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新式愛情看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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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魯迅新式愛情傷逝疑慮

論文摘要：婦女解放和新式愛情，是西方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五四”啟蒙運動倡導的主要內容之一。《傷逝》等文本充分展示了導致男女主人公愛情悲劇的各個方面的原因，表現了魯迅對于個性解放和新式愛情前景的深刻疑慮。這是他對現代文化和啟蒙運動疑慮的一個方面，也體現了魯迅對于自己和許廣平未來的種種擔憂。

婦女解放和新式愛情是西方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撐逅臄啟蒙運動倡導的主要內容之一。然而，我們從魯迅創作的一些作品以及他和許廣平戀愛、同居的整個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極度的謹慎和低調，就不難發現，對于這一現代性命題，從其在中國誕生之日起，魯迅就始終抱有深刻的疑慮。

1918年，胡適翻譯了《玩偶之家》，將易卜生主義介紹到中國，從此，娜拉成為年輕的知識女性崇拜的對象，成為撐逅臄時期婦女解放的象征。于是，有機會接觸到啟蒙思想的新女性紛紛掙脫舊家庭的鎖鏈，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新式愛情。“按當時流行的理解，一個中國娜拉對自己的基本責任就是應該有愛的權利。”（1）

然而，魯迅很早就對這一現代性理念的虛妄性和烏托邦色彩表示了質疑。

1920年，魯迅在《頭發的故事》里，就通過主人公N先生之口，明確指出了“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婦女解放”和“新式愛情”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色彩：“現在你們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發了，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改造么，武器在那里？工讀么，工廠在那里？仍然留起，嫁給人家作媳婦去：忘卻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著些平等自由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2）

另外，《傷逝》的整個文本，以更為生動、直觀的情節，表現了他對婦女解放和新式愛情的現實可行性及前瞻景觀的疑慮、絕望。《傷逝》是魯迅唯一的一篇愛情小說，寫的是二十世紀20年代接受了個性解放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愛情。然而，小說中，主人公子君和涓生的愛情結局，卻完全是一個悲劇。造成子君和涓生愛情悲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魯迅在《傷逝》中，大致向我們展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傳統道德和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

子君和涓生，從相識、相愛到同居，從始至終都承受著巨大的道德和輿論壓力。20年代，是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接受了自由解放思想，可是，傳統的道德觀念，在大部分中國人心中，還是根深蒂固的。青年男女的婚姻，一般都是聽父母之命，靠媒妁之言。所以，子君和涓生的來往，一開始就遭到父親的激烈反對；另外，來自于周圍人的反對和鄙視，也時時刻刻伴隨著他們。當他們在路上走的時候，會時時遇上譏笑、輕蔑的眼光，這些眼光常常令涓生不寒而栗。他們同居不久，就有幾個朋友勸涓生離開子君。這些不理解、譏笑和輕蔑，使他們的內心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和痛苦。

二、經濟壓力。

僅僅是精神上的壓力，也許還不足以把涓生和子君壓垮。更致命的，是隨之而來的經濟壓力。當涓生和子君同居的消息，傳到涓生供職的機關，局長為了顯示自己的正統，為了維護傳統道德，很快就把涓生解聘了。丟掉工作，對涓生和子君來說，更是雪上加霜。為了生存，涓生偶爾往報社投點稿，或者艱難地翻譯點東西，可是，掙的那點錢，連最基本的生活也難以維持。最困難的時候，他們把子君養的幾只瘦得皮包骨頭的雞，都煮著吃了。

試想，如果兩個人連飯也吃不上，整天餓著肚子，還有心思談愛情嗎？所以，涓生最后不得不承認，對人來說，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須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經濟上的壓力，也是導致他們愛情毀滅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愛情基礎的薄弱。

單單是輿論和經濟壓力，也不一定必然就能將兩個相愛的人分開。在我們的周圍，患難夫妻比比皆是。比如，當代作家王蒙，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到新疆勞動改造了16年，他的妻子帶著孩子陪了他16年。他們兩人承受的輿論和經濟壓力，一點也不比涓生和子君小，可是感情非但沒有冷淡，反而更加默契。所以，涓生和子君的愛情悲劇，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他倆的愛情基礎，本身就比較薄弱。比如，倆人的文化修養和社會閱歷差距比較大。涓生大學畢業，在政府部門工作，文化修養比較高，見多識廣，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看法。而子君呢，雖然也有點文化，可結婚以后，就不再看書了，完全變成一個家庭婦女，對社會所知甚少。可以想象，他倆在一起，能有多少共同語言！小說中也有這樣的描寫：剛結婚的時候，他們倆人還經常摲嘔扯酌艿亟惶笖，可幾個星期之后，二人之間的新鮮感沒有了，共同語言越來越少，隔膜卻越來越大。這時，涓生就有了一種危機感，他對子君說，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還勸子君讀一點書。可子君卻無動于衷，絲毫沒有覺察到二人之間潛在的感情危機。

經濟和輿論的雙重壓力，以及二人之間的感情危機，幾乎把子君和涓生推向了絕境。特別是離家出走后的子君，拋棄了賴以生存的舊家庭，被整個社會所唾棄、排斥。當她又失掉涓生的愛情之后，就變得一無所有。最后，被涓生遺棄的子君，終于在輕蔑、譏笑和冷眼中孤寂地死去。子君的遭遇，恰好印證了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的預言：“娜拉或者也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厖還有一條，就是餓死……”（3）《傷逝》把啟蒙理想的不切實際和烏托邦色彩展示得淋漓盡致：一方面，被喚醒者如撟泳龜撲干鷶們，根本無法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抗衡；另一方面，在女性沒有任何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和話語權利的社會情境下，僅僅向她們許諾一幅“自由”、“愛情”的虛幻美景，無異于引飛蛾撲火，給她們帶來的不是解放，而是災難和毀滅。

可見魯迅對于個性解放和新式愛情前景的憂慮，是有著充分理由的。我們不能否認，魯迅的這篇小說，滲透著一定的功利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審美容量。但不管怎樣，《傷逝》對當時追求個性解放的青年來說，還是起到了警醒和啟示作用。

我們可以看到，《傷逝》里顯然有魯迅的影子，或者說魯迅在塑造涓生這樣一個形象時，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自己為原型的。1925年，魯迅和許廣平基本確立了戀愛關系，可是，我們知道，他是有妻子的。魯迅是一個感情敏銳、思想深刻的人，他不可能不考慮，他和許廣平的愛情，將會遇到怎樣的壓力：比如，一向都很孝順的魯迅，該如何向母親交待，如何處理和前妻的關系，如何面對輿論的壓力等等；另外，他雖然很愛許廣平，但對他倆愛情的后果，也充滿憂慮。他經常問自己，許許多多和他們一樣的青年，雖然擁有了自由和愛情，而在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傳統的文化習俗都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的情況下，他們的愛情和幸福能長久嗎？這些問題，經常在魯迅的腦子里轉悠，揮之不去。在《傷逝》中，魯迅把涓生和子君的結局描寫得那么絕望，我們就可以想象，他的疑慮有多深，思緒有多悲觀了。

然而，魯迅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干將，畢竟不是涓生。魯迅在和許廣平相愛時，就早已意識到，朱安這樣一個深受傳統思想影響的人，是不會輕易離婚的。因為朱安曾說過，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同時，魯迅也絕不會讓朱安變成第二個“子君”。所以，魯迅在和許廣平同居后，并沒有強迫她離婚，而是還讓她和母親住在一起，并定期給他們寄去生活費。這樣安排，母親首先不會太反對，因為在當時，有點地位的人，娶個“小妾”，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其次，對朱安可能也更好一些，否則，朱安的結局，可能和子君一樣，不僅要自己艱難度日，還得在旁人的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對前妻的這種安排，是魯迅在那樣一個時代，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了。朱安生活得雖然不幸福，但畢竟避免了子君那樣毀滅的命運。再次，魯迅在不離婚的情況下，他和許廣平的關系，在封建衛道士的眼中，也許就是討了個小老婆，這在當時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而魯迅一旦離了婚，去找許廣平這樣一個新式女子，那樣，遭受的輿論壓力可能會更大。

另外，魯迅在處理他和許廣平的同居一事時，也十分謹慎和低調。1926年8月26日（農歷7月19日），魯迅與許廣平一同乘車南下〔4〕。這次結伴南下，魯迅找了一些借口：他是應廈門大學之聘去教書，而許廣平是畢業回家。而且，他們已經同居幾個月之后，魯迅在向朋友介紹許廣平時，依然只說是自己的助手。直到三年后的1929年，許廣平已經懷孕五個月，才把她與魯迅的關系告訴姑母，并希望姑母轉告自己的父母。所以，魯迅作為封建階級的叛逆者和革命的斗士，在對待自己的愛情和婚姻問題上，也是十分冷靜，十分講究策略，而不像涓生和子君那樣赤膊上陣。

綜上所述，魯迅之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出對個性解放和新式愛情前景的深刻憂慮，之所以對自己和許廣平的關系處理得如此謹慎和低調，就是因為他充分了解傳統文化、道德和輿論的強大和殺傷力，充分預見到現代文化在中國生長和傳播的不易，也充分意識到思想啟蒙運動的艱難和任重道遠。

注釋：

（1）賈振勇.娜拉出走：現代性的女性神話——魯迅小說《傷逝》再詮釋[J].魯迅研究月刊，2001，(3).

（2）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3）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4）劉克敵.偉大而尷尬的“私奔”——魯迅與許廣平攜手南下前后[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