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信息公開有賴于公務員素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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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為社會各界廣為關注的行政法規，在歷經數年打磨后，終于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成為繼《行政許可法》之后，政府的又一次自我革命行動，這不僅彰顯了中國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決心，更標志著一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代從法規層面上的終結。從這個意義上說，《條例》完全可以視作中國政府走向民主、透明、法治的又一個里程碑。

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思想觀念、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的制度，必然帶來一場深刻的革命。我們寄希望于條例的實施，成為各級政府邁入信息公開時代的良好開始，讓民眾能夠更加通暢地與政府平等交流，共享公共資源。但一個好的制度，需要一個好的制度生態，從觀念轉變到技術支持，政府公務人員的素質，仍然可能成為實現公開的軟肋。讓公眾真正從信息公開中受益，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政府信息公開，滿足公民的知情權，不是政府對公民的恩賜。實際上是政府將公民應該享有的知情權、管理政府事務的參與權、對政府工作的民主監督、信息資源共享權等公民基本權利的自覺交還行動，是現代社會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毫無疑問都是《條例》實施的初衷，問題在于，并不可能依靠一個《條例》，就解決政府公務人員知與行的統一。

“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是《條例》的強調的一個重要理念。但是，這種觀念的轉變，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夠完成。道理很簡單，這些年來我們在信息公開的路上，已經經過了并不短的探索，一些地區也已具備政務公開的實踐經驗，但必須承認，實質性的突破并不多見，停留在形式上的東西還比較多。

長期以來，中國的政府公務人員形成了排斥公開的意識，習慣于提高警惕、口不多言，“秘而不宣”的工作模式，那些并非涉及國家安全的絕密信息，完全可以讓大家知道的普通信息，也經常被神秘化。換句話說，在很多政府公務人員那里，政府是要管民眾的觀念仍然有一定的市場，被管的人自然沒資格要求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與老百姓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信息，并沒有讓利益相關人知曉，偶爾公開一些皮毛，反倒覺得是自己轉變作風的成果，完全沒有意識到，政府信息公開，是推行政府依法行政的必備條件。

一些曾經進行信息公開預熱的地區和部門的實踐說明，沒有政府公務人員思想認識的提高，沒有政府公務人員觀念的轉變，信息公開就會在所謂的“保護政府機密”的外衣下，堂而皇之地被異變——想公開就公開，不想公開就不公開；想公開什么就公開什么，不想公開就秘而不宣。

信息公開是一定意義上的約束，《條例》要求政府公務人員自覺置身于公眾的監督之下，既然是監督就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加上我們各地政府內部的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仍存在局部小團體利益，信息公開將對這種部門利益產生直接威脅，抵制公開就成為現實的可能。

政府信息公開要以一定的經濟支持為后盾，實施《條例》需要一定的投入，既然是監督的一部分，如何將投入落實到位就是問題。政府部門和公務人員，愿不愿意花錢買監督？而沒有投入，實施《條例》就沒有了物質基礎，信息公開就可能形同虛設。

政府信息工作是一種政府服務工作，它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服務的質量。《條例》對公開信息的范圍，作了原則性的規定，按照公開的方式，條例將可以公開的政府信息，劃分為主動公開信息和依申請公開信息。如此看來，提高公開信息的質量，仍然有相當大的作為空間。比如，外界普遍關心的執政成本問題。具體到一年的公車消費是多少？公款吃喝是多少？違法亂紀的案件查處了多少？

這些信息既不是國家機密，不屬于不能公開的信息，又是群眾最想知道的，能不能列為主動而可以公開的政府信息？換句話說，老百姓是有要求公開這些信息的權利，但政府信息公開的義務究竟能履行到什么樣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意愿，所以，這里面仍然有一個政府信息公開誰說了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