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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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風運動

林伯渠在領導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同時，積極參與領導和投身于整風運動。指出，整風和生產“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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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選集》第2卷，第1108頁。

整風運動，是在全黨范圍內進行的一次普遍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作出關于學習問題的決議，提出深入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任務。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總結過去黨內的路線分歧，批判了理論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學風，從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線是非。九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在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作了重要報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臨時中央成立后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林伯渠出席了這次會議，他以興奮的心情發言說：的報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蘇區時，表面上看組織生活很嚴，但都怕說話，因為說錯了就要挨斗爭，這實際上是組織生活中極不正常的現象。遵義會議以后，我們黨發揚了馬列主義的優良傳統，把黨的路線端正過來了，有著重大的意義。一九三六年九月保安會議時，我感覺黨更進步了。到西安事變時，便感覺到黨更統一了。這次會議上，過去很少說話的同志都說話了，我非常高興。林伯渠還借用歷史上儒學中的漢學與宋學之爭作比喻，批判了主觀主義的兩種表現形式——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他說：漢學只片面強調實際調查，成了繁瑣哲學；宋學忽視實際調查成為空想主義。他還作自我批評說：我在邊區工作中，對鹽的產、運、銷及發行鈔票問題上，都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我不是馬列主義的教條，而是老經驗的教條，因襲陳舊的知識，缺乏創造性。

九月會議上，中央決定編輯印刷《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組織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級干部進行理論學習，總結和研究黨的歷史，所以，從這時開始，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整風學習。一九四一年，林伯渠結合學習列寧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的報告，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六大以來》黨內文件，還寫了長達五千字的自傳，回顧了自己所走過的戰斗歷程。

在高級干部學習理論，討論黨的歷史問題期間，黨中央先后作出了“增強黨性”、“調查研究”等決定，提出各級領導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而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號召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加強調查研究。林伯渠一貫注重實際，注重調查研究。他積極響應黨中央和的號召，一九四一年冬，雖已年近花甲，仍然冒著風雪嚴寒，親自率領一支二十多人組成的考察團，赴甘泉、富縣進行調查研究。

林伯渠這次出巡，沒有事先通知縣政府。十二月二十日，當他們一行突然出現在甘泉縣城時，有幾個認識他的人，馬上就傳開了，老鄉們紛紛而來，看到的是一位手牽馬韁，風塵仆仆的布衣長者。林伯渠在縣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該縣的概況及檢查工作后，便深入到農村中去。他運用“解剖麻雀”的辦法，選擇甘泉縣三區二鄉為對象，把二十多人分成小組，到行政權或自然村，一面參與行政工作，一面進行農村調查，以便全面了解鄉村各方面的情況。

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戶，親自調查研究。一九四一年是邊區公糧最重的一年，他帶著這個問題，了解群眾的反映。一天，林伯渠和一位姓吳的農民攀談起來。這位農民雖不認識他，但眼見這位老者和藹可親，于是無所顧忌地保侃而談，最后他說：“今年征收的公糧是比往年重些，但人民不是怕重，而是怕不公平。”他以反問的口氣說：“老先生，你說重嗎？日本鬼子打來了，老百姓睡覺都不得安寧，八路軍拼著性命保衛我們，這樣一想，還能說重嗎？”

林伯渠每到一個地方，那里的群眾就絡繹不絕地去看望他。許多人象見到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向林伯渠傾訴衷腸。他們訴說對政府的意見，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實，對政府某些工作提出建議，甚至連兩親家之間的糾紛都告訴他。林伯渠和他們親切交談，了解到很多真實情況。凡和他談過話的老鄉，逢人便說：“這才是我們的主席呀！沒有一點官架子。

奇怪的是，我們的一切他都知道哩！”

林伯渠不辭辛勞，親自檢閱自衛軍，巡視冬學、慰勞駐軍、接見公營商店代表、參加新年慶祝會。他很少有休息的時間，往往剛一下馬，就又被請去講話了。有一天，他發高燒，駐軍請求他去參加群眾大會，他也毫不遲疑，帶病前去參加。林伯渠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眾深受教育。當地軍民對這位慈祥剴切的邊區政府主席，倍加愛戴和信賴，無論在什么地方遇見他，人們都爭先打招呼，向他反映各種情況，許多老鄉提著雞蛋、面條、爆玉米花等物品，去慰勞他，以表他們的深情。

在甘泉縣考察半月之后，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林伯渠率考察團離開高家哨，去富縣繼續考察。當天，林伯渠為沿途群眾爭交糧草的情景所感動，特賦《早發高家哨》詩一首：

駿馬堅冰踏洛河，紛紛瑞雪舞婆娑。

載途公草驢爭擁，覓食饑禽隴見多。

天意難知厄重耳，法輪無語笑荊軻。

群山皆冷心猶熱，反著羔裘當薜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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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詩選》，第34頁。

一月七日，林伯渠一行抵達富縣，受到富縣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在富縣，他召集縣參議員和士紳進行縣政座談，征詢他們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富縣參議會李副議長針對運鹽人畜擁擠和路途遙遠，牲口有傷亡等弊端，建議組織專業運鹽隊，實行分站轉運、合作聯運的辦法。邊區參議員趙晉卿談征收公糧問題時說：“今年公糧比較重，政府沒有直接分配，由參議會來公決，這個辦法很好，比較公平合理。但是，對于糧食折合量問題，政府仍應進行研究。”大家暢所欲言，有情況反映，有批評意見，有工作建議。林伯渠傾聽了每個人的發言，認為大家的意見對政府工作很有幫助。

富縣是個新區，民間糾紛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處，常有攔馬告狀的事情發生。有一個老鄉聽說林主席來了，連追四五個地方，一見林伯渠就跪下告狀。在富縣短短十多天時間，攔馬告狀的案子有四十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糾紛。

林伯渠對此非常重視，后來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處理。

在考察過程中，林伯渠始終和隨行人員同甘共苦。同志們見他偌大年紀，工作又那樣勞累，還和青年人一樣吃著小米飯，實在有些不忍心，就悄悄地做些大米飯給他吃。但他發現只是給他一人吃大米飯，卻說自己肚子痛拒絕了，仍同大家吃一樣的小米飯。有時因工作要在機關吃飯，同志們借機多做幾個菜，讓他補補身體，也受到了他的批評。他說：“現在正是困難時期，大家都要時刻想到在敵后浴血奮戰的八路軍、新四軍。我們有小米飯吃就不錯了，為什么還要搞那么多菜呢！”

林伯渠在甘泉、富縣考察期間，訪古尋勝，觸景生情，還寫下了《寶室寺銅鐘》、《杜工部遺居羌村》、《茶坊新市場》、《軍民晚會》、《太樂區》、《張村驛》途中即景詩六首。

一月下旬，林伯渠考察回到延安，邊區政府舉行了歡迎大會。邊區政府秘書長周文在致詞中，對“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風，肩著新民主主義的旗幟，向下層深入”的精神，備加稱贊。林伯渠在雷鳴般的掌聲之后，用洪亮的聲音，報告了考察富、甘兩縣的情況。續范亭將軍用激動的口吻，雄渾誠樸的音調，朗誦了稱贊林伯渠出巡歸來的詩句：

年來足跡遍神州，革命先鋒一老牛，

不學導引不避世，童顏鶴發自風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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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續范亭詩文集》，第30頁。

二月九日，邊區政府召開政務會議，林伯渠報告了甘、富考察觀感。他以親自調查了解的具體情況，指出這兩個縣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諸如三三制實行得比較差，縣參議會沒有開展經常工作；租佃關系未能適當解決；對人權保障不夠；行政機構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針對這些情況，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強下層，提高在職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別是對承上啟下的區級干部，教育工作更為重要；要經常對群眾進行政策法令的宣傳，提高他們的認識。林伯渠講的情況和提出的建議，為改進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據。

林伯渠的甘、富調查，為邊區廣大干部學習和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帶了頭，為在即將全面開展的整風運動中反對主觀主義的學風，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指出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風的方法是“團結——批評——團結”。二月八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又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這兩個報告，標志著整風運動由準備時期轉入普遍開展時期，由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發展為全體黨員的整風學習，由以政治路線學習為主轉變為以整頓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為主。

為加強對整風學習的統一領導，二月初，邊區政府召開政務會議，研究決定成立邊區一級的學習指導委員會，推定林伯渠為主任。四月十四日，中共西北局召開干部會議，討論整風問題，決定成立陜甘寧邊區分學習委員會，由任弼時、高崗負責。并決定按政府、軍隊、黨和民眾團體三個系統，分別組織領導學習的委員會。政府系統領導學習委員會，由林伯渠、謝覺哉總負責，高自立任秘書，劉景范、南漢宸、周興、周文等參加，負責領導邊區政府所屬各廳、處、局及學校的學習。

林伯渠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他從黨的幾次路線斗爭中認識到，黨能發展壯大成為今天這樣一個擁有八十萬黨員的大黨，實在來之不易。歷史經驗證明，黨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而要堅持正確的路線，必須不斷在黨內開展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牢固掌握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他在《循范亭同志之約移住延園，詩以記之》中這樣寫道：

枯楊生稊滿園中，活躍春情已不同。

性命如今能補益，穩撐立場整三風。①

林伯渠對整風運動充滿信心，熱情很高。他認真精讀所規定的每一個整風文件，聯系中國革命的斗爭歷史，聯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實際，并寫出讀書筆記、心得體會和富有哲理的詩篇。他在《讀文件》詩中寫道：

欲將爐火煉純青，克復功夫仔細尋。

待到肖妙真好處，態度辯證藝術心。

存在為主思維賓，由來認識重雙映。

是非界限如何定，穩著立場結萬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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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詩選》，第41頁。

②《林伯渠同志詩選》，第42頁。

在深入學習文件的熱潮中，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一周年。七月一日，中共西北局機關、邊區政府機關、保安處、行政學院四個單位黨的總支部，在延安大禮堂召開紀念大會。林伯渠發表講話，他系統地回顧了黨的戰斗歷程后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如此力量，原因在于它“已為馬列主義理論所武裝，它已布爾什維克化了，它從來就有著不調和的革命態度及行動，這些表現在它的黨員的奮斗精神上，黨有自我批評的傳統，黨員堅守無產階級立場。”他還說：中共所值得夸耀的，“乃是在它一開始成立時就懂得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正確的估計了中國革命的動力，一開始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來。”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為民族事業武裝奮斗的經驗和蘇維埃運動的經驗，并由英明的領袖同志，根據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在中國革命實踐里，創造了新民主主義論這一類型的生動具體的指導理論來。”①他號召全體黨員認真切實地學好整風文件，以實際行動紀念黨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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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報》，1942年7月2日。

林伯渠在繁忙的政務工作中，常常抽出時間，參加邊區政府各廳、處的整風學習，直接了解情況，進行具體指導。為了搜集掌握基本情況，九月初，他還親自到延安縣政府所在地川口，和劉秉溫縣長交談了六、七個小時，詳細地詢問政府各項工作，并且直接參加延安縣甲、乙兩個整風學習小組漫談會，就聯系實際進行思想革命、新老干部在學習中要相互幫助、工作和學習如何配合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指導。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了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地方縣級以上、部隊團級以上的黨內負責干部三百多人。這次會議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會議期間，、劉少奇、、任弼時等同志經常到會作報告或講話。延安中央高級學習組的全體同志和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大部分高級干部都到會旁聽。這次大會以整風的精神解決了三個重大問題：第一，對邊區黨歷史上的路線爭論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從政治路線上總結了邊區黨的歷史經驗教訓，分清了是非功過。、馬文瑞、劉景范、賀晉年等同志，都以親身參加黨內斗爭的經歷，批判了“左”傾錯誤執行者不懂中國和西北實際情況，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主觀主義錯誤，清算了一九三五年錯誤肅反所產生的惡果。第二，批評了當前工作中的偏向，許多同志聯系實際做了自我批評，揭露了黨內鬧獨立性的現象，反對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和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第三，分析了陜甘寧邊區的內外環境和黨的狀況，確定了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產和教育為中心任務。中共西北局高干會，是整風運動中的一件大事，極大地推動了陜甘寧邊區的整風運動和各項工作。

林伯渠在歷時八十八天的會議上，先后作了多次發言。會議在檢查抗戰以來邊區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時，林伯渠就政權工作中，部分黨員存在著嚴重的鬧獨立性（特別在上層）和自由主義等錯誤傾向作了《政權工作中兩個根本思想問題》和《關于整黨問題》的發言，擺了大量現象，并對某產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說：對新民主主義如何認識，這是政權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場和階級立場問題。現在，有些同志在政權工作中只強調形式，忽視內容；只強調民主，忽視集中，只強調團結，忽視必要的斗爭。這就從根本上違背黨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形成右傾危險。他還說：對環境與任務的認識，這是我們制定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出發點。現在有些同志卻無視邊區處在革命戰爭環境這一根本特點，忽視養活軍隊、擁護軍隊的重要性，希望邊區關起門來，單獨建設，搞所謂的正規化，主張“百端俱舉”、“樣樣是中心”，忽視為革命戰爭服務的生產和教育兩大基本任務，這些也是右傾思想的表現。我們有些同志堅持自己的這些錯誤，有意無意的抵制中央與西北局的領導，“這就是政府工作中鬧獨立性與自由主義的主要根源。”①他號召從事政權工作的同志，特別是高級負責同志，要努力做無產階級的政治家，反對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清算自己和別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傾向，貫徹黨對政權工作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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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會上關于政權工作中兩個根本思想問題的發言大綱》，1953年11月6日西北局辦公廳秘書處翻印。

會議在檢查抗戰以來的建設工作時，林伯渠作了《關于財政經濟問題》的發言。他根據傳達《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精神，對抗戰以來陜甘寧邊區在財政經濟方面的工作進行了回顧。他說：我們摸索著做了一些事，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只是零零碎碎的。檢討邊區財經工作的缺點，總起來說有幾個方面：第一，思想方面，存在著保守觀念和教條主義。保守觀念表現在單純地為財政而財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財政的來源。他聯系自己的思想實際，進行自我批評說：我過去對財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辦過地方財政，在國民黨的中央做過財政工作，在南昌暴動時，做過財政工作，在中央蘇區，也做過財政工作，老一套很多，這就容易產生保守思想。“我這種保守的觀念，表現出來的就是為財政而財政，”“不從經濟上來解決財政來源，而只是在財政數目字上來打圈子。”“現在我們的各級干部、財經干部應該懂得，在經濟財政上，這種保守的觀念是要不得的，這對于我們新民主義的經濟、財政是不適合的，我們的財政要從大量的發展經濟、發展生產中來解決。”①在談到財經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時，他說：我們有些同志脫離抗日戰爭的時代，不顧邊區的具體條件，作出了很大的計劃，要在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的邊區發展重工業，夸夸其談空洞的理論和設想，一點問題也不能解決。這種資產階級教條主義思想，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必須徹底糾正。第二，貫徹執行政策方面，如對減租減息、運鹽等，許多同志也知道重要，但態度消極，聽其自然，沒有發動群眾，沒有把勞動力組織起來，因而未能很好貫徹。第三，工作作風方面，有官僚主義，不能及時了解情況、檢查和總結經驗。最后，他強調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在邊區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建設問題，現在我們不僅要注意組織人力物力去發展生產，把生產很好的組織起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認識，這是爭取抗戰勝利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重要關鍵。（2）要把發展生產和精兵簡政聯系起來。精兵簡政是為了更好的發展生產。精兵簡政目的中的統一與節約，更要把握住，因為它和經濟工作、財政工作，關系極大。（3）要樹立建立革命家務的思想，反對官僚主義，克服漠不關心，不檢查不總結的領導方法，只有這樣，才能把經濟財政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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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會上關于財經問題的發言》，1953年12月21日西北局辦公廳秘書處翻印件。

林伯渠在這次會上還作了《簡政整政問題》的報告，對以下八個問題作了詳盡的論述：（一）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生產和教育兩大基本任務；（二）堅持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三）改善領導作風，提高工作效能；（四）加強鄉政權工作；（五）反對關門主義，鞏固三三制政權；（六）開展擁軍優抗運動；（七）政權工作中的共產黨員要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八）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風。

林伯渠在高干會上的報告和發言，特別是關于三三制的論述，受到了與會者的共同贊許。

為加強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領導，還在會議進行期間，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即發出通知，批準高崗、林伯渠、、陳正人、賈拓夫五人為西北局常委，林伯渠為邊區政府黨團書記。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整風運動進入全面檢查總結階段。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后，林伯渠在中央會議上多次批評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干部路線，提出應解決所謂“羅明路線”及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問題。這時，他又回憶起此事，并寫了《偶憶》一詩，以記取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

偶憶往事便心驚，謝古鄧毛剩小平。

割截無情讀八股，江西路線有羅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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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詩選》，第56頁。

為了貫徹西北局高干會規定的發展生產是邊區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在實際工作中改善領導作風，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林伯渠又親自深入安塞、志丹兩縣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在農村短短的十天，他耳聞目睹高干會后農村呈現出來的新氣象，寫下了《農村十日》一文。文章寫道：

沿著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潤澤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過下種，茁壯的麥苗向陽挺立著。顯露在農民臉上的，是喜悅的顏色，他們一個個都趕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運鹽牲口絡繹于途，南區合作社運鹽隊的小旗時常招展在人們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馱運的貨物。羊羔早下來了，隨著大的羊群躑躅在青草蔥茂的山坡上。

……

兩大任務是傳達下去了，問到鄉村干部，他們都可

以告訴你今年要生產和學習，……“本來嗎，老百姓搞的就是生產，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產搞什么呢”，當我問到一個村主任對生產任務的認識時，他這樣表示出他的信心與熱忱。

……

在逐漸的進步中，我們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風開始

轉變過來了，農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變著。在目前農忙的日子里，農村里找不到一個閑人，干部也都下鄉了，活動在田隴間，山溝里。過去只忙于動員工作，平時無事的現象已經消滅，現在鄉村工作是忙個不了，天天有新的內容，經常要去了解檢查。正如一個鄉村干部所說的，現在問題是具體的，老百姓和你討論農貸、牛瘟、制紡車、合股買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級也不是用過去的作風應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實實做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拿出具體事實來。……①

通過調查研究，林伯渠對農民在生產中許多具體問題，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眾中獲得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深入調查，使他掌握了領導邊區工作的主動權，同時，也為徹底轉變干部的領導作風樹立了榜樣。

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使廣大黨員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時候，林伯渠發表了《舉起馬列主義的旗幟前進》一文，他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不僅善于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且能夠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與觀點去繼承我們民族一切最優秀的傳統。”中國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的經驗，武裝斗爭的經驗，根據地建設的經驗，以及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是中國革命寶庫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榜樣。”②他堅信：只要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把它在實踐中加以發展，運用它去指導當前的革命運動，就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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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報》，1943年5月30日。

②《解放日報》，1943年7月2日。

在整風運動中，林伯渠經常說：“干部決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決定一切。”對于犯了錯誤的干部，他總是采取愛護和幫助的態度。一九四二年有這樣一件事，邊區政府秘書馮振寰因病去世，辦公廳指定總務處科長廖德震料理馮的后事。在收殮時，廖把死者的一支鋼筆留下自己用了。為了此事邊區政府機關黨總支開會批評廖的錯誤，林伯渠、謝覺哉等都參加了。會上，有的同志說這是品質問題，要開除廖的黨籍，一時持這種意見的還占了多數。林伯渠發言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現在邊區這樣困難，廖德震把死者鋼筆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錯誤在于沒有給組織打招呼。要歷史地看一個同志，在長征途中，廖德震作戰非常勇敢，幾次攻城，都是他沖鋒在前和敵人搏斗。對他的錯誤，應該批評幫助，但要全面的看這個同志。“批評幫助同志，就象下藥助人治病，‘藥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態度要嚴肅懇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錯誤。”林伯渠的發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檢討，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訓，搞好工作，將功補過。與會的年青黨員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對廖的處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林伯渠對老干部關懷備至。徐彬如是一位老黨員，大革命時期，在廣東大學做黨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個黨支部過組織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對王明“左”傾錯誤，被打成右派并被開除黨籍。抗戰開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領導下，在西安工作了兩年多，一九三九年調回延安。林伯渠考慮徐彬如的經歷，在工作安排上注意從各方面使他得到鍛煉和提高，曾先后建議讓他擔任邊區參議會秘書長和留守兵團政治部聯絡部長。林伯渠對徐彬如在王明“左”傾錯誤統治時期被打擊迫害的歷史，深表同情。在整風運動中，他曾向匯報過這個情況，并且要親自帶徐彬如去見，把這件事情談清楚。后來，中央組織部長陳云打電話對林伯渠說：“的工作很忙，你們不必找了。徐彬如的歷史問題可以解決。”此后，對徐的歷史問題便作出了正確的結論。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憶林伯渠關懷干部的情景時，還激動得熱淚盈眶。

雷經天擔任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多年，中央調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擔任高等法院院長期間，有些問題未能得到很好解決，在整風運動中受到了批評，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對邊區政府有些意見。林伯渠親自找他談話，主動承擔責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說：“過去政府對法院工作關心不夠，每年最多討論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個獨立的山頭，工作做好做壞憑自己，自覺性差的人就容易產生自流現象。近兩年來，司法工作的任務比較明確，方法也比較對頭，工作還是抓得緊的，成績也很顯著。你沒有學過法律，對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經驗不足，邊府對法院工作也缺少經常檢查，這在今后是應該加強和改進的。”①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談話，使雷經天解開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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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維漢同志的回憶》。

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黨的老同志，對革命忠心耿耿，曾兩次被捕入獄，均堅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釋放后，任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主任兼新四軍駐湘辦事處主任。一九四○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學院副院長（林伯渠兼院長），為邊區和敵后根據地培養和輸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勞累過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腦溢血。正在延安縣檢查整風學習的林伯渠，聞訊急馳行政學院。當時，王已不能說話了，醫生正在診治，林伯渠對醫生說：“你要想盡一切辦法搶救，要什么藥，我們設法找”，并且一直守護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終因病勢嚴重，搶救無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舉行的公祭會上，他流著淚報告王凌波戰斗的一生和病歿的經過并執紼送葬。為悼念這位革命老戰友，他在挽聯中寫道：

天胡為此醉兮，來從追捕，去若電火，

一片丹心報黨國。

我實愧公多矣，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萬株桃李迎門墻。①

林伯渠對干部既尊重，又信任。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維漢被中央派到邊區政府擔任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當時，康生的權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長。李維漢到了邊區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歷史上犯有某些錯誤，規定不讓李看機密文件，有些會議也不能參加。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氣地說：“他是邊府秘書長，不看文件，不參加會議，怎么搞工作呢！”并指示秘書處，凡送給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維漢同志閱讀。每當秘書送文件給林伯渠時，他還經常詢問：“羅秘書長②看過沒有？”在林伯渠主持召開的會議上，凡李維漢在場，他都要主動征求李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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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報》，1942年9月7日。

②李維漢，別名羅邁。

在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中，林伯渠反對康生等人搞“逼供信”，保護了不少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的辦法，強迫原甘肅地下黨員、陜北公學十九歲學員張克勤承認是“特務”。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關于鋤奸問題的報告，隨意夸大敵情，提出了開展反奸細斗爭的任務。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他親自圈定名單，指令邊區保安處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務”、“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四月十二日，在八路軍大禮堂召開干部動員大會，他說：“這幾個月我很忙，白天開會，晚上捉鬼。”在這種情況下，邊區機關的審干工作也開始了。康生又直接插手邊區政府機關的審干工作，他認為邊區政府不嚴密，要求研究審干的會議在保安處開，并親自參加邊府黨組會議，這實際上是給林伯渠施加壓力。

七月十五日，康生在八路軍大禮堂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宣布已有四百五十八人“向黨坦白悔過”，號召“未坦白的人趕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鐘的時間”。在康生報告后的短短十多天里，邊區政府系統就召開了三次大會，第一次是以坦白號召坦白，第二次是歡迎和勸說，第三次是控告。一時，劍拔弩張，形勢咄咄逼人，“搶救運動”愈演愈烈，冤屈了不少同志。

由于康生利用張克勤年幼無知，一手制造了“紅旗”黨假案，涉及甘肅、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貴州、浙江、陜西等十多個省的地下黨。在“搶救運動”中，邊區政府系統一百多人也被當做特務、特嫌、叛徒“搶救”。開始時，林伯渠不在延安，回來知道這種情況后，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勇敢地站出來保護一些他了解情況的革命同志。比如，“紅旗黨”的火也燒到了張曙時的頭上，林伯渠便說：“張老是我們黨的老同志，參加過南昌起義，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為黨做了許多工作，不要亂加懷疑。”林伯渠還親自去看望張曙時，對他說：“我們都是老同志，都嘗過‘左’的滋味，連在中央蘇區也不例外。”勸他要放寬心些。

林伯渠的秘書區棠亮，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生，因在廣州時寫過一些文章，也成為被“搶救”的對象。有人對她施以逼供信，甚至要進行捆綁吊打。從不發脾氣的林伯渠，知道后拍著桌子說：“怎么能這樣搞呢！”這是不符合黨的政策的。有力地保護了區棠亮。

還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間，在一封電報的批示中就提出：對絕大多數輕重嫌疑分子不予逮捕，原則上不殺一人。但在“搶救運動”盛行的日子里，康生卻想在延安開殺戒，要以邊區政府的名義公審槍斃人。林伯渠把這一情況匯報給，不同意。十月九日，在給綏德反奸大會的指示中強調指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①這樣，才免除了一場錯誤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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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71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鑒于“搶救運動”造成的惡果，中共西北局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即通常所說的九條方針）和關于“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指示精神，曾進行了多次的研究討論，決定對所有的案子都要進行甄別。邊區政府機關，在林伯渠領導下，成立了以帥孟奇為主任的甄別工作委員會，本著堅持調查研究，嚴格掌握政策，一個人只作一個結論，不留“尾巴”，結論要同本人見面的精神，對審干和搶救運動中的案子，一一進行了甄別，許多錯案都得到了平反，有少數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因受當時條件限制，一時無法查證的，則先暫時掛起來待以后再作結論。

一九四三年秋，打退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從十月十日開始，黨的高級干部重新學習黨的歷史和黨的路線，林伯渠也隨著整個運動轉入了總結和研究黨的歷史經驗的階段，直到七大前夕整風運動勝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