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路徑范文10篇

【摘要】城市是主要的經濟活動中心,它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使用者和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者。應對氣候變化與發展低碳經濟則需要更多的財政支出與其他投資。現階段，特別發達的城市低碳發展的進度和概況比較好，因為它們工業化開展的比較早，經濟比較發達，對城市和環境的投入相對較大，尤其是資金的投入。而相對落后的城市在城市低碳發展方面就顯得有點不足，落后的的城市工業化進程開展的比較晚，經濟比較落后，對城市和環境的投入比較少，資金的投入更是嚴重不足，城市低碳發展融資路徑的拓展顯得尤為重要。武漢城市圈，作為我國中部一個典型的城市圈，與東部沿海城市圈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它需要加快經濟的發展，從而帶動湖北乃至整個中部地區經濟的躍進，發展為中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領軍城市；但它急需解決自身在經濟發展中面臨的能源與環境問題，這就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需要不斷拓寬融資路徑。

【關鍵詞】武漢城市圈;低碳經濟;融資;路徑

城市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城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節能減排、低碳發展，這就需要資金的鼓勵與支持，而資金的來源就需要社會方面的融資，資金在城市低碳發展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讓城市低碳發展過程中的節能減排、低碳發展得到有效的實施和大力支持，它在城市低碳發展的道路上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武漢城市圈低碳發展融資的主要問題

武漢正在處于城市建設高度發展的階段，而且武漢因為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其經濟輻射整個中部地區，但是武漢在城市建設發面存在許多的問題，特別是在低碳發展發面，低碳發展方面有存在一些不足。（一）低碳產業發展和融資的動力不夠。現在一些城市在低碳發展和融資方面的動力嚴重不足，它們的城市發展方式還處在傳統的高能耗階段，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和投資相對較少。這些城市為了達到自己政績目標的實現，一味的追求經濟高速發展，而忽略了環境的承受能力，環境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暫時的優秀政績是用高能耗來換取的。我們必須在經濟的發展與低碳環保之間做出一定的選擇。大多數量眾多的城市在經濟發展發面存在較大的差異，因為其資源數量、種類和使用情況都各不相同，所以它在低碳發展和融資方面還是存在很大的問題。在現在城市發展情況下，很多城市總是想用耗費時間短、發展快且容易發展的產業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促進城市低碳的發展，現在大多數城市在低碳建設方面的新技術要求高、回報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需要不斷進行資金的投入，配套產業的輔助與支持。在以為現代城市低碳發展為時過早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還在大力發展重工業，會使低碳產業得投資規模有所下降，環境還會繼續惡化，城市最終會逐漸衰敗。即使有些城市也在開展低碳發展的理念學習與實踐，但其總是建設一些高浪費地效應的建設，該建設期結束以后，相配套的低碳設施和產業也會隨之閑置，投資得不到長遠科學的回報，大量的資金可環境遭到浪費和破壞。（二）公共財政壓力影響低碳融資總量。國內外的許多城市在低碳發展及融資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與實踐，在大多數城市的低碳發展的時候，政府的財政投資起主要作用，財政在城市垃圾處理、綠化維護、醫療健康等方面的投資尤其大，從全球城市低碳發展的近況來看，政府在城市低碳發展的投入相對較大。在經濟發達，城市建設先進的大城市還好，資金投入相對較多，很多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一些偏遠城市，經濟落后，財政收入較低，對城市低碳發展的投入也就隨之減少，在2014年度全國各大城市低碳發展的評估報告指出，到2015年年底，中小城市的人口比重占全國的80%左右，但是其經濟總量只占全國經濟總量的58%，地方性的財政收入只能占到全國財政收入的44.01%左右，地方性人均財政收入比較少。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等問題是現代社會亟待解決的主要社會問題，城市低碳經濟發展如果只依靠城市的政府公共財政投入來發展的話，城市低碳發展會很難有所建樹，進而會影響到整個城市圈的低碳發展。（三）融資方式較少。現在我們周圍的商業銀行已經開始了城市低碳發展的大范圍投資，同時，我國許多城市的各大商業銀行已經開始建立有助于環境保護、低碳發展的綠色信貸制度，但從銀行現在的實際操作情況來看，各大商業銀行從放款的安全性、信貸收益性和資金的流動性方面來考慮，現階段銀行對城市低碳發展的這種投資周期比較長，而且經濟效益比較緩慢且比較低。隨著各大城市的經濟發展，環境容量的承載力會越來越小，節能減排的標準會越來越高，隨著沿海東部發達地區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不斷地向中西部等欠發達的地區轉移，說明城市低碳發展的融資渠道比較狹窄，不能合理促進城市低碳發展。有些商業銀行對那些急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城市低碳發展建設項目的投入相對較低，而是更加趨向于對那些得到快速利潤回報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一部分城市的基礎設施落后，人才相對緊缺，技術水平不高，技術創新比較困難，那些高新科技、沒有污染或者污染很少的的產業很少入駐該城市，銀行或其它一些投資機構對城市低碳融資的投入極少。城市在現有的資本市場里，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表現較好的的上市公司數量更是少的可憐。這些城市在低碳發展方面，它的融資總量和融資結構都不是很好，都不進合理。（四）融資工具與創新較少。近幾年來，為了更好的實現低碳發展，各國和各大城市建立了碳交易市場和相關的機制，這兩年國際碳交易市場規模得到不斷的壯大，特別是在碳期權、碳期貨等方面，衍生出許多有助于低碳發展的金融產品，促進了城市低碳發展的融資規模。低碳經濟這幾年方興未艾，我國也開始建立碳交易試點，不過一般都是區域性的，現在許多城市在碳交易市場里的實際操作與項目開發還不夠成熟，這樣就使得城市具備碳金融工具使用與開發的諸多條件很少，甚至是沒有。現在有些城市的低碳發展融資的投資機構還處于起步階段，這些投資融資機構還不健全，城市低碳發展的投資分析技術還有待提高，對城市低碳發展的項目進行科學合理的分析與風險對比與規避風險的技術還不完善，融資路徑與創新需要改進。城市低碳發展的融資路徑的開拓離不開政府的示范和引導作用，更加離不開政府資金的投入和政策制度的保障。而我國城市低碳發展法律制度環境還不夠完善，有些時候，地方和單位都會出現2018年第12期下旬刊（總第718期）時代金融TimesFinanceNO.12，2018（CumulativetyNO.718）TimesFinance嚴重的地方性保護，真正的低碳發展路線得不到規范、嚴格、公平的執行，許多企業單位在低碳發展方面得不到相應的資金支持，企業單位在低碳發展方面的積極性受到打擊，還是主要走傳統的發展道路。城市低碳發展的融資是新時代的產物，它的專業性要求比較高，而且與之相關的金融機構和實際管理操作人才較少。

二、國外低碳發展融資的經驗和教訓

摘要：在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進程中，公共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均獲得了更為深刻、更為廣泛的拓展。越來越多的行業和領域與公共文化領域相互滲透和依托，逐漸形成了融合發展態勢。文章試圖以公共文化空間建構為著眼點，從公共文化空間的概念界定、當前設計缺陷、未來規劃和發展路徑等方面出發，討論當下公共文化融合發展的可行路徑，探尋未來公共文化空間形態建構的更多可能。

關鍵詞：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公共文化；融合發展

近年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公共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均獲得了更為深刻、更為廣泛的拓展。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行業和領域與公共文化領域相互滲透、相互依托，逐漸形成了融合發展的態勢。本文試圖以公共文化空間建構為著眼點，討論當下公共文化融合發展的可行路徑，探尋未來公共文化空間形態建構的更多可能。

1公共文化空間的概念闡釋與界定

學術界關于公共文化、文化空間、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等概念的專業理論龐雜豐富，所涉及的領域、范疇甚多。本文中的“公共文化空間”無疑是一個復合概念，為進一步厘清本文討論的核心議題，盡可能避免產生過多的歧義或爭議，故而有必要對“公共文化空間”這一概念作一個簡要的闡釋和界定。1.1公共文化空間是一個公共空間。本文所討論的公共文化空間必然是一個公共空間。廣義上的公共空間，所指并不僅限于地理的、物質的活動場所，還是一個社會的、抽象的概念，包括身處其境的人及其言論、行為和活動。人、活動和場所三要素構成的公共空間反映了公眾對時間結構、空間結構的意象[1]。從城市發展研究角度而言，公共空間就是屬于大眾的開放空間，是一個所有人不受身份、地位、金錢等社會、文化和經濟條件限制而均可共享、共用的社會文化生活空間。從文化研究和社會學研究角度而言，公共空間還是一個公共話語空間，也就是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這個公共領域是由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創造、通過互動和沉淀而動態形成的，涵義更為廣泛，形態也更為多樣。各種劃界問題的公共討論所需要的主體性、公共性和交往理性將在這里培育起來[2]。本文特指的是“文化公共領域”。在這個公共空間里，話語、意見、信息等圍繞廣義的文化范疇內的公共事物的個體觀念可以自由、平等、公開地交流，從而促進社會信息流通、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因此，本文探討和追求的公共文化空間正是這樣一個公共空間：公民身處其中，可自主地參與和開展公共文化活動，平等地交流意見或討論公共事物，完成信息互動與資源共享。隨著互聯網和多媒體的迅猛發展，當前我國已然形成現實和虛擬兩大公共空間，公共文化活動的開展多活躍于現實公共空間，而以文化觀念、公共事務為主題的公共話語的交流和互動往往發生在虛擬公共空間。1.2公共文化空間屬于公共文化范疇。本文討論的公共文化空間屬于公共文化范疇。公共空間是一個涵義極為廣泛、龐雜的概念，本文僅從公共文化這個范疇展開論述。也就是說，本文討論的公共空間的邊界是由公共文化來界定的。事實上，在我國當前文化語境下使用的“公共文化”一詞正是從空間層面來理解和認知的，即在公共空間呈現的文化形態和文化內容則稱之為公共文化。公共文化亦即公眾文化，其服務對象則是無差別的社會全體公眾。因此，這里先要界定一下“公共文化”這一概念。本文討論的“公共文化”指的是“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識、傳播先進文化、提供精神食糧，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各種公益性文化機構和服務的總和”[3]。這也是近年來我國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進程中逐漸清晰的關于“公共文化”的概念闡述。所以，本文討論的“公共文化空間”是對所有用以呈現公共文化形態和實施公共文化活動的公益場所和公共空間的統稱。1.3公共文化空間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為背景。不論是公共空間還是公共文化，其概念都是在一種互動、互相影響和交互的狀態中形成和動態發展的。隨著社會文化的不斷發展和演進，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隨之不斷深入和延展，公共文化空間也由此涵蓋了越來越豐富的文化指征與空間范式。尤其是在我國將“公共文化服務”這一概念及其體系化建設納入公共文化范疇之后，我國公共文化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轉變，呈現出多系統、多學科、多領域、多形態的交叉融合，因此公共文化空間的邊界和維度也隨之不斷拓展。正因為我國公共文化的內涵被賦予了極為廣泛的含義，文化遺產的保護也被正式納入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范疇，因此，原本在狹義上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有名詞的“文化空間”至此有了法定的“公共性”，成為了“公共文化空間”的一個部分或一種類型。可見，本文討論的“公共文化空間”是以我國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為背景和語境的。綜上所述，本文討論的“公共文化空間”一語概之為用以承載、呈現、提供公共文化形態和內容的公共空間和文化場所，以及身處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它不僅強調空間的文化性，而且突出空間的公共性”[4]。進一步說，公共文化空間正是抽象和物質的統一，是特性和范式的交疊，是虛擬和現實的勾連，這些文化特質在當前特定歷史背景和客觀條件的驅動下一步步趨向融合。那么，從具體的、物質的研究視角和本文的討論要求來說，公共文化空間包括但不僅僅只限于由政府撥款、文化部門或行政機構管理的公共圖書館、文化館（藝術館）、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紀念館、工人文化宮、青少年宮以及廣場、公園等具有免費開放功能的相關公益性文化場館或公共場地，還包括更多形態各異的、頗具文化創意的新型文化空間和專業藝術場館，例如劇場、音樂廳、時尚生活方式書店、主題概念書店、畫廊、藝術展示館、咖啡館等場所。

2當前公共文化空間的規劃與設計缺陷

摘要：吉林省已經進入了城市化加速推進階段,城市化發展在吉林省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吉林省城市化進程中主要存在著人口數量較大,城市數量較少,城市供給比較短缺;城市低端就業市場日趨緊張,城鎮失業率逐年增長;水資源問題嚴重威脅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業不強,產業不大等問題。吉林省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盡快將失地農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解除進城務工農民的后顧之憂,構建吉林省大、中、小城市科學而合理布局的城鎮化體系。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城市化;城鎮建設

當今世界,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全世界共同的聲音,城市化發展也不能回避這個問題。城市的繁榮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標志,是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城市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成為人類文明的集中體現。

一、吉林省實現城市化可持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吉林省作為我國東北部經濟欠發達的農業省份及邊疆民族地區,在城市化進程中與我國經濟發達省份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之處。

(一)人口數量較大,城市數量較少,城市供給比較短缺

摘要：吉林省已經進入了城市化加速推進階段，城市化發展在吉林省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吉林省城市化進程中主要存在著人口數量較大，城市數量較少，城市供給比較短缺；城市低端就業市場日趨緊張，城鎮失業率逐年增長；水資源問題嚴重威脅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業不強，產業不大等問題。吉林省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盡快將失地農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解除進城務工農民的后顧之憂，構建吉林省大、中、小城市科學而合理布局的城鎮化體系。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城市化；城鎮建設

當今世界，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全世界共同的聲音，城市化發展也不能回避這個問題。城市的繁榮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標志，是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城市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成為人類文明的集中體現。

一、吉林省實現城市化可持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吉林省作為我國東北部經濟欠發達的農業省份及邊疆民族地區，在城市化進程中與我國經濟發達省份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之處。

(一)人口數量較大，城市數量較少，城市供給比較短缺

摘要：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變，城市社區作為人民群眾生活最直接的承載空間，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顯得愈發重要。縱觀我國基層社區治理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城市社區治理經歷了從計劃經濟的行政社區到市場經濟的社區服務、社區建設與社區治理的演變，各地在探索社區治理機制創新的實踐過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寶貴經驗。當前，城市社區治理面臨行政化傾向突出、邊緣化問題明顯和社會化困境彰顯等難題，必須通過加快轉變社區治理理念，倡導多方主體共同參與治理，完善社區服務供給機制等措施做好新時代社區治理的“選擇題”，積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新格局。

關鍵詞：社區治理；變遷歷程；現實困境；發展路徑

一、引言

社區作為基層治理的基礎平臺，既是各種社會群體的聚集區、各種利益關系的交織域，也是各種社會組織的落腳點、各種社會資源的承載場[1]。近年來，社區治理作為一個新的話題不斷被推向討論熱潮，并且我國也相繼頒發了一系列以社區治理為主體的政策文件，尤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2017年6月頒布的《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作為新形勢下指導城鄉社區治理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具有劃時代的深遠意義。黨的做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論斷，并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2]，這不僅彰顯了基層社區治理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3]，也指明了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改善社會民生工作的重點和方向。目前，中國的城市社區治理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既處于“大有可為”的機遇期，又處于“何以可為”的挑戰期。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級政府，城市社區治理在政策層面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鼓勵創新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然而，城市社區治理歸根結底來說，還是生在社區，長在社區。隨著中央和地方的治理壓力逐級傳導到城市社區層面，作為治理承接者與執行者的社區已經難以再進行轉嫁和分解[4]，“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繁雜局面日益成為基層社區治理亟待解決的難題。本研究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宏觀背景，梳理了我國城市社區建設與治理的演變歷程及實踐模式，分析了當前城市社區建設與治理面臨的難題與困境，并在經驗層面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區治理格局的發展對策。

二、城市社區治理的變遷歷程及實踐經驗

解讀當下必須追溯歷史，歷史發展過程中前期的規則范式會因報酬遞增出現自我強化效應，在不斷取得優勢地位的同時，阻礙更加有效的規則范式的形成[5]。因此，回顧社區治理的演變歷程，不僅是理解社區治理在不同發展階段表現形式與轉化邏輯的關鍵所在，也是更好汲取新中國成立以來社區治理實踐經驗的不二法門。總的來說，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的城市社區建設與治理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的發展和演進（見表1）。（一）行政社區時代（1949—1985）：單位制為主，街居制為輔的管理體制。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在廢除民國時期確立的“保甲制度”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了以“單位制”為主，“街居制”為輔的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在這一時期，城市基層政權和管理組織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一是1949年至1966年，通過展開“民主建政”運動初步在全國各個城市建立了城市居委會和居民小組，同時以“軍隊大院”、“干部大院”等為代表的“單位制”開始不斷滲入城市國營和集體性質的基層企事業單位，“政社合一”、“以單位制為主，街居制為輔”的基層社區管理模式逐漸成為主流，這既是當時我國基層社會的一次深化變革，也是居民參與國家公共事務治理的具體體現[6]；二是1967年至1978年，“單位制”在城市基層社區管理中獲得主體性地位，而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相繼被更名為“街道革命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街居制成為“階級斗爭”、“群眾專政”的工具；三是1979年至1985年，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職能伴隨改革開放的進行而得到恢復，其工作性質受到憲法的肯定和有關法律的明確規定[7]，但“單位制”卻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而走向衰退。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我國的城市社區治理經歷了“單位制”與“街居制”由相向而行到分崩離析的過程，其治理邏輯是“強政府、弱社會”的集體經濟思維，實質上是一種國家主導型的制度性安排[8]。在這一階段，主要形成了三點治理經驗：一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對街道和居委會實行絕對控制，保障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和社區關系的和諧穩定；二是企業通過“為居委會的活動經費及其干部的生活補貼提供一定的資金來源”，滿足社區居民的內部福利；三是社區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作為“單位”的輔助，主要管理沒有進入“單位”的居民，盡管在維持社區生活秩序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遇到了職能超載、職權有限和角色尷尬的現實困境[9]。（二）社區服務時代（1986—1999）：政府主導向社區自治過渡的管理模式。改革開放引起的城市經濟和社會結構變遷，使得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逐漸向下放權，這一時期也可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6年至1988年的興起階段，主要有兩大標志性事件，一個是1986年國家民政部以承接企事業單位轉移社會服務項目為出發點，開始倡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社區服務工作；另一個是1987年9月，“全國社區服務工作座談會”在武漢成功召開，標志著社區服務的正式展開。第二階段是1989年至1992年的發展階段，國家有關部門從1989年開始在全國的街道和居委會普遍推廣開展社區服務，但當時的社區服務僅僅局限于居民之間有組織的救貧幫困、社區互助以及滿足居民日常簡單的低層次生活需求服務等。第三階段是1993年至1999年的繁榮階段，1993年民政部、國家計委等14個部委聯合《關于加快發展社區服務業的意見》[10]。作為社區服務發展中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該《意見》倡導社區服務產業化、社會化，從而將社區服務推向了高潮，社區服務不再局限于滿足社區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也包括了社區綠化、社區治安、下崗再就業、流動人口管理等廣義上的服務。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末的十幾年時間，可以看作是政府權力逐步下放到基層社區的有益探索。在“小政府、大社會”和“小政府、大服務”的治理邏輯框架下，“社區”日益成為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微觀重心。在這一階段，主要形成了兩點經驗：一是盡管黨委或工委仍然是社區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領導核心，但社區內不再是政府包辦一切的局面；二是社區在決策上相對于以往有了較多的自主決策權，其服務職能獲得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尚未完全擺脫傳統政府主導型管理模式的束縛。（三）社區建設時代（2000—2011）：以社區為核心的社區自治模式。盡管社區建設的口號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已被提出，但由于當時側重于服務功能的社區服務工作占據主流，所以真正的社區建設實踐嚴格意義上來說是從2000年才正式開始。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轉發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正式拉開了社區建設的序幕。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建設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11]，指明了社區建設的具體目標。2005年，在和諧社會的基礎上，民政部首次提出建設“和諧社區”的概念，標志著城市社區治理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全國各地建設和諧社區的熱潮中，各級政府積極探索社區自治方式，形成了諸如“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的上海模式、“一會兩站、自治和服務相分離”的鹽田模式、“社區自治、議行分離”的沈陽模式、“政府自覺依法行政、社區組織自主管理、社區人自愿參與相結合”的江漢模式等典型的城市社區自治模式。城市社區建設從行政推動走向社區自治，實質上是一種“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徑變遷。在這一階段，城市社區治理表現出了幾個典型特征：第一，政府逐漸跳出體制內循環的封閉狀態，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建設，其角色從傳統的“事事包辦”轉向“社區自理”。第二，社區管理組織結構出現新的變化，除了黨組織和政府派出機構外，一些居民自治組織、志愿者服務組織、社團組織、企業等逐漸參與到社區的合作共建中。第三，如何處理政府與社區自治組織的關系問題成為制約基層社區建設的核心因素，社區治理主體的權責不清、社區服務建設的資源不足、社區居民的參與度低等問題成為新時期實現社區良好治理亟待解決的難題。（四）社區治理時代（2012—）：以共同體為要義的多元共治模式。2012年，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首次從國家層面提出“完善社區治理結構，鼓勵因地制宜創新社區管理和服務模式”；同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把“社區治理”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在這一階段，動員全社會力量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培育社會組織發展、提高社區治理水平成為社區治理的重要共識。2014年，民政部確定31個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進行社區治理的創新性試點，并逐漸形成了政府主導型（如北京的田村街道）、市場主導型（如武漢的百步亭社區）、社會自治型（如南京的翠竹園社區）和專家參與型（如清華大學清河實驗區）四類社區治理模式[12]。2017年，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提出，標志著我國基層社區治理進入以打造社區共同體為核心內涵的新的發展階段，“無縫隙治理模式”、“四社聯動治理模式”、“‘黨建+’治理模式”、“圈層治理模式”、“精細化治理模式”、“協商共治模式”等成為新時代社區治理實踐的有益探索。在社區治理的新時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邏輯受到普遍重視，全國各地在豐富的實踐中形成了四點治理經驗：一是在治理理念上，經歷了從“西方舶來”到“東方創新”的過程，在保留中國傳統治理經驗的基礎上創新社區治理體系，開創了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社區治理理念和實踐模式。二是在治理主體上，從政府主導型向社區自治型和多元共治型轉變，政府逐漸理清自己與社區自組織、社會力量的關系，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組織引導、簡政放權等方式來尋求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權力和資源的重新平衡。三是在治理重點上，如何有效實現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成為城市社區治理的重點環節，推進社區治理走向法治化、規范化、程序化和科學化成為培育多元主體參與社區治理的關鍵抉擇。四是在治理空間上，社會生活網絡化拓寬了城市社區治理的空間，網絡化治理逐步取代了傳統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網格化社會管理[13]，社區治理的云服務平臺建設也日益引起廣泛關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城市群建設發展”①。5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長三角、長江中游、成渝、哈長等四個城市群發展規劃;6月8日，國家發改委再次召開城市群規劃建設交流座談會，全面加快城市群規劃進程。各類城市群已經帶動區域乃至全國發展的增長極，事關中國經濟發展全局，事關我們的全球競爭力，事關中國夢能否如期實現。加強城市群經濟發展研究，探索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群經濟建設路子，具有極為現實的意義，也顯得日益迫切。

一、中國城市群經濟發展現狀

作為國家戰略的城市群，其概念源自戈特曼對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化現象的研究，國內“城市群”概念最早出現于二十世紀80年代，當時認為是指“多經濟中心的城市區域”，“大城市及其周圍小城鎮或衛星鎮的結合，可視為城市群類型的變型”②。從國內實踐看，我國始終強調要發揮城市群對區域發展的輻射作用，既適應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也覆蓋相對欠發達甚至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如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提出既要建設世界級的城市群，也要在中西部地區建設若干個區域性城市群及一批省內的城市群，以促進區域的均衡發展③。從目前國內實際情況看，以城市群為主要核心的初步格局已經逐漸顯現，城市群已經開始慢慢突破各省之間的界限，區域經濟的發展已經開始突破各省界限逐步向各城市群經濟轉變，漸漸實現跨區發展。但是，國內的城市群在面積、體量和經濟發達程度等方面，差異十分巨大。如發展水平極高的珠三角城市群面積僅5．47萬平方千米，而長江中游城市群面積廣達31．7萬平方千米，兩者相差6倍。后者甚至超過除黑龍江外所有東部和中部各省的面積。如前所述，既有單個城市就“富可敵國”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級城市群，也有經濟落后的寧夏沿黃、天山北坡城市群等。城市群作為一種空間組織形式和集聚經濟，主要是通過內部城市之間相互之間的整合及提升自身競爭力來提高吸引離，形成較為顯著的規模經濟，實現聚合效應。無論如何，城市群是城市集中化的產物，也是經濟集中化的高度體現，城市群經濟發展將成為決定中國未來發展速度、質量的主要因素。

二、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城市群作為集團化的城市組合，其經濟發展面臨著來自該城市群外部的制約和內部城市之間的相互制約。所有的發展都不能脫離實際而進行，對于所有城市群而言，身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大環境是一定的，近年城市群數量迅速上漲，也各為生存、拓展空間而進行“生存斗爭”。在城市群內部，每個城市之間也存在不同利益訴求，為了自身的生存也會表現出極大的利益沖突和激烈競爭。總的來說，決定一個城市群經濟是否能健康持續發展的因素，主要是內部因素，特別是不同企業、城市政府和市民的微觀利益沖突。這些內部的相互掣肘因素，如果沒有處理好，勢必嚴重影響整個城市群的協調發展，影響整體合力和發展后勁。

(一)政府層面的相互制約因素

內容摘要：城市社會體育組織的培育與發展是貫徹《體育法》的必然要求，是實施《全民健身條例》的有效載體，是大力發展公共體育服務的重點。在推行政府購買公共體育服務進程中，城市社會體育組織起著承接政府職能、化解社會體育矛盾、完善公共社會體育服務、配置社會體育資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在成為協同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但從天水市社會體育組織的發展現狀看，其在自主運行、發展數量與規模、資金來源、專業化發展水平等方面仍然面臨諸多困境。因此，分析制約社會體育組織發展的深層次原因，探索如何突破體制束縛，整合社會體育資源，構建“樞紐型”社會體育組織、引入第三方評價監督等治理機制，方是社會體育組織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徑。

關鍵詞：社會體育組織；困境；發展路徑；天水市

市場化背景下，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以往單一主體的社會管理模式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加大了社會管理體制變革與轉型的壓力[1]。面對社會環境急劇變化形勢下，特別政府加強公共體育服務建設的背景下，體育行政部門必須加快職能轉變，即如何實現從“全能管理”向“有限管理”的轉變是落實政府購買公共體育服務的重中之重。目前，由于我國體育體制機制的欠缺與不完善，城市社會體育組織發展面臨著諸多困境。因此，探尋一條適合體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是體育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過程中應該關注的重點。

一、培育和發展體育社會組織的意義

（一）發展社會體育組織是貫徹《體育法》必然要求

我國《體育法》明確規定：國家鼓勵、支持體育社會團體按照其章程，組織和開展體育活動，推動體育事業的發展[2]。各級體育總會在在發展體育事業中發揮作用。據天水市城市社會體育組織的調研得知，城市社會體育組織參與公共體育服務方面，無論是政策支持、理念創新，還是制度供給與對接等方面均存在諸多制約因素，從而影響了社會體育組織在承接政府公共體育服務方面的能力和作用的發揮，尤其社會體育組織自主性、獨立性還不強，資源保障措施還得不到保障，嚴重影響社會體育組織在體育公共服務建設中的培育與發展。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城市居民體育需求的多元化、多層次性以及多目標性日益突出。相對應的，政府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方面存在嚴重的不足，矛盾突出越來越明顯，亟需社會休育組織積極參與到公共體育服務中來。

我國的城市商業銀行誕生于1995年（時謂“城市合作銀行”），是由城市信用社合并組建的。十年來，城市商業銀行按照“守制轉機、立市興行”的經營理念，憑著“植根城市，貼近市場”的競爭策略，從合并之初的“保支付、防擠兌、穩過渡”，頑強地渡過了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的初生期，如今已步入了“規范管理、穩健經營、加快發展”，追求發展質量、謀求可持續發展的成長期，城市商業銀行當前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向何處去?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除極個別的將被全國性商業銀行收購外，擺在絕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面前的發展道路有兩條：要么“做小”——那些規模小、基礎薄弱、競爭力較差的城市商業銀行將發展成為具有特色的社區銀行，“以小取勝”，這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要么“做大”一一那些基礎較好、競爭力較強的城市商業銀行，通過合并重組向區域性銀行發展，“以大做強”，這也是一種新的路徑選擇。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選擇了后一條道路，即多家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聯合重組為一家跨區域的商業銀行一一徽商銀行。

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的基本條件

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必須具備一定的市場基礎。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成功實現合并重組，就是在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之后，順勢而為、水到渠成。這些必要條件可以概括為“天時、地利、人和、外向、內需”。

天時：政策的有力支持。2004年11月，銀監會頒布的《城市商業銀行監管與發展綱要》明確提出：銀監會支持經營狀況好、管理能力較高、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商業銀行實現跨區域發展；鼓勵同一行政區域和經濟區劃內尚不具備跨區域發展條件的城市商業銀行在自愿的前提下，按照市場原則實現資本重組和聯合，有效整合金融資源，進一步拓展城市商業銀行的市場空間，提高其抗風險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支持城市商業銀行按照市場化原則收購、兼并周邊地區城市信用社。監管政策的調整，為城市商業銀行通過合并重組向區域性銀行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為城市商業銀行提供了更大的改革舞臺和發展空間。銀監會領導同志十分關心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2004年4月，劉明康主席到合肥市商業銀行調研，對實施合并重組的意見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安徽省委、省政府領導同志也多次表示鼓勵和支持省內城市商業銀行聯合重組。2005年年初，城市商業銀行聯合重組議題列入了省政府工作報告，作為全省金融改革的三項重點工作之一，擺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正是有了政策保障和領導支持，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工作才得以起筆破題。

地利：經營的良好基礎。首先要有較大的經營數量基礎。截至2005年9月末，參與此次重組的6家城市商業銀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資產總額460.80億元，負債總額439.76億元，整體上總資產年均增長率為29.5%，存款年均增長率為38.34%，貸款年均增長率35.81%，在全國113家城市商業銀行中處于中等以上水平。其次要有較好的經營質量基礎。6家城市商業銀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經營質量一直較好。按“五級分類”口徑，不良貸款率為3.38%，在銀監會2004年度全國評級排名中，4家被評定為一類行、2家被評定為二類行，7家城市信用社在全國的排名也比較靠前，形成了城市商業銀行的“安徽現象”。第三要有相對均衡的經營實力基礎。參與合并重組的城市商業銀行，在業務規模上相當，在風險程度上相近，在內部管理上相似。在這一前提下，各方才有平等的話語權、參與權，才能夠站在同一平臺上，共謀合并大計。這是合并重組的“平等進入”方式與購并重組那種“以大吃小”、“以強吃弱”方式的根本區別。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中，除合肥市商業銀行規模稍大外，其余的資產總額都在25億～65億元之間，基本處于同一檔次；不良貸款比例最高的為8.1%，最低的為2.2%，懸殊也不太大。

人和：人才的資源優勢。在過去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安徽省各家城市商業銀行一直十分重視吸收和培育人才，人員結構不斷優化，儲備了一批高素質的管理干部。此外，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普遍建立了較為有效的人才激勵約束機制，在人才使用、人才開發、人才儲備方面都有一套較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有利于充分調動人才的各種潛能。

摘要:隨著時代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與生活壓力的增大，城市居民對步行空間的需求愈加強烈。從通勤視角出發，結合城市規劃學、景觀游憩學和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對城市步行空間進行研究。通過對步行空間三類路徑:A:家(公司)—公司(家);B:(公司)—公交站(地鐵站，班車站)—公司(家);C:家(公司)—公交站(地鐵站)—地鐵站(公交站)—公司(家)的總結，分析得出基于通勤視角下的四類步行空間(街路、天橋、廣場、地下換乘空間);再通過分析通勤人群的特點(時間緊迫性、路徑重復性、著裝正式性)，總結城市步行空間影響要素(建筑環境要素、人工景觀環境要素、自然景觀環境要素)及設計策略;最后通過各影響因素與四類步行空間的相關性分析，比較各因素對通勤視角下步行空間的重要程度，以期能為人們設計更加舒適的城市步行空間。

關鍵詞:通勤;城市;步行空間

1引言

人們日常出行的交通方式主要有步行、自行車、電動車、公共交通(公交巴士、地鐵等)、自駕車幾種類型。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擴展，人們逐漸依賴機動車出行。然而，機動車在為人們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影響了人們的身體健康。近年來人們開始提倡綠色出行、健康出行。1992年，國際健身與大眾體育協會(TAFISA)發起了“世界步行日”活動，確定每年的9月29日為世界步行日。國外關于步行交通體系的研究主要包括行為學、交通地理學、建筑與規劃學三個方向，分別從人的行為與認知角度、交通流線網絡與空間、土地利用景觀與空間三個角度進行研究［1］。通勤行為是出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EvaHeinen等研究發現，荷蘭20%的出行行為是通勤行為，并且其他西方國家的數據與其類似［2］。因此，基于通勤視角的城市步行空間研究對人們出行行為、城市交通規劃、城市街路景觀規劃、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2相關概念解析

2．1通勤

摘要：科學評價文化軟實力的發展狀況是文化軟實力研究的重要使命。回顧已有文獻，中國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從內容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國家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區域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和行業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現有研究既取得了一定成果，又存在著一些不足。未來應加強文化軟實力構成要素的研究，優化文化軟實力評價路徑和方法，整合多學科力量協同推進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

關鍵詞：文化軟實力;評價;國家文化軟實力;區域文化軟實力;行業文化軟實力

自從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后，我國出現了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熱潮。開展中國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可以豐富發展文化軟實力基礎理論，有助于把握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狀況與結構特征，進一步理清文化軟實力評價的原理和方法。回顧已有文獻，中國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從內容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國家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區域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行業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現將相關研究綜述如下。

一、國家文化軟實力評價

學界對構建國家文化軟實力評價體系進行了一系列嘗試，有的研究還開展實證調查得出了相關結論。在評價路徑的選取上，已有研究更多地采用了資源統計型評價路徑，民意調查型評價路徑亦有所涉獵。（一）基于資源統計型評價路徑的研究。資源統計型評價路徑是通過統計與文化軟實力密切相關的文化資源來評價文化軟實力的大小和強弱，其數據來源多為統計數據。有學者認為國家文化軟實力包括文化生產力、文化保障力、文化核心力、文化傳播力、文化影響力和文化創新力六個維度，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設計了國家文化軟實力多級層次評價模型。[1]有研究指出國家文化軟實力包括文化知識生產力、文化產業競爭力、文化體制引導力及文化價值吸引力四個方面，據此構建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評價指標體系，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從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實證了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宏觀發展態勢。[2]有學者選取了文化傳統、文化發展、文化傳播、文化教育、文化營銷五個一級指標，通過熵值法與TOPSIS法建立了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多指標綜合評價體系。[3]有研究從投入和產出的視角來建立文化軟實力評價指標體系，基于層次分析法對中國、美國和日本的文化軟實力建設進行績效評價和比較研究。[4]資源統計型評價路徑在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中較為常見，但存在著將文化軟實力資源等同于文化軟實力本身的不足之處，在實際運用中需要注意避免這一情況。（二）基于民意調查型評價路徑的研究。民意調查型評價路徑是以文化軟實力受眾群體的切身感受為依據來評價文化軟實力，其數據來源多為對受眾群體的問卷調查。有研究指出中國文化軟實力水平可以通過五個方面衡量，包括語言興趣度、好感度、文化認可度、文化認知度和文化價值觀認同度。通過實證調查發現，好感度與文化認可度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優勢因素，而語言興趣度、文化認知度以及文化價值觀認同度則是劣勢層面。[5]有學者對美國在校大學生進行中國文化軟實力評價網絡調查。該調查發現，“高評價、低了解”是被試美國大學生對于中國文化軟實力所呈現出來的整體特點。[6]民意調查型評價路徑在中國文化軟實力評價研究中較為少見，運用這種評價路徑需要大樣本的問卷調查數據，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使用該評價路徑的操作性障礙，但其以受眾感知為導向的評價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二、區域文化軟實力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