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證券投資分析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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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財政支農體系和支農政策經歷了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年，由于財力所限，政府很少對農業進行投入。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主要實行的是農業支持工業的政策，相對于農業為工業提供的剩余而言(主要是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實現的)，國家財政投入的比重仍然很小。從1978年我國對農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財政支農體制開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這也是目前我國這一時期現行財政支農政策的形成時期。在這個時期，資金渠道多，政策覆蓋范圍廣，涉及農業、農村發展的許多領域。進入1994年，我國財政體制進行了一次較為重要的改革，那就是開始實行分稅制。分稅制的實施對我國的財政支農體系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上，對于農業投資的影響也體現在地方政府由于財力、目標不同，各地對農業的投入有很大的差異。從1998年開始，為滿足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我國政府開始著重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在加入WTO后，要求我國農業財政支持體系符合世貿組織的協議規定，我國的財政支農體制向更加科學和符合國際慣例的公共財政體制目標邁進。此時我國國民經濟也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機遇期，即人均GDP首次超過1000美元，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已經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重要階段，因此加大農業支持力度，發展農村生產力，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已經成為共識。縱觀我國財政支農體系的演變過程，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持體系經歷了一個具有鮮明歷史特征的變化過程，對我國農業經濟的增長與發展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與作用。

政府財政對農業的投資與我們通常所說的財政支農支出雖然有密切的關系，但并不完全同義。本文采用羅劍朝教授在《中國政府對農業投資的增長方式與監督研究》[1]一書的說法，提出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的概念是：“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是指政府為了克服市場缺陷在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中投放資源(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而形成資產或資本以達到預定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目標的經濟活動過程。”羅教授認為，從統計口徑上來說，這一概念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政府財政對農業的投資相當于財政支農支出中的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業事業費再加上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以及自然災害補貼(由于數據資料所限，本文使用農村救濟費這一數據)。廣義的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是在狹義的基礎上，加上財政用于農業科研與教育、農業科技推廣、農業環境保護以及給生產者直接補貼的支出。這些都是限定在公共財政支出和WTO《農業協議》所允許的框架內。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均依據狹義的概念而來，基本上等同于我國財政支農支出中的口徑，即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業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及農村救濟費這幾項之和。(大口徑的財政支農支出包括了財政通過其他間接渠道對農業實施的多種支援與補助，如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采取財政補貼辦法優惠供應農用生產資料、減免農業稅，對進口糧食與化肥實行補貼等等)。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農業經濟的增長來源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率提高對農業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但對于處在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要素的投入來實現農業經濟的增長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時也是主要途徑；對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短缺資本的投入顯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國農業的資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農戶和其他私人社會資本。政府對農業投資的理論基礎是農業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顯然，農戶和其他私人資本的投入對農業增長的作用同樣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農業投資中，投資規模、投資結構的狀況以及與農業增長的關系。通過對中國轉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來，尤其指1990年代以來)農業GDP數據和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結構狀況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政府農業投資規模對農業增長有極強的正相關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資結構所產生的邊際產量不同，所以改善農業投資結構也能對農業增長產生正的影響。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也對地方農業增長有重大作用，這種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結果提示我們，導致我國政府農業投資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國現行的公共財政體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須從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農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高度來進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調整。

1.轉型期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變動分析[2]

中國農業經濟的轉型期可定義為1978年以來至今的農村經濟改革期。自此，中國農業經濟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邁進的步伐。這個階段也是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重要轉折期。與此相伴，中國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在這個時期以后也發生了巨大變動。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都空前增長。

1.1轉型期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變動與農業增長水平變化

農業投資規模是指各個年份或各個時期農業投資的總量。按照本文的統計口徑(中口徑)，我國農業投資規模在各個五年計劃期是不同的，總的趨勢是增長的，尤其從“七五”開始，我國農業投資力度明顯加快，其累計投資額是“六五”時期的兩倍還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長(見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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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轉引自陳錫文.中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理論、政策、實證研究，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

如果將政府農業投資與農業經濟增長情況聯系起來，并使用逐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可以發現，自1978年以來，無論是農業GDP還是農業增加值，其總的趨勢也是增長的，雖然個別年度間存在著波動。尤其在近期，這兩個指標的增速開始加快，增幅明顯。(均以當年價格計算，未轉換為可比價格)。將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及政府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畫在一張圖上，如圖1所示[4]。

圖1（）略

自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農業投資的增長曲線比較陡峭，證明增速很快。農業GDP、農業增加值也呈現出相同的增長趨勢，即先緩慢、平穩增長，后急速增長。如果將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財政支出比重和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農業GDP的比重計算出來，發現后者較低，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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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04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

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農業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農業發達國家中，政府對農業提供的財政支持相當于農業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國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也達到了10％。(當然，我們這里所說政府農業投資與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口徑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國政府對農業支持的力度)。在我國，雖然財政的總體實力有限，財政支農支出僅占農業GDP的5％～6％，但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維持著相對較高的水平，近10年來，大體在8％～10％之間。建國以來，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總額，1950年為27.4億元(當年價格，后同)，1960年增長到90.52億元，1970年曾降到49.4億元，1980年為149.95億元，1990年增長到307.84億元，1998年已達1147億元(這一年的數字包括當年增發國債用于農業方面的支出)，增長速度還是相當高的。特別是1978～1998年間財政支農投入年平均增幅達到11.4％[5]。所以，從投資規模上來看，我國政府農業投資逐年增長，對農業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國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的關系分析

運用計量經濟學實證分析方法，對1978年以來的我國農業GDP和農業財政投資的變動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兩者間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假定兩者間存在一元線性關系，以農業GDP為因變量(用Y表示)，政府農業財政投資為自變量(用X表示)，在有限觀測數據下進行擬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決系數R[2]=0.87，調整可決系數為R[2]=0.86，F值為124.95，回歸方程總體顯著性檢驗通過，擬合程度較好。該模型說明，每增加1億元的財政農業投資，我國的農業總產值就會增加17.71億元。可見，增加政府農業財政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極其顯著的。當然，這一結論并不否認其他生產要素(諸如勞動力、土地、技術、制度等)在農業增長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率也不相同，本文暫不討論。

1.3地方政府對農業的投資與地方農業增長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對農業的投資情況，由于我國自1994年以來一直實行分稅制，這種體制對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地方政府投資的數額、方向、結構、目標與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財政農業投資中，很多情況下要求地方政府進行配套，但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但地方財力的大小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就導致我國各個地方政府農業投資有很大的差距。這種投資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經成為各地區間農業增長差距的一個極其關鍵的原因呢？這成為我們分析的重點。

這里我們僅僅選用兩個省份進行對比，即選用經濟發達省份江蘇省與一般省份河南省為研究對象來觀察政府投資與當地農業增長的關系，以及地方農業差距產生的部分原因(顯然，各地區農業經濟增長產生差距的原因不僅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暫不述及)。

1.3.1地區農業增長與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之間的關系

首先分析各省農業增長與農業投資之間的關系(選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數據，江蘇省數據來源于《2002年江蘇統計年鑒》(電子版)[6]，河南省數據來自《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7])，發現無論是發達省份還是一般省份，其農業增長和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與全國的變動趨勢一致，即先緩慢增長，后快速增長。采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對兩者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蘇省農業GDP，X[，j]表示江蘇省政府農業投資，Y[，h]表示河南省農業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資，設定模型y=a+bx+ε，ε為隨機擾動項，在有限觀測值條件下可分別得到如下一元線性回歸擬合模型：

江蘇省的數據計算結果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調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總體性檢驗通過。該模型表明，江蘇省政府每增加1億元的農業投資，可得到39.84億元的農業GDP增長。

河南省的數據計算結果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調整后的R[2]=0.95，方程總體性檢驗通過。此模型的經濟含義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億元的農業投資，則可以產生72.75億元的農業GDP增長。兩個省份的政府農業投資對農業的增長作用都是很明顯的，不過兩省的投資力度不同，農業GDP的增長幅度也不同。見圖2：

圖2（略）

資料來源：河南省統計局，《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江蘇省統計局，《2002江蘇統計年鑒》，/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數據經過計算整理。

1.3.2地區差距與政府農業投資的關系

除個別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蘇省政府農業投資均大于河南省農業政府投資，而且這種投資差距越來越大。那么，兩省的農業GDP變化是否呈現出同樣的差距呢？為了消除兩省間由于巨大的農業人口差額而形成的誤差，在這里選用農業人口人均農業GDP進行比較。從圖中結果很容易地看出，兩省在農業增長方面的差距竟然與兩省在農業投資方面的差距變動很一致。可見政府農業投資是中國農業增長的充分條件，也成為地區農業增長差距產生的充分條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狀況，這種差距將會繼續存在，也可能會導致差距繼續發散而形不成收斂的態勢。

2.中國農業政府投資的使用方向和結構變動與農業增長

農業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不但表現在數量規模上，也表現在投資方向和投資結構上。所謂的投資方向和結構指投資的資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資項目構成。我國農業投資主要由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和其他費用這幾部分構成。農業基本建設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設、農業水利設施等的建設以及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環境給農業生產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改進投入與產出的質量，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投資形成的農業科研成果可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中，支援農村生產支出主要通過轉移支付補貼農戶，降低其生產成本，調動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增加農業產出；農業事業費支撐農業事業單位的運轉，并通過農業事業單位提供的各項服務，擴大農戶生產及交易的規模，減少農戶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農業產出[8](39)。

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各項支出中，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漸降低，而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長，90年代后期有所趨緩，進入2000年后又開始增長，并占據著財政農業支出的絕對比重[9]。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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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第81頁，計算整理

表3中，由于資料所限，項目的分類比較粗，比如未能將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與事業費分開，基建支出也很粗略，這與我國農業投資方面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有很大的關系，這里是按本文開頭所定義的農業支出中口徑來計算和劃分的。上表也充分說明了我國政府農業投資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顯，即農業投資中的主體部分投向了農業事業費、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業基本建設，這幾項所占比重超過了按這一口徑計算的90％，投向農業科技(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只是農業科研投資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項目很少。農業基本建設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設。有觀點認為，不同的投資項目對農業增長與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國6個農區的農業科研公共投資與3種主要糧食作物產量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10]，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科研公共投資對各種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具有明顯的正效應；錢克明[11]研究了農業產值增長與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農牧戶自身投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科技投入的邊際回報率最高，農村教育投資和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次之，農牧戶自身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最低。李煥彰、錢忠好的一項研究結果[8](40)表明，中國財政支農支出項目中邊際產出效應高低的次序為：科技三項費用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次之，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最差；而現行財政支農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為：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比重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項費比重最低。現行財政支農支出政策與投資結構效應方面出現了較大的偏差，效應小的投資過多，效應大的反而投資過少。

3.簡短結論

在我國農業投資中，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社會和私人投資不足，政府農業投資在整個農業投資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農業在某些方面的準公共品性質，政府對農業進行投資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財政體系的重要內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國財政支農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投資規模與國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雖然縱向比較中一直保持增長勢頭；投資結構與方向不合理，投資效應與投資方向錯位；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差異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響了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因此建議，在公共財政方面應該做到：在中國財政支農資源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大幅度增加農業科技投入；適度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根據需要確定農業事業費支出，保持原有規模不變甚至有所壓縮；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結構的方向和目標；構建促進地方政府投資農業的動力機制，以避免地區差距拉大。總的原則是不但要加強農業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規模，還要優化投資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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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錫文.中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理論、政策、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116.

[4]國家統計局.2004中國農村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81-98.

[5]張元紅.財政政策與中國農業的周期性波動[J].中國農村觀察，2000，4：2-9.

[6]河南省統計局.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M]內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蘇省統計局.2002江蘇統計年鑒.[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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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晶.農業公共投資、競爭力與糧食安全[J].經濟研究，2003，1：13-20.

[11]錢克明.中國“綠箱政策”的支持結構與效率[J].農業經濟問題，2003，1：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