錄音，以及其他圖譜、表譜、實物等作為口頭宣講的補充（胡庚申，2000）。與此同時，在言語交際出現障礙或沖突時，展示者可以采用非言語行為作為補充策略，比如通過手勢，說話語音強弱等。對聽者而言，除了具備基本的專業領域學科知識之外，還要對展示者的明示行為進行適當推理，這種推理是建立在對展示者本身的學術背景，研究興趣和研究問題基礎之上，對當時特定語境的正確解讀下獲取的。

2、 關聯原則

從關聯原則中的語境效果可以看出，語境效果是獲取關聯的充分必要條件，而語境效果的獲取與聽者的加工努力程度有關。這就要求聽者付出最大努力，全方位調動認知機制和背景知識，找出展示者話語的命題含義，推斷隱含義以及選擇特定的語境解讀言者的話語。而從關聯理論的認知原則和交際原則來看，展示人員要盡可能圍繞研究問題進行展開，不要偏離核心問題的探討導致失去聽眾；而聽者也要在解讀信息之后做出合理的回應，可以通過提問題論證等方式明確展示者交際意圖，從而獲取最佳關聯。

3、語境

關聯理論中的語境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語言語境（指一個特定詞或者部分文本的前后語言環境），抑或物理語境（話語發生的物理環境）。關聯理論認為，語境不局限于即時的物理環境或話語本身語境，語境是動態的，并非固定和提前知道的，它是根據每一個新的話語不斷重造的。然而，百科知識，和認知能力和文化背景因人而異，聽者實際采用的語境在很多情況下并非言者所預期的。這就要求聽者不僅要提前了解展示者本身的學術背景，研究興趣和研究問題，還要盡可能通過言者解說展示各個環節努力獲取語境信息，在大量可能的語境中選出最能解釋展示者話語意義的一個。

四、結語

國際學術會議不僅對于獲取學科前沿信息，擴大研究視野促進國內創新至關重要，同時也對提升國內相關領域科研知名度和影響力，加強國際科研合作和交流意義重大。然而，目前對于確保國際學術會議質量的跨文化交際問題的研究卻十分有限，本文運用關聯理論指導學術會議中的跨文化交際，對提高跨文化交際溝通，進一步保證學術思想學術成果的成功分享提出若干建議，以期對參加各類國際學術會議學者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1]Samovar， L.， Porter， R.， & McDaniel， E. （2009）.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Cengage Learning.

[2]Sperber， D. & Wilson， D. （2001）.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3]胡庚申.國際會議交流英語[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孫澤厚.學術會議質量國內外對比研究[M] 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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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強調，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

>> 試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重要作用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 大力提高文化軟實力、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論文化開放視域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軟實力建設 如何發揮鎮紀委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文化概念的解析 群眾文化建設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作用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軟實力視域中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文化軟實力視野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探析 大力發展農業合作組織,發揮其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重要作用 試論高等職業教育在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地位、　作用及方向 淺析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要環節 彰顯文化的力量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淺談檔案利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化軟實力及其在建設文化強國和實現“中國夢”中的意義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探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作者簡介：鄧雪英（1975―），女，群眾文化館員。研究方向：群眾文藝創作，創作的小品《租兒子過年》等獲省三等獎，輔導的小品《老爹進城》獲省二等獎。現任新興縣文化館任文藝創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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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摘要：以賽義德為代表的一批后殖民理論家因其具有獨特的東西方文化雙重身份，從而使他們的文化視角更為開闊。理論更有深度和價值。本文旨在通過對賽義德后殖民理論的梳理，提煉出其思想中有價值的成分，以期對我國當下的文化建設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論支持和借鑒。

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后殖民理論可以看作是文化政治理論和批評方法的集合，具有更為廣闊的文化研究視角與研究策略。當今，后殖民文化的研究已成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大熱點。而在后殖民研究的諸多理論家中不得不提及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他就是愛德華·賽義德。對其理論的分析和梳理將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后殖民主義理論。

愛德華·賽義德，生于耶路撒冷，后去歐洲，1951年到美國。1964年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并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他的這種獨特身份，使他能以東方人的眼光去審視西方文化，從邊緣話語的角度去面對中心權力話語，切身處境地去看待后殖民文化，從而使賽義德的眼光超越了學院派的狹隘天地。具有了明顯的文化政治批派性，具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盡管傳統的殖民時代已經結束，但殖民文化與精神上的被殖民狀態并未終結，傳統的殖民主義通過文化、科技延續并再生且以新的形式出現，這正是后殖民主義批判的主要著眼點。后殖民主義者通過分析東西方在文學藝術乃至整個人文科學上的種種表現，對這種二元對立所帶來的后果和影響進行分析和批判。賽義德借助權力、話語關系的理論，指明了西方學術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改寫了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話語形態。

介入政治，參與社會，使賽義德將文學研究與政治、社會緊密聯系起來。這一特點在其著作《東方主義》中得到徹底體現。《東方主義》提供了一種具體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范式。在《東方主義》中，賽義德將自己的學術觀點、批評意識和理論闡釋建立在廣泛的文本解讀基礎上。他深刻批判了西方殖民主義在文化上的表現。他認為，東方和西方這樣的地理區域都是人為建構起來，歐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種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于其它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歐洲的東方觀念本身也存在著霸權。賽義德的批判性解讀分析，讓我們知道了在西方著作中呈現出來的東方，并不是作為一種真實存在的東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種文化構想和話語。如果有人將《東方主義》看作是反西方的，那么毫無疑問是有違賽義德初衷的。不僅如此，賽義德還反對二元對立的論調，他認為，像東西方這樣的二元并沒有一種穩定的、與之相對應的本質。而是被不斷建構的。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建構性，其本身也注定是不斷發展的。因此。賽義德倡導一種多元的、多樣的、雜生的文化策略，各種文化共生、和諧相處，平等交流對話，而不是相互對抗或相互壓制，這是擺脫文化霸權的惟一途徑。

歐美國家和其它國家文化間存在著二元對立。在這種對立的權力話語模式中，對于有第三世界血緣又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夾縫人”來說，他們在東西方沖突中頗感尷尬，面對西方經常處于一種失語或無根狀態，卻在面對東方人時又有西方人的優越感。賽義德則堅持超越那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東西方文化沖突模式，強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共生模式。賽義德所要消除的是形而上的本質主義，并希望超越東西方對抗的立場，從而使東西方成為對話、共生的新型關系。在西方的東方學者又該怎樣在全球現代化浪潮中同社會和周圍環境相聯系而又保持個體經驗，并對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殖民主義采取批判立場呢?賽義德認識到個體的特殊性對學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為特殊性使學者能以個體經驗對抗整體性殖民文化。賽義德認為，在第一世界文化領域的第三世界學者只有通過個體經驗才能有效地選擇境遇并改變個體乃至群體的命運。他希望通過分析西方與東方對立的文化結構而消解這種中心。

風靡全球的后殖民主義理論不僅成為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對話的文化策略，而且使邊緣文化重新認識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但是，后殖民文化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實踐上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當前如何面對全球化與本土化就成為其關注的焦點。后殖民理論對東方和西方之間殖民性的文化關系的揭示，將有助于中國知識界對現實的再認識，并將對中國文化價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頭腦。東方文化怎樣才能避免被殖民的危險呢?這就需要打破二元對立的東西方理論，以全球性的歷史性的眼光看待人類文化的總體發展，從而在世界性中消解民族性和現代性的成分，解除一方壓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緊張關系，倡導東西方之間的真實對話，以更開放的心態、多元并存的態度面對東西方。任何文化壓抑和意識權利的強加，任何全盤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沒有一種文化可以作為判斷另一種文化的尺度。那種在文化轉型問題時，認為只有轉向西方才是惟一的道路，才是走向了現代文化的看法，應該得到質疑。西方文化先于東方進入現代社會，但這不意味著這種發展模式就是惟一正確的，更不意味著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明天。歷史已經證明，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可以永遠處于先進地位。在民族文化之間不存在著優劣，只存在文化間的交流與互補。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讓中國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國參與世界并破除文化霸權的基本前提。如今，我國許多的文化學者和文學理論家，以一種民族精神和對人類文化前景更為深遠的思考加入了這場持久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的大討論。當代中國學者所面臨的任務是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遺產，在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同時，以積極的姿態展開與西方文化的對話，對外大力宣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在平等的交流與對話中找準中外文化的契合點，繼而建立有本國特色的文化體系，為社會和諧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參考文獻

[1]王寧，后現代主義之后[M].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

[2]賽義德，賽義德自選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3]賽義德，東方主義[M].北京：三聯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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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

為期兩天的第六屆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兩天來的工作繁忙而充實，大家辛苦了！我代表主辦方中國文化傳媒集團藝術教育雜志，向兩天來認真準備、精彩演講的專家學者，向近兩個月來為了論壇的成功舉辦而付出辛勤勞動的論壇組委會全體成員，表示衷心的感謝，正是有了你們的參與、支持和付出，才使本屆論壇得以圓滿成功，才使我們在美麗的春城昆明，留下了一段充滿藝術氣息的難忘回憶。

由中國文化傳媒集團藝術教育雜志發起、全國各級各類藝術院校積極響應的“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到此時此刻，已連續成功舉辦了六屆，回首過去六年，對藝術教育來講，我們也看到了諸多令人欣喜的質變。而我們的高峰論壇活動，也記錄了發生這些根本性變化的點滴積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每一份努力和貢獻，都是對我國藝術教育事業的努力和貢獻；我們的每一次熱烈的掌聲，都應該送給蒸蒸日上的中國藝術教育事業！

從海河之濱――天津師范大學的勝利啟程，到滇池之畔――云南藝術學院的美麗相聚，我們看到，每屆論壇的主題都和藝術教育事業的現實發展緊密聯系，參加的院校和專家越來越多，論壇的成果越來越豐富，這項活動已經成為藝術教育領域的一大文化品牌，受到業內人士的廣泛關注。

參加本屆論壇的近200名來自全國百余所知名院校的院長、專家學者，以及國外多所大學的專家學者，在分會場的討論都有精彩的發言。在論壇的主報告中，仲呈祥先生以“講真話、訴真情、求真理”的學術態度，向我們闡釋了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對十七屆六中全會所提出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呼應。

曹意強先生、周星先生立足藝術學提升為學科門類的獨特背景，以切中要害的學術力道，向我們展示了當前藝術教育領域中“學科體系建設”“學科規范制定”“學術邏輯確立”“專業學科建設”等熱點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發展態勢。讓我們更加堅信，藝術不變，藝術認知多變，藝術精神永存。

在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分論壇報告環節中，數十名專家分為美術設計、音樂舞蹈、影視戲劇、藝術理論四個分論壇。專家們的主題報告和分論壇演講，涉及的內容廣泛而有深度，既有對中華民族文化藝術復興、人文精神建構的宏觀思考，也有對藝術學科升級為學科門類問題的政策解讀；以及對藝術教育大發展背景下各類藝術教育發展的定位，學校在藝術教育發展中的具體實踐及經驗。其中，建構人才培養格局、提升藝術人才的綜合能力、藝術學科定位及特色發展、藝術教育國際化、數字技術的發展對藝術教育的助推作用、少數民族地區藝術教育等成為熱烈討論的話題。大家一致認為，藝術學升格為獨立的學科門類、十七屆六中全會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目標，為藝術教育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亟待教育者開拓思路，應對挑戰。報告和發言給大家傳達了重要的信息，同時交流了各自的經驗，使全國藝術院（校）長高峰論壇真正成為大家溝通交流的平臺。

“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的創辦與召開，為中國的藝術教育事業開啟了一個特殊的交流平臺和助推窗口。參加高峰論壇的專家學者，都是全國著名專業藝術院校的掌門人或者綜合大學、師范大學里的藝術學院的領跑者，視野開闊，思想活躍，談鋒犀利，學術嚴謹……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每一次高峰論壇的議題，實際上都代表了中國藝術教育界所討論問題的最高水準，越來越顯現其在中國當代藝術教育發展當中的引領作用，以及對中國藝術教育發展規劃、推進、調整和完善的促進作用。

《藝術教育》雜志在今后的論壇中，擬申請增刊號，將我們每屆論壇的優秀學術成果集中，以使我們的論壇成果惠及全國千千萬萬藝術教育工作者。本屆論壇中，我們還特別制作了“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意見征集單”，目的是為了廣泛聽取廣大參會代表的不同意見和建議，請各位代表積極配合，對我們的工作多提寶貴意見，以使我們更好地總結經驗，使今后的論壇更能貼近廣大藝術教育工作者，更好地為大家服務。我們衷心希望“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的每一次成功召開，都能對中國藝術教育發展的關心者、思考者和推動者有所啟發與幫助，我們愿為之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將積極為全國藝術院校搭建產學研戰略聯盟及公共服務平臺。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已建成的杭州創作交流基地，將通過“2012’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活動，為藝術院校戰略發展提供平臺支持，希望得到藝術院校的支持。

值此時機，也向大家通報，我們正在籌劃參與CAA 年度會議。CAA藝術聯盟成立于1911年，行政辦公室位于美國紐約，其任務是通過實踐和約定促進視覺藝術之間的理解。這次會議將于2012年2月22―25日在洛杉磯舉行，將會密切關注CAA的百周年慶祝活動，會議上將有150多節課程、藝術家的采訪及特別活動。CAA境外的理事已經準備歡迎并會見代表團，以協助他們為期4天的會議。因此，真誠希望各位專家及代表為我們提出寶貴意見，也希望大家能夠積極參與此次國際盛會。

最后再次感謝所有出席本屆論壇的領導、專家學者和同志們，也要感謝藝術教育雜志社的同志們，為論壇的組織、聯絡、會務所做的大量工作。更要感謝本屆論壇的承辦方――云南藝術學院，為了辦好這次論壇，云南藝術學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們的許多領導、老師、學生，都積極配合并參與到會議中來，表現出良好的精神風貌，給我們留下了美好難忘的印象。我們感謝云南藝術學院為這次論壇所提供的方便，所做出的貢獻，感謝你們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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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禮儀文化源遠流長。禮儀文化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影響深遠。它既是中國鄉村社會的文化傳統，又是傳統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開的“禮儀中國”東岳論壇學術研討會從禮儀的視角切入，圍繞禮儀的現狀與反思、傳統禮儀功能和當代價值、禮俗的發展與變遷、國家祭祀與宗教禮儀、民間信仰與禮儀規范等問題進行研討，旨在加深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處境的深刻理解，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關鍵詞：禮儀；文化；禮制；禮俗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2-0105-03禮儀文化源遠流長，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開的“禮儀中國”東岳論壇學術研討會①匯集了來自法國、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和國內四十余位專家學者。論壇從禮儀的視角切入，進行了六場大會發言，圍繞禮儀的現狀與反思、傳統禮儀功能和當代價值、禮俗的發展與變遷、國家祭祀與宗教禮儀、民間信仰與禮儀規范等問題進行熱烈討論，旨在加深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處境的深刻理解，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下面對研討會中代表們關注的主要論點略作綜述。一、禮儀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中國以文明古國、禮儀之邦著稱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禮儀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古代是一個“禮制”社會，禮儀在維系血緣紐帶、協調人際關系、規范倫理道德和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從經學意義還是史學意義，關于禮儀的研究非常發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然而由于歷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加之現代化進程和全球化影響，在新舊秩序交融和變革的大背景下，禮儀研究失去了連續性，道德滑坡、禮儀缺失成為中國當前普遍呈現的社會現實。挖掘禮儀的思想內涵和歷史意義，重新審視禮儀的歷史實質和內在精神，以古為鑒，思索禮儀的當代使命和現實價值，為當前的社會現實問題提供解決之道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彭林（清華大學）教授的報告《禮是中國文化之心》概述了禮儀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遠影響，指出禮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在國家典制、人際關系、社會風尚、道德規范、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禮樂文明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底蘊，是中國文化區別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標志，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如今需將“禮”的教育與推廣提上議事日程。蕭放（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以《中國傳統禮儀形態與當代社會生活規范輪綱》為題，結合自己研究針對在當前禮儀淡化、缺失、傳承斷裂的背景下，對如何保持中華禮儀文化的獨特性，復興與重建禮儀文化等問題提出了實踐性建議。他認為，當前可以從三方面進行嘗試：一是對傳統禮儀文獻做系統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庫；二是根據傳統的禮儀文獻和禮學著述，對誕生、成年、婚禮、喪禮等具體禮儀進行專題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他特別提出要加強對實踐的強調，要嘗試對某些禮儀形式的恢復。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禮器，作為民眾行為方式和禮儀表達的重要載體，也應成為今后研究的重點；三是通過定點和抽樣調查、深入訪談等形式，作深入的社會文化調查，為禮儀的推廣做信息支撐；四是在對傳統禮儀特性、社會流傳變化方式以及西方禮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提出組建民族禮儀的模式。通過試點和示范，使傳統禮儀文化資源得以轉化和利用。李鴻賓（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的《當前社會“禮儀”缺失的若干思考》列舉了當前社會禮儀缺失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并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問題產生的原因。他認為造成這種禮儀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和60年代“破四舊”為標志的“革命”范式下對傳統的廢棄。同時，他將中西方禮儀文化發展進行了對比，認為歐洲在傳統向現代社會轉軌中延續傳統的優秀成分，又與現性、文明相結合創造了包含優質傳統文化要素在內的現代性禮儀規范；而中國在被迫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文化承傳的脈絡被割斷，使得傳統與現代相互脫節，現代禮儀精神內涵缺位，文明規范喪失。而解決之道就是重新認識“傳統”，完成“傳統――現代”的對接，同時將中西優秀、精致文化相結合，使東方社會走向文明。賀學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報告《傳統禮儀的“神”與“形”》分析了傳統禮儀的特征，指出禮儀的基質與人類積極本質一脈相通，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延續性，同時具有濃郁的歷史性與鮮明的時代性。而當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現狀要求在傳承和創新傳統禮儀時，不僅要明了傳統禮儀之“行”，即禮儀的程序，重視儀式本身的嚴肅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儀禮為例進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傳統禮儀之“神”，即禮儀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據新的時代意識，神行結合，在繼承的基礎上創造性的構建現代人能夠接受的新禮儀。王杰文（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的《“禮儀中國”的神話――古今中國禮貌用語的比較研究》通過古今中國禮貌用語的比較研究說明，古代中國的禮貌用語是一種基于“差異”與“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的、流行于精英群體的儀式。這種儀式性的表征方式會隨著社會的變遷發生變化。禮貌用語本身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中國人要批判地繼承傳統需要正確認識禮貌用語本身的適用性。韓國學者崔順全（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研究官）以《朱子的與韓國祭祀的現狀》為題，從祭祀場所、陳設圖和行禮等方面考察了當今韓國施行祭禮的現狀，通過古今對比說明朱子的《家禮》在存續至今的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異，對韓國民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及其如何被民眾接受并被應用到現實生活中成為傳統祭禮傳承至今。來自北京朝陽區高碑店村的黨支書支芬書記以《弟子規的村落實踐》為題，介紹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禮儀在高碑店村復興的過程及其對村民的影響。二、國家祭祀與禮制表達“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古代國家祭祀在歷代的王朝統治中發揮著重要功能。作為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國家宗廟的設置和祭祀，不僅是國家權力在信仰領域最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證政治權力秩序穩定、整合社會的重要手段。在這種禮制化過程中，國家與民間各種力量的關系和互動也是歷來禮儀研究領域中的重點。雷聞（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的報告《太牢之殤――唐五代國家祭祀中的用牛與屠牛之禁》從中國古代國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時期國家祭祀儀式中用牛與屠牛之禁的變化及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館副館長關昕的論文《禮俗之間：北京東岳廟祀典的象征與實踐――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東岳廟為例，分析了東岳廟在由宮轉廟的禮制化過程中國家正祀與民間信仰的互動。指出“小祀”在國家制度和觀念上具有伸縮性和靈活性。這種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禮儀實踐成為社會共享的資源和思想，其禮制也內化為民眾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匯入于行善積功的大眾宗教實踐中，從而成為民間社會接衍國家禮制理念和實踐的中介。張勃（北京聯合大學）副教授的報告《從國家祭祀場所到公共生活空間―北京五壇的功能變遷》考察了北京地區五壇在國家祭祀體系中的地位和這些祭祀場所在20世紀發生的重要變化。通過這種功能變遷說明國家祭祀活動是中國成為“禮儀中國”的重要方面，而對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觀念的祭祀活動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復有利于禮儀中國的當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學）教授的《告于廟社到告成太學――清代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論文通過對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證，指出帝王時代武功從告于廟社到告成太學，不是簡單地恢復上古禮制，實際上是將新的帝國疆域布告天下。通過這一形式顯示國家權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這種變化也對清代士人新的中華國家概念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民間信仰中的禮制習俗與地域社會作為民間信仰中的神廟祭祀是中國禮制體系的重要組成。作為一種“地方性”的文化現象，在考察民間祭祀禮儀時將考察對象置于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區分析和田野調查的方法研究民間信仰的功能和影響、儀式與社會變遷、地方社會與國家權威之間離合與共融等成為代表們關注的熱點話題。臺灣陳益源（臺灣成功大學）教授的《臺灣云林口湖“牽水車藏”集體祭祀禮儀所蘊含的民間智慧》通過臺灣云林的水難祭祖儀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將這種災難轉變為今天臺灣地區富含仁愛精神和慎終追遠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資產過程中，民間信仰中儀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的《對傳統的協商：街亭村民間信仰重建過程中村民的互動》通過對甘肅天水街亭村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間神靈信仰的連續考察，在民間信仰重建過程中村民之間動態的互動關系，指出任何一個社區從來不會存在有機的不變的傳統，儀式和禮儀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條件下得到新的改變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傳統祭祀和信仰實際是不同群體在多方協商和磨合過程中最終達成的一個為整個信仰系統內部成員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傳統。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的《信仰的共鳴及其方式――試論東岳信仰的集體性》以北京東岳廟為例，通過對民間東岳信仰集體性的分析指出，民間信仰的集體性和組織性特點實際體現出了社會化的特征。當事人在進行神靈信仰和集體崇拜行為時更關心的是組織與集體本身。這種方式強化了日常生活的善舉、善行，使得社會的良好道德建設有了組織化的落實。而這對于當今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楊利慧（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的《“一枚煎餅補天穿”――補天節探微》對學界較少關注的節日――補天節的文獻梳理，探討了神話在節日儀式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以及飲食作為表達性文化所承載的多重意義，指出這種研究對于認識禮俗文化豐富性和多樣性的重要意義。王炳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的報告《新疆孔雀河青銅時代居民崇“七”與“人日”崇拜習俗》結合多年的調查和考古發現，分析了這兩種習俗的表現形式以及國家行政力量和地域傳統之間在習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的《小傳統、地方性知識與儒家“禮儀”制度：一個人類學的分析視角》從人類學角度，結合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edfield）和格爾茨（Geertz）的“大傳統”、“小傳統”和“地方性知識”等相關概念和理論，通過對以儒家理論為基礎的“禮儀制度”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治國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響的分析，從禮制的角度對這些概念進行了解讀和反思。四、中國傳統禮儀的變遷和反思禮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禮制與民間禮俗在形式和內容上存在怎樣的差別？在中國傳統社會秩序構建中又各自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這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又隨著時展產生了怎樣的變化？禮俗的源起與衍變、古代禮制模式、禮俗生活的表現、禮儀文化現象背后所蘊含的思想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等也引發代表們的廣泛討論。吳麗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的報告《禮與中國古代社會》站在宏觀角度上從禮儀的起源、歷朝歷代禮制建設的措施和建設、禮制制度的發展、郊廟祭祀、國禮和家禮等方面對禮儀制度和國家制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提出禮儀制度本身為國家制度運轉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造就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特色。陳梧桐（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以《明代鄉飲酒禮》為題，總結了這種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廣泛實行的公眾性禮儀的特點和功能，并分析了這種制度在維護統治秩序、引導社會秩序、加強基層控制中的作用。臺灣學者鐘宗憲（臺灣師范大學）教授的論文《論〈禮記?昏義〉的性別意識》以《禮記?昏義》所載內容為核心對中國古代婚姻觀念進行了考察和反思。認為婚姻的意義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兩性關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諧的分工；對于家國而言，則是基于社會人倫秩序的建立需求與兩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慮。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副館長張銘心的《兩晉南北朝時期漢文化的分流與合流――以墓志風俗為中心》以與中國漢民族葬禮緊密相關的代表性用品――墓志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其發生、發展到成熟的三個階段，具體形象地展現了中國中古時期漢文化的整體發展和地域流變特征這一層面。北京勵志堂科舉匾額博物館館長姚遠利的報告《提綱挈領，用匾額復興禮文化》概括了匾額的發展史及其在中國禮儀體系構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時代背景下重構當代禮制的同時應對匾額的文化價值重新審視。五、宮廷禮儀與宗教禮儀較之民間禮儀，宮廷禮儀具有規范及引導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領性。各類繁復有序的儀式規程不僅對中國古代宮廷禮制的發展影響深遠，而通過對宮廷禮儀行為的具體行為、禮制的發展過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國家政權、等級差別等觀念、對當時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等則有助于加深對不同時代國家建制、統治特點、社會狀況的理解。趙中勇（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的《明代宮廷典制史》從祭禮、家禮、賓禮和軍禮四方面對明代宮廷典制的發展過程進行了梳理，同時分析了宮廷典制變化的原因和其對國家、中央和地方禮儀典制的影響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禮的儀式及其功能》通過對明代皇室冠禮中具體儀式的研究，著重分析了這種皇家禮儀所反映出的強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禮不單純是皇室成員成年的標志，更是一種政治權力的象征，其實質是皇權運行的工具。趙和平（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廟》考證了自唐高祖李淵至高宗李治時代與太廟并立的皇帝家廟系統，分析了在中國傳統禮制體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宮城格局程式的形成過程宗教的影響深刻地滲透到中古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禮儀文化中，特別是國家祭祀，宗教儀式與國家禮儀關系密切。從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與國家禮制的關系、對民間社會的影響也成為部分學者研究的線索。劉屹（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的《道教禮儀的歷史概貌與研究現狀》對道教禮儀內容和發展過程進行了系統梳理，總結了道教禮儀的研究現狀及其與國家禮制之間的關系。由此指出了當前的相關研究還存在對“道教禮儀”的內涵認識不足、歷史發展脈絡不清、對歷史上儀式文本的形成過程考察不夠充分和對古今道教禮儀關系的認識不夠深入等問題并分析了原因。周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談名山文化之場效應及其現代意義》主要討論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場效應在傳播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對國家和民間社會產生影響。此外，部分學者還以書院為研究的切入點，探討了書院在禮制教育和禮儀文化推廣和傳播方面的作用。北京東岳書院籌備組組長關三多以《同善堂義學與東岳書院》為題，通過對北京東岳書院的歷史追溯，總結了書院在禮儀文化向民間滲透過程中的作用及其對當代書院建設的啟示。趙法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與當代書院的使命》通過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書院在國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禮樂教育是人格培養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內容，也應成為當代書院繼續堅持的傳統。葉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宋代泰山書院述略》介紹了宋代泰山書院創辦的時代背景、主要業績、歷史地位及其影響等，指出其在弘揚儒家禮學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縱觀整場論壇，從報告的學者和代表看，既有資歷深厚、成就輝煌的學術大家，也有當今活躍在各研究領域的青年翹楚。六場發言，代表們的討論熱烈而廣泛，兩代學者間也增強了代際對話，不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從報告的內容看，整場論壇呈現出以下特點：1.研究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學以致用。復興禮儀文化、重構新禮儀不僅是應對當前道德滑坡、禮儀缺失的現實困境，更是中國走向世界確立自己主體文化的客觀需要。因此，代表們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積極的入世精神，將關注的焦點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實施傳統優秀文化價值的轉化等現實操作性強的問題上，反映出學者們對文化的責任感和實踐理性。在這種基礎上對禮儀文化的重新審視和考察已經遠遠超過當下學術本身的使命和意蘊。2.增加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此次參會代表們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考古學、宗教學等各個領域，跨學科、多角度的研究讓研究者的視野更為廣闊。同時，本次會議進一步擴大了史料運用的廣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獻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獻解讀相結合，加強了研究闡釋的深度，結論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會的研究仍是重點。本次會議涉及的論題非常廣泛，有對典章制度的考證，政治理念的闡發，社會關系的論述，有對生活細節、器物習俗的描述和考證，還有對傳統理論的批判和反思，而在歷史情境中審視地域社會與禮儀文化的內在聯系，從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互動的角度考察禮儀的變遷仍是當前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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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在調查江西省職業技術院校開展禮儀教學情況的基礎上，分析了江西省職業技術院校禮儀教學的特點，結合作者所在學校開展禮儀教學的實踐，對職業技術院校如何開展禮儀教學以及職業技術院校的禮儀教育如何向社會延伸，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中國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有著五千多年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文化傳統源遠流長。作為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中國富有悠久的禮儀傳統，以“禮儀之都”著稱于世。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們十分重視“禮”的教育，“禮”成為調整社會關系，規范社會秩序的準則。講道德，講禮儀，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確為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到了今天，在我們身上，在我們身邊，許多現象似乎令人擔憂，甚至叫我們無顏面對老祖宗。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作為一名禮儀教育工作者，我既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而感到驕傲，又為目前少數人禮儀素質之低下而感到痛心，于是，一種決心油然而生：鐵肩擔道義，做當今孔子，致力于禮儀教育，重樹國人禮儀形象。

一、我省開展禮儀教學的調研

筆者于2008年對江西省職業技術院校開展禮儀教學的情況開展了一次為期兩個月調研。江西省共有高等職業技術學院40所，其中省會南昌有25所，其余15所的分布在其它10個地市。40所院校中，33所以工種為主，7所以人文類、經濟類專業為主。本次調研選取了16所院校為樣本，其中南昌6所，其余地市各1所。16所院校中13所以工科為主，3所以人文類、經濟類專業為主。受訪學校中每個學校隨抽取5個班，總受訪人數超過5000人。調研主要圍繞“禮儀課程開設”、“禮儀教學方法和效果”“禮儀師資和教材”及“學生對禮儀課程的態度”等四大類問題展開，主要采用問卷調查、隨機面談等形式，同時與受訪學校教學管理人員及禮儀課程教師展開了座談。經過對調查資料的整理分析，我發現受訪學校禮儀教學具有如下特點。

1.禮儀教學發展極不平衡

調查結果顯示，100%的職業技術院校都開展了禮儀教學，95%的學校在人文類專業開設了禮儀課程，只有25%的學校在工科專業中開設了禮儀課程，開設了禮儀課程的工科專業只占這類學校所有工科專業的23%。在區域分布上，省會院校更注重禮儀教學，發達地市較之于欠發達地市更重視禮儀教學；在就業渠道上，面向“長珠閩”地區就業的院校比以本省就業為主的院校更重視禮儀教學；在性別分布上，女生比男生更注重禮儀；在年級分布上，高年級學生比低年級學生更希望接受禮儀教育；在生源分布上，農村學生比城市學生更注重禮儀學習。

2.少數院校對禮儀教學的認識尚有欠缺

調查發現，少數院校課程設置、師資配備以及教材選用等方面落實不夠，措施不力。他們認為職業技術院校學生，尤其是工科學生只要學好專業技能就不愁找不到工作，至于禮儀教學，可有可無。少數學校的個別學生在校期間別說正規的課堂禮儀教學，就連禮儀講座都從未接觸過，根本不知道禮儀為何物。受訪學校中只有少數的院校配了較強的禮儀教學師資力量，也定期安排教師外出學習培訓，13位受訪教師中僅有2人取得禮儀師資格，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3.學生呼喚禮儀教育

受訪學生中51%接受過學校組織的禮儀教學和培訓，其中91%的學生認為禮儀教學對他有幫助，沒有接受過禮儀教學和培訓的學生中有81%的人希望接受正規的禮儀教育和培訓，所有受訪者中99.5%的人認為禮儀教學對就業和社交有幫助。由此可見，職業技術院校的學生是熱切期盼接受禮儀教育的。

二、加強禮儀教育的建議

在職業技術院校開展禮儀教學，要明確禮儀課程在職業技術院校課程體系中的定位。按我國傳統的單科分段式課程分類，職業技術院校課程體系分為文化基礎課、技術基礎課和專業課三類。根據禮儀課程的這些特點，結合本人從事禮儀教學的經驗以及我院開展禮儀教學的實踐，針對本省職業技術院校開展禮儀教學的現狀，對于職業技術院校如何更好更有效地開展禮儀教育，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把禮儀教學與專業課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

禮儀知識和常識對于不同的專業來說，具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對于普遍性的知識，是教學的重點，不論哪個專業，都應該掌握。而對于特殊性的知識，不同的專業則應區別對待。要把握住不同專業的特殊性，教學才有針對性，就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因此，禮儀教學應結合專業性質與專業課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

2.把禮儀教育與對學生的養成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

青年學生正處在思想生活習慣尚未定型的階段，此所謂可塑之材。各校都非常重視加強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狠抓養成教育，力爭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有用之才。如果能把禮儀教育與養成教育有機結合起來，把禮儀規范和禮儀常識的教育滲透到養成教育中，或許能改善養成教育的效果。通過在學生中開展講座、培訓班培養學生禮儀骨干，建立相應的組織，再通過學生禮儀骨干以名種各樣易于為學生所接受的形式開展禮儀教育，使得禮儀教育與養成教育互相促進、共同提高。

3.把禮儀教育與就業指導有機地結合起來

激烈競爭的就業形勢迫使各高校不斷加強對畢業生的就業指導，畢業生也在自身“軟件”和“硬件”條件方面不遺余力地下足功夫。在就業指導中適當地開展禮儀教育，既是平時禮儀教育的彌補和延伸，又切合了畢業生就業壓力下的主觀需求，將比常規禮儀教育具有更好的效果。

文明古國，禮儀之邦，今天卻不得不面對國人禮儀缺失的尷尬現實。“禮儀復興”迫在眉睫，禮儀教育任重而道遠，我愿在禮儀教育的道路上不斷探索、不懈追求，為重新構筑“禮儀之邦”的民族大廈貢獻自己的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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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教師職業道德高于其他職業道德的原因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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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會計職業道德滑坡與職業道德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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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秘專業課程建設的現代性

1.擴展國際視野,力求課程建設與國際專業秘書授證考試主流課程保持同步發展

中國加人世貿組織后,中國經濟逐步融人世界經濟.在現代秘書職業全球化語境下,高校秘書職業教育必須超越本土局限,具有國際視野,在相互借鑒,交流和學習的前提下進行文秘專業課程改革,保持與國際主流課程同步發展,這應是目前秘書教育改革的趨勢所在.縱觀歐美一些具有成熟秘書職業資格考證國家,比如,最具權威性的美國授證專業秘書CPS(Certified Professional Secretary),久負盛名的英國劍橋秘書證書考試和英國倫敦工商會秘書證書考試,其考核內容無一例外都設有我國文秘專業學生比較陌生的考試課程,如商業法,會計事務,經濟學,公司法,管理學,商業溝通和商業行為等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科目.從這些考試科目的設計中,我們不難發現,歐美國家秘書教育中的課程設置主要圍繞服務于經濟社會的實用原則.在借鑒西方這些較成熟的秘書職業資格認證考試的經驗基礎上,日本和韓國等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東方國家也在上世紀后期相繼建立健全了秘書職業資格認證考試制度,同樣也把服務于全社會不同領域的經濟類實用課程作為考核內容.因此,參照國際上各國家職業授證考試科目,吸收其中合理成分,并與我國國情相吻合,適時進行文秘專業課程的改革與調整,反映國際秘書課程改革的主流思想,這也是我們保持文秘專業課程現代性的要求之一 .雖然現有的秘書教育模式及其課程幾十年來確實曾經培養了大批機關秘書人才,但面對市場急需大批訓練有素,能力卓著的企業秘書和各種專業秘書的現狀,我們不能對現有秘書教育模式抱殘守缺,墨守成規,要以市場需求和學生發展為本,樹立多元的秘書教育價值觀,以跟上時代的發展和適應這種經濟轉型的變化 .

2.關注本土背景,力求課程建設與現階段國內社會變革,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我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發展中國家,這一方面體現在中國民俗文化,傳統思想對社會各行各業各階層人們的思維言談舉止的滲透與影響;另一方面體現在總體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的同時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城鄉經濟發展不均衡.這就要求"服務于地方經濟"的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必須立足于本民族,本國家,本地區的綜合背景,這是課程改革成功的基礎.對本土文化背景的關注,就要求課程重建要發掘民族文化和傳統中的那些最具科學性,人文性和創造性的因素,使課程改革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的積淀.比如,秘書禮儀課程的改革,就要強調對中國秘書文化中的精神,道德,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有益成分的繼承.我們知道,東方特有的血緣宗法社會,造就了東方特有的禮儀文化,雖然今天所處的社會,早已遠離了"以禮治國"的年代,但禮儀文化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都以它特有的方式發揮著不容忽視的社會功能 J.秘書處在人際交往的核心地帶,不能不諳中華禮儀文化,同時更要注意禮儀文化在同世界禮儀文化接軌中的變遷和發展.與國際主流課程保持同步發展,要重新確定秘書教育的培養目標.秘書教育不僅僅是教育事業,更是服務行業,其改革必須考慮服務對象的具體情況.要跳出純粹秘書教學的框框,將課程建設放在社會變革,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中去考慮.所以,在秘書課程改革過程中,應使先進的,國際化的課程理念和優秀的本土實踐成果成功地融合,并將外來的借鑒和移植與本土的繼承和發展保持一定的均衡,"全盤西化"和"故步自封"都不符合課程改革的現代性要求.

二,文秘專業課程建設的實用性

篇10

摘 要：元代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與宋、明、清等王朝相較，民間信仰研究雖顯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本文將對元代江西的民間信仰概況進行綜述。

關鍵詞：民間信仰，元代，江西

何謂民間信仰？關于此概念學界有諸多論述，路遙提到三種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民間信仰就是信仰習俗，從“宗教心態”研究民間信仰和民間信仰乃是傳統之混合性宗教。而趙世瑜認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靈信仰即是民間信仰，和由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種儀式活動，不僅是一種集體的心理活動和外在的行為表現，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民間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歷史悠久，是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一、元代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1.從整體上研究元代民間信仰的研究：

《中國近世民間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見川、皮慶生著，介紹了民間信仰的內涵與土壤，朝廷對其政策與方針，民間信仰主載體祠廟與相關現象，媽祖、張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與發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國性信仰的形成于發展。使讀者從整體上對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間信仰有深層的了解。

2.以個案探討民間信仰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系的研究有：

（1）民間信仰與國家的關系：

目前學術界對元代基層祭祀活動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池內功先生的《異民族支配與國家祭祀——談元朝郡縣祭祀》（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頁）一文，對元代郡縣祭祀制度、祭祀禮儀以及郡縣祭祀的教化功能進行了探究。在其《關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綜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國史的正統與異端》（2），1991年，第55～70頁）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統治時期的祭祀活動。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的《祭祀文廟》一節中介紹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對象、時間、禮儀等。

（2）民間信仰與經濟的關系

神祇和農業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廣禪侯與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認為元代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刺激了農民務農積極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靈牛王“廣禪侯”尋求心理上的滿足，促使廣禪侯廟的進一步建立、擴大。

（3）民間信仰與社會的關系

研究神祇傳播的社會因素，有朱天順的《元明時期促進媽祖信仰傳播的主要社會因素》（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來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神靈塑造》（暨南大學2010年5月）通過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區宋元以來的社會變遷歷程，來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變過程。

（4）民間信仰與文化的關系

研究民間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文化風尚及其思想史意義》（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認為宋元時期，流行的民間信仰文化所涵攝的思想內涵，與士大夫階層經常用的儒家五經，及其注疏和義理闡釋之間所存在巨大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5）民間信仰與道教的關系

在道教方面，劉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純陽帝君為例》（載《中國道教》2010年3期），通過對道教神系的變化發展進行梳理，對于進一步認識古代官方與道教信仰的關系有一定參考價值。另外有曹飛的《萬壽宮歷史淵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宮觀在山西的孤例》，（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專門論述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來頗為豐富：

對江西許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學者得關注，專著有章文煥先生的《萬壽宮》（華夏出版社，2004年），論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萬壽宮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1550——1910）》，（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萬壽宮的重興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明清以來西山萬壽宮的發展與“朝仙人習俗”》（載《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張璇的《明清時期江西會館神靈文化研究》（江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等等。學者通過對萬壽宮以及許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萬壽宮與地方權力的關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創造過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諸多方面。

市鎮神靈崇拜與社區人群內部關系、地緣支配關系、社區內部聯系等因素之間的互動，在梁洪生教授的《傳統商鎮主神崇拜的擅變及其意義轉換》（見《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頁）一文中，以江西吳城鎮的聶公崇拜為例進行了探討，顯示出了地方商業城鎮的經濟社會變化與全國范圍的社會政治變動之間的密切關系。

譚小軍揭示了民間信仰是鄉紳民眾與國家利益的結合點之一，在《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的歷史記憶——新干縣蕭公廟的個案研究》（載《宜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縣蕭公廟這個案，了解到鄉紳民眾可以利用“神的權力”，而國家在規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間信仰與自然環境變化在扶松華的《環鄱陽湖的民間信仰》（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一文有明顯體現，以環鄱陽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爺廟、許遜和康王三個各案，分析了解民間信仰和鄱陽湖演變的關系。

林萍的碩士論文《南宋江西地區民間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學，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間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詞現象，同時從戰亂與交通兩方面分析地方社會與民間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時期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地域差異》，（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通過對明清江西各府縣方志中“祠廟”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個主要神靈和對其信仰的地域差異，并分析形成原因。

吳小紅的《苛征、祠祀與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載《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資源，也是保護當地利益的經濟資源。二孝女進入祀典失敗，反映民間信仰隨社會情勢而變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會的某種松懈。

三.結語

元代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未來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當是對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廟的部分進行資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基本概況，探究其深層形成過程。（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2] 鄭振滿、陳春聲，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