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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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認清本身的意識，使它從迷夢中驚醒過來，向它說明它的行動的意義……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種一旦認識便能真正掌握的東西了。”

[1843年馬克思致盧格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8頁。]

“這些[民歌體]詩原來在我的頭腦里已醞釀多年了。它們占住了我的心靈，象一些悅人的形象或一種美夢，飄忽來往。我任憑想象圍繞它們徜徉游戲，給我一種樂趣。我不愿下定決心，讓這些多年眷戀的光輝形象體現于不相稱的貧乏文字，因為我舍不得和這樣的形象告別。等到我把它們寫成白紙黑字，我就不免感到某種悵惘，好象和一位摯友永別了。”

[歌德，《歌德談話錄》（1823-1932年）愛克曼輯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207頁。]

實際上，夢想的真正動人之處還不在于能否“變現”，而在于懸而未決的、全身心投入的渴望，在于大膽而瘋狂的想象。例如，少年時代之所以動人，就在于少年全身心地強烈渴望一些“虛幻”的東西，如羅曼蒂克的愛情、偉大的真理、英雄的業績等等，少年給人一種日新月異、欣欣向榮、天天向上的感覺，而在他自己也總感覺在一天天地“逼近”某種完美的東西，這種逐漸逼近完美的感覺在藝術家身上終身保持著（如羅丹、里爾克）。就是布洛赫自己，他最沉迷的也還是夢想的這些動人的方面。

在《希望的原理》一書中，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在論及夢想和實現之間的關系時，曾講過這么一個傳說：在攻陷特洛伊后，梅勒勞斯（Menelaus，海倫的丈夫）發現自己總也無法抵家，于是他暫時撇下海倫，駕船四處尋找，希望能得到神諭的指點，一天他來到了埃及，在一個古堡中遇見了一個和海倫長得一模一樣的女人，這個女人自稱是他真正的妻子，而入帕里斯（Paris，特洛伊王子）懷抱的不過是赫拉（Hera）為愚弄希臘人制造一個幻影，她自己——真正的海倫，則被赫爾莫斯（Hermes）引到了埃及，從未喪失貞操。也就是說，十年堅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戰爭為的只是一個女人的幻影！梅勒勞斯難以相信埃及海倫的話，打心底他就不愿接受這一點：“我更相信我所受的苦難，而不相信你[埃及海倫]”！直到有消息傳來，說那個留在海灣的海倫果真是一個幻影（這個幻影即使在消逝時，仍是光彩奪目），他這才相信他妻子的話。特洛伊戰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海倫奪回來，可是當一個沒有喪失貞操的真海倫來到面前的時候，她的丈夫反倒有些微微的失望。原來，無數英雄為之奮斗和犧牲的絕代佳人，本來就是一個與真實的海倫有距離的、附加了每個人的愿望和幻想的形象！

“多少艘艨艟一齊發，

白帆篷拜倒于風濤，

英雄們求的金羊毛，

終成了海倫的秀發。”

[卞之琳，《燈蟲》，1937年5月]

金色的夢境，多么輝煌！因此當夢想實現的時刻，人們反倒有些失望。這種情況在人生中屢見不鮮。布洛赫舉例說，一個乘船返鄉的人想著馬上要見到心愛的人兒，心中激動不已，一旦船到岸，忽然間又有幾分失落。因此浪漫主義者們視婚姻為愛情的墳墓，他們像堂吉訶德那樣為幻想中的“永恒女性”受苦受難，他們克服艱難險阻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向心上人表示忠誠和殷勤；他們不敢靠心上人太近，其緣故在于，他們更愛自己的幻想，不敢面對幻想的破滅：作為“信仰的騎士”，克爾凱戈（Kierkegaard，S?renAabye，1813-1855）甚至把到手的心上人拱手讓給別人，甘愿獨自忍受相思的折磨！夢想有時候真比夢想的實現要迷人！此即精神之魅力。

布洛赫自己即深深地為此精神的魅力傾倒，因此整整三大卷《希望的原理》，談到“具體的烏托邦”、談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地方實在是不多。相反，充斥全書的，是各種令人心動的夢想。也許布洛赫自己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吧。

布洛赫受馬克思現世精神的影響，總是把實現看得比夢想更重要。當然，由于他是一個原創思想家，他不會簡單地來看待夢想和實現之間的關系。

布洛赫說，所有的夢想多多少少都盼著實現。這句話要看你怎么理解。如前所述，夢想乃是帶有圖象的愿望，夢想與愿望原是一體。愿望當然蘊涵著對實現的訴求，但究竟是什么意義上的“實現”（實現什么？怎樣實現？實現成什么？），則還要深思。即

便是那種散漫的、不導致行動的白日夢，也蘊涵著某種訴求，如軟弱的小職員幻想殺掉呼三喝四的上司，雖然他并不真的想去拿刀殺人（可能因為他害怕法律的追究，不愿面對殺人的心理壓力、以及為掩蓋犯罪痕跡引發的大堆麻煩，等等），但當他沉迷于這個

夢想的時候，他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至少在夢中他拿起刀并實現了自己的愿望，這對他來說已經足夠。我們完全可以設想這種情況：做夢的人雖然意識到自己并不想去實踐他所做的夢，但他還是從夢中獲得了快感；可以說，他在夢中訴求某種東西，并在夢

中實現這一訴求。由此可見，雖然夢想在某些情況下確實引發了實際的行動，從而改變了現實世界的面貌，但對實現的訴求不見得就等于付諸實踐（肉身的行動），不見得就等于以物質形式表現出來，不見得要在物質世界上“打上烙印”。依我之見，“愿望-夢

想”所蘊涵的對實現的訴求，首先乃是一種主觀上的訴求，這一主觀訴求其實是“愿望-夢想”本身所具有的根本特性之一。它的另一特性則是“恍然信以為真”：假如所有做白日夢的人根本沒有任何訴求（這不可能，因為“愿望-白日夢”本身就是一種訴求）、

假如根本沒有任何身臨其境的真實感1，那么世界上就沒有人有興趣做白日夢了。即便是藝術家游戲性的夢幻也包含著某種“信以為真”、某種對實現的主觀訴求。藝術家明明知道自己在虛構、在做游戲，但假如他一刻也不能投入進去，假如他一刻也沒有恍然以

幻象為真，那么他根本就無法創造出堪稱藝術品的東西來。實際上，很多作家在創作時，都會為筆下的人物動心，或覺得有趣，或覺得刺激，或意氣風發，或悲嘆惋惜，乃至痛哭流涕，仿佛這一切都是真的。即便是那些注重純形式的作家，他們在進行虛構時也不會沒有某種訴求，例如對某種完美或某種理想心境的訴求，這些訴求強烈地要求在創作中實現，假如他們幸運的話，在某次或某段時間的創作中，這些訴求真可能實現呢！當然這種實現并不是象馬克思主義要求的那種對社會面貌的變革。

對實現的主觀訴求是一回事，實現則是另一回事，而且究竟以何種方式實現，則還需細加考究，因為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實現方式，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實現只是其中的一種。布洛赫因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在很多時候都把實現視為對物質世界的改造，也即

是說，夢想或許一時不能夠落實，但在遙遠的未來，世界真的有可能變得象人們向往的那樣美好、那樣適宜于人居住呢。我以為，這并非不可能之事，但若想澄清夢想與現實、精神與物質的關系，僅僅這么說還顯得不夠。

布洛赫在這么說的時候，自己遇到了一個難題：為何有很多時候美夢成真反而令人失望？為何有人寧要特洛伊的海倫也不要埃及的海倫？

且先聽聽布洛赫自己怎么回答2：

為何美夢成真反而令人失望？原因之一是：幸福總在你所不在的地方。實現了的當下瞬間比夢象黑暗得多，有時甚至是空洞、貧乏的，夢想總是顯得比它的實現更光明、更堅固。“閃閃發亮的云朵一旦靠近，便只是環繞我們的灰色霧靄，遠山一旦接近，它

的蘭色就會消隱無蹤。”3理想，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浪漫主義的愛情總是給被愛者戴上光環，戀愛著的浪漫主義者實際上愛的是他自己，浪漫主義從來不能忍受歡宴的收場（如賈寶玉），從來不認真考慮任何實現。浪漫主義者熱愛距離勝過目的地，熱愛幻象

勝過熱愛真實。最極端的表現是克爾凱廓爾4，他取消了婚約，卻又愛著那個女人，繼續對那個女人忠心耿耿。希望常常使我們不相信任何直截了當的實現，“近”使事情變得困難，希望，至少是那種對所希望之事迫近眉睫的預感，比“近”顯得更容易、甚至更

為充實（filling）。

原因之二是：夢中的生活變得自給自足（independent）。夢想的偶像，即便在夢想實現后也不會立即消失，實際上，反常情況是可能出現的：偶像（idol）反成真，現實反成幻，夢鬧獨立了，這表現于埃及海倫的傳說中，也表現于堂吉訶德的身上。以夢中

偶像為真5，以夢為現實，這是夢的自足性最極端的表現。在一切夢想的滿足（fulfillment）中，甚至是在那種全盤的滿足中，也有某種特定的希望要素保留下來、留下痕跡，就其存在方式（modeofbeing）而論，這一殘留的希望要素與實存（existing）或當下存在的現實全然不同，而且最終將連同它所包含的內容一起留待后用。例如某人想到北大哲學系念書，最后如期考上了，這就是布洛赫所謂全盤的滿足；但真正來到北大哲學系，則肯定會有某些失望，或者有意想不到的好事情，總之，他原來所愿望和幻想的東西（它們當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拿到錄取通知書”），不可能和他在北大哲學系的現實生活完全“符合”，其根本原因在于，夢想與所謂“現實生活”是性質不同的兩樣東西。所以，夢想在實現時總會留有殘余。

布洛赫認為，夢想者之所以能失望，正是由于所有的夢想多多少少都盼著落實：“夢想根本不想持續不斷地指向前方”。6在他看來，夢想背后的驅力不可能滿足于夢象本身，夢并不為夢而夢。在白日夢中，人們的快感總是來源于：自己所夢想的東西仿佛

（asif）真的存在、真的“實現”了（我在上面也提到并同意這一點）。這是夢想所具有的一種主觀性質，但布洛赫認為，即使是主觀的，也能從中見出一種與夢的偶像化（reification）相抗衡的力量，它抵制希望之延遲或希望之遺留（即希望靠岸時，希望

本身卻沒有靠岸）。這一延遲，就夢想自身而言，是“損”，但血肉添加到夢想上，則是“增”。夢好比是開花，夢的落實好比是結果，開花與結果不完全等同，有時花大于果，有時果大于花，也就是說：夢想超過現實的部分不包含在現實中，現實超過夢想的

部分也不孕含在夢想中；而一步步踩出來的道路可能比原先所想象的實現道路要漫長曲折得多，現實往往比想象的要復雜7。

布洛赫認為，對于夢想之實現時刻，既不應過分強調此刻的黑暗以及夢的色彩的喪失，也不能象神秘主義者那樣宣稱能無距離地投入上帝懷抱。實際上，即便是神秘主義者，也不可能真的達到那一刻，神秘主義的高峰體驗仍不過是對與上帝直接相遇的一種

期盼（anticipation）和預感（presentiment）。神秘主義者取得的“絕對安寧”，與喪失了夢的色彩的此刻的黑暗同樣缺少安寧。在這類高峰體驗中，只有浮士德式的對于至高至善時刻的預感可以客觀地得到辯護。所謂浮士德式的預感，是對完滿、對終點的超前感受，這一超前感受奠定在“泰初有為”（即不懈的追求和行動）的基礎上。因此，流浪的奧德賽（Odyssey）比到家的奧德賽有更多的意義，這一意義遺留下來。但流浪并不是奧德賽的最終目的，奧德賽的預感與客觀的趨向有聯系：回家的路途并非無限漫長，因此對歸家的期盼是有可能達到的期盼——盡管在冒險的途中，奧德賽只能期盼、只能預期，而不可能未卜先知。克爾凱廓爾式的遲疑是不可取的，因為他無休止地追求絕對，其實并不真心考慮任何實現；而神秘主義雖然宣稱終極目標能夠完全實現于此時此刻，但這種宣稱也是不足取的（布洛赫并沒有解釋為什么不足取），其原因可能在于：它并沒有和世界之“真實趨向”聯系起來。布洛赫認為，真正的預期和預感，是與某一最終可達的狀態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追求目標的過程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目標最終有可能在現實世界中實現，而不是全無可能。真實的預期表現在革命勝利的歡慶場面中，但它并不滿足于此。革命的成功固然是高潮，是歡慶的節日，社會主義革命固然實現了那些人類長久以來的希望，但恰恰因為這些個原因，革命要求人們把心目中的自由王國變成更詳盡的圖景，要求通往自由王國的未竟之途能變得更具體。革命勝利的當下時刻，并非安寧、休止，而是一個孕含著巨大能量的新起點。這一“時刻”，既不應看成是喪失了夢的美麗色彩的黑暗時刻，也不應看成是絕對的安寧和絕對的實現，而是應充分理解這一時刻所具備的動力——“烏托邦只有抓住‘此時此刻’所包含的驅力內容（driving-content），這一驅力之基本情態：希望，才可能完全包容在實際的勝利當中”，8也就是說，只有把革命勝利視為面向未來的新開端，在勝利的當下時刻才可能孕含著希望，否則不是失望，就是自我陶醉、故步自封。

前面說過，布洛赫真的認為整個自然世界孕含著一個至善的結局，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不難理解布洛赫為“實現為何會帶來失望”這一疑問提供的答案。布洛赫以上的回答可簡單地概括為：夢想與現實確有不同，夢想在實現時刻會有某種遺留，但真的可能存在那么一個終極的“實現”（也即達到“至善”），到那時，夢想不再有延遲和距離；退一步說，世界至少存在著朝向至善演化的可能性，在朝向和接近至善的途中，每一次“實現”都不是最終的解決，因此總會有某些未實現的希望要素遺留下來，這些希望要素指向更遠的目標；真實的夢想和真實的預期，是和世界真實的趨向聯系在一起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就是世界運動過程的一部分——世界就象一塊發酵的面團，烏托邦精神（即世界朝向至善發展的沖動）無處不在。在此，布洛赫實際上提出了一種理解物質、精神關系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路：自然界是活的、自我生成、自我成形的，烏托邦精神作為自然界的精神、作為其向上的動力，不斷地產生出各種物質形態；精神與物質保持著緊張的關系，物質既阻礙精神，又幫助精神。這樣一來，布洛赫對“何謂實現”的理解就離馬克思遠了，離德國唯心論近了。

布洛赫把人類所具有的烏托邦精神泛化到宇宙中去，乍看起來有些駭人聽聞，但我們只要考慮到布洛赫的德國唯心論哲學背景，就不會這么驚訝了。費希特認為人并不是感性世界的產物，他的生存的終極目的在感性世界是不能達到的，感性世界即現象界是透過“我”而存在的，但“我”又歸屬于一個更大的精神本源：“無限意志”，這一神秘的無限意志保持并負載萬物，以萬物和人為手段來實現至善的目的。謝林則認為：自然與精神是同一的，自然既是創造者，又是被創造者，比一切機械運動更基本的是自然的“原始的最初的運動”9；自然既有物質性也有精神性，在理性中我們發現“自然與我們在自身內所認作心智和意志的那個東西原來是一回事”，自然科學則向我們證明，一切自然定律都能徹底心智化為直觀和思想的規律，在此，“現象，也就是物質的東西，必須完全消失，留下的只是那些規律，也就是純形式的東西”10。黑格爾則認為，絕對精神（即世界的本質和動力）將自己異化到自然界，又從自然界回來，經過一系列發展，最終回到自己那里，達到最豐富、最完善的境地。從德國唯心論這個傳統上來說，布洛赫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人的精神沖動（向上的烏托邦期盼）與整個宇宙的向上沖動是同一的，但人的精神時常被黑暗的瞬間阻礙，宇宙則時常被虛無的力量威脅。在費希特那里，人所欲求的更好的世界，只是一有限的塵世目的，這一目的是可達的，但不是最高的，它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超凡世界另有一精神秩序：“我”是兩種秩序的成員，一種秩序是純粹精神的，在那里“我”以純粹意志（善良意志）發揮作用，另一種秩序是感性的，在那里“我”以“我”的行動發揮作用，“我”之突破感性的現象界、上升到精神界，乃是為了提升“我”的境界。布洛赫與之不同的是，他的理論旨趣不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在于改造現實世界。

現象世界的背后是否有一精神本體，靈魂是否能脫離肉體而存在，是否能回到精神本體從而獲得不朽11，對這一問題，能思者只能猜度，只能寄予希望，給以想象，卻無法作出肯定的回答。迄今為止，只在人類世界發現有精神現象（動物只有蒙昧的意識，

沒有光明遼闊的精神），這些精神現象在人生體驗、話語、語言、藝術作品、歷史記載等方面有大量的蹤跡可尋，布洛赫把烏托邦精神泛化到整個自然界，從學理上來說顯得有些缺乏依據，但是也不乏可同情之處。

布洛赫設定自然界有一精神本體，與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多少有些矛盾。按照費希特的觀點，人間天國（哪怕是共產主義）僅僅是一可達的、塵世的目標。因此，烏托邦精神不可能在塵世和肉身中獲得完全滿足。布洛赫卻說，烏托邦精神最終會在塵世（家

園）駐足停頓，驅力將獲得當下的、完全的滿足：“最終想要達到的是真實的當下存在，惟其如此，生活瞬間才能屬于我們，我們才能屬于生活瞬間，并對生命的一瞬說：‘請停留一下吧’。12人最終想作為他自己進入‘此時此地’，想不帶拖延地、沒有距離地進入他的豐滿生活。他認為，真正的烏托邦意志（utopianwill）肯定不是無盡期的欲求（striving），毋寧是：想要看到純粹的直接性，由此，自我定位和此時此地的存在最終得到了中介，最終得到了光亮，最終得到了歡樂的和充分的實現。這就是‘請停留一下，你真美呀’這一浮士德式的表達所暗含的烏托邦‘前沿—內容’。”13。

“最終想要達到的是真實的當下存在”是這段話的核心要義。這句話把夢想的“實現”最終落實到“物質形態（塵世之中的肉身狀態）”上，因而體現出馬克思的現世精神對布洛赫的影響。14但布洛赫對終極狀態的這一描繪，實際上遠遠超出了馬克思所能

預想的共產主義圖景15。

“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個口號在布洛赫那里，有著不同于馬克思的意義。布洛赫的“世界”與馬克思的“世界”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同的。在馬克思那里，是人去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人的精神逐漸成長。在布洛赫這里，世界自己塑造自己，世

界之精神不停追求，在其終點上，世界有可能達到完美的存在，在那里，精神充分物質化，物質充分精神化，靈與肉取得了最終的和解，每一個生活的瞬間都是美好的：瞬間即永恒。這聽起來多少有些象神秘主義者所追求的“神人交融”狀態，是的，在布洛赫

的理論底下，隱秘地包含著嵌在肉身中的靈魂對不朽的渴望。肉體在光陰流逝中終將腐朽乃至無形，快樂和幸福在憂患與痛苦的包圍中稍縱即逝，對于不朽，誰又不曾有過隱秘的渴望呢？！

1美夢醒來，人們往往會想，這要是真的該有多好啊！這恰恰意味著，他們已然在夢中體味到某種真實。

2ErnstBloch，ThePrincipleofHope（TheMITPress，1986），P180-195。

3ErnstBloch，ThePrincipleofHope（TheMITPress，1986），P181。

4布洛赫認為克爾凱廓爾對絕對完美的訴求以及他的禁欲主義，可以遠溯至柏拉圖，柏拉圖將本體界、現象界析為兩片，追求永恒的本體，拒斥變化的現象，追求精神之愛勝過肉體之愛。布洛赫認為，克爾凱廓爾對信仰、對理想的猶疑，在他所處的革命時代是反動的，代表了資產階級的一種反動的失敗主義（thereactionarydefeatism）。

5即reificationofthegoal-dream，reification即偶像化、實體化。

6ErnstBloch，ThePrincipleofHope（TheMITPress，1986），P186。

71998年下半年北京上演《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劇中反復出現一句臺詞：“情況太復雜了，現實太殘酷了，理想都破滅了，我也不想活了！”

8ErnstBloch，ThePrincipleofHope（TheMITPress，1986），P188。

9參見謝林，《自然哲學體系初稿引論》，1-3節。轉引自《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下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

10參見謝林，《先驗唯心論體系》導論，1-2節。同上。

11從古希臘到近代，無數哲學家都明確持這一觀點。但到了現代，哲學家一般在其理論中不這么提問。

12見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與魔鬼打賭說，“假使我對某一瞬間說：請停留一下，你真美呀！”就把靈魂輸給魔鬼。──著者注。

13ErnstBloch，ThePrincipleofHope（TheMITPress，1986），P16。

14夢想與“真實的當下存在”，完全是兩個系列的事情，夢想的意義固然可以用它的落實情況來衡量，但在更多的時候，夢想的意義是不能用落實與否來衡量的。實際上，生活中存在著大量不求落實的夢想，這些夢想和其他精神活動（如藝術游戲）一起構成了人們的精神生活。布洛赫顯然忽視了這一點。不過，布洛赫所說的“實現”并不僅僅是指按需分配之類物質層面的東西，靈魂或肉身的不死，也是他認為有可能會實現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看，布洛赫并不象馬克思那么“實際”、那么“唯物”。

15“社會化的人，也就是，共同結合的生產者，將會按照合理的方式來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安置在他們的共同管理下，不讓自己受一種盲目力量的統治，并用能力的最小消耗，在最無愧于人、最適合于人性的條件下把它完成。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總是一個必然的領域。只有在這個領域的彼岸，以本身作為目的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領域，方才開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62－9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