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社會傳播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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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作者介紹了早期社會心理學家米德和庫利對人際傳播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指出這些研究成果對后來傳播學研究的影響。

作者主要介紹了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米德和庫利關于“自我”的理論和庫利的“初級群體”理論。作者認為，米德在認得互動之間插入了一個符號解釋的因素，這是后來傳播研究視角的理論依據；米德和庫利關于“自我”的理論則對于人際傳播研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初級群體”理論在“二級傳播”理論提出后，被重新發現，并在傳播學界獲得廣泛的重視。

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和查爾斯·霍頓·庫利(CharlesHortoncooley,1864-1929)在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領域的卓越貢獻，早已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重視，但他們對于后來被稱之為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所作的深刻理論思考以及這些思考對日后傳播研究的影響，卻沒有得到國內學術界應有的重視。自從1982年5月，美國著名傳播學者韋爾伯·施拉姆來我國介紹了他認為的四位奠基者以來，國內絕大多數學者都沿襲了施拉姆的觀點。其實，無論是拉斯韋爾，盧因，還是拉扎斯菲爾德或者霍夫蘭，他們對傳播問題的研究都側重于某些對他們本學科有用的方面，“他們的終極目標，仍是在解答他們本學科的問題，而不是在建立傳播理論?！盵1]與上述四位學者不同，傳播問題占據了米德和庫利思想的中心，他們的全部理論都與人類社會的信息傳播密切相關，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的哲學，社會學理論就建立在他們對人類社會消息傳播思考的基礎之上，由他們最初闡發，后經米德的學生赫伯特·布魯諾總結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Interactionism）至今仍是傳播學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論之一。他們的許多思想對后世的傳播研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姿勢對話”和“符號互動”

米德和庫利是社會心理學的早期研究者，盡管庫利并不曾將自己的研究與社會心理學聯系起來。他們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際互動上，庫利的社會互動理論和米德的社會動作理論，為“符號互動論”提供了一些關鍵性思想。

在早期的心理學研究中人與人的互動與動物的互動一樣，被認為是出自本能的，米德和他所參與的芝加哥學派的重要的理論貢獻在于，超出了本能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提出，許多社會行為不僅包含了生物有機體間的互動，而且還包含了有意識的自我間的互動。在人的“刺激－反應”過程中，人對自己的姿勢可能引起的反應有明確的意識。當一種姿勢對其發出者和針對者有共同意義時，它就成了“有意義的姿勢”，即符號。人類互動與動物的重要區別在于：動物只能通過無意義的姿勢，即記號進行互動，而人類既能通過記號又能通過符號進行互動，正是符號互動把人與動物區別開來，而語言則是人類獨有的一套十分精致的符號系統。米德的學生布魯默用“符號互動”一詞來總結老師的觀點時指出：“‘符號互動’一詞當然是指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獨特特征。這種特征寓于這一事實之中，即人們不僅對彼此的行動做出反應，還理解或‘確定’彼此的行動，他們不是對別人的行動直接做出反應，而是根據他們賦予這些行動的意義做出反應。因此，人的互動是以使用符號，通過理解確定彼此行動的意義來作為媒介的。這種媒介等于在人類行動的刺激與反應之間插進了一個解釋過程?！盵2]

米德認為，記號只能誘導出某種確定的反應。換句話說，在一定條件下，記號刺激引出的反應是固定的，即某種刺激一旦出現，必有某種反應出現。而符號則不然。對符號的反應必須由參與這種符號互動的人的解釋來確定。對那些把從老鼠或其它動物身上獲得的某些發現，作為建立論點的唯一論據，并用這些論據去說明人類世界的行為主義者，米德持批評態度。他認為，如果行為主義想對進一步理解人類社會做出貢獻的話，它就必須去考察符號行為的性質。

米德關于符號行為性質的一些考察對后來的傳播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符號與它所表達的事物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必然對應關系。緊握雙拳并不總是表示敵意或憤怒，也許是在鼓勵加油?！癱at”與“貓”之間也無必然的聯系。他們之間的聯系純然是一種“約定俗成”。符號行為的這一性質決定了人的傳播能力要大大高于其它動物，使得人類傳播不只局限于此時此地得直接的感覺經驗，而且可以傳播時空距離很遠的目標和行動。不僅如此，人類還可以創造出代表抽象的普遍概念的符號，從而把特定的經驗客體看成僅僅是它們被劃歸其中的抽象概念的實例。因此，從“符號互動論”的觀點看，人類生存的世界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的物質世界，而且是一個人造的符號世界。這個世界的創造和維系依賴于人類通過符號進行傳播的能力。來的傳播研究者吸收了上述思想，對符號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熱情，他們甚至認為：“對傳播中所使用的符號的研究，對運作于這些符號的規則的研究，以及對符號,規則使用者的研究，構成了傳播研究的核心。”在這派學者看來，根本“不存在沒有符號系統的傳播”[3]今天的傳播研究中，由于廣泛吸收語言學，符號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對人類符號行為的研究也取得了許多新進展。相比較而言，當年米德關于符號行為性質的某些觀點可能顯得淺顯，但不管怎樣，是米德提請世人注意這方面問題的，而他的研究為后世傳播研究奠定了基礎。

米德在研究中還指出，在符號互動中，刺激所引出的反應具有不確定性。因為人們并不是對符號本身直接做出反應，而是對符號背后所表示的意義做出反應，所以，這種反應必定要視參加符號互動的人對符號意義的共同理解而定。如果符號意義能夠被參加互動的人共同理解，那么互動就會變得有規則或比較容易；反之，互動只能在低水平上繼續下去，但在較高水平上將受到限制，甚至出現混亂或完全中斷。如果我們把每個人都視為特殊的個體，他們都根據自己特有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來參與傳播關系，來使用和解釋符號的話“百分之百的傳通是絕對不可能的”。

在跨文化傳播中這個問題尤其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符號的使用和解釋往往不同，傳播自然就變得困難。

提出符號行為的這一特點，其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在方法論上，它意味著：人類傳播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加以精確分析的。正是基于這一認識，在傳播研究中，與科學學派側重于借助自然科學和行為科學理論對傳播行為作精確分析不同，人文學派更多的運用哲學、文化學、語言學、邏輯學等理論對傳播行為作定型研究。50年代中后期，無論是人際傳播還是大眾傳播的研究，都開始關注人類傳播行為的主觀性、選擇性、多變性和不可預測性。從“格伯納的傳播總模式”到紐科姆的“ABX模式”，我們或多或少都能夠看出“符號互動論”思想的影響。[4]“符號互動論”在符號互動過程中插入了一個解釋的因素這是后來傳播研究視角轉移的理論依據。在行為主義，尤其是本能心理學的影響下，早期傳播研究注重對傳播者的研究，因為當時的學者們大都認為，人是以普遍相同的方式感受刺激，所以傳播者如何巧妙的設計刺激內容成了傳播研究的關鍵。關于傳播效果的“魔彈理論”便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澳椪摗笔艿劫|疑后，傳播研究開始對接受者給予較多的關注。因此產生了傳播效果的各種“影響不一致理論”，如個人差異論、社會分化論等。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傳播并不是傳播者傳遞意義，而是接受者“引出意義的過程。引出的意義越接近傳遞意義，傳播的效果越好。

關于“自我”的理論

“自我”是占據米德和庫利思想的又一個關鍵性概念。當人們在自我決定社會還是社會決定自我問題上爭論不休時，米德和庫利堅持認為自我和社會是一個共同過程的兩個部分，是同一事物的集合與分散的不同方面，兩者關系密不可分。因此，社會研究不能不研究自我。反之，研究自我也不能不研究社會。米德和庫利是在人際關系層面上來闡明關于“自我”的理論的，其中許多理論經過一些學者的發展，被傳播研究，尤其是人際傳播研究直接吸收和采用。

庫利認為：“社會是各個精神自我的交織物。我想象你的思想，特別是你對我的思想的想象，和你所想象的我對你的思想的想象。我在你的思想面前表現我的想法，期望你會在我的思想面前表現你的想法，誰若不能或不愿做到這一點，那他就不懂得如何交往。”[5]正是人際間的交往，使所有個性成為有機的社會整體；反過來，在這種交往中，社會也內化為個性精神。

在庫利的思想中，一個人的自我多少還帶有某些先天成份，米德則認為，自我是人們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逐漸獲得的，其中并無先天成份。人的思維過程很大程度上是主體的我（I）與客體的我（Me）之間的互動過程。

如同思維過程以一種內部對話方式構成一樣，自我的基礎是個人對其自身的自我定義或身份的潛在指定，這種潛在指定是通過他人對自身的行為所做出的反應。米德把自我概念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模仿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個人“扮演”其他一些人的角色，把自己放在別人的位置上來看別人所期待他的是什么。兒童在這個階段，逐漸使自己具有一種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對他有意義的人的地位的能力，從而為符號運作能力和傳播能力的進一步獲得做必要準備。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開始能夠借助想象來扮演他人的角色，進而過渡到第二個階段－“游戲階段”。游戲的參與者不僅能扮演某一特定的他人角色，而且能夠同時承擔好幾個其它角色，并把這些不同的角色組織成為一個更大的整體。同時，參加游戲的人必須學會游戲的各種規則。兒童通過這一階段，把自己與周圍的人聯系起來，從而開始步入最初的社會單位，并感到自己的個性和價值。這時的兒童，其符號運用能力進一步提高，他們開始了解到一些起碼的互動或傳播規則，并努力遵守這些規則。由此他們開始跨入人類傳播的門坎。第三階段顯然是“游戲”的高級階段，米德稱之為“概念化的他人”（thegeneralizedother）階段。它的特點是，“概念化的他人”不是和特定的人的期待相聯系，而是由一般的期待和標準構成，即人們按照一般非人格的群體角色標準來控制他們的互相行為來計劃和執行他們的互動行為計劃。至此，自我溶入社會，社會體現自我，兩者互為前提或條件，密不可分。

盡管米德和庫利在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有些分歧，但在下述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人們通過與他人的交往獲得有關自我的概念，自我概念又直接影響和制約著人際交往，兩者相輔相成。這一思想在后來的傳播研究，尤其是人際傳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西方不少傳播學著作中都辟專章論述“自我概念”或“自我觀”，認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對人們選擇做什么，選擇怎樣的行為，選擇與誰傳播，乃至傳播到什么樣的程度，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盵6]不得不承認這些觀點和論述得益于米德和庫利早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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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群體”理論

“初級群體”與“鏡中之我”是庫利學說中密切相關的兩個概念。在庫利的理論中，人們通過與他人的交往，并從他人的反應中來獲得自我概念，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們的自我概念也不斷的延伸到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各種群體中去。他人對我是面鏡子，我對他人也是面鏡子。正是在這樣的彼此映照過程中，我們與他人之間產生了一些共同的東西。這一過程，在庫利看來，是在“初級群體”中開始的。他說：“初級群體在我看來是那種以親密的面對面的交往和聯合為特點的群體。說它是初級的，有好幾方面的意義，但最主要的是它們構成了人的社會性和理想的基礎，親密交往的結果，從心理上說，是個性融合到一個共同整體之中，這樣，至少從許多方面來說人們的自我本身就是群體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許最簡單的描述這種整體性的方式，就是說‘我們’（we）?！覀儭撤N同感和彼此認同，因此‘我們’就是一種很自然的表達方式了。一個人生活在整體的情感之中，并在這種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標?！盵7]從“鏡中之我”的觀點看，自我不過是由許多個他人組成的群體；從“初級群體”觀點看，群眾則不過是包含他人在內的自我，了解了這一思想，便很容易了解為什么傳播在庫利的理論中是一個如此關鍵的范疇了。他是這樣為傳播下定義的：“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手段－－即頭腦中的所有信號，以及穿越空間傳遞它們和在時間中保存它們的手段。”[8]施拉姆對于庫利從宏觀社會著眼人類傳播的思想給予了充分重視，他在《傳播學概念》一書中引用了庫利對傳播的定義，并在此基礎上作了相應發揮。

庫利把初級群體視為“人性的托兒所”，“在初級群體中，人性逐漸產生，人性不是人生出來就有的，人只有通過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9]幾十年后，經驗主義學者通過對“在被隔離的情況下長大的孩子”的研究，才開始不斷重復庫利的上述觀點。[10]庫利認為，最基本的初級群體包括家庭、兒童游戲群體、鄰里或社區群體，正是在這類群體中，人們通過面對面的、直接而真誠的交往開始了解整體的最大利益，產生人類的合作和友誼，培養同情心和情感紐帶。庫利相信，初級群體中的人際關系是友誼關系而不是利用關系。這當中，人們優先考慮的是整體利益。盡管這種群體中也存在競爭、沖突和對立，但這些個人主義的沖動最終會被人們之間的同情和理解，會被保證群體團結的共同感情所緩和或控制。從這一思想出發，庫利認為，更大的社會單位（如科層組織或大規模的社會機構），將依賴于初級群體中人際傳播過程所形成的共同感情和觀念。在他看來，“一種社會制度不過是公眾精神的一種規定的和確立的狀態在基本性質上與公眾輿論沒有什么不同?！盵11]但構成社會制度基礎的公眾輿論和情感并不是每個人的意見和情感的簡單相加。公眾輿論是社會現實產生的新的層次，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體。公眾輿論是通過人際傳播產生的，盡管人們將他們的個別部分貢獻給整體的公眾精神，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每一個人的觀念又是由對他人的意見和情緒的知覺而塑造的。庫利對現代民主社會的設想是，整個社會的公眾精神應當和一個初級群體中的群體精神一樣具有熱情和同情心。當庫利利用這一思想來觀察現代傳播媒介時，得出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樂觀結論：由于現代傳播媒介的巨大進步，那種過去只在初級群體中具有的面對面的、直接而真誠的傳播能擴展到整個社會，所以一個真正民主的美國社會的可能性成了現實。新的傳播媒介通過對現代社會的心理上的改造，增長了人類在社會整體中表現自我的人性力量，從而為人類進入更人道的社會和開創道德進步的時代鋪開一條道路，“他們有可能使得社會的組織越來越依靠人們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權威、等級和慣例。它們意味著自由、遠見和無限的可能性?！笨僧斔H眼看到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的巨大沖突時，庫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疑慮之中。[12]但不管怎樣，庫利對于現代傳播媒介作用的研究與思考是具有開拓和啟發意義的

庫利的“初級群體”理論一開始并沒有受到重視，如果說反應的話，起初對這一理論的反應大多是批評性的。直到40年代末，人們才突然“重新發現”。這一重新發現可以追溯到兩組與傳播效果研究密切相關的調查上。一組是1949年出版的《美國士兵》的作者塞繆爾·斯托弗等人的調查研究。另一組是被施拉姆視為“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的保羅·拉扎斯菲爾德等人的調查。他們在調查的基礎上對選舉行為與消費行為進行研究，并寫出來《人民的選擇》、《選舉》和《個人影響》等論著。這些研究的共同之處在于發現了初級群體的忠誠性的重大意義。他們都指出了大眾傳播的影響力是通過初級群體中的關系的影響爾得以發生的。這樣，以“魔彈論”為代表的傳播效果的直接影響理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研究者在大量調查基礎上發現，大眾傳播的信息是通過兩個基本階段傳遞的：第一，從媒介傳到經常收看收聽大眾傳播媒介、消息比較靈通的所謂“意見領袖”;第二，從這些“意見領袖”通過人際傳播渠道傳給那些不那么直接接觸媒介、依靠他人得到信息的人。社會上許多人都是這樣獲取信息的。這一傳播過程理論后來被稱為“二級傳播”理論。“二級傳播”理論并不是在庫利思想指導下提出的，但卻促成了庫利思想的重新發現。從此，庫利的許多思想逐漸受到傳播研究的重視。美國學者切特羅姆這樣評價道：“庫利是第一個為解釋傳播媒介如何改變行為和文化作出成功嘗試的人。多年以后，經驗主義學者們回到了庫利關于基本團體（即初級群體，引者注）的主張上，他們發現，家庭、朋友、游戲伙伴及相同地位者的團體的社會內容，與一度廣泛流行的現代媒介模式不相符，這種模式會直接而粗暴的干涉被動的個人。今天這種復雜的相互關系尚未被很好的了解，而庫利是第一個為探索它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13]

結語

一、米德和庫利的主要理論都與人類傳播問題密切相關，因為在他們看來，人類社會與人際傳播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于人類傳播問題的研究和思考，其深度和廣度要超過同時代的其他一些學者。

二、從傳播研究的發展情況看，米德和庫利的許多理論貢獻越來越引起西方傳播作者的關注。一方面，米德和庫利一些關鍵思想總結而來的“符號互動論”已經成為傳播研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流派；另一方面，米德和庫利關于傳播問題的論述已經被包括科學學派在內的許多傳播學者所廣泛引用；另外，后來的社會學家也在米德和庫利思想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符號互動論”，其中許多分支理論，如“情境理論”、“標簽理論”、“本土方法論”、“擬劇理論”等，又被傳播研究廣泛吸收，從而大大豐富了傳播研究。

三、從研究方法看，米德和庫利可以劃入人文學派，尤其是庫利，他們曾被后世經驗主義學者嘲笑為“安樂椅上的社會學家”。然而正是他們的一些思想，被那些熱衷于實地調查和實驗研究學者們“重新發現”并津津樂道。這一事實本是對長期偏重于科學方法的傳播研究無疑是個提醒，科學方法與人文方法不過是人類在追求真理道路上向前邁步的左右腿，彼此不可偏廢。

四、綜上所述，施拉姆將米德和庫利之后的四位學者視為“傳播學的奠基者”多少有些欠公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傳播研究作為一門學科興起時，其研究重點在大眾傳播，尤其是大眾傳播的效果問題上，施拉姆提到的四位學者還是較早研究這一問題的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或政治學學者，所以他們的研究成果對當時傳播學的影響似乎要來的更直接、更具體些。（二）傳播學從誕生之日起就比較注重實地的調查、內容分析和實驗研究等科學方法到了施拉姆著手做“集大成”的工作時，傳播學中的科學學派、行為主義仍占據上風，起碼拉斯韋爾等四位學者在傳播效果研究中采用的時實驗、調查等科學方法。（三）從施拉姆本人看，他對自然科學相對要陌生的多，面對傳播研究中自然科學方法普遍流行的學術氛圍，他不得不對這一學派的學者及其研究情況給予特別的關注。

[1]①李金銓《大眾傳播理論》，〔臺〕三民書局，15頁

[2]①見〔美〕伊恩·羅伯遜《社會學》（上），商務印書館1990年譯本，178頁、138～147頁

[3]②齊瑞《關于人類傳播》，載《傳播研究文選》1985年英文版，3～9頁，轉引自周曉明《人類交流與傳播》

[4]①參閱《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譯本，26～34頁

[5]②庫利《生活和學者》，紐約1927年英文版，201頁，轉引自《社會學思想名家》

[6]①T·k·Camble、CommunicationWorks，NewYork，RandomHouse，1984，32～33

[7]②庫利《社會組織》，紐約1929年英文版，23頁、313頁，轉引自《社會學理論》

[8]①見〔美〕丹尼爾·杰·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譯本，106頁、106～109頁、110頁

[9]②庫利《社會組織》，紐約1962年英文版，30頁，轉引自《社會學思想名家》

[10]③同61頁①

[11]④同63頁②

[12]⑤同④，106－109頁

[13]⑥同63頁③，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