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學論文范文10篇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摘要：本文基于生態語言學的視角，對生態語言學與英美文學教學之間的潛在聯系進行剖析，并從教師立場建構英美文學教育中學生主體性培養的新思路，以期對提高英美文學的教學效果有所裨益。

關鍵詞：生態語言學；英美文學教育；學生主體性培養

現代教育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合理而完善的教學模式應具有兼容并蓄的特點，即做到平衡教師、學生、語言與語言學習環境等諸多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英美文學教學過程中，學生在教師的指引下對知識形成初步感知，進而形成學生對知識的自我探究能力，這是良好教學效果的前提所在。但英美文學教育難點在于作品中的意境很難得以完美傳遞，這就需要教師在教育過程中把握學生的主體性，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學會進行主動思考，主動地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而生態語言學觀點下的教學活動具有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將教學活動看作是一個統一的，能動的且可變的體系，教師與學生都被看作是發展中的人，其中教學效果的呈現則是這兩者之間有意識的相互影響。本文嘗試從生態語言學的視角來分析英美文學教學，并從教師的角度來探討學生主體性的培養，希望能真正發揮出英美文學教育的潛在作用，進一步推動英美文學在我國高校的教學質量。

一、生態語言學內涵概述

生態語言學是自然生態學與語言學相結合而成的一門交叉學科，其觀點的核心概念“語言生態”最早由美國學者霍根提出，他在《語言生態學》中指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語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將語言環境與生態環境進行相應的隱喻類比，并從隱喻認知的角度來對生態語言學進行考察和研究。縱觀“生態語言學”的所有發展歷程，所有研究者都將研究對象比喻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從生態學的角度揭示語言學與生態學之間互動變化的動態過程，運用生態系統、生態平衡的機制原理，研究各種存在的語言現象。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生態語言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1）語言的多樣性。如生物的多樣性類似，語言也是由多種語言所構成的一個整體性體現，“就好比是自然生態中的有機體，各個個體都具備其獨特的生長機制及演化規律”。（2）語言的互動性。語言是人類交流思想感情的主要媒介和有效工具，也是實現彼此進行深度融合的關鍵，但這些都是建立在互動的基礎之上。（3）語言與其所處的特殊環境相互作用。任何一門語言的形成和發展演化過程都受到所處特殊環境的相應影響，將兩者看作是一種微型的生態系統，繼而針對系統內部之間的彼此作用和協調機制進行相應的考察和研究。而生態語言學理論自身較注重語言的整體性，即語言系統是由不同時空語言交織建構的一個整體性存在，其內部之間相互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彼此的相互作用，最終構成相對平衡的語言生態系統。

二、生態語言學視角下的學生主體性培養

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也無風雨也無晴

——從《玉卿嫂》到《永遠的尹雪艷》看白先勇的命運意識的轉變

內容摘要

偉大的作家必然在他的作品中融入個人的生命體驗，而偉大的作品也必然反映著作家的心靈感悟．作家白先勇和他的作品無疑體現了這一點．白先勇的命運意識隱含在他的作品中，從初探到成熟，在具有代表性的文本的對比分析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白先勇命運意識由懵懂到覺醒，由困頓到覺悟，由挫折到命定，由激烈到平淡的轉變的軌跡。作者認為人的命運一般由兩部分組成：造化賦予人的命運和人自身對命運的態度。本論文的正文論述將從三個角度對白先勇的命運意識作詳細分析：第一部分主要是看作者怎樣為主人公安排命運的，因為這種安排也反映了作者命運意識的走向，也正是在這樣的安排中我們也能發現作者的良苦用心。同時我們又可以發現作者的精心安排由于他意識的轉變而有所改變；第二部分主要是看作者筆下的人物如何看看待人生，如何來對待作者為她們安排的命運。從她們的人生態度里，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命運意識流變的全景。盡管安排人物命運和人物的人生態度都是出自作者筆下，反映的卻是作者的態度和意識。第三部分主要是從作者的寫作方式和角度看作者命運意識的轉變，這往往最能說明作者的意圖。本文主要是論述白先勇在小說創作過程中流露出的命運觀的轉變。

付費論文，節選，不要罵我。敬請關注，我在想辦法搞整篇論文。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非協調發展，虛假的消費欲望所導致的個體被異化，以及持續增長的工作、生存壓力和生活事件引發的個體精神分裂問題，天災人禍事件給受害者造成的巨大心理創傷，個人不滿社會現狀又缺乏適當的表達方式和宣泄渠道，導致社會上“被精神病”現象時有發生，連同病因性精神疾病，致使現代人面臨著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妨害了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低碳、生態、和諧社會的建構離不開個人的自我發展，解決其心理和精神問題有助于建立和諧社會。因此對瘋癲形象的研究就具有了現實意義。本文將對國內外有關西方文學中瘋癲現象的研究作一個系統的梳理和總結。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界從哲學、社會學、病理學等方面對瘋癲都作過深刻的論述。柏拉圖的詩學理論早已提到迷狂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黑格爾《精神哲學》將精神疾病分為三類:癡呆、真正的傻、癲狂或精神病。此后經過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和薩特等的闡釋形成了一整套關于理性與非理性的哲學理論。福柯的《古典時代瘋癲史》對瘋癲研究起到指導性作用。他分析了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時期和19世紀的瘋癲形象，發現了從理性墮落到非理性，最后變為惡魔和病人這樣一個瘋癲演變史，其中的權力觀念、考古學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對立結構理論改寫了傳統的瘋癲史和學者對瘋癲研究的視角和立場。［1］但文學并不是福柯的研究重點。他曾說:“對我來說，文學是我觀察的東西，不是我分析的對象或是借助用來分析的工具。在這方面……我努力地尋找某一特定時期產生的所有非文學的話語。”［2］對瘋癲研究的影響在病理學方面首推精神分析學派，弗洛伊德、榮格、阿德勒等傳統精神分析學從生物學角度分析神經病癥的構成和發生;新精神分析學理論家如霍尼、弗洛姆、沙利文等則側重于從社會的精神文化角度研究個體的神經癥。精神分析學理論對文學中瘋癲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瘋癲研究的指導性理論。針對福柯和精神分析學的精神病理論，吉爾•德勒茲和菲力克斯•迦塔利從哲學和社會學角度在“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3］中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學說，嚴厲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種不同的心理人格或主體性———“精神分裂”和“偏執狂”。它們是人滿足自身欲望的兩種方式:前者傾向于固守并絕對化某種特殊的觀念或信仰，具有維持現狀的功能;后者則否定任何絕對的權威、超越任何固定的邊界，拒斥任何普遍的價值，具有顛覆和反叛功能。

此外，一些文論家對瘋癲在文學中的地位也作了零散的闡釋。巴赫金在《小說理論》［4］中提到騙子、瘋子和傻子等邊緣人物在文本中的作用和功能。特里林在《誠與真:諾頓演講集(1969－1970年)》［5］中談到文學中真誠與復雜的自我觀念，認為真誠是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實際感情之間的一致性，是一種道德要素。相反，分裂的混亂自我就是精神分裂。20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高度發展，帶動了文學批評理論的革新，形成了各專業領域的特色。學者運用各種理論對文學中的瘋癲現象作了不同的闡釋。國外PQDD網站和亞馬遜網站收集相關論著百余種，具有如下特色和優勢。首先，性別瘋癲研究、男性瘋癲研究漸漸取代女性瘋癲研究。女性瘋癲依然是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桑•古芭的“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6］是女權主義研究的經典著作。該書分析了19世紀女性作家的作品，批判了父權制文化對婦女和女性文學的歧視，認為在父權社會里女性作家被壓抑，瘋癲成為被壓抑的叛逆的女性作家身份的隱喻。該書對后來的研究影響極其顯著，對女性主義運動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其不足之處在于，作者選擇研究文本時并沒有真正走出男權主義的立場。“GenderandMadnessintheNovelsofCharlesDickens”［7］通過對狄更斯小說中瘋癲女性的研究，闡釋了社會對女性精神錯亂的界定及精神錯亂的原因和表現，得出了瘋癲具有性別屬性的結論。在對待女性精神異常方面，狄更斯的思想超越了那個時代。作者利用福柯的權力觀點研究狄更斯的作品，為讀者解讀作品中那些被傳統誤讀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觀點。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瘋癲被忽視，但佩德拉•瓦羅瑞重點研究了維多利亞時代作品中的男性瘋癲，認為當今時代男性瘋癲都是作家對社會倫理道德衰退和精神墮落表現出恐慌的隱喻，［8］并批判了男性精神表現較女性精神狀態穩定的神話。20世紀文學中男性瘋癲的原因主要是男性氣質的喪失，帕拉迪斯•戈登對此作過詳細論述。［9］此外瘋癲女性作家的創作也是一個重要議題。瑞貝卡研究了澤爾達•菲茲杰拉德、普拉斯、蘇桑娜•凱森、凱特米麗特、勞倫•斯萊特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她們的傳記，發現了女性瘋癲的兩種形式:一是具有天賦的女性受精神疾病的摧殘，二是因為蔑視社會習俗而被貼上了瘋癲的標簽。［10］其次，研究具有深度，多種理論被運用，整體研究成果豐富。除了常用的福柯的權力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符號學和隱喻理論研究外，學者還利用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解讀文本。如菲爾蒙•索莎娜通過對巴爾扎克、奈瓦爾、福樓拜、詹姆斯、拉康、福柯和德里達等學者的研究，探討了文學、哲學和精神分析學之間的關系，以尋求文化之外文學“瘋癲”的獨特性。［11］其關注的問題是作者為什么以及怎樣去講述瘋癲的話語，話語如何揭示文學與權力、文學與知識之間的關系。伯格斯托姆•卡爾運用福柯、巴赫金、德勒茲和迦塔利等理論分析了從讓－馬丁•沙可到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作品，揭示了作者運用瘋癲美學闡釋現實和人類生存處境的方式方法。［12］國外學界對各斷代文學史中的瘋癲現象都進行過整體研究，包括古希臘、浪漫主義時期、文藝復興時期、18世紀、19世紀和現當代文學中的瘋癲現象。“Madnes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Novel”認為，20世紀美國小說將瘋癲隱喻為“荒原”，目的是要逃離“荒原”世界。［13］作者過多地將瘋癲的起因歸為外在環境的影響，忽視了主體自身的決定性作用。利廉•福德在“MadnessinLiterature”中將整個西方文學納入研究范圍，對瘋癲作了明確的文學界定，即“一種無意識壓倒意識，并控制了個人的觀念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體驗的狀態，而根據當時的邏輯思維和相應的情感，這些感受和體驗都是混亂的、不合時宜的”。

該著作系統地理順了從古希臘至20世紀文學中的瘋癲在各思潮中的作用，認為瘋癲是對時代的醫學、文化、政治、宗教以及心理學觀念的反映和質疑。作者對眾多作品進行了具體的分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瘋癲文學史。黑人等少數族裔群體的瘋癲形象及敘事研究是美國文學的特色。吉爾若•鮑爾結合人類學、醫學和精神病學理論，研究了20世紀美國黑人作家的作品，認為黑人瘋癲與美國民主有著密切的聯系，瘋癲是美國民主的隱喻，“哪里有平等哪里就有理性”。［15］國外瘋癲研究主題多元化，可與愛情、復仇、謀殺、戰爭、犯罪等主題結緣。“Love’sMadness:Medicine，theNovel，andFemaleInsanity(1800－1865)”以簡•奧斯丁、瓦爾特•司各特、夏洛蒂•勃蘭特等作家作品中為愛癡狂的女性為研究對象，闡釋了19世紀英國的醫學作家和小說家對瘋癲、女性氣質和敘述傳統的看法。［16］此外，“SensationNovelsofthe1860s:MurderandMadnessEverywhere和butRevolutionRepressed”等分別論述了小說中復仇、道德、謀殺、戰爭與瘋癲之間的內在聯系。［17］瘋癲研究的文本對象包括戲劇、小說和詩歌。戲劇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詩歌研究。莎士比亞的戲劇成為重點研究的對象，強調瘋癲在情節發展上的道具功能，以及演員對于瘋癲表情的演繹。詩歌中的瘋癲研究則更多地強調詩歌語言的非理性和詩人創作時感受到的迷狂和靈感。近年來出現大量瘋癲主題詩集，揭示詩人進入瘋癲的歷程，以及詩人如何利用瘋癲來表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小說研究方面，科博•羅伯特研究了內省小說中的瘋癲形象，認為它們為批判社會提供了舞臺，因為瘋癲能夠從異常視角提出關于社會現實的另類“真理”，人物的內省是對當代社會傳統的逃避和拋棄。［18］但作者將內省活動看成是瘋癲者唯一的心理活動指向，忽視了文化的意義和作用。除英美等國的作家作品被研究外，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蒂莫西•芬德利以及非裔作家貝西•赫德等的作品也被學界廣泛關注。湯普森在“UnderstandingRussia:TheHolyFoolinRussianCulture”中通過俄國特有的圣愚形象，從文化角度闡釋了俄國的宗教樣態、社會行為模式、民族性人格、政治心態以及知識分子的特征。

二、國內研究現狀及趨勢

論文摘要：艾特瑪托夫是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一個著名作家。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近三十年的學術研究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單維的政治一人性批評，到當下多維視角的文化批評，可以看做中國文藝批評觀念演變的一個縮影，即從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到90年代的形式主義批評，再到21世紀的文化批評；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學者研究俄蘇文學的方法論轉向，亦即從外部研究到內部研究繼而走向內、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滲。

論文關鍵詞：艾特瑪托夫；俄蘇文學；文學批評

20世紀60年代，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著名作家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開始走進中國，力岡先生翻譯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學》1961年第1期一經問世，即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此后，其作品陸續被翻譯過來。1981年，石南征的《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的長篇小說(一日長百年)》(《外國文學動態》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學界有譯無評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關于艾特瑪托夫其人其作的評介在各種文藝刊物上不斷涌現。因此，嚴格說來，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本文擬對近30年來艾特瑪托夫的研究狀況作以系統的梳理。

一、啟蒙語境中的艾特瑪托夫研究

20世紀80年代，艾特瑪托夫及其作品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一個焦點。文藝理論家劉再復認為：“艾特瑪托夫的作品被熱烈傳誦的程度大約不亞于海明威。”…學者汪介之指出：“對中國新時期文學影響最大的當代蘇聯作家莫過于艾特瑪托夫。”眾多名家之所以盛贊艾特瑪托夫，是因為他的作品契合了國內新時期人們的精神訴求。基于“”反思與改革開放的政治語境，現性啟蒙在當時的中國，逐漸成為思想主潮，“新啟蒙主義”是這一時期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公共話語，人的“主體性”也成為知識精英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別求新聲于異邦”，此時期中國學界從蘇聯文學中找到了精神價值的高度認同感，俄蘇文學的譯介掀起了一個高潮。

艾特瑪托夫是一個典型的人道主義作家，其作品努力謳歌真誠美好的人性，批判踐踏人性的官僚主義。在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他不僅注重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還強調社會對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艾特瑪托夫思考問題的辨證性和圓融社會主義人道價值觀的理解，契合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的普遍心態。“如果說50年代那批青年還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們從22年‘煉獄’，從極左路線與個人崇拜的災難中，重新返回文壇的時候，由于有了切膚之痛與情感體驗，他們重新閱讀《一個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瑪托夫的《扎米莉亞》、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連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滿腔熱忱地呼喚人性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復歸!”學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瑪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內質，但是批評者并未剝離具體的政治歷史語境，對“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與社會現實密切結合起來思考。這一時期涌現了許多探討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論文，如浦立民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談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點》(《俄羅斯文藝》1985年第4期)、曹國維的《走向現實美與幻想美的結合——試論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色》(《文藝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盡管當時國內學界對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涵還存有爭議，但學者對艾特瑪托夫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總體上持褒揚態度，大多認為其作品飽含一份厚重的現實關懷和人文精神。這其中滲透著知識分子對“”歷史的沉痛反思與新人文主義的精神渴求。

1關于地理水文學

地理水文學（GeographicalHydrology）與水文地理學（Hydro-geography）均屬水文研究的地理學方向，與直接服務于水利工程的工程水文學有所不同。但研究的對象是一致的。50年代受原蘇聯學術界的影響，促進了我國區域水文的研究，并且形成了水文地理學的主題。俄語中的水文地理（гидротафия）與英語中的Hydrography涵義相同。后者于16世紀在歐洲用于水道（河、海）測量制圖的描述［1，2］，在中譯書刊中有人譯為“水象學”。水利工程專業人員把水文地理作為水利的自然條件來看待，例如，地質、地貌、氣候、植被、土壤等等背景，實際上是自然地理因素的特征描述。這里看不出對于水文與水資源本身規律的研究，不能有效地利用地理學原理深入研究水文現象。為此，我們強調水文學的地理方向或地理方向的水文研究。近年來的實踐表明，水的問題直接關系到工農業生產與人民的生活，廣泛涉及生態與環境等的方方面面［3］。水文地理學已突破了單純的水背景研究。實際上，從1978年以后，中國地理學會水文專業委員會的歷屆全國水文學術大會上都強調人與水關系的研究［4-6］。

適應水問題研究發展的需要，并與工程水文學相配合，深化水文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地理水文學更可拓寬水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發展內涵，有利于學科研究發揮自己的特色；促進水文研究與地理科學其它分支科學的橫向結合，如氣候學、地貌學、土壤地理學等，尤其是與人文經濟地理學的結合，形成新的邊緣學科領域和產生新的學科生長點；通過水與資源、社會、經濟、生態與環境的廣泛聯系，有利于綜合性研究優勢的發揮，改變水文地理研究的傳統方法與手段，增加計算技術、遙感遙測與信息系統方法的應用，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

地理水文學的提出是一種發展，而不是對水文地理學的否定。兩者既屬于地理科學也屬于水文科學。為了簡化敘述，它們的關系可以用圖1來表示：

圖1地理水文學與水文地理學示意

Fig.Relationshipbetweengeographicalhydrologyandhydrogeography

當歷史進入21世紀，隨著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和實踐，和諧社會的建設和推進，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相當活躍、收獲頗豐。科學發展觀與和諧文化建設、唯物史觀與當前文藝創作、文化研究、生態文藝批評、網絡文學及其理論發展、關于底層文學的理論探討都是近5年來提出并取得很大進展的一些文藝理論問題。現就一些比較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做一疏理，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編者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生產力空前提高和社會經濟總量迅猛增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類在改造自然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遇到了諸如人口失控、環境污染、糧食短缺、能源枯竭等嚴重的生態危機。人們不無遺憾地深切感到，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幾乎是同源、同步地降臨到人間，人們往往尚未來得及享受和品味現代化的成果，就頻頻陷于惡劣環境的困擾與折磨之中。更為嚴峻的是，當今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僅表現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失衡，而且也擴展為新的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如何開辟一條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已經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關切。以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在21世紀之初就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發展理念，為我們在新世紀新階段破解發展難題，創新發展思路，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開拓了廣闊視野。就此而言，我國方興未艾的生態文藝批評的出場可謂適逢其時，它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的必然表現”。

然則，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現狀如何呢？它在發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也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視域下予以認真總結。

在我看來，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經過了一段短暫時間的“西天取經”之后，目前正處在良好的文藝生態過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創作與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我們知道，文藝批評固然具有超前引導文藝創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礎仍然有賴于文藝創作本身的發展，缺乏豐富文藝作品支撐的文藝批評只能是胡說八道。從這一點來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始終是與生態文藝創作齊頭并進的，已經初步生成了創作和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生態文藝創作異常活躍，涌現了包括姜戎、陳應松、葉廣芩、胡發云、哲夫、郭雪波、阿來、李青松、陳桂棣、徐剛、莫言、賈平凹、張煒、李松濤等著名作家在內的一支實力雄厚、生態意識明顯的創作隊伍，也奉獻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態文藝作品，其中像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圖騰》（2004）和阿來《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與此同時，生態文藝批評也呈現出異常繁榮的發展態勢，生態批評隊伍日趨壯大，生態批評研究日趨深入。在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經之、王先霈、王寧等知名學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諾、趙白生、宋麗麗、劉蓓、彭松喬、蓋光、陳劍瀾、韋清琦等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人積極參與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正在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其中像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2000）、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2000）、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2003）等論著，從某種意義來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毋庸諱言，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態批評的啟發而產生的。所以，以介紹西方生態批評為己任的“譯介式”生態批評無可爭辯地獲得了話語優先權，像王諾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朱新福的《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述略》、梁坤的《當代俄語生態哲學與生態文學中的末世論傾向》、劉蓓的《生態批評研究考評》等論文，宋麗麗直接與西方生態批評家對話的文章，特別是王諾的西方生態批評專著《歐美生態文學》（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態批評研究成果。不僅如此，從事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特別注重對西方生態文藝創作和生態文藝批評的推介，如《世界文學》2003年第3期，有一輯就是“美國生態文學小輯”；清華大學出版的《新文學史》叢刊就設有“生態批評”專欄，選載英美生態批評譯文。這些有關西方生態批評的研究和介紹，為中國21世紀生態批評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而中國本土生態批評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從最近幾年的生態批評研究來看，以中國本土具有生態意蘊的文學文本和理論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章與著作正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并且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越來越趨向年輕化。這其中既有錢中文、陸貴山、童慶炳、李衍柱等學術前輩的有意介入和推動，也有陳炎、王德勝、張皓、黃秉生、彭松喬等學人的著意建構，還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生的積極參與，目前已經取得了一批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張皓主編的國內第一套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2）、彭松喬最近推出的《生態視野與民族情懷——生態美理論及生態批評論稿》（2006）以及以黃秉生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廣西民族大學文藝學學科對民族生態美學與民族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尤為值得關注。無論是側重于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是側重于中國本土生態批評建構的學者，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長補短，這無疑為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發展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

其三，它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在生態文藝批評的首倡者魯樞元、曾繁仁等學者的引導與規范下，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的話語形態真正體現了多元共生的生態精神。有人曾經在《文藝報》上撰文專門論述生態文藝批評的多元話語形態，將之概括為“宏闊的、開拓建設的生態批評觀”，“激進的、生態主義的文學批評觀”，“溫和的、以人為本的生態批評觀”，“低調的、要求學理化的生態批評觀”，“寬容的、主張多元化的生態批評觀”等五種基本形態。雖然這種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生態文藝批評實際，但是說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已經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則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態批評聲音十分強勁，同時邊緣的生態批評聲音也頗具特色。正因為如此，每一次生態文藝批評會議的召開總是予人以和諧、進步的積極效應。以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東青島舉辦的“人與自然：當代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美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例，會議吸引了國內外180多位學者與會，收到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并分為“中國當下的生態文學與生態美學研究態勢”、“西方的生態批評與環境美學”、“東方生態智慧和生態文化”、“生態倫理與生態美學”四個論題展開研討。盡管研討會上大家的觀點有很大不同，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但由于主辦者及在場學術前輩秉持多元話語共生的學術胸懷，會議開得十分圓滿，達到了團結廣大學人，推進生態文藝批評研究和生態美學研究的預期目的。

當歷史進入21世紀，隨著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和實踐，和諧社會的建設和推進，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相當活躍、收獲頗豐。科學發展觀與和諧文化建設、唯物史觀與當前文藝創作、文化研究、生態文藝批評、網絡文學及其理論發展、關于底層文學的理論探討都是近5年來提出并取得很大進展的一些文藝理論問題。現就一些比較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做一疏理，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編者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生產力空前提高和社會經濟總量迅猛增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類在改造自然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遇到了諸如人口失控、環境污染、糧食短缺、能源枯竭等嚴重的生態危機。人們不無遺憾地深切感到，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幾乎是同源、同步地降臨到人間，人們往往尚未來得及享受和品味現代化的成果，就頻頻陷于惡劣環境的困擾與折磨之中。更為嚴峻的是，當今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僅表現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失衡，而且也擴展為新的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如何開辟一條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已經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關切。以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在21世紀之初就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發展理念，為我們在新世紀新階段破解發展難題，創新發展思路，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開拓了廣闊視野。就此而言，我國方興未艾的生態文藝批評的出場可謂適逢其時，它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的必然表現”。

然則，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現狀如何呢？它在發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也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視域下予以認真總結。

在我看來，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經過了一段短暫時間的“西天取經”之后，目前正處在良好的文藝生態過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創作與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我們知道，文藝批評固然具有超前引導文藝創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礎仍然有賴于文藝創作本身的發展，缺乏豐富文藝作品支撐的文藝批評只能是胡說八道。從這一點來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始終是與生態文藝創作齊頭并進的，已經初步生成了創作和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生態文藝創作異常活躍，涌現了包括姜戎、陳應松、葉廣芩、胡發云、哲夫、郭雪波、阿來、李青松、陳桂棣、徐剛、莫言、賈平凹、張煒、李松濤等著名作家在內的一支實力雄厚、生態意識明顯的創作隊伍，也奉獻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態文藝作品，其中像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圖騰》（2004）和阿來《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與此同時，生態文藝批評也呈現出異常繁榮的發展態勢，生態批評隊伍日趨壯大，生態批評研究日趨深入。在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經之、王先霈、王寧等知名學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諾、趙白生、宋麗麗、劉蓓、彭松喬、蓋光、陳劍瀾、韋清琦等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人積極參與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正在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其中像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2000）、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2000）、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2003）等論著，從某種意義來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毋庸諱言，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態批評的啟發而產生的。所以，以介紹西方生態批評為己任的“譯介式”生態批評無可爭辯地獲得了話語優先權，像王諾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朱新福的《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述略》、梁坤的《當代俄語生態哲學與生態文學中的末世論傾向》、劉蓓的《生態批評研究考評》等論文，宋麗麗直接與西方生態批評家對話的文章，特別是王諾的西方生態批評專著《歐美生態文學》（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態批評研究成果。不僅如此，從事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特別注重對西方生態文藝創作和生態文藝批評的推介，如《世界文學》2003年第3期，有一輯就是“美國生態文學小輯”；清華大學出版的《新文學史》叢刊就設有“生態批評”專欄，選載英美生態批評譯文。這些有關西方生態批評的研究和介紹，為中國21世紀生態批評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而中國本土生態批評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從最近幾年的生態批評研究來看，以中國本土具有生態意蘊的文學文本和理論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章與著作正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并且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越來越趨向年輕化。這其中既有錢中文、陸貴山、童慶炳、李衍柱等學術前輩的有意介入和推動，也有陳炎、王德勝、張皓、黃秉生、彭松喬等學人的著意建構，還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生的積極參與，目前已經取得了一批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張皓主編的國內第一套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2）、彭松喬最近推出的《生態視野與民族情懷——生態美理論及生態批評論稿》（2006）以及以黃秉生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廣西民族大學文藝學學科對民族生態美學與民族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尤為值得關注。無論是側重于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是側重于中國本土生態批評建構的學者，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長補短，這無疑為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發展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

其三，它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在生態文藝批評的首倡者魯樞元、曾繁仁等學者的引導與規范下，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的話語形態真正體現了多元共生的生態精神。有人曾經在《文藝報》上撰文專門論述生態文藝批評的多元話語形態，將之概括為“宏闊的、開拓建設的生態批評觀”，“激進的、生態主義的文學批評觀”，“溫和的、以人為本的生態批評觀”，“低調的、要求學理化的生態批評觀”，“寬容的、主張多元化的生態批評觀”等五種基本形態。雖然這種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生態文藝批評實際，但是說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已經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則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態批評聲音十分強勁，同時邊緣的生態批評聲音也頗具特色。正因為如此，每一次生態文藝批評會議的召開總是予人以和諧、進步的積極效應。以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東青島舉辦的“人與自然：當代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美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例，會議吸引了國內外180多位學者與會，收到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并分為“中國當下的生態文學與生態美學研究態勢”、“西方的生態批評與環境美學”、“東方生態智慧和生態文化”、“生態倫理與生態美學”四個論題展開研討。盡管研討會上大家的觀點有很大不同，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但由于主辦者及在場學術前輩秉持多元話語共生的學術胸懷，會議開得十分圓滿，達到了團結廣大學人，推進生態文藝批評研究和生態美學研究的預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