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發展趨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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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科學在我國大陸興起的時間并不長，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真正獨立，還是一個二級學科。沒有獨立，說明它還稚嫩，還有很好的發展前景。然而，最不湊巧的是，在它還十分稚嫩的時候，碰上新中國歷史上尚未出現過的大學生就業難的時期，因此，對于它的未來，大家都十分關心，特別是學習傳播學的同學特別關心。為此，我談談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參考。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傳播學的發展趨勢、學科教育與就業問題。

圍繞這個主題，我講四個內容：1、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現狀；2、未來的發展趨勢；3、傳播學教育的問題與發展方向；4、傳播學與就業。

一、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現狀

傳播學七十年代傳入我國大陸。那個時候，除了少數學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傳播學。進入80年代，更多的中國大陸學者開始對傳播學發生興趣。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有上海復旦大學、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及《新聞戰線》等單位共20多人參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傳播學被批評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為“不講階級斗爭”，有人說，中國只能有宣傳學，不能有傳播學。

1992年鄧小平南巡，引發了新一輪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改革，使傳播學再度受到關注。從1993年開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與相關新聞院系、研究單位合辦的全國性傳播學研討會，成為每兩年一次的全國會議，至今已開辦了第八次。

從第八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來看，歷經20多年，傳播學在中國大陸可以說取得了跨越式發展。八十年代是傳播學的登陸期，兩次都差點被趕下海。之后，僅十來年的時間，就召開了多次全國性會議，一次比一次規模大：人越來越多，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廣泛深入。第一次研討會有點像搞地下工作，門口還要有人“把關”。現在開會已是大張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不僅有大陸的大多數著名的新聞傳播學專家，港臺學者，還有不少外國專家，如日、韓、新加坡、美、英等國的專家蒞臨。不僅參加人數多，一共220多位，還有不少北京各大學前來旁聽的碩士、博士生。地點則選擇了最高學府清華大學，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敬宜擔任會議主席。

這次傳播學研討會，無論從學術影響還是從社會影響來看，都是空前的。這次研討會有十多個專題：傳播學理論研究；傳播學本土化研究；新聞傳播實踐的傳播學研究；政治傳播研究；媒介使用與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國際傳播研究；媒介產業與媒介經營管理研究；新聞教育傳播研究；傳播與危機公關研究；新媒體研究；文化與跨文化研究；影視研究等。內容極為豐富，涉及了我國現階段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

我認為這次研討會是全國傳播學研究現狀的一種濃縮，真實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陸傳播學跨越式發展的現狀，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從上述專題來看，大陸的傳播學研究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從引進到發展的初期過渡，并進入把傳播理論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深化、豐富與力求創新的階段。這就是大陸傳播學發展的現狀。

二、未來的發展趨勢

研究傳播學在我國大陸的發展史可以知道，大陸的傳播學是依附于新聞學而發展起來的。它的引進得力于新聞研究工作者、高校新聞學者，特別是高校的新聞院系的發展，為它在中國的生根與發展提供了必須的人文環境與充實的物質基礎。

直到今天，傳播學都還歸屬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可見其與新聞學的密切關系。然而，隨著傳播學不斷發展壯大，其獨立性也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從上述專題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體系。新聞與傳播這樣的框架已經無法適應傳播學日益壯碩的身軀。

從美國的傳播學來看，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眾所周知，美國傳播學的集大成者，或者說完善者施拉姆，從1943年起就是美國衣阿華新聞學院的院長。在美國，傳播學依附于新聞學有近半個世紀，在90年代出現了一場大討論。

大討論的主題是：傳播學、傳播教育與新聞學、新聞教育的相互關系是什么？這場討論的背景是：“自從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開設第一個大眾傳播學的博士課程后，不到十年時間,施拉姆式的大眾傳播博士課程即風行全美國，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眾傳播博士成為美國新聞院系任聘教師的標準。”[1]]傳播學、大眾傳播學出現取代傳統新聞學與新聞教育之勢。

在1995年召開的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簡稱AEJMC)年會上，有人主張把新聞學融入傳播學，把新聞學的課程和項目與傳播學合并。

北達科他大學傳播學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長蘭娜·拉考(LanaR.Rakow)說：“我們的學生都是未來的傳播者。”[2]當然，他們的觀點也受到不同意見的質疑。理論上的分歧在教育實踐上則表現為教師之間的摩擦與矛盾。

具有新聞實踐經驗背景的新聞教育者被稱為“綠眼罩”，因為來授課的報紙編輯們頭上常常戴著工作時用以摭擋眩光的賽璐珞綠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學位的傳播學教授們則被稱之為(Chi-Squares)。“凱平方”。所謂“凱平方”，又稱“卡方”，是在傳統定量調查中進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檢驗方法。

“綠眼罩”們認為博士們的教學與研究過分依賴于統計數據和數據分析，因而用“凱平方”的戲稱回敬他們的同事。著名的羅杰斯教授是站在“凱平方”一邊的，“他認為，施拉姆的夢想是新聞教育不僅應該是傳播學者人才薈萃或獨處的地方，而且應該排除新聞學者。他甚至希望這些課程的名字應該改‘新聞學’為‘傳播學’”。[3]總的說來，傳播學者——“凱平方”們占了上風，“如今，美國大部分大學都有一個傳播學院或傳播系，傳播學研究與教學機構成為了美國高校內發展最為迅速的院系或學科點之一。”[4]

在美國開展的這場關于傳播學與新聞學關系的大討論，一方面反映了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適應信息時代，必然要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大趨勢；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傳播學發展過程中，如何正確處理新興傳播學與傳統新聞學關系的重大問題。

在第八次傳播學研討會也重點討論了這樣的問題。討論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國的學術界。在我們的教學實踐中，也沒有“綠眼罩”和“凱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傳播學在中國的革命正在進行，大陸的傳播學正在縮短與國際的差距，只不過這種變化是以東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蘊為基礎的。三、傳播學教育的問題與學科發展

1997年6月，新聞傳播學被國家教委確定為一級學科。

到1999年，據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統計：我國普通高校中開設全日制新聞本科專業的院校已有55所，專業點88個，碩士點30多個，博士點4個，在校學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開的教育部新聞教育指導委員會全體會議公布，全國新聞傳播學專業點已經達到323個。

有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已有近400個院系專業點。設有傳播學專業的研究生院達到25個，其中具有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有4個，博士后流動站2個，在校生達到十萬人之多。[5]

僅從在校生人數來看，三年時間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見新聞傳播教育發展之快。但是，應該看到，傳播學作為新聞傳播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發展是受到局限的。盡管傳播學教育在軟硬件建設方面發展都很快，但是還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復旦大學丁淦林教授將傳播學的基礎建設的缺口概括為“四大障礙”[6]：學科有待規范；本科生教育與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為代表的基本建設不足；師資數量不足、配套困難。

“新聞傳播學”這個概念限定了這樣的現實：中國大陸的傳播學研究與新聞學研究呈現出一種“膠著的狀態”[7]。這種現狀導致了傳播學教育與傳統的新聞學教育相類似：在課程設置上，以大眾傳播學相關課程為主要內容；在專業設置上，以媒體的性質區分教學與研究領域的做法非常普遍。“傳播學研究對象的新聞學化，因而導致傳播學教育相應的新聞學化或大眾傳播學化”[8]，而同時，傳播教育的新聞學化，又加劇和加固了傳播學研究的大眾傳播化。

傳播教育的新聞化和大眾傳播化使“傳播學自身的學理教育”也走向新聞傳播專才教育和大眾傳播技能教育，不能滿足學生在信息化社會背景下全面學習傳播知識的要求。

對照美國的傳播學教育來看，美國教授范圍最廣的傳播學內容包括：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和國際與跨文化傳播四個方面。開設的主要課程有應用傳播、傳播教育、傳播理論、家庭傳播、社會性別傳播、健康傳播、國際與跨文化傳播、人際傳播、語言與社會互動、大眾傳播、組織傳播、表現行為研究、政治傳播、公共講演、公共關系、修辭批評、符號學、小群體傳播、視覺傳播、法律傳播、言語傳播等。

由此可見，美國傳播學教育已經基本擺脫了與新聞學教育的膠著關系，建立了以社會學為依托，在加強社會科學理論素質的培養的同時，又注重實際業務技能培養的教育模式。

從日本的傳播教育來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這與日本高等教育的整體理念吻合。他們認為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應加強媒介素養教育、新聞倫理及思想、新聞傳播史、傳播內容的分析與解讀等有關基礎性理論知識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內容；而有關新聞的采寫、節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業的經營等技術方面的學習則被認為不必太注重。2003年對在高校傳授新聞傳播學課程的教員和媒體從業人員所進行的調查表明，日本傳播教育者對這一理念認同程度較高。

臺灣地區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傳播相關院系成立，且以傳播新科技類、視覺傳播類、管理類、藝術類為主，其基礎課程的設置趨向專業性、技術性。從傳播學核心課程“傳播理論”的課程內容來看，主要仍以介紹西方國家傳播理論為主，迄今還很少有以本地區傳播研究為基礎而寫成的傳播理論教科書。由此可見，臺灣地區傳播學科的發展有廣義社會學理論發展的影響，但受到傳播科技的影響更大。

從以上三個地區傳播教育來看，都是圍繞這樣兩個問題展開的：一是傳播教育與傳播研究的關系；二是傳播教育與外部環境的關系。

假如傳播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不斷被拓寬的話，傳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廣義社會學的方向靠攏；同時培養具有通用性知識和技能的人才將作為傳播研究的要求，成為傳播教育的任務。作為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傳播教育的方向必須順應時代的變化，符合實際需要。只有具備了扎實的專業理論基礎、良好的傳播素質以及豐富的溝通能力，才能在未來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中勝出。

從第八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的專題分類來看，新聞傳播實踐的傳播學研究、媒介使用與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產業與媒介經營管理研究、新聞教育傳播研究、影視研究等大眾傳媒、新聞學方面的內容很顯然仍占很大比重，但傳播學理論研究、傳播學本土化研究、政治傳播研究、國際傳播研究、傳播與危機公關研究；新媒體研究；文化與跨文化研究等社會學角度、傳播新科技類的傳播學研究也占到了相當比重。在新聞傳播教育的專題討論會上，不少學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傳播學學科建設思想，對于傳播學科的規范、內涵、傳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學，傳播基礎課程的設置等，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從新聞與傳播學教育角度來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問題的討論，是這次會議討論的重要內容，概括起來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

一種是融合論。有學者認為，在現在大學的新聞傳播專業中，新聞學、傳播學是分開的，因而“新聞理論”仍然還是單獨的課程，傳播學理論則是另一門課程。

而現實的大眾傳播業，早已從傳統的印刷媒介擴大到廣播、電視、網絡、手機短信和其他新型傳播科技手段了。傳統的“新聞理論”，理論色彩較弱，難以容納現實情境。傳播學被引入我國新聞教學領域以后，經過二十多年的磨合，許多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覺地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一部分。

傳播學的經驗主義量化分析方法，也無形中成為新聞學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顯得新鮮了。實際研究中，新聞理論與傳播學理論的融合已經成為現實，很難區別二者了。

與傳播活動相關的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法學、當代文論、經濟學等等，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理論的研究中。因此，持這種看法的學者認為，下一步我們需要做的是改變現在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不再讓新聞理論與傳播學理論截然分開，而是有機地融合為一種新的能夠說明實際的理論體系。

另外的一種我把它概括為“一級發展論”。即傳播學包容新聞學，發展為一級學科的主張、言論。持這類看法的學者認為傳播學融入新聞學，是不可能的。因為，從學科體系來說，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信息傳播行為與現象的大系統，而新聞學嚴格來說，只是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此外還有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等子系統。傳統的新聞學與新聞教育表現出職業訓練的色彩較濃，而理論色彩淡薄。傳統的西方新聞理論除了新聞價值理論、新聞自由理論之外，幾乎無理論可言；我國的傳統新聞理論僅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喉舌理論、黨報理論等，但是總體上仍顯得十分單薄。

而傳播學中關于傳播者的研究、關于媒介的研究、關于受眾的理論、關于傳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擴展了傳統新聞學的關照視野、提高了傳統新聞學的理論高度、豐富了傳統新聞學的理論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