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需確立的重大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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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三農”問題要著眼于通過深化改革，從體制和法律上建立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的長效機制；大幅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國家財政支出結構，建立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機制；加快城鎮化的發展，切實打破城鄉隔閡，形成城市對農村發展的帶動機制；賦予農民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國民待遇，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在理順城鄉關系的基礎上，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形成農業和農村經濟自身良性發展機制。

從體制和法律上建立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的長效機制

我國目前正處在從農業為主導的經濟向工業和服務業經濟轉化的過程中。伴隨這一進程，城市住房和非農業用地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大量的農業土地轉化為城市用地。我國是通過國家強行征用的方式而非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將土地從農民手中征用過來，然后把土地轉讓給新的用地者，用于城市用途。而且這種轉化通常是被壟斷的，這種做法在世界各國是非常鮮見的。國家強制性地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征為國家所有，農民在得到一定補償后，便永久喪失了土地的所有權。伴隨著中國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大批農民變成了失地農民。據估計，目前中國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可能高達4000萬—5000萬人。國家強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農民生活水平下降、就業無著落等問題日益嚴重，因征地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從根本上解決失地農民問題，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證國家建設用地，又要給農民以公平的補償，給失地農民以妥善的安置。必須完善有關法律，保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動用征地權。為了切實保護農民利益，征地補償必須以土地的市場價值為依據，實行公平補償，不能以侵害農民利益為代價降低建設成本。必須完善征地程序，保證在征用農民土地過程中土地權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必須允許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流轉。根據現行法規，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不能出租、轉讓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規定已大大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現實。要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規劃，只要在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應該通過市場開發商和土地所有者進行平等的談判，而且不一定涉及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要改變一次性貨幣安置為主的做法。農民入股也可以，合營也可以。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是保障失地農民權益的根本途徑。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機制

目前中國已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后，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非農產業。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以后，工農關系的基本特征是，農業不再替工業發展提供積累，農業成為接受“補助”的部門，而不是受“擠壓”的部門。根據國際經驗，此階段不同國家從各自國情出發，都采取相應措施，以工業反哺農業。盡管現在農村人口還占多數，還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大量補貼來解決農民收入偏低問題，但就我們國家的財力來講，我國在總體上已具備了反哺農業的實力。與國家財力增長相適應，必須增加政府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總量，形成支農資金的穩定投入渠道。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幅度要繼續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政府新增財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農”傾斜。

為此應該切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過去我國農業財政建設性資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較大，而與農民生產和生活直接相關的農村小型基礎設施的投入嚴重不足。在取消農業稅以后，要將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各級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的范疇。

切實打破城鄉隔閡，形成城市對農村發展的帶動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改善城鄉關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農業和農村經濟在資源配置和國民收入分配中仍處于不利地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在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由于長期受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在處理農村與城市關系問題上，仍自覺或不自覺地存在“重城輕鄉”的觀念，甚至以犧牲農民利益來換取城市和工業的發展。

城市的發展，城市很多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農業和農村的支持；農村的發展，農業和農村很多問題的解決，更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帶動和反哺。與同等工業化程度國家相比，我國城鎮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發展中國家城鎮化平均水平已達40％，發達國家城鎮化平均水平則在70％以上。根據城鎮化的一般規律，城鎮化水平在30％—70％時期是城鎮化加快發展的時期，一個國家的城鎮化水平達到70％左右才能基本穩定。可以預見，未來20年，我國將處于城鎮化加快發展時期。比較樂觀的預測是，按照1995年以來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增長1.4個百分點的速度，201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50.6％，2020年達到65％；較為保守的預測是，按照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增長0.9個百分點的速度，201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46.3％，2020年達到55.2％。從就業結構看，隨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按每年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下降1個百分點計算（1981—2001年的20年間，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份額年平均下降1.3個百分點），到2020年，農業就業比重將由50％下降到35％左右，產業與就業結構偏差將進一步調整。未來20年，如果發展戰略和政策選擇得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將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提供難得的機遇。

推進城鎮化一定要與解決“三農”問題緊密結合，妥善處理城鄉關系，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市對農村發展的帶動機制。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多的機會，為農民進得來、留得住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是城市帶動農村的最重要的體現。要對現行的一些政策措施進行清理，清除農民進城的障礙，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疏通農民進城的渠道。要高度重視依法保護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重視提高農民的就業能力。要調整城市建設的思路，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城市的財政支出和各種公共服務不能僅考慮城市戶籍人口的需要，應該有效服務于全社會。城市政府應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進城農民視同常住人口對待，應把外來人口對住房、就學、醫療等設施的需求納入城市建設規劃。要進一步放寬農民進入大中城市就業和定居的條件。在大中城市的農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應給予辦理城鎮常住戶口，逐步實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職業為戶口準入條件。農村居民在城鎮落戶后，在子女就學、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應享受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應的義務。讓外來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種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利于城市社會的和諧。

賦予農民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國民待遇，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

目前，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明顯滯后，城鄉居民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會落空。

加快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現在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頭，即使這樣，也應該清楚地看到，這種投入還是低水平的，遠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要求。實行“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主要是把過去鄉鎮用于發放教師工資的資金上收到縣財政，由縣財政統一發放，這種做法對保障教師工資發放有明顯的效果，但這項政策從總體上看仍囿于現行體制框架之內，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義務教育體制的城鄉分割問題。實行“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后，學校公用經費依然嚴重不足，預算內補助虛列現象普遍，危房改造資金仍然存在較大的缺口。教育債務負擔沉重，償還難。要真正落實中央提出的把農村教育作為整個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實現政府辦農村義務教育，必須按照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要求，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

改善農村醫療條件，提高農民醫療保障水平。農村衛生事業雖然有所改善，但是醫療價格不斷攀升，農民醫療負擔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很普遍。從調查看，醫療支出已經成為農村居民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在全部調查農戶中，醫療支出占消費性支出的8.5％，大病戶家庭則占了30％左右。目前90％以上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群體。新型合作醫療的保障水平還很低，平均補償比例僅為30％，即使農民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還遠遠不能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從總體來看，政府農村衛生投入嚴重不足。1998年—2002年，政府農村衛生資金投入總量由110.34億元增長為151.16億元。同期，政府對農村衛生機構投入占財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為0.69％。國務院已經提出，到2010年，要在全國農村基本建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民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衛生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標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實現這一目標，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進一步增加對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投入。當前，特別需要認真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合作醫療的相關政策。

完善對農村困難群體的救助體系，逐步提高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對這些喪失勞動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實行社會救濟。要進一步加大各級政府對醫療救助的支持力度。要完善農村“五保戶”和重病重殘人群的供養、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養、救助標準，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備條件的地區，要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有條件的地區，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形成農業和農村經濟自身良性發展機制

全面繁榮農村經濟不能僅僅依賴城市的帶動和工業的支持。農民占我國人口的大多數，即使城市化能夠順利推進，能夠緩解農村發展面臨的困難，2020年農村至少還會有5億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還會有4億以上的人口，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仍然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在理順城鄉關系的基礎上，農村最終要通過深化改革，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進程，加快農村二、三產業和小城鎮的發展步伐，逐步縮小與城市的差距。

必須確保我國糧食安全。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糧食產量增長在總體上還不能滿足消費增長的需要，每年均有缺口，產銷自給率將會下降。1996年在羅馬聯合國世界政府首腦糧食會議上，我國提出我國糧食自給率為95％，進口約占5％。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糧食供給不能指望過度依靠國際市場，尤其是口糧，糧食自給率要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確保糧食安全應包括三項具體目標：一是保護和穩定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確保糧食基本自給水平；二是通過進出口調劑、庫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證糧食市場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體的食品安全。

繼續支持鄉鎮企業、農村二、三產業和以縣城為重點的小城鎮發展，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拓展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人口轉移的渠道。2003年我國農村有4.9億勞動力，其中轉移到鄉鎮企業的有1.35億。在可預見的將來，即使有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農村勞動力供大于求，就業不充分的問題還將長期存在。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必須多形式、多層次、多領域全面展開。要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容量，進一步拓展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空間。縣域經濟是城鄉經濟的結合部、匯合點，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步伐，對于推動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