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輿論利用傳媒傳播意義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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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媒介技術、媒介信息以及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與國際輿論的關系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國際輿論大眾傳媒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國際輿論具有鮮明的媒介化特-征，大眾傳播不僅是國際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國際輿論產生的主要土壤及其體現的主要平臺。目前，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認為，“國際輿論已經約定俗成地特指外國媒體上的言論”。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認為，所謂國際輿論，是指以大眾媒體為主要傳播渠道，以大眾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為主要表現形式，反映大眾媒體、國際公眾、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對國際事務，問題的相對一致、且具有廣泛影響的信念和態度的總和。下文將從三個方面就國際輿論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術與國際輿論

從技術角度看，媒介技術的發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態直接決定了受眾如何獲取外界信息和傳播信息，并改變了信息的性質；媒介本身也成為信息的一個組成部分。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體)即訊息”的論斷，認為。傳播媒介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何種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響和培養了我們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謂媒介即是訊息，“只不過是說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有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日任何一種新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進路，因為媒介對信息具有強烈的反作用，它決定著信息呈現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內在關系；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意味著人類感知和認識世界方式的改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以及新社會類型的出現。

當代輿論處在全球化傳播時代，依靠的主要是電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輿論場。媒介技術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輿論生成的時間快慢、范圍大小，以及國際輿論本身的質量問題，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見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與國際輿論

與媒介技術發展相適應的是，媒介內容的革新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對國際輿論生成和發展具有同樣重要而顯著的影響。媒介技術、媒介信息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起作用，就像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時代一樣，媒介技術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許)媒介內容的形式和種類都發生了改變，我們對這些媒介內容的需求也改變了，舊有的媒介使用習慣被打破，當新興媒介提供嶄新的內容選擇的時候，新的媒介使用習慣也在形成，從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換”，即當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術所代替時，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過自身的某些轉型抑或直接賦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從而獲得“新生”。

因此，從媒介內容上看，其承載的信息本身也決定了受眾如何觀察和認知周圍環境。當信息與公眾認知形成共鳴，并產生一致效應時，國際輿論就能夠形成。在國際信息傳遞過程中，各國媒體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國際信息傳播，并在影響國際輿論上發揮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國際信息傳播過程中，大眾媒體不僅是信息的傳遞者，而從普通人的認知能力上說，由于我們不可能直接面對如此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現實環境，我們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眾傳媒來認識外部世界，特別是眾多的國際事務遠離一般他們的視野，這就使得我們必須借助于大眾媒體來認識國際事務。

這其實說明r，雖然國際事務的相關信息與我們具有某種相關性或我們有了解的興趣，但由于這些信息遠離我們的直接認知范圍或超越我們的認識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真正客觀、獨立地思考這些國際事務，尤其是國際性公共危機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公眾對媒介更為依賴，依靠大眾傳媒來作出判斷和通過大眾傳媒所構建的“虛擬環境”來認知世界。而一旦這種從媒介獲取的認識形成，就會慢慢的被“固化”，“人們會對相反的一面視而不見，于是很容易對一個國家形成‘明顯的態度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形成具有某種導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這種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各種干擾媒介信息對國際公眾和國際輿論的因素。關于這些干擾因素，傳播學界先后提出了多種理論假設來說明在媒介的影響力到達現實輿論(或公眾)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緩沖體(區域)，阻擋、分散、曲解、消融著媒介發出的信息，或減緩著信息的傳播速度。對此，美籍華人學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李金銓認為，“受眾不完全被動，他們隸屬于各種團體，生存于各種社會關系，也有七情六欲，這些都構成媒介信息的‘緩沖體’，而這些‘緩沖體’(buffers)或‘過濾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釋、扭曲、壓抑，信息一旦到達受眾身上，已經和原來面目不同了”。

雖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提出了受眾對信息進行主動“解碼”(Decoding)的三種立場更是體現受眾主動性、能動性的理論結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形成究竟有多大影響力的問題。雖然，我們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在當今信息交流高度發達，人們對信息依賴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時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重要建構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維?莫利(DavidMorley)和凱文，羅賓斯(KevinRobins)所說的，“不應過高估計媒介消費者個人隨意評說傳送來的節目的自由。即使他們有這個自由，他們選擇重新解讀的節目也局限于勢力強大的媒介機構建立的‘菜單’之內。再說，這些節目通常制作成‘更傾向于’某種解讀的樣子，從而即便人們永遠也不會同意這種‘解讀’，也誘使觀眾以某種特定方式‘領受’該啟示。”。

綜合來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影響是明顯的。在短期內，受眾從媒介上獲得了認識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經驗范圍之外的人和事；從長期來看，受眾在獲得信息時。也會受到媒體對信息如何解讀、如何認識外部世界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影響受眾自身對事物的態度傾向。因此，在媒介對國際輿論傾向性形成的影響來看，國際受眾是在對信息進行解讀的基礎上會逐漸形成自已的某種態度、傾向、意見等，只是這種影響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是一個逐漸發揮作用、不斷修正的過程。這對于我們更有效的開展國際輿論營造和引導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三、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與國際輿論

國際輿論的生成和發展與大眾媒體有著明顯的內在關系。對此，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因為在國際事務上，大眾傳媒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

一方面，大眾媒體是國際輿論生成的主要載體和傳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當今世界，傳媒技術的發展以及傳媒信息的傳播極大地擴展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圍。從早期的印刷媒體到電子媒體再到當今的數字化媒體，它們不僅時刻在向人們構建“擬態環境”，而且其發揮的作用在逐漸增大，人們對外界世界的了解越來越依賴媒介機構，以至于將“擬態環境”等同于客觀環境本身?！霸谶@種由媒體構建起來的‘擬態環境’基礎上，媒體決定了人們關注什么，決定人們從哪種角度看待問題和用什么邏輯來分析問題”，因而國際輿論的媒介化特征就愈發明顯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誰支配著媒介，誰就控制著媒介話語權；誰支配著媒介話語權，誰就擁有掌控國際輿論的主動權。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國際輿論全都負載于大眾媒體之上，國際公眾通過其他方式表現出來的對國際事務或對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的態度、意見等也是國際輿論。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態度調查項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圍的若干重大問題在很多國家進行輿論調查，年度報告。當然，對于能否將輿論(包括國際輿論)簡約為個人層次上的意見聚集曾有爭議，但目前人們普遍傾向于將輿論調查測量出的意見作為輿論的一種呈現方式。公務員之家

另一方面。國際媒體言論和媒體對事實報道的方式及其傾向直接影響受眾對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認識。雖然對媒體傳播效果的認識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大眾媒體對受眾態度的影響一直是相當明顯的。從國際輿論形成角度看，大眾媒體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國際事務的知識結構，而且也改變了國際公眾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方法和思想過程，并促使人類社會由相對分散、孤立的發展逐漸走向相互依賴與融合，從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傳播學理論中“啟動效應”、框架作用以及議程設置能力等，就明確指出了大眾媒體言論和大眾媒體對事實報道方式和報道傾向對國際輿論傾向性的生成和發展趨勢的內在關系。

從短期來看，國際媒體言論和媒體對事實報道方式及其報道傾向構成了國際輿論的表層結構，這更多的是國際輿論影響中對某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情緒性表達，如在國際貿易中，往往為了現實的經濟利益而出現的“經濟利益至上”傾向。當前，國際傳播特別是國際新聞傳播在時效性上已實現了時時傳播、同步傳播、跨區域傳播。因此，國際公眾對某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認知在短時間內難以達到全面的程度，在一些敏感性媒介事件上很容易受到這些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的影響，情緒化的反映也就難以避免。

從長期來看，國際媒體言論和媒體對事實報道方式及其報道傾向又是國際輿論深層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際公眾對某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理性表達往往涉及信仰、文化、價值觀念等，其并不以這些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改變而發生質的改變，只是有時是顯形的、有時是隱性的，如國際輿論中的“固定成見”就是這一深層結構的表現之一。而這個相對穩定的深層結構也是包含媒體的影響力元素。喬治格伯納(GeorgeGerbner)等研究者提出的涵化效果論認為，電視對受眾的影響主要是一個涵化或者說是一個文化過程，關系到“一致的框架或認識，基本概念的形成……因為處于完整的有機聯系的電視世界而不是單個的電視節目或電視選擇之中而受到的涵化。”可以說，媒體長期的信息報道方式和傾向性在不同程度上就會逐漸被受眾消化、吸收，并內化為自身認知體系的一部分，形成某種觀念甚至是“固定成見”，繼而影響受眾如何對后來事物的認識。

在本文中，筆者分析了國際輿論與大眾傳媒的密切關系。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國際輿論就完全由大眾傳媒決定的，我們應該避免犯這種“大眾媒體決定論”的簡單錯誤。一方面，大眾媒體的信息和言論傳播并不必然意味著就能在受眾身上獲得相應的媒介效果，這已被大眾傳播研究成果所一再證實，另一方面，國際輿論的形成既與大眾媒體有著重要的關系，但與其他因素如國際關系格局、國際政治文化等也有重要關聯。對此，可作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