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我國新聞播音風格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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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的新聞播音語體風格特征，從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建立到20世紀80年代初，大體經歷了磅礴大氣（延安時期）→熱情昂揚（建國時期）→呆板灌輸（時期）→積極浸潤（改革開放）等幾個歷史發展時期，而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背景，影響著新聞播音語體特征。

關鍵詞：中國；社會變革；新聞播音；風格特征；演變。

聲音記錄著時代。20世紀初期，利用無線電傳遞語音和音樂的經驗取得初步成功后，被迅速、廣泛地利用在軍事聯絡、商業信息的傳遞和新聞等方面。短短幾十年間，尤其從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建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40年，媒介傳播對我國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之后媒介傳播迅速發展，隨著信息傳播手段的日益多樣化，媒體的傳播范圍更加廣泛，方式更加便捷，進入了多元時代，在經歷了數碼時代的同時，又迎來了3G時代，已形成了立體交叉式的媒介傳播網，為我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務。

蓬勃發展的媒介傳播，也使新聞播音語體傳播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及受眾心理需求而發生著演變。

播音風格從廣義上講，包括播音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時代風格、民族風格、階級風格、節目和稿件的風格、播音員的播音風格等。不難看出，新聞播音是一種創作。傳播主體在播音創作中是依據稿件內容進行從認識———理解———形之于聲———及于受眾的過程中，逐漸尋求到新聞播音的基本要求、基調的建立以及語氣的形成和大眾對新聞媒體的接受需求和審美需求。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報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及不同的意識形態下新聞有不同的宣傳目的，從而新聞的播音風格也具有不同時期的特征。

本文旨在從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及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宣傳內容和傳播目的的制約及對新聞播音語體特征影響的普遍性進行梳理研究。

一、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建臺初期的播音風格特征。

1937年，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形勢下，黨的報刊和通訊社的宣傳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在國內政治形勢急劇變化的重要時刻，如何把黨的爭取實現國內和平、促進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及時傳達給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傳達給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的億萬同胞，成為黨的新聞工作面臨的一項重大而迫切的任務。因此，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在延安建立人民廣播電臺，使大后方和淪陷區億萬同胞通過收音機能夠直接聽到中國共產黨的聲音，了解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對激勵和鼓舞億萬軍民的抗日愛國熱情，無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1940年12月30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座廣播電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始播音（呼號XNCR“新中國廣播”）。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建立，是當時政治形勢的發展和新聞工作需要使然。從報紙到無線電波，再到有聲語言的表達，這是中國傳播史上的一次飛躍，因為有聲語言傳播比報刊、無線電波傳播更直接，更廣泛，更普遍。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播音開創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民族化的一代新風，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戰爭風格的生動體現。我們的播音員從人民群眾中來，時代的風云、人民斗爭的熱情、民族解放的巨瀾對播音員的心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也和千千萬萬的中國百姓一樣追求真理、渴望自由和民族解放。在這一社會背景的影響下，播音風格也很具代表性。

播音創作的態度、語氣、節奏等，無不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表現出的“昂揚向上、氣勢磅礴、愛憎分明、堅定有力”［1］（13）的播音風格，同時又彰顯出沉著從容、真理在握、穩健大度、樸素平易的氣派，與當時的文風特征非常貼切。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播音風格，與當時彌漫在中國天空的反動、虛偽、庸俗、沒落的聲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聲音為中國共產黨的解放事業推波助瀾；這聲音代表著中國勞苦大眾的心聲；這聲音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定豪邁、堂堂正正的真理之聲；這聲音宣告了中國人民廣播的誕生，標志著人民廣播播音的開始，也為未來發展中在各個歷史時期播音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和平建設時期新聞對播音語體風格的影響。

1949年10月1日，播音員丁一嵐、齊越登上天安門城樓現場廣播了開國大典的盛況，從這一天起，人民播音事業也揭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接管、改造舊中國的廣播電臺，在全國范圍內開創、建設人民廣播電臺，為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廣播事業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廣播事業的蓬勃發展，人民播音也進入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大發展時期。保持和發揚了無產階級的戰斗風格，繼承和發揚了延安時期的光榮傳統。這一時期，隨著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熱情的日益高漲，文風積極向上，影響了這一時期新聞的播音基調，其特點是充滿朝氣，熱情飽滿，語勢多上揚，節奏奔放明快，充分發揮了廣播的傳播優勢，對全國人民起到了鼓舞、激勵的作用。尤其是在宣傳抗美援朝戰爭的報道中，播音員滿懷激情地播出了大量的來自朝鮮戰場的捷報、書信以及消息和通訊，歌頌中國人民志愿軍保家衛國的英勇事跡，對全國人民進行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如：播音員齊越播出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之后，反響極大，在全國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熱潮。

三、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播音風格。

不同的歷史時期，新聞稿件同樣受意識形態和社會背景的制約，同時也對新聞播音產生決定性影響。因為新聞播音的特質是，由播音者從新聞稿件由內容形式的整體認識中，逐步尋求新聞播音的基本要求，體會到新聞播音的語言特色，進而確定風格的過程。

1966年5月開始的長達十年之久的“”，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在這期間，中央臺的各類節目也作了大幅調整，以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節目為主，以自辦節目為輔，“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軌道和黨的正確路線、方針，違背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正當愿望，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嚴重的危害”。［2］（306）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特殊的社會環境及特殊的意識形態也嚴重影響著正確的播音創作道路，新聞稿件無事實可言，而是大報抄小報，在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影響下，播音也無真情實感可言。建國初期建立起來的一支蓬蓬勃勃的播音隊伍被打散，許多老播音員和建國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優秀播音員，被扣以“反動權威”“黑五類”

“修正主義”的帽子受到批判，調離播音崗位，還有的播音員被下放勞動改造。由政治代替一切，優良傳統被拋棄，播音風格遭扭曲。在極“左”路線的沖擊下，延安陜北和建國后播音的許多優良傳統被拋棄，高、平、空的大喊大叫播音充斥廣播，消極的說教式的播音使群眾產生了一種被動的接受狀態。“假、大、空”的文風特征，使播音員思想混亂、認識空洞，播音語勢節奏單一，嚴重影響了播音創作。一時間“大喊大叫”的播音現象鋪天蓋地，使新聞播音失去了親切與熱情，無色彩，無真情實感可言，不能有感而發，更不能錦上添花。

四、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播音風格特征。

結束了十年動亂，當改革的春風吹遍中國的大江南北，吹到中國每一個角落，在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指引下，廣播電視也同全國的新形勢一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廣播電視在新聞傳播媒介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廣播電視宣傳的全方位改革，打破了傳統的節目設置模式、節目布局和節目編排方式，并提出節目內容要接近群眾、接近生活、接近現實的方針。對節目進行大膽改革，先后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推出了融新聞性、知識性、服務性為一體的《午間半小時》，和融欣賞性、知識性、新聞性、娛樂性、服務性為一體的《今晚八點半》等時代感強、可容性大、內容豐富、格調清新、形式別致、雅俗共賞的節目，受到了聽眾的青睞。改革的春風也浸潤著我們的播音事業。1981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播音經驗交流會，著重討論了新聞播音特點和當前新聞播音存在的問題，會議提出播音工作必須根據改革需要，勇于創新，探索新的播音方法，并提出“大膽創新、百花齊放”的方針。如果說齊越、夏青等老一輩播音員幾十年的播音生涯中形成的氣勢磅礴、堅定豪邁、愛憎分明、準確生動、語言功底扎實、嚴謹規范、莊重沉穩的播音風格，可稱之為人民播音的第一次高峰的話；那么，改革開放后，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的播音風格又達到了第二次高峰，我們熟知的趙忠祥、沈力、鐵成、方明等新聞播音員，他們鮮明的播音風格折射著這一時代前進的步伐，不僅受到廣大聽觀眾的喜愛，而且也影響了一大批后來人。

風格的形成，同時代、社會、文化、修養、民族等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任何藝術風格都會受到一定的社會生活和不同人們的審美要求和審美理想的影響和制約，播音風格也不例外。

稿件是播音創作的依據。播音風格是在表達稿件內容的同時體現出來的，沒有稿件也就沒有了播音，更談不上風格。而新聞稿件是新近發生的事實報道，稿件的風格必然要受到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背景的制約。所以播音風格有著很強的附著性，播音員的能力就在于稿件的風格和自己播音風格有機的統一，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新聞文本也會對播音風格產生影響。我們人民播音從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播至今，也經歷了千錘百煉，隨著社會的發展，廣播電視也已發展到了一個多元化的時代，這也為新的播音風格形成提供了展示的平臺和空間。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我們的新聞播音進入其風格形成的第三次高峰期———即“說新聞”。傳播媒介不僅把重心放在傳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同時也注重受眾的需求。新聞播音創作根據社會的發展及受眾接收心理的變化也在改革、創新。到了80年代后90年代初期，香港鳳凰衛視出現了魯豫“鳳凰早班車”節目首開“說新聞”的先河，主持人在溫和與輕松的氣氛中，將最新消息和財經資訊向觀眾娓娓道來，使報紙摘要變得與眾不同，這種播音風格一時成了“說新聞”的一大流派。打破了以往傳統的新聞節目我播你聽的以權威姿態樣式出現在受眾面前的風格。

“說新聞”諸如其他新生事物一樣，要經受大浪淘沙與時間的歷練。業內專家認為，“說新聞”給人明快、新鮮的感覺，說者鮮明的個性與受眾心理距離貼近，交流感更強，符合新聞播音的語言特征。但缺乏規范性、莊重性、鼓動性和權威性。為使新聞播音既體現黨的喉舌作用，又體現黨與人民群眾的紐帶作用，新聞播音語體出現了播與說相結合的播音風格，根據稿件內容形成了“宜播則播”“宜說則說”的播音風格。語言樣式更豐富也更符合新聞播音語言的規范性、莊重性、鼓動性及時代感、分寸感和親切感的特點。例如：中央電視臺的徐俐、海霞等播說結合的新聞播音風格，為新聞播音事業涂上了一道亮麗的色彩，體現了時代氣息，也推動了新聞播音事業的向前發展。

播音是一種有聲語言藝術創作。必須以廣播電視的性質任務為根本，以國情為土壤，以歷史經驗和傳播規律為源泉，以提高自己語言的質量為目標；也必須在特有的思想感情、個人氣質、生活經歷、文化知識、審美理想規定范圍內去深刻感受和體驗，使之融入播音創作中。各個不同時期的社會心理以及人們由此對媒體的接受要求并非一成不變，新聞播音主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傳播的橋梁和紐帶，站在傳播的最前沿，既要堅持黨性立場又要滿足大眾的接受需求，只有善于發現這些變化，抓住這些變化，適應這些變化，才能創造出適應時代，適應群眾接受心理的新聞播音風格。

參考文獻：

［1］張頌。中國播音學［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3.

［2］趙玉明。中國廣播電視通史［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