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南大學體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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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東南大學體育教育的歷史沿革

在東大籌建時業已議定:南高師自1921年不再招生，待高師學生全部畢業，南高師即與東大合并，停辦高師，專辦大學。因此，在東大剛建立時，高師與東大是不分彼此的，兩校共用一個校園，出現了三四年時間的“一校兩治”的事實。1923年7月3日，東大校長辦公處通告:校行政委員會決議即將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牌撤去;附屬中小學同時改為東南大學附屬中小學，屬東大教育科領導。［2］這也宣告南高師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東大成立時，以高師的四個專修科改歸大學，各本科(文理科諸系)仍由高師辦理。東大四科分別為:教育科、農科、工科和商科，其中教育科是以教育專修科和體育專修科為基礎組成的，下設教育系、心理系和體育系。在南高師與東大合并后，學校實力大增，在原先四科的基礎上，又增設文理科，使學校的學科更加齊全，達到5科27系。美國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會亞洲部主任孟祿博士在考察了中國各主要大學之后，稱贊東大“為中國政府設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現代高等學府”。當時的東大薈集了一大批留學歸來的著名學者，時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14年畢業于金陵大學，赴美留學，獲伊利諾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后師從著名的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獲哥倫比亞大學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憑證。1917年歸國后受聘于南高師，先后擔任教務主任、教務主任等職，后又兼任東大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直至1923年，后由徐養秋繼任。東大的體育系起源于南高師的體育專修科，以培養中等以上各學校體育教員、地方公共體育場體育主任及管理員為宗旨。東大成立之初，學校決定學制由過去的三年增至四年，高等體育教育的學制更加完善，學生的質量也得到了明顯的提高。1922年起開始招收四年制學生，原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夏翔教授就是該屆畢業生。［3］東大的體育系主任由美籍體育學者饒冰斯、麥克樂先后擔任，其中麥克樂對當時學校的體育教育影響最大。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壬戌學制》(即學校系統改革案)，次年全國教育聯合會公布了《新學制課程標準》，正式把“體操科”改為“體育科”，廢除了學校兵操。這次體育課程改革是我國近代體育課程發展過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變革。根據變革的要求和麥克樂等人的努力下，大量的西方競技體育項目進入到東大的體育課程中來，體育課變的生動活潑，自然體育思想在東南大學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體育系的課程設置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包括體育系在內的所有教育科的學生必須共同必修39學分的普通學程，包括英文、國文、生物學、社會學大意等，而且還要共同必修教育通論、教育統計等專修課程。此外，還開設主、輔系學程，其選體育為主系者，須于體育系所開學程中學習67學分。同時，凡教育科學生必須于輔系學程中選20學分［4］。由此可知，當時體育系的課程已經比較全面，課程設置也向科學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此外，學校對體育的硬件設施也非常重視。在經濟條件極其困難的情況下，1923年8月12日，發表《東南大學體育館設備及附設游泳池募捐啟》。在《啟》中說:“我國需要體育亟矣……民力柔靡，國力何恃?今日之青年再無良好之體育訓練則異日之國民即無健全之體格與品性，其關系豈不重乎。本校提倡體育最早，養成體育人才，普及體育學識，亦粗有成效……祗以設備不周，現正建筑一新式體育館……”［5］。可見，學校對體育的重視已到無可復加的程度。在學校和社會各界的努力下，體育館終于建成，滿足了廣大師生對體育運動的需求。

2國立東南大學主要的體育思想

在東大的體育教育中，時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和體育系主任的麥克樂教授的體育思想對東大體育教育的影響最大。他們的體育思想甚至對我國的學校體育乃至中國近代體育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2．1陶行知先生的體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不僅對教育科下的體育系的建設高度重視，其本人的體育思想也非常豐富，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非常重視“三育并重”，并格外重視體育，認為“有識道德而無健全之身軀，則筋骨不能勞，體膚不能餓，心意不能困，咸施夸毗之病夫，又何能運起學識道德，以樹不世之業，而為人類造莫大之福哉”。他在一次報告實施德智體的教育時說:“體育為德智二育基本，沒有體育，德智就無從談起，故教育應以養成堅強之體魄，充實之精神為標準”［6］。他的一些體育思想對后來的學校體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第一，在國家處于危難、人民體質孱弱之時，他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號。他認為，強健的體格應該是人格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要培養健全的人格，就必須要把體格的培養和鍛煉作為重要的內容。他還在《教育的改進》一文中提到，一個完整的人要具備三種要素，其中一個要素就是健康的身體，這樣才能保證我們在物質的環境中站穩腳。他主張“體育注重自強”，學生要養成健康之體魄，形成“健康之堡壘”，健康的體魄是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前提，是中華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象征［7］。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第一”的體育思想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精神。第二，體育與衛生保健相結合，既重視身體鍛煉，又重視衛生保健。他指出:“要用科學的衛生方法，好好的調節自己的身體，不使生病，這就要加強科學衛生教育，懂科學，講衛生……保證健康第一的勝利”。他認為，體育鍛煉可以增強體質，預防疾病，養成科學的衛生習慣也能減少疾病，保持健康，二者缺一不可。第三，“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論的核心內容，他提出“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論中，包含了終身教育的思想，而體育作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也孕育了終身體育的思想。

2．2麥克樂的自然體育思想

麥克樂是哈佛大學體育專科的畢業生，獲美國瑪利阿大學碩士學位，1913年起作為美國基督教青年會體育干事在華傳播西方近代體育，后擔任東大的體育系主任。自1919年，杜威訪華后，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基于實用主義的自然主義體育思想，也被國人所認可、接受。麥氏長期在華講學并推行體育，他將實用主義教育的精神引入體育界，并大肆宣導，對我國自然體育的產生具有直接的影響，成為首度正式將民主思想引入體育領域的人。第一，麥克樂認為體育教學，不僅要重視身體的健康，也要人格的教育，將人格教育的精神融入到體育活動中，并落實于平時生活之中。傳統的體操和兵操過于呆板，應該多從事一些激烈競爭的游戲與運動，這樣可以培養個人的進取精神、創造精神以及民主精神等等。他以身心一元論為基礎，指出體育教育不應該偏重身體或精神任何一個方面，而應該向“三育”的目標前進。第二，麥克樂受自然主義思想的“以兒童為本位”的教育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學校體育應該以學生為主體，所有的教學活動都應該以學生為出發點和歸宿點。體育課程的設計必須要考慮到學生的性格特點和興趣愛好，要以學生的心理和生理發展規律為依據，并使學生自主操控及自由發揮有一定的空間。麥氏的自然體育精神在學生本位的基礎之上，他認為應該打破傳統的體操和兵操式體育課，把“興趣”納入到影響體育教學效果的因素之中。體育教學內容和教材的選取，教學方法的采用，都應該重視學生的興趣。否則，即便是教學內容和方法從生理學的角度很有價值，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教學內容和方法的選擇也要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研究。第三，適應社會生活是麥氏自然體育思想的另一主張。他認為學校體育所發揮的功能不但要適應個人，同時還要適應社會，學校體育必須和現實的社會生活集結在一起，以求適應真正生活上的需求［8］。

3國立東南大學體育教育對中國近代體育的貢獻

3．1提出了“健康第一”的體育思想，“生活教育”觀已深入人心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號，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的體育思想起源于美國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并很好的與當時的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自然體育思想。他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時隔近百年之后，“健康第一”的思想成為了我國學校體育的指導思想。雖然當時健康的含義與當今的健康的含義不盡相同，但是在那個時代能提出這樣的觀點，其先進性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上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對后來的教育乃至學校體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首都經貿大學長城旅游學院“以體育課程改革為龍頭，全面開展學院的教學改革”。該學院用一個“拓展運動會”來說明、展示和詮釋這一觀點，并在運動會上提出了一個“標語口號”系列，其中在主席臺北側的標語就是“給生活以體育，用生活來體育，為生活向上而體育”［9］，這很明顯就是將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具體化。不可否認，陶先生為我國近代學校體育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3．2推動體育的科學研究，開啟體育學術化風氣

麥克樂在華期間，一方面通過體育教學和譯著體育書籍來介紹西方的體育科學理論，另一方面還進行了許多體育科學研究工作。他編寫的《體操釋名》，第一次基本規范和統一了我國近代的體育術語，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部體育專門用語書。麥氏還編著、翻譯了一些體育教科書等，如《田競賽運動》、《籃球》、《體育教育系統之基礎》等，在當時我國的體育科學研究發展非常落后，文獻量非常少，填補了我國體育科學研究的許多空白，而這些著作也都作為當時的體育教科書或體育教師的參考用書。此外，麥克樂于1922年還在中國創辦了《體育季刊》，由東大體育系刊社負責編輯發行，實際主持編輯人員為麥克樂，后來該期刊更名為《體育與衛生》［10］。麥氏還指出，體育科學研究應該在體育的實踐中進行，而不只是注重書面上，要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體育與衛生教育方法。其方法就是不憑空推理與猜測，而是要反復“憑實地研究”［11］。在麥克樂的研究中，影響和成就最大的就是人體測量方面的研究。1921年他編制“競技運動能力檢驗之用途及其分數表”、“體育審定標準”、“運動技術標準”、“體重與體高和胸圍的對照表”、“測量肺部的研究”、“檢查身體方法”等。1924年，他指導東南大學師生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人體測定和身體檢查、對少數運動項目的研究、精確研究運動的測量標準等。麥克樂本人的大量研究和他所指導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我國體育的科學的發展，開創了我國體育學術的新局面。陶行知先生曾在民國十三年《中國教育狀況》一文中對麥克樂如此評價:“由麥克樂教授指導的大量研究，或許是今年進行過的最重要的研究”［11］。

3．3促進體育運動在中國的普及

麥克樂認為，民主國家的主權是屬于國民的，體育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權利，體育不分貧富貴賤，要提倡全民體育。麥氏極力反對二十年代在學校體育中普遍存在的“選手運動”傾向。他認為，“若一個學校之內只有選手運動，而無全校普及運動，就難以培養學生的德謨拉克西(民主)精神。1921年4月30日，中華業余聯合運動聯合會于北京青年會正式成立。麥氏在擔任中華業余聯合會書記期間，即呼吁成立地方體育聯合會。同時為了幫助地方體育聯合會的成立，他還帶領大家借鑒參考國外體育聯合會的成立和發展情況。在麥氏等人的努力下，我國各項運動競賽活動漸次推展，同時各種體育團體相繼成立。麥克樂普及體育運動的思想以資產階級“平等、民主”為基礎，推動體育運動的普及和全民化，把從事體育運動提高到了民眾權利的高度，這客觀上與我國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聯系在一起［8］。

3．4為我國培育了大批優秀體育人才

東大體育系非常重視體育專業學生的培養質量。為加強師資力量建設，不僅引進饒冰斯、麥克樂等外籍體育教授，而且還派中國教員到國外進修，如曾派盧頌恩到美國春田大學進行學習。在大學成立之初，學校決定學制由過去的三年增至四年，高等體育教育的學制更加完善，學生的質量也得到了明顯的提高。麥克樂對體育人才的培養更是不遺余力。為了普及體育運動，他積極推行體育干事訓練班，借以培養急需的社會體育人才。如，他曾參與舉辦了江蘇省的六十余縣的公共體育場干事訓練班。他在東南大學任主任期間，培養了大量的體育工作者和學生，他們中有許多對我國的體育教育和運動界的發展頗有貢獻，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郝更生、袁敦禮、吳蘊瑞、程登科、周伯平等［10］。

4結語

國立東南大學的體育教育在我國的學校體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它成長的歷程中，孕育了豐富的體育思想，并推動了體育的科學研究，促進了體育運動在中國的普及，同時也為中國培養出了一批影響中國近代體育發展的杰出體育人才。可以說國立東南大學的體育教育為中國近代體育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常杰1劉鵬2朱永軍1工作單位：1．德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體育系2．山東省體育科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