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傳播學前沿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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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特色政治傳播學的建構

中西政治體制存在巨大差異，最顯著的區別是中國不搞西式競選式民主政治。學者們對生搬硬套基于選舉政治的西方政治傳播理論解讀中國現實的研究進行了反思，提出建構基于中國政治文明的中國特色政治傳播理論。荊學民、段銳指出，當前適用于中國政治傳播的基礎理論構建十分薄弱，需要從西方政治傳播理論進行剝離和重建，更需要基于中國經驗的理論創新（“政治傳播的基本形態及運行模式”，《現代傳播》2016年第6期）。荊學民、蘇穎就如何建構中國特色政治傳播理論進行了思考，認為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增強對中國價值的觀照和完善中國政治傳播話語體系（“中國政治傳播研究的學術路徑與現實維度”，《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學者們對中國政治傳播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荊學民、段銳提出從政治與傳播“同一”的深度來界定政治傳播范疇、構建政治傳播框架、規制政治傳播研究；認為政治傳播存在政治宣傳、政治溝通與政治營銷三種基本形態以及分別以之為核心的三種基本運行模式（“政治傳播的基本形態及運行模式”，《現代傳播》2016年第6期）；荊學民、祖昊探索了政治傳播中的政治、媒介、資本三種要素及其邏輯，認為這三種邏輯在現代政治傳播中相互交織博弈（“政治傳播中政治、媒介、資本的三種邏輯及其博弈”，《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9期）；荊學民對政治傳播內容進行了研究，認為主要是“觀念形態”的政治信息，主要是意識形態，和“潛在形態”的政治信息，主要是政治價值和政治文明（“關于政治傳播內容的理論思考”，《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學者們還就如何開展政治傳播研究進行了探討。荊學民提出，中國政治傳播研究向縱深拓展有“聚焦高勢能運轉的政治宣傳研究”“關注方興未艾的微政治傳播研究”“融合迅猛興起的政治傳播交叉學科研究”三條進路（“論中國政治傳播研究向縱深拓展的三大進路”，《現代傳播》2018年第1期）；史安斌、楊云康提出，政治傳播研究應關注基于“情感化真相”的另類空間；并提出推動政治傳播研究的“行省化”，引入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本土理論和在地經驗（“后真相時代政治傳播的理論重建和路徑重構”，《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9期）；李智認為化解中國政治傳播研究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從（邏輯）思辨向（經驗）實證的方法論轉向，以使之擺脫空泛、“務虛”的狀態，踏上科學化的進程（“當代中國政治傳播研究的方法論現狀及未來發展”，《現代傳播》2017年第1期）；呂焰、丁社教認為，政治傳播急需尋找到自己的獨特研究視角。視角的重構包含重新審視現實問題、反思前提假設和定向研究內容（“政治傳播研究視角重構的第一里路:倫理—政治商談中理解的實現”，《學術論壇》2017年第1期）。

二、當前中國的政治傳播實踐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政治傳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息息相關。各級黨委政府也日益重視政治傳播。而隨著社會轉型、政治進步和社會政治生活的日趨媒介化，我國傳統的政治傳播方略方式面臨新的挑戰。對此，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回應。李先倫、楊弘認為政治傳播能力對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信息時代的國家治理要求黨和政府必須具有相應的政治傳播能力（“政治傳播能力:黨在信息時代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青海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荊學民提出“努力把中國特色的政治傳播提升到與中國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與人類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的目標（“探索中國政治傳播的新境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當前我國政治傳播中存在的問題。蘇穎分析了“政黨國家—黨員—群眾”二級政治傳播模式，認為當前自發性社會力量的增長使其面臨輿論領袖失靈導致中介鏈條斷裂的困境（“輿論領袖的失靈——當代中國政治傳播中介鏈條的斷裂”，《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4期）；楊逍通過對140起抗爭事件的分析，發現當前中國政治溝通的薄弱環節在于“傾聽”（“傾聽：當前中國政治溝通的薄弱環節”，《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2期）；張寧通過對政府新聞會的觀察，發現存在沒有讓社會公眾獲得認同和理解的“非傳播”現象（“政治傳播中的‘非傳播’現象”，《新聞記者》2016年第8期）；王維佳對“媒體化政治”在中國政府傳播實踐中的表現進行了反思，認為行政力量和媒體力量的同構讓主流政治傳播所強調的“公開”“透明”“民主”理念在落地時受損（“反思當代社會的‘媒體化政治’”，《新聞大學》2017年第4期）。學者們對改進我國的政治傳播提出了各種建議。楊逍提出要強化體制內傾聽機制和提高民意傾聽能力（“傾聽：當前中國政治溝通的薄弱環節”，《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2期）；張寧建議政府新聞會建立公共話語框架，注重人心溝通，從舊有的組織內部傳播模式向主動而科學的社會化傳播轉型（“政治傳播中的‘非傳播’現象”，《新聞記者》2016年第8期）；張燚提出要完善農村政治傳播的媒介，優化農村地區政治傳播的信息，強化農村地區政治傳播的互動（“政治傳播與當代中國農村治理模式的變遷”，《江漢論壇》2017年第12期）。學者們還對新媒體挑戰下我國政治傳播的變革進行了分析。張濤甫、徐亦舒通過對“澎湃新聞”“上海”“上海網信辦”的考量，認為中國政治溝通體系在多個維度展開了制度調適（“政治溝通的制度調適”，《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龍強、李艷紅通過對“@人民日報”和“俠客島”的研究，認為新興黨媒建構了吸納專業主義、煽情主義等不同范式元素的“雜糅化”形態，體現了執政黨致力于建構分層化傳播體系和傳播調適的努力（“從宣傳到霸權：社交媒體時代‘新黨媒’的傳播模式”，《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2期）；周勇和王曉紅都對“黨代表通道”進行了分析，認為是我國政治傳播的重要創新和進步（“‘黨代表通道’:政治傳播的語態創新”、“‘黨代表通道’的政治傳播學意義”，《現代傳播》2018年第1期）。

三、新媒體對政治傳播的影響

新媒體給政治傳播帶來了革命性變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新媒體對政治傳播的影響及對策。新媒體對政治傳播產生了何種影響是學者們的關注點之一。韓娜分析了近年來國內外發生的社會運動，認為社交媒體正在改變著各國民眾政治參與的模式、國際政治的話語空間以及個體政治的行為能力（“社交媒體對政治傳播影響的研究”，《新聞記者》2015年第8期）；邵培仁、張夢晗認為在全媒體時代，政治傳播在傳播者與傳播中介、傳播內容與傳播效果等各個環節都發生了復雜變化。政治傳播正不斷走向更日常化、更透明、更混雜和更具參與性（“全媒體時代政治傳播的現實特征與基本轉向”，《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2期）；劉海龍以“帝吧出征”為例探究了新媒體與民族主義的關系，發現新媒體改變了民族主義運動的表達、組織動員和實施方式（“像愛護愛豆一樣愛國：新媒體與‘粉絲民族主義’的誕生”，《現代傳播》2017年第8期）；劉晶、陳世華、陳紅玉等從視覺修辭角度研究了新媒體時代的政治傳播，認為出現了視覺修辭轉向，呈現狂歡化的視覺祛魅；視覺修辭為政治傳播帶來強大的能量場（“政治視覺修辭研究引論”，《東南學術》2017年第1期；“政治傳播中的視覺修辭流變”，《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9期；“視覺修辭與新媒體時代的政治傳播”，《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學者們還關注了新媒體政治傳播的功能、模式、效果和規制等問題。張愛軍、劉姝紅認為自媒體政治傳播影響著中國政治發展的性質、方向、步驟、舉措（“自媒體的政治傳播功能研究”，《現代傳播》2017年第12期）；賈哲敏認為當前網絡政治傳播的模式存在一個輸入與輸出“不均衡”困境，需要提高需求輸入質量，改進“陳述”輸出策略（“網絡政治傳播模式及其優化”，《理論探索》2015年第3期）；盧春龍、嚴挺、金恒江、聶靜虹等發現傳統媒體促進了農村居民對各級政府的信任，而網絡新媒體弱化了這種政治信任；傳統媒體的政治新聞對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積極顯著的影響，而網絡政治新聞則是顯著負向影響（“政治傳播與政治信任的關系”，《學習與探索》2015年第12期；“媒介使用對中國女性政治信任的影響研究”，《武漢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劉遠亮、虞崇勝認為需要通過完備的法律來保障和規范網絡空間政治信息有序自由流動，以保障國家政治安全（“基于國家政治安全的網絡政治傳播自由與規制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

作者:王勇 單位:昆明理工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