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民主法制與公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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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聽說我院有的科室在討論中發生了爭執，爭執中甲乙雙方各執己見，甲方說要按法律法規及制度文件辦事；乙方說，法律不一定對，也不能完全按法律法規辦。甲方最后說，如果連法律都認為不對就沒法再談了。爭執到此結束。

對于以上甲乙雙方的觀點，誰對誰錯不言而諭。可悲的是，有法不依與執法不嚴的現象在當今社會普遍存在，這就難怪很多人法治觀念淡薄，甚至認為法律不一定對，只有自己的看法與觀點才是唯一正確的，有的地方官甚至說“我就是法。”對于國法則唯我所選用，可守可不守。

縱觀歷史，我國在堯舜時期實行的是無為而治，當時有民謠謂：“天生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百姓純樸，與世無爭，也少有犯罪發生。歷史進入夏、商朝之后，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無法可言，強權者的任何一個決定都可以是法。到了周朝，特別是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以孔子為代表，推行以“仁、義、禮”來規范社會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認為人人禮讓、守禮，各守其本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犯上、犯罪現象必然會減少。但儒家學說也不是萬能的，犯罪的事依然發生，法家提出要以法治國治民，人人要守法，甚至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說。但法由君主和朝中大臣制定，旨在保護皇權和帝國的利益，而人民對國法的制定是無權發言的。這種法，使君主操臣民的生死大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在封建體制下，民主與法制是不存在的，它的法治實為人治。

晚清時期，中國有志青年為使國家復興，希望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從根本上實行變法，為此，許多青年出國留學，而且很多是學的政法專業。聽父親說，我的曾祖父當年在日本留學時就是學的政法，并且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辛亥革命時隨孫中山回國，后在民國中央財政部任次長，但心目中的理想并未實現。中國人爭民主、自由、均權，希望建立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前后經歷了幾代人。

全國人大是我國的立法機構，人大代表在會議上的提案表達的是民眾的心聲，這就是民主。討論立法后，法律條文不能只紙上談兵，它必須在全國推廣執行，在執行中必須公正。中央政府早已提出要以法治國，但因諸多原因，仍是步履艱難，因為，在執法中，公民的法治觀念與執法人員的素質都是法治成功的重要因素。

如：民事糾紛未觸犯法律，可按《民法通則》進行調解處理，調解失敗時就必需由民事法庭裁判，這就需要法官的公正。再：刑事犯罪，由公安部門立案偵查，確定案情后，向檢察院申請逮捕，嫌疑犯被逮捕后由公安人員審訊，審訊完結后移交檢察院，由檢察院代表國家向法院提起公訴。這期間，被告有權聘請律師，如無條件聘請者法院可給予指派辯護人。開庭審理期間，在法庭上公訴人與被告的權力是平等的，未宣判前，被告只是嫌疑人而不是犯人，所以除了庭審期間必需限制的行動外，享有公民的一切合法權力。

父親解放前在清華大學學的是國際法專業，以前聽他老人家談過美國的立法與選舉法及對總統權利的限制，后來又看了一些涉及國外辦案的書籍，也了解了很多國家都有陪審團制度，陪審團由十二名從各行業中挑選出的品行具佳人士組成。陪審團由十二人組成的原因，曾在某書上讀到這與《圣經》有關：耶穌在最后的晚餐上對他的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中間有人出賣了我。”這個場景從達·芬奇的名畫《最后的晚餐》上可看到，在猶大的手中抓著一袋錢幣，那錢幣上有耶穌的血。而在法庭判案前的辯論中，哪一方的證據更有說服力，勝訴的希望就更大。當辯論結束后，陪審團退場討論，最后提交討論結果，并由陪審團宣讀結果，如無罪則當庭釋放；如有罪，則由法庭裁判量刑。

我國法庭審案未有陪審團制度，所以，從公安部門偵查、審訊到提交的證據的正確性；檢察院及檢察官是否嚴肅認真的核查案情；法官是否秉公執法，不帶偏見或徇私情等各個環節，都必需公正，這是執法人員必需具備的素質，它直接關系到法律的尊嚴。被譽為法國文學的良心的大文豪維克多·雨果曾說：“對人民來說，唯一的權力是法律；對個人來說，唯一的權力是良心。”法律，是保護人民的最后一道防線，所以，執法人員的素質及在執法中能否做到以法律為準繩是至關重要的。

弗蘭西斯·培根在《論法律》一文中說：“對法官來說，學識比機敏重要，謹慎比自信重要。摩西的誡律說‘私遷界石者必受詛咒。’而篡改法律的人，其罪行比私遷界石者更重。應當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是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國家的大法不可玷污，各地方上的法規及條例必需服從國家的法律法規，不可違反或與國法相矛盾。這個原則，各行各業、各單位各企業的規章制度及下發的文件都必須遵守。而各行業單位的規章制度及下發的文件如希望行之有效，就必須象遵紀守法一樣的嚴肅嚴格的執行，如有違反，照違紀處理。法紀不嚴，形同虛設，制度及決定也就名存實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