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傳播研究管理論文
時間:2022-07-25 06: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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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對迄今為止國際和國內傳播學界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通過有關研究論文的數量統計,本文認為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自1996年開始受到主流傳播學研究的重視。本文通過四個方面,即(1)互聯網使用研究,(2)互聯網影響(效果)研究,(3)互聯網采納研究,以及(4)其他研究等,對大量以互聯網這種新傳播技術為研究對象的傳播研究作了梳理,包括研究主題和內容的介紹以及研究方法的述評。本文為學者們今后進行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無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起點。
【關鍵詞】互聯網;效果;使用;采納
一、引介
《傳播電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編輯White(1998)指出,互聯網傳播研究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出現是在傳播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已經比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傳播技術,包括電話、報業、收音機和電視,其產業發展之時,傳播學基本上還未登大雅之堂。事實上,以媒介研究為核心的傳播學,是伴隨著這些重要傳播技術的發展和演變而逐漸建立和完善起來的。
然而,對互聯網的傳播研究,卻基本上是最近10年間的事,而互聯網成為傳播研究的熱點,更是只有幾年的時間。雖然White(1998)認為在互聯網的演變和發展過程中,傳播學者具有自己獨特的貢獻,但更多的學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認為,從技術的角度而言,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技術,互聯網在其為大眾所熟知以前的20年發展和演變歷程中,傳播學者基本上無所作為。不僅如此,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萬維網(WWW)的出現,當互聯網的使用群體迅速擴大,逐漸由精英技術變成大眾技術時,傳播學者對于這一新傳播技術的關注也遠遠滯后于通俗媒體報道。顯然,作為一種仍處于不斷演變中的傳播技術,其商業和社會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際,學術界出于種種原因(見Morris&Ogan,1996),對于互聯網之于傳播研究的意義缺乏敏銳意識和認同(Soukup,2000)。Rogers(1997)從歷史分析的角度,以技術擴散為分析框架,指出互聯網技術從出現到擴散達到臨界點(criticalmass),歷經了近20年的沉寂和醞釀。如果我們以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的數量作為分析對象,則這一醞釀期對于傳播研究而言至少還要延長幾年。1996年,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學術刊物《傳播學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聯網研究專集,標志著主流傳播期刊對互聯網這一新傳播媒體的關注。在一篇其后被經常引用的對話式討論中,兩位研究新媒體的學者,即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開了一場傳播學者為什么應該以及如何進行互聯網的研究的討論。他們甚至呼吁,傳播學者應該積極介入互聯網的技術和相關社會政策的發展過程中去,以傳播學者的視野來影響互聯網技術的走向,這一極具倫理和社會關懷的觀點和White(1998)不謀而合。
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對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種投資行為,因此主流學術刊物的興趣和方向對于學科研究具有很強的引導意義,它們的關注無疑對于互聯網作為新媒體的研究價值起著“正名”的作用。與此同時,其他重要新聞傳播期刊,包括《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傳播電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紛紛推出有關互聯網研究的專題或專集;而一批以互聯網等交互技術為研究重點的學術刊物也應運而生,包括《新媒體與社會(NewMedia&Society)》,《網絡傳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網絡傳播雜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傳播學者的學術興趣。作為一種影響深遠的傳播技術,很多其他學科,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和應用科學的學術期刊上,也大量出現有關互聯網的研究論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點與傳播研究雖各有側重,但也多有重疊交叉,與互聯網相關的各種問題乃成為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
就傳播研究而言,筆者在進行文獻檢索的過程中,通過當今網上最全面的傳播研究機構CIOS(CommunicationInstituteforOnlineScholarship),查閱了涵蓋50多種新聞傳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數據庫ComAbstracts中有關互聯網的英文研究論文。結果發現,在“Internet”這一檢索詞下,出現了二百三十多篇論文,論文數量①按年份分布見表1。
表1ConAbstracts數據庫中有關互聯網研究的論文數
年份1996年之前1997199819992000
論文數(篇)3736645641
從中可大略看出,至少就傳播學科主流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言,對互聯網的研究主要興起于1996年以后。
如何進行有關新傳播技術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或研究策略。一種是把它作為一種新媒體,一如電視、電話一樣,因此,原有的傳播研究的理論、方法、甚至重要的研究問題,都可以有條件地移植到新的研究對象中來(Camp&Chien,2000)。按照這種思路,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對原有理論和方法進行驗證、補充或者修改。就研究典范而言,這樣的研究顯然沒有對原有研究典范進行本質的突破。而研究成果也能納入到一直累積的學科知識體系中去。
第二種研究思路是意識到或者強調新傳播技術的特殊性,或者不同于以往傳播技術的特點,以及與之相伴的使用方式及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Soukup,2000)。這種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有較強的批判精神,以及開放的思維方式,并要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遠見。無論是研究問題的提法,還是研究的方法和所采納的理論,研究者都要力圖突破慣性思維模式。理論和方法的突破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借用其他領域之理論、概念,加以適當改造和移植,用以描述、概括和研究新的現象;二是提出新的假設和概念,通過具體的分析研究進行驗證。
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研究者在進行研究之前,進行研究之時,對自己所要從事的研究的性質和策略,都會有意無意地作出選擇,成為其研究過程的內在邏輯。當代最負盛名的傳播學者之一,美國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University)的Weaver(2000)教授認為,對于研究者而言,面對新的傳播現象,最最重要的問題(thebigquestion)是提出“好”的研究問題:我們應該問什么樣的研究問題?應該怎樣問?例如,在傳播研究歷史上,“傳媒對人們做了什么”和“人們對傳媒做了什么”曾經代表了媒體效果研究的兩大傳統,各自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樣一個現象,通過研究問題的不同提法,可以有迥然不同的研究假設和思路。事實上,就網絡傳播而言,缺乏統籌性的研究問題使得相關研究在研究主題和方法、結論上都比較分散、零亂,也決定了互聯網的傳播研究尚處起步階段(Soukup,2000)。就國內的互聯網研究而言,雖然近年來涌現了一批以網絡傳播研究為主題的論文和專著,但從研究的深度和質量而言,也無疑只是處于起步階段(匡文波,2001)。
二、互聯網的傳播研究述略
通常,對某一類型的文獻有兩種概括的思路:縱向的和橫向的。縱向的概括是一種歷時性的描述,坐標軸是時間。這樣的概括能夠勾勒出有關研究的發展脈絡,即給人以歷史感。把研究置于歷史長河的動態背景之中,往往能夠從比較宏觀和整體的角度把握有關研究的總體形態和走向(潘忠黨,朱立,陳韜文,1997),具有獨特的意義。本文前面作了蜻蜓點水式的回顧,并未實質展開。而文獻的橫向概括,則是從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的總結。這種概括的好處是能夠揭示學術領域中相關研究的總體格局,從而對研究的現狀有一個全景式的了解。本節接下來的部分將采納橫向總結的方法對近年來的互聯網傳播研究作一略述。具體來說,我將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題為依據對各種互聯網傳播研究進行分類。
(一)互聯網使用研究
就數量而言,這類研究是文獻中最多的。進一步細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側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聯網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為和使用動機的研究(Flanagin&Metzger,2001;Papacharissi&Rubin,2000;等),學者們對于特殊群體的互聯網使用也比較關注。例如Codyetla(1999)通過對292個高齡老人學用互聯網功能的研究,對上網行為和各種人口變項、心理狀況變項之間的關系作了探索。按照他們的研究結果,愿意學習上網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學習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別。
Wright(2000)也通過在線問卷的方式對老人的互聯網使用作了研究,得到類似結論。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會邊緣人群或弱勢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聯網也是一個受到關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臺灣學術界同性戀者使用互聯網的動機。通過滾雪球式的自填問卷調查,以因子分析法這一研究析離出七個促使這些人們上網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單親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聽力障礙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語言障礙者的互聯網使用,從社會批判與倫理關懷的角度對有關技術設計、相應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討。Kraybill(1998)則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北美少數族裔人群如何對待互聯網技術作了研究,發現當地人們在排斥新技術背后有五個文化倫理方面的原因。
國內的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統計和描述層次(如基于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歷次互聯網調查報告的各種研究)。一些比較細致的研究如,彭蘭(2001)對網絡中的人際傳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對互聯網派生語言的總結等。
從研究方法言,這部分研究主要以實證調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經濟分析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為主;前者以研究具體的互聯網使用行為為主,后者偏重于互聯網使用的社會、政策和倫理方面的探討。
2.互聯網在不同領域的使用
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傳播技術手段,互聯網在諸多領域的使用各有特色,這些領域包括選舉(Reavy&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業宣傳(如Finnetla,2000)、新聞傳播(如Easton,1997;)、社會和政治領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這些研究反映了學者對互聯網在不同領域的應用前景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的關注。Reavy&Perlmutter(1997)發現,利用互聯網雖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選人和選民的溝通,但是就有關選舉知識和參與言,互聯網的介入卻有擴大業已存在的民眾間的知溝的可能;Klotz(1998)則研究了1996年美國參議院選舉中互聯網被用作進行負面廣告的案例,指出技術的使用常常是人們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聯網的各種論域(discourses)作了討論,并指出各種論域對人們的上網感受、行為的影響。
國內的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軍(2002)對國內電視媒體網站的思考,彭蘭(2002)和陳力丹(2002)對網絡新聞的批判性反思,雖觀點不同但各自觸及到了網絡新聞傳播中一些關鍵而敏感的問題。閔大洪(2001a,2001b)論述了黨報網站的作用和影響,以及公眾對新媒體的使用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宏觀的思路和微觀的經驗數據相結合,有一定深度。
從研究方法言,這些研究仍以社會科學取向的實證研究和以社會批判取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為主。
3.互聯網的本質及其與其他傳播媒介使用的比較
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聯網傳播研究的熱點。學者們基于不同的視角,討論互聯網的各種功能的社會本質,以及它們與其他媒介在性質和功能上的異同。例如Flanagin&Metzger(2001)從功能和需求滿足的角度比較了電子郵件、網上信息獲取和與其他媒介,包括報紙、電視、書籍、雜志和面對面溝通等的異同,以及由此帶來的在人們媒體選擇上的變化可能。他們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新技術只是增加了人們滿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網絡虛擬社區(virtualcommunity)一直是通俗報道和學術界最為關注的主題之一,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網上聊天和面對面溝通的異同(Rintel&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戲,如性別變換,網上放縱行為(disinhibited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廣泛關注。通常,這類研究多以具體的案例分析(Rintel&Pittam,1997等)和網上參與觀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為資料搜集方法,通過社會學/女性主義(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如Reid,1998)等領域里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對上述現象和主題進行探討,是互聯網傳播研究中比較深入的一類。
(二)有關互聯網的影響(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眾傳播研究的歷史上,效果研究曾經長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實上,傳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論建樹來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出現,使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現了新的熱點(Weaver,2000)。新傳播技術對于社會,對于我們的生活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已經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因為很多政策和體制的調整和應變有賴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回答。
美國卡耐基大學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區分了傳播科技對社會兩個層次的影響,即初級影響(first-ordereffects)和次級影響(second-ordereffects)。簡言之,初級影響是指因新技術的來到而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直接的實時的影響,如上網多了導致看電視減少,就屬于這類影響;而次級影響是指新技術的出現對社會形態的演變所帶來的影響,例如娛樂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會出現新的消費模式等。通常,初級影響是個人和微觀層次的,而次級影響則是宏觀或社會層次的。在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中,這兩類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躍。
1.初級影響研究
互聯網使用給個人的生活和心理帶來的影響,特別是負面的影響,通常是通俗媒體熱衷報道的話題(Newhagen&Rafaeli,1996)。而學術界對于互聯網的影響研究也很活躍。不過由于研究所著重的具體的互聯網的功能不同,有關互聯網初級影響的研究的發現并不統一。通常,使用效果會和使用方式相關。
Kraut,etal.(1998)以美國匹茲堡地區的家庭為對象,通過免費提供計算機和上網條件,以縱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對上網與人們的社會參與和心理健康的影響作了研究。結果發現,上網對人們的社會參與和心理健康有“雖然輕微但顯著”(Kraut,etal.,1998:21)的負面影響。具體來說,上網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會聯系(socialnetworks)圈方面比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溝通也比較少。上網多的人,還比較容易感受到諸如孤獨(loneliness)、沮喪(depression)和壓力(stress)等消極情緒的困擾。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個家里上網研究項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這一項目的研究團隊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學和人機交流方面的專家組成,研究設計嚴密,特別是采納縱向研究以及各種標準的測量工具,因此受到廣泛關注。
SIQSS(StanfordInstitutefortheQuantitativeStudyof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過對2689個家庭的4113個成人的訪問,揭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稱互聯網是一種“致人疏離的技術(isolatingtechnology)”,用戶因為沉溺上網而減少和他人的接觸,必然導致其社會聯系的減弱。不過SIQSS的研究結論因為其采樣的非隨機性以及研究的橫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質疑。
互聯網對人們日常活動的影響是初級影響研究的另一個熱點。加州大學珞珊璣分校的一個互聯網研究項目(UCLAInternetProject)的調查顯示,有一半的被訪者反映有時會和家人一起上網,因此,互聯網也未嘗不是一種增進家人活動的一種手段。大部分人都認為家里上網后,他們與家人呆在一起的時間并沒有因此而減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為家里其他人上網而有時會有一種被忽略的感覺。
互聯網使用還可能會對其他媒體的使用產生影響。Stempel,Hargrove,&Bernt(2000)通過一次全美調查顯示,互聯網使用者比非上網者讀報和聽收音機多,但在看電視上沒有區別。他們的基本結論是,互聯網不是其他媒體使用減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Rebecca(1998)的研究則表明,網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對面交流。國內也有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如吳興人(2001)探討了互聯網政論的興起對傳統媒體的挑戰。
關于互聯網初級效果的研究還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Sothirajah,1999等),一個比較突出的印象是互聯網對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響,取決于很多因素,沒有簡單的結論。事實上,按照創新擴散理論(Rogers,1995),早采納者(earlyadopters)和晚采納者(late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變項特質、社會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聯網使用和有關社會交往和心理健康狀況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難界定;此外,使用互聯網的不同功能,帶來的初級影響可能也會明顯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網瀏覽信息,類似于看電視,而看電視傳統上是導致人們社會聯系減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個原因(如Blanchard&Horan,2000);但如果一個人上網以聊天為主,則其上網行為又類似打電話,而打電話通常被認為有助于增強人際交往和溝通能力,對于紓解壓力也有幫助(Krautetal,1998)。可見,如果我們想要籠統地得到一個互聯網使用效果的結論,是不現實的。換言之,我們至少必須區分不同的上網功能,才能談相應使用的效果。這對于我們的家庭網絡采納研究也有重要啟發,即我們在考慮人們的上網決策的各種影響因素時,應該關注不同的互聯網功能對于不同的人們具有不同意義。最后,隨著人際間溝通手段的日益豐富,很多定義本身也面臨著挑戰。例如通常我們認為上網好像看電視、讀書、看報一樣,只是一種個人活動而非社會活動。然而,互聯網是一種交互技術,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機屏幕參與很多實時互動的討論、聊天——互聯網“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間(Camp&Chien,2000:15),而上網也未嘗不是一種社會活動。
在我國,總體而言,初級影響研究作為一種微觀層面的實證研究,深入的原創性的縱向研究,無論是論文或專著都很少。
2.次級影響研究
如前所述,次級影響是技術的社會層次的影響。由于互聯網在技術上尚在不斷演變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會中的擴散更是方興未艾,因此,互聯網對于我們社會到底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未知數(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術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術對社會帶來的結構性變化,往往要“歷經幾代時間”(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們對于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意義的認識可能仍是非常膚淺的。
互聯網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具有社會變革潛質的技術。從個人層面上,互聯網經常被認為能使人們超越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地理和生理的障礙(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會參與機會;在社會和國家層次,互聯網則被認為能影響和加快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Carey,1998)。例如,Gibson&Ward(1999)以英國為例探討了互聯網對于政黨內民主決策的影響。
不同學者對于互聯網的社會影響的關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國為例研究了互聯網與當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從女性主義批判的角度探討了互聯網為女性使用的問題;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則探討了互聯網對于當地文化如何應對國際文化的沖擊的問題。
國內的很多互聯網研究都可歸納到此類別。如吳征(2001)對新媒體使用與精神生態重建的關系的探討,徐寶才(2001)對網絡傳播中倫理問題的關注,陳絢(2001)對互聯網與數字鴻溝關系的研究等。
從研究方法言,初級影響研究多為社會科學取向的實證研究,而次級影響研究以政治經濟學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歷史分析等,來解析互聯網對于社會、文化等方面可能帶來的影響和沖擊。
(三)互聯網采納(adoption)研究
隨著互聯網近年來在世界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互聯網在各種不同環境下(如政府機構、公司企業、家庭、學校、醫院等)如何被采納和使用也備受關注,吸引了不少學者持續的研究興趣。
在更廣闊的學術視野上,互聯網的采納和擴散研究與技術創新擴散、市場營銷、管理信息系統等多個研究領域的學術探索密不可分,這也可以從有關學者在研究互聯網采納時所引述的文獻可見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創新的采納和擴散研究有個體層面(individuallevel)和系統層面(aggregatelevel)之別。個體層面的創新采納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種環境下對人們的創新采納的態度或意向具有影響力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相對重要性,以揭示創新采納決策的機制與過程;而系統層面的研究一般以整個社會系統(或社會系統的一部分)為考察對象,更加偏重于對創新擴散的整體進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時涉及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等結構性因素的考量。按照這樣的區分,本研究屬于個體層面的創新采納研究。
有關互聯網的采納研究,除了來自美國等英語國家傳播學者的研究外,華人社區,包括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不少學者也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就臺灣的情形言,通過《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和《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等網頁的檢索可以發現,無論是期刊論文還是學位論文,近年來以交互技術的采納為題的研究不在少數。以對《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的檢索為例,在“innovationdiffusionandadoption”(“創新擴散”和“采納”)之檢索詞下,共有論文25篇;而在“Internetandadoption”(“互聯網”和“采納”)為檢索詞,則發現論文134篇。從其研究方法介紹看,大多采納實證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關無線網際網絡服務使用者之創新性研究;林惠玲、陳正倉(2000)對臺灣制造業采納自動化技術的實證研究;林震巖和許勝雄(1997)對電子資料交換技術的采納,以臺灣的三種產業為例作了實證研究;方國定、應鳴雄(1998)則考察了電子資料交換采納過程中的考量因素;張洪瑞(2000)以WAP應用為例對企業采納創新技術之關鍵因素的研究,吳俊毅(2000)從動機角度對科技接受模型的實證研究,等等。從數量上而言,臺灣地區的交互技術采納研究明顯多于香港和中國大陸,而臺灣地區的研究一個共同點是,基本上著眼于臺灣本地企業和組織、個人對特定創新技術的采納。
香港地區一些深受美國學術傳統影響的資深傳播學者對互聯網技術的采納和擴散最近也比較關注,已經或者正在繼續從事一些精細設計的大型研究,令人矚目,例如祝建華、何舟等正在進行的有關中國大陸城市居民上網的縱向研究,規模和時間跨度都比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經能夠為學界所能分享(如Zhu&He,2001a,2001b),研究主題包括互聯網采納和使用的各種影響因素的檢驗,以及具體采納和使用的模型建構。
從有關大陸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術期刊中,有關互聯網采納和擴散的實證研究較少(僅有的少數研究例如:喻國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簡單統計層次。大多數文章以泛論為主,觀點的碰撞遠多于實證的檢驗(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關互聯網的使用及其影響方面的研究,其他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還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規類(如:Tan,Corbett&Wong,1999)、網絡內容(如Dominick,1999;彭蘭,2001;等)、電子商務(如Li&Yang;Tan,Corbett&Wong,1999;張浩,2001;黃霽,2001等),不一而足。顯然,按這樣的分類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屬多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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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對互聯網的傳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評有很多困難,歸根到底,這樣的述評都是掛一漏萬之舉。互聯網作為影響現代生活各個層面的信息傳播技術,單就傳播研究言,人們對它的研究和關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萬別。互聯網本身尚在不斷演變之中,從傳統的新聞傳播系所的課程設置、學科研究方向到傳播學者們的研究興趣,都因為互聯網的興起而在應時調整、變動。而從互聯網本身的特點來說,它與此前的各種傳播技術相比最大的差別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種“囊括一切媒介特點”的技(Hargittai,2000:52)。換言之,互聯網本身只是提供了一個平臺,一個包容一切媒介形態的諸多功能的平臺。就互聯網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擬或者解構(deconstruct)為各種現有的媒體和社會制度(socialinstitution)的總和,包括電話、報紙、雜志、廣播、出版、公共領域、圖書館、醫院診所、大學、超市、政治論壇、文化產品集散地,等等(Camp&Chien,2000)。互聯網的這些特點,決定了我們對其傳播研究的述評,必定是極為粗略的。
注釋:
①這一粗略統計之時間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關介紹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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