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盈余操縱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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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盈余操縱的動機

1、獲得融資資格

企業上市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從證券市場上籌集到大量的資金，許多企業發行股票和股票上市的愿望十分強烈。根據有關證券法規的規定，發行和上市股票的公司必須具備三年盈利的條件，于是一些本不符上市條件的企業，為了能上市，采用各種手段進行盈余操縱，甚至造假：股票已上市的公司可以通過配股或增發新股在證券市場進行再融資。由于在我國資本市場中，股東對上市公司經理層的約束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上市公司沒有分紅派現的壓力，股權融資成本較低，配股或增發新股的意愿也十分強烈。但根據有關法規的規定，上市公司配股，在其申請配股的前三個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屬于能源、原材料、基礎設施類的公司可以略低，但也不得低于9%；上述指標計算期間內任何一年的凈資產收益率不得低于6%。在這種約束條件下，一些經營業績較差的上市公司就想方設法進行盈余操縱，以抬高凈資產收益率。尤其是那些前兩年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已達到10%的公司，如果第三年凈資產收益率達不到10%，則前功盡棄，于是在配股或增發新股動機的驅駛下，更會采取各種手段操縱盈余，以期獲得配股資格。我國上市公司股權集中，控股股東能從上市公司獲得大量的資金。當上市公司連續三年未能配股或增發新股融資時，控股股東往往具有很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

2、提高新股發行或配股價格。

上市公司發行新股的最直接目的就是大限度地從證券市場籌集到資金。公司所能夠募集資金的數額取決于股票發行數量和每股發行價格兩個因素。由于我國對上市公司發行股票的數量有額度限制，在有限的額度內要獲得最大限度的資金量，只有提高股票的發行價格。股票發行價格等于每股收益乘以市盈率，而市盈率的大小受到政府的管制，所以每股收益的大小就成為上市公司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多少的決定因素。因此，上市公司都有意提高每股收益，一些券商為了爭取到公司的承銷資格，承諾幫助公司進行利潤包裝，在公司業績不佳的情況下，為了募集更多的資金，就產生了進行利潤操縱的動機。此類問題在配股過程中同樣存在。配股價格一般按該上市公司股票一定期間市場收盤價平均數的一定比例進行確定。為了盡可能以較高的價格進行配股，上市公司往往配合莊家推高股價或將股價維持在較高的位置，但股價需有業績支撐，因此，需配股的上市公司往往會通過盈余操縱來提高公司業績。

3、二級市場炒作（操縱股價）

企業股票上市后，為維持股價或為使股票價格能達到預期的波動，常利用不實的財務報表，以達到目的。股票價格預期的波動也可能是蓄意地使股價作暫時的下跌，以便操縱者得以廉價購進股票，以取得更大的控制權或待價而沽。

4、扭虧為盈，改善公司在二級市場的形象或避免處罰

公司上市對于企業的另一個影響就是提高公司的知名度，許多公司在上市以前默默無聞，無人知曉，但上市之后卻成為證券市場上投資者關注的熱點。企業的知名度大幅提高，作為企業的大股東和經營者的聲譽，能力也和上市公司的形象聯系在一起，控股股東與管理者的形象往往與上市公司的形象俱榮俱損。如果上市公司業績不佳甚至虧損，公司的股票就會進入“垃圾股”的行列，公司的形象也隨之受損。更為重要的是，我國證券市場實行的“特別處理”和“摘牌”制度更是給上市公司敲響了警鐘，形成巨大的壓力。按照我國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如果上市公司連續兩年虧損或當年每股凈資產低于面值，就要被實施有別于其他股票的交易制度，在股票名稱之前冠以"ST"符號以示區別；如果連續三年虧損，上市公司股票將被終止上市，即被“摘牌退市”。為了避免公司股票被戴上ST，一些公司會竭力操縱粉飾其經營業績，盡可能避免連續虧損情況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市場上出現的上一年巨額虧損，第二年扭虧，第三年又虧損等奇怪現象就不足為奇了。有些上市公司如果已被帶上ST帽子，為了不被退市，這些帶帽公司一般都表現出強烈扭虧為盈的欲望以達到摘帽的目的。如果正常的經營不能保證上市公司擺脫困境，相關的利益關系人必然會進行利潤操縱借以扭虧。

二、上市公司盈余操縱的手段

盈余操縱手段可分為會計方法和非會計方法。會計方法主要包括巧用會計政策，非會計方法主要包括關聯交易、改變交易方式和時間、地方政府支持等。

1、巧用會計政策

巧用會計政策是最常見也是最原始的盈余操縱方法。發出存貨的計價方法，固定資產的折舊方法、壞賬的核算方法、長期投資的核算方法、無形資產的核算方法、產品開發費的核算方法、職工保險金的核算方法等的選用及變更均會對會計利潤數額產生一定影響。會計方法的變更除由于會計準則變遷、采用新方法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等正當理由外，往往是為了操縱利潤，盡管會計政策的變更為會計準則所允許，但通過會計政策的變更來操縱利潤的行為容易被審計人員甚至公眾識別，且效果有限，因此，利用這類方法進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較少。

通過各類準備金的計提和沖回是上市公司調節損益的一種重要方法。目前，要求提取減值準備的資產有應收賬款、存貨、長短期投資，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依照現行會計制度，上市公司在各項準備的計提和轉回方面，具有很大的自我調節余地。這就給上市公司機會利用有關準備的計提和轉回來大幅地調節損益。尤其是有些上市在虧損年度，集中巨額地計提各項準備，當年大虧一把，使企業輕裝上陣，為下年度扭虧為盈作好準備，如某家電上市公司2001年年報巨虧七億多元，其中就含有計提的大額準備，但2002年第一季度則扭虧為盈。另外，由于會計制度對企業固定資產大修理費用可以采用預提或待攤的方式處理，而固定資產大修理的時間及金額均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企業利用固定資產大修理費用來調節利潤就具有較大的彈性。有些上市公司尤其是制造類上市公司，把固定資產大修理費用的預提和沖回或待攤掛賬作為調控損益的一種方法。

2、關聯交易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的股份不能全流通，股權較集中，上市公司利用關聯交易進行盈余操縱是最常用的手法。據蔣義宏對上市公司經理進行調查，利用關聯交易進行盈余操縱的支持率達55.56%（《證券市場導報》，2001.3），另據對滬深兩市2000年的1018家上市公司統計，發生了各類關聯交易行為的有949家，所占比例高達93.2%。其中，有488家上市公司向其關聯方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涉及總金額達1217.58億元。在資本經營活動發生了關聯交易的上市公司214家。另有844家上市公司與關聯方存在應收應付款的結算余額，上市公司關聯應收款總額達828億元，關聯應付款總額為237億元。可見，我國上市公司的關聯交易比較泛濫，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及財務成果影響較明顯。

通過近幾年的演化，現在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手段主要包括：資產置換、股權轉讓、托管經營、內部轉移定價、出售無形資產、甚至還有“無償贈予”等。

3、改變交易方式和時間

通過改變交易方式和時間來操縱盈余的做法在上市公司不斷花樣翻新。一些對外投資較多的上市公司，視被投資企業的盈虧狀況來調節持股比例，以改變對外投資的核算方法，達到操縱盈余的目的。對于盈利狀況較大的子公司，如持股比例在20%以下，上市公司一般會尋求提持股比例至20%以上，從而改用權益法核算，以增加當期收益；對于連年虧損的子公司，上市公司一般會將持股比例減至20%以下，從而改用成本法核算，以暫時隱藏該項虧損；有的上市公司年末超負荷接受訂單，盡可能多發貨物，向顧客提供特殊信用條件以盡可能提前實現銷售收入；有的上市公司借助與第三方簽定“賣斷”收益權的協議，提前確認收入；另外有些廣告費較大的上市公司，采用上年度預付或下年度后付的方式來操縱盈余等等。

4、地方政府支持

地方政府給當地上市公司“業績”援助，是我國上市公司進行盈余操縱的一種特殊現象。從地方利益看，利用上市公司募集資金對推動地方經濟作用很大。一個地區上市公司的的指標很緊，殼資源十分珍貴。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不忍上市指標作廢或失去寶貴的已上市資格，便不惜向本地區上市公司進行援助，給予政策上的扶植。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援助就成為許多上市公司操縱盈余的重要手段。比如，地方政府為扶持上市公司，越權給上市公司減免所得稅和增值稅的退稅；在上市公司業績不理想的情況下，為確保上市公司的利潤，使其達到二級市場上籌資的要求，地方政府往往會直接為上市公司提供財政補貼，有的補貼數額很大，顯然是“業績不夠，補貼來湊”。許多上市公司的補貼收入在利潤表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此外，地方政府通過金融機構對上市公司拖欠的利息予以核銷減免，也是地方政府援助上市公司的一種重要形式。據統計，1997-1999年度實際應稅稅率為15%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85%（含約15%因先征后返而實際享受15%稅率的公司）。這些實際征收15%稅率的公司除了部分按照稅法規定可以實行優惠稅率的公司外，許多是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實行15%實際應稅稅率或先按33%稅率計征所得稅再將超出15%的部分返還。更有約3%強的公司享受零稅率待遇。1999年，有超過54%的上市公司獲得政府各種形式的補貼。

三、減少上市公司盈余操縱的對策

盈余操縱是一種機會主義行為，它的存在與市場效率、會計制度建設、對公司的考核評價方式、公司治理結構以及公司的外部監督密切相關。要減少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縱行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提高證券市場的有效性。二十世紀60年代西方學者Pama提出有效市場理論，并將有效市場劃分為弱式、半強式和強式市場。公司管理當局盈余操縱的最大受害者是公司外部利益相關者，如果所有的外部利益相關者都是理性的，并且具有了辨析財務報告及附注的能力和知識，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取信于外部相關利益者，公司管理當局就會減少盈余操縱。

2、完善會計準則與方法。會計準則的制訂和規劃，應具有超前性，對未來經濟行為的創新和會計環境的變化有較科學的分析和預測，盡量避免會計處理中“無法可依”的現象出現。參照國際會計慣例的發展趨勢，盡量減少會計準則（制度）中可選擇的會計程序和會計方法，以縮小會計選擇的范圍，降低因會計程序和方法的多種選擇性而造成的盈余操縱問題。

3、改進對公司的考核評價方式。首先，考核公司盈利能力和經營成果應以營業利潤為主，而不是凈利潤或利潤總額，盡管對營業利潤也會加以操縱，但相對而言，該指標較凈利潤和利潤總額要實在得多。目前，計算各種利潤率指標以及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等，大都選用凈利潤和利潤總額，營業利潤往往被冷落。從構成上看，利潤總額和凈利潤除受營業利潤影響外，還受投資收益、補貼收入、營業外收支凈額、所得稅等多種因素影響，而后幾項正是上市公司操縱盈余的主要渠道。筆者認為，營業利潤受非正常因素影響小，用它取代凈利潤，計算出的凈資產收益率或每股收益等，更能準確反映公司的收益水平。一些上市公司營業利潤很低，甚至虧損，但凈利潤卻很高，可能這些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較高，但這些公司不具有成長性和發展潛力。如果避開受投資收益、補貼收入、非經營性損益及所得稅率影響的凈利潤指標，將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盈余操縱的行為。其次，應削弱凈資產收益率指標的地位，用一個指標體系取代單一的凈資產收益率指標評價公司的收益水平。如前所述，凈資產收益率指標極易被粉飾，以該指標決定上市公司能否配股或增發新股，顯然是不科學的。筆者建議，建立一個指標體系，綜合考核上市公司的質量。如設總資產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每股凈資產、每股現金流量等指標，彌補凈資產收益率指標的不足。在上述指標群中，每股現金流量是極其重要的指標，該指標可以揭示企業盈利能力質量的高低，是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的重要補充指標。每股現金流量越高，說明凈收益的收現能力強，盈余能力的質量高，也證明公司資產流動性好，營運能力強。證券監管部門通過對上市公司現金流量分析，判斷其是否需要配股，以避免把凈資產收益率作為唯一評判標準而形成的上市公司通過操縱盈余虛增凈資產收益率的弊端，從而有效抑制上市公司操縱經營業績的行為。

4、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缺陷明顯，股權高度集中，一股獨大，造成上市公司沒有分紅派現壓力，股權融資成本極低，配股和增發新股的意愿十分強烈。不斷從證券市場上進行再融資，是上市公司操縱盈余的主要動機。因此，解決一股獨大，提高股權融資成本，降低上市公司在二級市場再融資的欲望，是減少公司盈余操縱的關鍵所在。另外，改善注冊會計師的審計關系，加強外部審計的獨立性，是抑制上市公司盈余操縱的重要途徑，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與經理層（管理層）重疊，董事會及監事會功能弱化，內部人控制嚴重，公司經理人實際上集公司決策、管理、監督大權于一身，造成公司經營信息不透明。公司治理結構呈現以“經理為中心”的模式。在以“經理為中心”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下，注冊會計師審計關系受到極大影響。在審計委托人、被審計人與審計機構三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中，公司經營管理層實際上由被審計人變成了審計委托人，即由公司經理層聘請審計機構來審計自己，并且審計費用等事項由公司經理層決定。這種由被委托人監督委托人的程序，從根本上破壞了審計關系中的平衡關系。審計機構在與上市公司的“搏奕”中處于明顯的被動地位，難以保證審計的獨立性。有的會計師事務所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謀求自身利益，遷就上市公司，默認其會計操縱行為，甚至與之共謀“作假”。為了改善注冊會計師審計關系，提高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獨立性，應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制度建設，建立合理的以董事會為中心的公司治理結構。筆者建議，借鑒國際經驗，在我國上市公司引入審計委員會制度。建立和保持一個完全獨立于公司管理層并不受其他關系牽連、能獨立進行判斷的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履行選擇、聘用和解聘外部審計機構的職能，并有權與外部審計人員討論審計計劃和審計結果、有關會計和內部控制等事項，以大大增強外部審計的獨立性。

【參考文獻】

1、陳小悅、肖星、過曉艷《配股權與利潤操縱》，《經濟研究》，2001.1。>2、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論及其研究評述》，《會計研究》，2000,9。

3、儲一昀、王安武《上市公司盈利質量分析》，《會計研究》，2000.9。

4、李金泉《公司治理結構與注冊會計師審計關系》，《廣西會計》，2002.2。

5、1997-2001年的《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

二、金融體制改革滯后與證券市場國際化的矛盾

（一）商業銀行主導的融資模式與證券市場國際化要求之間的矛盾

1.金融領域的現有融資模式仍以商業銀行融資為絕對主導地位。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證券市場融資已獲得廣泛認可并有較為充分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證券市場國際化的一個首要要求就應該是國內證券市場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從而實現證券市場融資與商業銀行融資兩種方式的協調發展，但目前在我國金融領域中商業銀行屬于絕對主導的融資模式，與證券市場國際化的要求還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首先，從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情況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基本都是通過商業銀行儲蓄存款的大幅增長體現的。1994年城鄉、城鎮和農戶儲蓄中定期存款所占的比例分別為78.2%、78.0%、79.1%，直到1999年上述比例仍沒有明顯變化，分別為75.4%、74.5%、79.4%，表明居民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基本上被用于純粹儲蓄，收益表現自然為單純的利息收入，只有極少部分由儲蓄轉化為投資，重新進入物質財富的創造過程。一項統計表明，居民儲蓄中用于證券投資的比例平均僅為3.7%左右，這一比例顯然是非常低的。

其次，從企業融資的角度看，“過度銀行化”現象十分突出。由于我國在經濟上屬于后發展國家；強大的外部壓力（短期內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使其不愿通過慢慢集聚資本來實現工業化，而是采取政府干預下由銀行推動的工業化模式。這一模式中，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促進工業發展的工具，而不是一種旨在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門中去的金融中介。換句話說，就是銀行信貸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舉足輕重，商業銀行融資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出現了經濟發展過度依賴銀行的“過度銀行化”現象。自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以來，證券市場融資方式逐步得到重視，但從目前我國企業融資構成來看，銀行貸款仍占有絕對主導地位。

2.證券市場融資和商業銀行融資發展不協調，不符合證券市場的國際化要求。我國目前的融資體制仍然以商業銀行為主導，而證券市場的發展則相對滯后。這種融資體制下，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政府控制下的銀企關系背離市場運行規律，一方面，由于市場信號扭曲導致金融中介資源配置功能的紊亂，另一方面，由于企業行為缺乏約束出現巨額的銀行壞賬。

（二）金融監管不完善與國際資本流動產生的金融風險之間的矛盾

1.金融監管不完善下的金融開放具有很大的金融風險。金融運行是經濟運行的綜合反映，金融改革是前沿，只有在金融安全基礎上的證券市場開放才是真正有效的對外開放，如果在金融不安全基礎上進行證券市場開放，不僅是無效的，而且會加劇金融的動蕩。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這些國家在金融監管制度尚未健全的條件下，盲目地過度開放證券市場，導致事前盲目的金融擴張和事后資金的大規模抽逃，從而引發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2.我國目前金融監管模式具有明顯的剛性特征，尚無法有效控制國際金融風險。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基本上是以嚴格管制為主要特點（資本賬戶不可自由兌換），以本國市場為監管對象，以手工操作為基本手段，這種監管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日新月異的金融發展趨勢。在這種金融監管水平下，開放證券市場的風險是難以估量的。既然風險是客觀存在的，那么我們就不能回避它，而應當勇敢的挑戰風險。因為任何想要“堵”風險的企圖都是危險的，它一方面制約了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又沒有起到一個有效的監管作用，而且風險掩蓋到一定程度可能會以一種更為強烈的形式爆發，從而引起大規模的危機。由此可見，在證券市場開放之前，努力提高我國金融監管的水平，增強我國金融市場的抗風險能力才是明智之舉。

（三）金融調控手段單一與國際金融市場自由化之間的矛盾

1.我國目前的金融調控手段仍具有明顯的行政化特征。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使市場經濟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展，但金融領域的改革進度和市場化程度明顯滯后于企業改革和市場經濟中的其他生產要素改革。

首先，在金融調控方式上，仍然延續以往的直接調控思路，調控手段行政化特點突出。我國由于長期以來一直習慣計劃調控手段的運用，如信貸規模限制、信貸總量、結構管制等，對經濟、貨幣供求的調控不是充分運用市場化手段而是采取強硬的行政命令手段，這對習慣于在市場化環境下運作的國外資本來說是難以適應的，必將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

其次，作為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載體——國債市場，發展嚴重滯后，遠遠沒有形成像國外一樣標準化、有序化、經常化的發行機制，而且截至目前我國發行國債的基本動因還只是彌補財政赤字，其調控功能完全沒有得到發揮，在國債利率、期限結構、發行手段和流通等各方面與標準化的調控工具都相差甚遠。

最后，利率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都是作為貨幣政策作用的中間目標，是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對象。在我國，人民銀行目前并不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來調控利率，而是直接制定利率，這不僅說明中國目前的利率不是市場利率，只是一種行政性利率，是一種外生變量，也決定了這種利率與經濟的相關性較差，對經濟行為的調節效應微弱。投資者希望通過把握利率的變化來洞察經濟波動的規律，做出正確的決策、或者是貨幣當局希望通過利率的變化來調整投資者的行為，都是難以有效實現的。

2.行政化的調控手段顯然無法適應國際證券市場的金融自由化傾向。一國證券市場對外開放的根本保證必要條件之一就是金融市場自由化、金融調控手段市場化。沒有這一基本條件，則必將大大削弱本國證券市場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因為資本是具有最強烈逐利性的事物，在利益機制的驅動下，國際資本對處于金融壓制中的國家往往是不感興趣的。

（四）外匯管制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之間的矛盾

事實上，從金融體系各部分的內在聯系看，一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過程就是一國匯率制度不斷放松乃至取消的過程，可以說，外匯管制程度將直接決定一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進程。證券市場國際化屬于以證券為媒介的國際間資本流動，這種流動必然會受到不同幣種的兌換制度和出入境制度的影響，如果貨幣交易實行比較嚴格的管制政策，匯率決定機制非市場化，本外幣出入境不自由，投資者參與投資的證券資產流動性和收益性就無法保證，將直接影響到國際資本的交易是否通暢、便捷。因此，境外投資者在進行跨國投資時，會對該外匯體制十分關注。

總之，從短期看，外匯管制有利于保護我國證券市場免受國際游資的沖擊，但從長期看，如果不把握時機進行改革，強化我們在經濟、市場和監管等方面的市場化建設，必將成為限制我國證券市場融入全球市場體系的障礙。可以說，中國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目前與人民幣完全實行可自由兌換的時機以及對資本賬戶放松管制的進度有著直接密切的聯系。

三、證券市場發展不成熟與證券市場國際化的矛盾

（一）證券市場規模偏小，很難滿足國際資本的流動性要求

無論從股票市場總規模、上市公司數量還是交易金額來看，我們與世界發達國家的交易所相比都存在明顯的差距：滬深兩市相加的股票總市值也只相當于紐約證券交易所的5.25%左右，如果進一步扣除我國證券市場中的非流通股權的話，市場規模差距將更為明顯；但與此同時，上市公司家數已經達到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44%。由此可見，我國上市公司的規模與國際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規模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而具有穩定增長特征的大型藍籌股恰恰是許多機構投資者青睞的投資品種。當然，如果以衡量一國證券市場發達程度的證券化率來看，與許多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證券市場未來的發展空間將更加巨大，而我國宏觀經濟在過去的10年中始終保持了高速、穩健的增長，將給未來證券市場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也必將對國際資本通過證券市場分享我國經濟增長成果產生極大的吸引力，但規模巨大的國際資本一旦形成對我國證券市場的良好預期，也將對我國證券市場形成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二）股權結構不合理，流動性低且集中度高，缺乏對國際資本正常流入的吸引力

證券市場最大的特點是充分體現資本的意志，對于許多中小投資者而言主要是行使其“用腳投票”的權利，對于許多資金規模很大的機構投資者而言就不僅局限于此，他們對于股份公司包括股權結構在內的基本情況更為關心，而且包括在一些公司重大經營決策以及保護自身投資安全等方面能否真正行使一個股東的權利和義務，而保證這一權利的基礎就是需要一個合理的股權結構基礎之上的法人治理結構。從中石化在海外市場上市的過程和國外成熟機構投資者評價上市公司的眼光來看，他們不僅僅關心企業所處行業的成長性或壟斷性，而且對企業的管理層、股權結構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給予充分的重視和考慮。但就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來看，非流通的國有股在整個市場中處于絕對控股地位，“一股獨大”且治理結構存在缺陷，將極大地限制了非國有股東的意志。

應該說，國有股減持政策的醞釀和出臺，正是為了改善目前上市公司股權低流動性缺陷，可以肯定，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股權結構的流動性缺陷必將得到逐步改善，但從截止2000年6月29日滬深證券市場規模來看，總股數為3943.61億股，總市值為53630.58億元，其中非流通股比例高達65.04%，這種低流動性的股權結構至少短期內難以得到根本改善。國有股權及法人股權的非流通性，降低了我國證券市場整體的流動性，造成了國有股權及法人股權交易的封閉性，但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非流通股權在整個證券市場中占有絕對的控股地位，形成特殊的不合理的法人治理結構。截止1998年底，我國境內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所持股本占總股本的平均比例為45.33%，前三大股東、前五大股東以及前十大股東的平均持股比例為57.35%、59.66%和62.75%。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上市公司前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在50%-80%之間最為密集，平均為58.97%，這一指標比美國高50%，比日本高25%以上，比股權集中度較高的德國還高17%左右。

最新的研究表明，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是導致我國上市公司經營業績低下的主要原因，而且從國內外的眾多數據來看，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好壞與股權分散程度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股權集中度在40%以下時，業績存在穩步提高的趨勢，如果一旦超過40%后，業績出現明顯的下滑跡象。因此，降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提高股權的流動性，真正發揮外部監管機制的有效性，才有望逐步改善目前上市公司業績不佳和股權流動性低的現狀，才能增強對國際長期資本的吸引力。

（三）股價總水平存在相當多泡沫，高股價、高換手率的市場特征與國際長期資本的偏好存在一定矛盾

資本的本質是逐利性，任何國際資本的流動都是基于一種尋求獲利空間或回避風險的考慮，因此，證券市場對國際資本吸引力的強弱總是與自身的投資或投機價值密切相關的，這既是美國經濟穩定增長背景下其證券市場獲得全球資本追逐的根本原因，也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的關鍵原因。而以我國證券市場目前的投資價值來看，與發達國家相比，過高的市盈率水平顯然難以對國際資本形成強有力的吸引。相反，如果國際資本涌入是基于我們自身的監管或體制缺陷原因的話，其必然是一種加劇金融風險的短期資本，對當前的投機氣氛將起到推波助瀾的負作用，屆時極有可能對我國證券市場以及整個經濟發展帶來極強的傷害。

首先，以市盈率指標衡量，我國滬深兩市的整體價格水平明顯高于世界主要交易所的價格水平，雖然從我國證券市場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來看，市盈率高于發達國家也有其合理之處，但問題的關鍵是：到目前為止，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突出特征是股價結構無法準確反映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一方面經營業績滑坡的上市公司不斷增多，而絕大多數公司的股價依然保持著相當高的市盈率水平，甚至還存在一些經營虧損而繼續以較高價格維持交易活躍的上市公司；另一方面許多資產規模（更準確的說是股本規模）較大、經營業績穩定而優良的上市公司，始終處于低于市場平均市盈率水平的區域；還有一些上市公司雖然能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保持業績的高速增長，但上漲更為快速的股價表現依然無法僅僅從業績增長獲得合理的解釋。這種不合理的股價結構對于關注長期穩定收益的國際長期資本而言，顯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對于國際短期資本而言或許存在一定吸引力，但與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根本目標卻差之甚遠。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以年換手率衡量我國證券市場活躍程度的話，要遠遠高于世界上任何一個交易所，包括被認為代表新經濟的最活躍的NASDAQ交易市場，而與高換手率相伴而生的就是整個市場的波動幅度偏高、波動周期偏短的市場特征。應該說，交易的活躍和波動幅度的偏高對于尋求短期獲利機會的短期國際流動資本而言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但與證券市場國際化真正希望吸引的長期國際資本的偏好則存在較大差距，因為他們并不期望通過頻繁的交易來實現自己的盈利預期，也不希望通過把握市場短期波動機會實現自身的盈利預期，而是追求通過長期投資來實現穩定的投資回報。但是，換手率的降低和波動周期的延長需要整個證券市場投資理念的逐步轉變，而長期投資理念的培育既能延長各類投資者的持股期，也可以逐步改變目前我國多數投資者的擇股標準，使股價水平和結構進一步趨于理性和合理。

（四）證券市場體系不健全、交易品種單一，無法滿足不同層次和不同風險要求的國際資本需要，也無法有效分散潛在的金融風險

1.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發展狀況與國際證券市場存在相悖現象。事實上，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是一個完善的證券市場體系的兩大支柱，從全球證券市場一體化的進程來看，債券市場也始終是一個國際資本流動更為活躍和青睞的市場。但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體系非常簡單：(1)債券市場發展明顯滯后于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規模的大小和發達程度對于國際資本的流動傾向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債券市場具有流動性高、風險低、收益穩定的特點，所以總是機構投資者重要的投資組合品種，其規模和發展速度遠非股票市場可比。但我國目前的債券市場規模小、市場化程度不高，根本無法滿足國際資本的投資要求。(2)股票市場本身缺乏層次。以美國證券市場為例，其既擁有歷史悠久、上市條件嚴格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也擁有發展迅速、上市條件稍低的NASU,AQ交易所，還有第三、第四交易市場，從而為不同風險要求的投資者提供了不同的投資選擇，也為不同籌資要求和不同規模的企業提供了充分的融資選擇。但我國目前只擁有類似于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一個交易市場層次，既無法滿足不同的投資者風險要求差異，也無法實現不同規模企業的不同融資要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國證券市場退出機制無法啟動的重要障礙，客觀上成為我國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的原因之一。

2.金融衍生產品缺乏，無法滿足國際資本的避險要求。從證券市場一體化的進程來看，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涌現功不可沒，它既是國際資本收益和避險要求的必然結果，也是推動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的重要原因，應該說，多樣化的金融交易品種與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但就我國目前的金融交易品種而言，顯然無法滿足國際資本多樣化的收益和避險需求，金融衍生品種之所以得到國際資本的青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資者可以借助多樣化的衍生交易品種來規避證券市場潛在的各種投資風險，而我國證券市場目前可以說還沒有任何一種可以有效回避或降低投資風險的金融衍生交易品種，也沒有股票投資的“做空”機制，而證券市場本身的波動幅度和波動周期又無法為理性的國際資本流動提供一個寬松的投資環境。

（五）相關經營機構在業務創新、盈利能力等綜合實力方面與國際綜合性投資銀行存在巨大差異

從某種意義上講，證券經營機構可謂證券市場運行的核心，它一方面承擔著為投資者交易媒介、咨詢服務的中介功能，另一方面也為籌資者提供發行上市、資產重組及多方面的財務顧問類服務。不僅如此，證券經營機構還往往是金融交易產品的創新者，正是不斷的創新，推動著證券市場長期保持高速發展和穩定活躍。從美國證券經營機構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其證券市場幾百年的發展史上，大型投資銀行經歷了“混業——分業——再混業”的過程，目前采取的混業經營模式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傳統商業銀行資金實力雄厚的優勢支持投資銀行業務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投資銀行的盈利能力提高傳統商業銀行的獲利水平。當然，這一模式的根基所在就是要擁有一套完整、有效的監管體系，能夠成功地控制和降低因此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傳遞現象。

對應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現狀，目前的分業經營是有利于維持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的，也是有利于防止某類金融風險向其他領域擴散的有效模式。但是，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相互滲透和擴散的同時，也限制了傳統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限制了投資銀行拓展業務過程的籌資渠道，使我國證券經營機構在資金實力、業務品種以及創新能力上都明顯處于弱勢地位。

首先，從經營規模來看，我國證券經營機構1999年的平均資產規模尚不足國際大型投資銀行1998年資產規模的1/10，而資本實力更是只有國際大型投資銀行的3.95%左右，而我們的資產負債率要遠遠高于國際同類經營機構，換句話說，我們不僅在規模上無法競爭，而且在資產質量和經營風險方面與國際經營機構存在更大的差距。造成這一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多數國際同類機構當時雖然尚未進入混業經營階段，但普遍與商業銀行業務處于同一集團的控股之下，其業務發展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而我國證券經營機構則普遍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單一性；其次，國際同類機構基本都是公眾公司，通過證券市場籌資獲得了進一步的資金支持，而我國證券經營機構目前只有1家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其熟悉的證券市場獲得資金支持；三是國際同類機構都經過長期的資本積累以及同業間的兼并重組，而我國證券經營機構只有不到10年的積累過程，增資擴股只是近年才提到議事日程，更缺少市場化的大規模兼并重組。

其次，從收入構成來看，國內證券經營機構與美國投資銀行相比，具有更高的不穩定性。(1)國內證券經營機構的核心收入為手續費收入和自營證券差價收入，二者占比高達74.12%，而美國投資銀行的收入構成更為多樣化，也相對均衡，幾項收入均在10%-25%之間。(2)國內證券經營機構的核心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證券市場活躍程度。目前來看，券商盈利水平高低與市場年換手率高低和波動幅度高低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但一個成熟的證券市場必將在理性投資的引導下，逐步降低換手率和波動幅度。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投資銀行最大的收入來源是各類投資銀行業務，應該說其業務收益的穩定性要明顯高于手續費收入和自營證券差價收入。可見，我們的收入結構表明我們的盈利能力具有更高的不穩定性。

四、結論

證券市場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主體，是中國經濟系統的子系統，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并不是孤立進行的，它的開放發展要服從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并與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和結構優化程度相適應，否則，中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進程將面臨極大的風險。

同時，中國證券市場功能定位的轉換也不是馬上就可以實現的。我國設立證券市場的初衷是為國企改革服務的。10年來，證券市場在國企的改革和脫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通過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卻遲遲不能開展。從目前來看，國企改革還遠沒有結束，證券市場的重新定位不會馬上就完成。要把我國證券市場直接作為國際資本市場的一部分，為不同所有制企業提供服務，直接發揮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國際資源配置功能，該走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