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思想進路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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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人工智能的生產性應用不斷加強，其對我國就業的替代效應初顯。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了學界關于人工智能對我國就業影響的過往思想變化及論爭，得出結論：人工智能將導致就業總量減少是必然趨勢；這種趨勢終將促進人的主體性地位，伴隨著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替代，并最終進化為共產主義；對于我國來說，人工智能將導致就業總量減少的趨勢目前將從勞動者就業、勞動者收入分配兩方面縮減我國廣大勞動者收入。基于上述結論，展望了人工智能與就業的未來三個研究方向，并給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就業；政治經濟學分析

一、引言

人工智能作為頂尖前沿生產技術之一，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展現出了驚人的效率，與此同時亦對勞動者就業帶來強大的伴生沖擊。區別于大數據等一般高新技術，人工智能以獨有的自演化性進一步模糊了生產過程中機器與人的角色，對我國勞動者就業提出了更大挑戰。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報告顯示，預計到2055年，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將取代全球49%的有薪工作，其中中國和印度受影響最大?！丁笆奈濉本蜆I促進規劃的通知》指出：“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術加速應用，對就業替代顯應持續顯現”；“技術進步對勞動者技能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才培養培訓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現象進一步加劇?！蜆I難’與‘招工難’并存，結構性就業矛盾更加突出，將成為就業領域主要矛盾?！比斯ぶ悄艿倪M一步應用，對于擠出我國勞動者就業風險，乃至激化就業矛盾的風險不容忽視。當前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我國就業形勢仍較嚴峻?！氨仨毶羁陶J識就業領域主要矛盾的變化，深入分析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厘清學界對于人工智能對我國勞動者就業影響的思想變化，明確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問題的實質以及作用機理，對于認清當前人工智能對我國就業沖擊現狀有著重要意義，對于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帶來的就業風險、緩和就業領域矛盾有著重要意義。

二、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過往研究歷程

人工智能概念較為嶄新。2016年被稱為人工智能發展元年，而國內明確將人工智能與就業關聯的研究最早見于2017年。彼時學界普遍將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大數據等新技術不做具體區分，將人工智能看待為一種高新生產技術來研究其對就業總量影響，研究角度包括效應機制分析、政治經濟學分析等，與目前最新研究沒有本質差別。(王君與楊威，2017)基于將人工智能劃分為高新生產技術的界定，梳理了近現代技術進步對就業影響的“百年論爭”及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效應、研究方法、邏輯框架的演變，得出結論：“(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進步在短期內會帶來就業的波動，尤其是低技術水平的勞動就業的降低；技術進步在長期內會產生偏向性勞動就業，即會增加技術勞動和受教育水平高的勞動力的需求；技術進步對于就業總的影響不確定，現有研究無法明確回答技術進步對勞動就業影響的總效應；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實現依賴于技術進步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程度”等；(趙磊與趙曉磊，2017)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及生產力與就業的變革歷史視角，通過論證歷史中就業與貧窮各自演變規律以及關聯程度，得出結論：“隨著自然力逐漸取代人力，人類社會將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失業壓力，這是人工智能普及化必然帶來的困惑”。在分析人工智能將對就業產生負向影響的同時，此時已有部分學者表達了由此將衍生的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的擔憂：“第三次技術革命以來，技術進步下的職業極化壓縮了中等收入階層，拉大了高收入群體與低收人群體的差距，擴大了全社會的貧富差距。研究中發現這種兩極分化在“機器換人”浪潮中已初見端倪。例如在東莞市，機器人制造業相關人才，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月薪普遍過萬元；而被機器人替代下來的工人，即使再培訓轉崗薪水也要降低近1/3，也有部分工人轉到其他地區從事原來工種，不但薪水有所下降，將來還面臨失業風險。如果未來幾年“機器換人”大規模推進，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可能會帶來影響社會穩定等衍生問題。”(王君與張于喆等，2017)隨著人工智能、工業機器人、大數據等技術在生產領域應用不斷深化，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作為生產手段的相互異質性逐漸受到關注。如果說工業機器人、大數據等技術僅因作為更加高效率的勞動工具從而與過往生產技術產生劃分，那么人工智能則因具有創造性與自演化性，模糊了勞動工具與勞動主體的界限，更加具有“人”的屬性，從而與過往生產技術乃至機器人、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劃清了根本界限。這種創造性屬性將會進一步加劇技術替代人類生產的趨勢，從就業結構、就業總量上全面替代我國勞動者就業。涂良川(2022)認為：“今天的人工智能不僅具備了代替“藍領工人”的可能，而且還具備“創造”至少是發現知識的可能，使其在形式上具備生產主體的基本規定性，既產生優于人類勞動主體的“勞動模范”，又具備超越人類勞動主體的“勞動優勢”，表達人工智能在生產中以生產效能的方式通過了“圖靈測試”，成為生產主體”。然而，“人工智能在現實中卻是因為其功能的類人性而被人們認可為具有生產能力的‘主體’”，只具有替代勞動者生產功能的可能性，不具有進化為意識體從而直接替代勞動者的可能。上述過往研究歷程顯示了學界對于人工智能認識從一般性技術到特異性技術的深化。然而無論是將人工智能歸類為一般性高新技術，還是強調其創造性加以單獨考察，現實情況是我國“人工智能技術尚處于導入期，距離最終產業化和全面性應用拓展可能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對就業的沖擊還是局部現象而且相當有限”(王君與張于喆等，2017)。因此，將人工智能暫時保守地看待為一般性高新技術，以此來探討其應用對我國勞動者就業影響，有著更為現實的意義。

三、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論爭及一般性啟示

通過上一部分概述過往研究歷程，目前可將人工智能界定為一般性高新技術。以此為基本認定，這一部分將分析既往研究中關于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重要論爭及疑點，厘清學界對于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認識的大體變化趨勢，并總結這種趨勢所具有的一般性啟示意義。過往重要論爭和疑點主要有二：1.人工智能的應用對就業總量影響的增減；2.人工智能對就業崗位的替代趨勢是否會威脅人的主體性地位。第二點基于第一點的確認而提出，即人工智能將必然導致就業總量不斷減少，并因此產生了失業妨礙人生存發展、威脅到人對于人工智能的主體性地位的繼發疑問。

(一)人工智能的應用對就業總量增減影響真的不確定嗎？

早期文獻中，人工智能的應用對就業影響機制分析始終被重點應用，并常被用于考察人工智能的應用對就業總量增減影響。然而機制分析卻一直不能準確回答長期下人工智能對就業將產生何種穩定的總效應，總效應正或負兩種觀點相互辯駁，或總效應直接被認為長期下不確定。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機制通常被分解為替代效應與創造效應。替代效應與創造效應分別指技術進步對勞動者就業的擠出效應，以及技術進步所致的崗位創造效應，二者總和決定了人工智能的應用對就業總量影響的正負方向?！叭斯ぶ悄軐蜆I具有替代效應和創造效應已無可置疑，但是兩種效應的強弱卻具有明顯的空間、時間、產業結構和社會文化異質性，即人工智能對不同地區、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產業結構、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勞動者影響不一樣，因此總效應的大小和方向具有不確定性”(朱力，2022)。替代效應與創造效應的機制分析雖能具體、準確地考察某時期內人工智能等技術對就業總量的影響，然而當涉及長期就業影響的預期時，究竟有無穩定結果和趨勢，現有機制分析研究鮮有能給出準確且具有說服力的結論。當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及歷史演化視角下看待時，人工智能的應用對勞動者就業影響的本質被準確切中，就業總量增減方向被論證為負，即人工智能的應用將導致未來就業崗位持續減少，就業率將必然地下降。前文已將人工智能界定為一般性高新技術。那么，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問題實質上屬于技術進步對就業影響，分析也自然落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歷史領域。在人類社會生產力的動態構成中，“人”力部分持續下降，自然力部分持續上升，人對自然力的不斷借助客觀上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生產力發展史實，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人工智能本質上作為深深打上“人”的烙印的人類利用自然力的手段，或者說高度發達的一般性生產工具，其與原始社會的弓箭，農業社會的紡車、犁，工業社會的非自動化機器區別僅在于更為復雜地內蘊了更高的生產力，除此之外并無二致。因此，人工智能以生產工具身份加速“人”利用自然力的進程，只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環節與必然趨勢。進一步地，在生產領域“人”力逐漸讓渡于自然力的必然趨勢，也必將導致勞動者崗位被人工智能大幅替代結果的出現。“當然，新的就業形式比如服務行業的拓展可以吸納被人工智能排擠出來的人力，問題在于，如果將來人工智能普遍替代了服務行業的人力，那么服務行業中的人力又將被用于何處？這個提問可以一直進行下去。如果我們將這個提問‘進行到底’，那么邏輯的結論必然是：科技的發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永無止境，自然力替代人力的過程將一直會進行下去，直至有一天“自然力”喧賓奪主，最終全面取代人類在各行各業的勞動”(趙磊與趙曉磊，2017)。可以確定的是，人工智能的應用將加速收縮就業總量是必然趨勢，因為技術進步終將使得生產活動中“人的雙手”被“自然的手”所取代。此外人工智能不僅會替代有形的手，勞動者腦力思考這種“無形的手”將來會多大程度地被人工智能替代，需加以關注。

(二)人工智能對就業崗位的替代趨勢會威脅人的主體性地位嗎？

人工智能的應用將使就業總量不斷減少是歷史必然發展趨勢，看似威脅了人的主體性地位：一方面，崗位失去后，人的勞動本能將以何種途徑滿足難以確定；另一方面，勞動者失去工作崗位后收入來源也將因此被斷絕繼而陷入貧困，無法獲得自身生存發展資料。這些都是由于人工智能技術對就業的沖擊所造成。已有學者表達人工智能對人的主體性地位威脅的擔憂：“智能機器人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而產生的，應該作為一種工具存在，只能‘替代’人的部分勞動，不能影響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不能威脅到人的主體性地位”(朱巧玲與李敏，2017)。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進步理應解放人的雙手，使人更加富裕、更為全面而自由地發展，更加強化人的主體性地位，為何又會威脅到人的主體性地位？當以經濟制度的差異視角來看待時，主體性悖論實際上并不真正存在。勞動者收入來源因人工智能技術被斷絕繼而使勞動者陷入貧困，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或資本主義成分占優勢的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特有問題?！霸?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帶來兩大顯著后果：一是智能機器將極大地促進財富創造，但這些財富主要被少數企業主所攫?。欢强晒﹦趧诱叻峙涞呢敻灰灿写罅吭黾樱@得財富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徑卻只能通過少量的就業崗位獲得”(宋富強，2022)。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按要素分配的法則是：資本，勞動力，技術，各自按貢獻度參與財富分配。當人工智能取代了勞動力時，財富只能分配至少數開發維護人工智能技術的資本與技術所有者手中，如此，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更大財富反而被更少的資本技術所有者占得，絕大多數勞動者只能等待饑餓致死。更進一步假設，當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自我演化，可以自開發、自維護時，甚至資本與技術所有者都不再有財富分配資格，那么人工智能創造出的海量財富該歸屬于誰呢？信奉資本主義的所有人，在人工智能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有誰又能幸存？總而言之，資本主義背景下，人的主體性地位確實受到了威脅，而人的主體性地位受到人工智能威脅，恰恰是來自于資本主義本身就忽略人的主體性，將物與人一起并列為要素參與分配。當人工智能與人的就業主體性問題放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情況下探討，人工智能對人的威脅不復存在，反而促進了人的主體性與人的發展。首先要明確的是，“失業是一個歷史范疇”，“是工業社會的產物，是近現代以后出現的社會現象”；“在沒有失業問題的農業社會，貧困問題以及生存問題比工業社會要嚴重得多”(趙磊與趙曉磊，2017)。失業從來不是人類真正的威脅，失業帶來的貧窮才是。就業只是過去實現人尚不完善發展的必要，而不是未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如果說人工智能將導致勞動者全部失業，卻讓其越來越富裕，這恰意味著人工智能作為先進生產技術，將人類從機械性、程序性的生產活動中解放了出來，讓人類完成了從生產性到創造性的進化，在以自動化生產力為基礎的條件下，實現了自身經濟行為乃至一般行為的躍遷，即“純粹的創造”。這樣的圖景，是人工智能，或者說技術進步的應有之義。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財富按勞分配，且生產要素為所有人共同擁有。即使當人工智能技術有朝一日替代了所有人力勞動者時，按勞分配原則依舊從底層邏輯承認勞動者在過去開發維護人工智能所作貢獻，將看似只屬于人工智能創造的巨額生產力增益歸屬于人類。而資本主義冷冰冰地將勞動力作為要素將其與技術等其他要素地位等同，邏輯上最終只能使人失去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占有權。實際上，有朝一日技術替代了所有人體力工作及部分重復性腦力勞動工作時，人類雙手徹底解放伴隨著創造性得以徹底釋放，這恰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高度發達階段———共產主義所應有的愿景。機械性生產這種無意義的活動交由智能化機械完成，人類活動則升華為創造，體現著人工智能等技術對人的主體性地位的極大強化。通過探討學界過去關于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兩個論爭點及疑點，可以得出一般性啟示：當處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下時，人工智能對就業崗位的替代趨勢會威脅到人的主體性地位，且這種威脅將從勞動者開始發生，逐漸向資本、技術等其它要素所有者蔓延，直至所有人都失去人工智能生產成果所有權。人工智能高度發展時期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不僅邏輯上會失去物質生存發展基礎，更無法實現自身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當處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度下時，人工智能對就業崗位的替代趨勢會強化人的主體性地位，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生產力成果將會被所有人所擁有，伴隨著人從勞動者身份到創造者身份的轉變。此外，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當人工智能等技術高度發達以至所有人都無需再親手工作時，人類完成從生產力生產者至創造力生產者的進化，社會主義公有制這種亞形態最終得以進化為共產主義。一言以蔽之，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工智能對就業崗位的替代趨勢都是歷史必然走向。然而只有逐漸完成從資本主義至社會主義的轉變，這種趨勢才會強化人的主體性，如果固執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人的主體性終將會不斷被削減。

四、人工智能對我國勞動者就業影響啟示及研究展望

在上一部分中，我們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下探討了純資本主義私有制及純社會主義公有制兩種極端情況下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趨勢及后果。而對于我國，生產力發展依舊不充分，允許資本成分參與的混合所有制依舊是我國目前最適宜的過渡性經濟制度。如果為了徹底解決人工智能等技術對我國居民就業的威脅而違背生產力發展現狀，貿然地變革至完全公有制，顯然不可取。這也意味著現行制度下，一定程度被允許的資本主義成分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工智能技術對我國就業產生有限威脅，人工智能將會借由“勞動才有收獲”、“收獲在一定程度上按要素分配”這兩條生產力發展尚不完善時期的收入分配客觀原則，分別從勞動者就業、勞動者收入分配兩個收入實現步驟結構性地縮減我國廣大勞動者收入。首先，就業權的威脅首當其沖，表現為人工智能直接替代機械性生產崗位而使廣大低技能勞動者收入源泉喪失；其次，即使高技能勞動者暫時不會失去崗位，人工智能也將繼而從收入分配權上加劇資本技術所有者與勞動者收入分配的不公而使高技能勞動者收入間接減少。無論失業與否，我國絕大多數勞動者目前都面臨著收入降低的威脅，對于占人口大部分比重的低技能勞動者，收入降低問題甚至有升級為貧困問題的風險。因此，怎樣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對我國勞動者的就業直接沖擊與收入降低間接沖擊，既應是未來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重點研究方向，也是我國緩和“就業的潛在沖擊”與“防止返貧”的當前要求。基于此，本文建議未來關于我國人工智能與就業的研究重點應從三個方向展開：1.人工智能對就業結構的影響及對策；2.人工智能對就業替代既遂的繼發風險及對策；3.人工智能背景下勞動者自身生產性與消費性失衡的研究，前兩個方向重點側重人工智能帶來的具體影響，意圖解決上文所述的就業直接沖擊與間接沖擊，第三個方向則將視角轉向勞動者自身，意圖剖析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背景下勞動者自身存在問題。

作者：孫澤陽 單位：黑龍江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