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傳播設計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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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文化傳播應是文化、傳播并重：傳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間傳播。學科的宗旨當是通過傳播來促進各文化間的彼此理解和共存共榮。本文就重視世界文化課程內容的具體設置，及聯合大學與傳媒以更好實現課程積極目標諸問題進行了探討。文中通過多層次的論證強調指出：人們始終持有相異或相沖突的宗教、哲學以及意識形態，尚沒有一種普世真理足以使世間所有人心悅誠服。即便是廣泛接受和運用中的科學知識，其發展亦受阻于人類本身的局限而不可確定。盡管科學在前沿問題研究上競爭激烈，也仍然無法回答和消除所有的問題和差異。因此，從全球或泛人類立場觀之，人類現有的知識與理解能力具有不確定和不完整的特點，而這樣的特點浸透在所有的具體文化信仰之中。認識到共同局限性的人們——尤其是政界的領導人—－亟需摒棄極端的文化分離思想，以人類現階段認知的局限和世事萬物之不可確知性來鑄就文化兼容態度并行動，這樣才能避免不同民族及不同國家間的不斷沖突和互相傷害，以達到紛呈文化間的融洽交流，從而也豐滿、堅實跨文化傳播學科。

ABSTRACT：Thispapersetsforthinsomedetailthecontentsofaproposedsetofcoursesdealingwithworldcultures,andsuggestshowthesecoursesmightbeimplementedincommonbyuniversitiesaroundtheworldincooperationw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media.

Onemessagetobeemphasizedinthesecoursesisthatvariousgroupsofhumanshaveheld,andcontinuetohold,conflictingreligious,philosophical,andideologicalbeliefs,thevalidityofnoneofwhichcanbeestablishedonabasiscompellinglypersuasivetoallinterestedparties.

Andevenscientificknowledge,whichiswidelypersuasive,evolves,remainseverincompletetoanindeterminatedegree,ischaracterizedbycompetinginterpretationsonitsfrontiers,andisinanyeventincapableofresolvingreligious,philosophical,andideologicaldifferences.

Thusfromaglobal,panhumanstandpointthereisaninconclusivenessandincompletenessofhumanknowledgeandunderstanding,andthisistheonespiritualandintellectualsituationthatoverarchesallparticularbeliefs.

Thoseindividuals--including,importantly,politicalleaders--whoconsciouslygraspthiscommonalityofthehumancondition,should,onemaysuppose,beinafavoredpositiontothinkandact,notasculturallyseparatistextremists,butsimplyasearthlings,andtherebytoavoidthekindsofconflictsooftenproductiveofmutuallydestructiveactivityamongthepeoplesandnationsoftheworld.

一

目前席卷全球的文化沖突和對話，正體現著人類精神視野的不斷交流融合。源遠流長的歷史和不曾中斷過的華夏文化，將為未來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華特色的精華和取之不竭的資料源泉。我們需要努力總結和發揚中華文化的精華，將中華文化成果納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來“天擇”之中。并進一步發揮中華文化的傳播能動作用，以提挈世界文化到最融洽交流的高度為己任。這些都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但在年輕的全球文化的選擇與互動過程中，尚明顯存在著嚴重的交流媒介編碼失誤和交流媒介譯碼誤讀問題。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目前世界上國際間或人群間的所有沖突，都與這種交流媒介編碼失誤和交流媒介譯碼誤讀相關。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亟需與國際接軌，國際的跨文化傳播學也還亟待發展。筆者不想也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對海內外的跨文化傳播學研究作復述和介紹，更不敢對海內外學者們的辛勤勞動妄加評論和菲薄。我們只需感到很幸運，可以在這個研究領域中已經積累的經驗基礎之上再去作積極的思考判斷和行動，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高瞻遠矚。考慮到目前“跨文化傳播”已經成了一種最現代的國際流行，而顧名思義，跨文化傳播無疑應是文化、傳播并重：傳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間傳播。筆者認為：“文化”幾乎涵蓋所有人類感興趣的領域，范圍之大實在無從說起。何況世界文化在很長的時間中各自發展，因而不僅有著不同的語言，還有著不同語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思維理路，所以根本無法先入為主地確定判斷各種文化異同的有效范圍。而在跨文化傳播領域內，我們首先、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在無法達到完全理解和相互結論一致－－這是目前的最客觀面對－－的前提下，融洽的“跨文化傳播”非常需要也必須建立在一個全球大致共識的基礎平臺之上。所以本文僅就一題作粗率的探討：重視和拓展世界文化課程，以人類現階段認知的局限和世事萬物之不可確知性來鑄就文化兼容態度，從而豐滿、堅實跨文化傳播學科，促進跨文化融洽交流。

隨著先進的通訊和交通工具的發展，各國之間經濟上的依賴關系日益密切，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小。狹隘的文化定位顯得不再實用，在道德上也不再無懈可擊。鑒于這種情形，在二十世紀最后的幾十年中和新世紀以來，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大學紛紛開設了《世界史》、《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跨文化傳播》類的課程。數年來，我們一直致力于《世界視角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inWorldPerspective”)這一課程的設置和講授（這是一門一年制的課程，包括東西方文化中的許多議題，牽涉到歷史、宗教、哲學、藝術諸多領域）。在此過程中，如何擴大這類課程的積極影響這一問題越來越引起我們的關注。我們在本文中將要闡明的觀點和計劃，是可以采取雙重的策略來實現的，一方面依靠課程自身的拓展與調整；另一方面依靠媒體或是行政手段。

探討“文化”也不得不把它放在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下，我們本著越原始的東西就越具有民族國際性的立場，往往從文化的源頭探起。因為人類在隔絕視聽的情況下，在文明還沒有大規模的交相影響的時候，對于面前的客觀世界及其過去將來都各具有不同的獨特視野，對于生活的感思、感受各有其特色。在這個角度上我們才說越是原始的東西就越民族化，而越是民族化的東西就越是具有國際性。也正因為這樣，目前西方的世界文化史或相類課程通常以地球上史前人類的誕生作為開篇，接著是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人類文明的出現；然后，課程不斷調整設置及側重點，圍繞世界史上的主要文化類型，以人類發展的主要階段和方面為線索，繼續講授希伯來、亞述、波斯的文化，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的文明，基督教的崛起等等。然而這些課程遷涉到的內容很多，需要學生有基本的歷史、政治、哲學、文學、藝術等等學科的知識學養。而在我們看來，他們的視線還過于狹窄，還不具備當今世界需要的理解能力。我們認為通常為一年的世界文化史課程有必要拓展為學制三年的課程組合，并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內容有機地整合到歷史材料中去。如果說人文科學方面的知識在理解人類發展形態時必不可少，那么要應對當今的問題，自然科學知識也同樣不可或缺。課程組合中的自然科學部分將涵概基本的科學原理和方法論，將關注的目光主要投向人口爆炸、疾病的全球傳播、海洋污染、熱帶雨林的破壞、耕地退化、臭氧層的損耗以及氣候變暖等全球性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是現代科學造成的，有些可能又反過來要靠現代科學來解決。全球生態系統的這些問題反映了世界歷史中一個驚人的事實，即人類文明正以自我防御、自我中心、自我擴張的方式激進地改變著撫育它的自然環境[1]。從科學的方面來看，既然這些問題的產生與廣義的世界文化史關系密切，那么任何完善的世界教育就應同時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該組合中的社會科學課程將聚焦于國際沖突的解決方案、武器控制、世界財政和貿易政策、民族間財富的不合理分配、國際犯罪團伙的控制和剿滅、以及社會與個人間關系調節之文化策略比較等等。當今世界呈現出強烈的互動態勢，世界文化學習只有通過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有機結合，才有可能突破分支學科的局限；學生也才有可能獲得必要的知識，從而更為有效地應對重要的人類問題。大膽開設這些整合課程的大學和學院應盡量不作其他技術或是專業要求，使課程普及化。

如果這套課程的價值得到認可，那么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廣它呢？特別是其中的文化史和社會科學部分的推廣，意義深遠。很明顯，這部分知識意在向學生展現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這類知識越豐富，就越容易正確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風俗習慣，從而有利于跨文化的交流；而且從實用的角度說，在建立成功的外交和商務關系的過程中，這樣的知識也會非常有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知識是雙刃劍。對外國文化的了解并不能夠保證對其文化之尊重；熟知也常易滋養蔑視之情。為了跨越后者的障礙，我們建議，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對世界上不同的人群的多元信仰和文藝習俗、風土人情、衣食住行的介紹上，而應進一步深化世界文化史的學習，讓學生充分認識到我們的理解能力之局限性——這些局限性從全球的角度看是人類共有的。既然我們所提倡的課程內容和目標設置將直接建立在對這種局限性的敏銳意識之上，那么下面就先來深入探討一下局限性的本質。

二

可以這么說，所謂為人，其精髓之處是能提出大于自己回答能力的問題；人的好奇心遠勝于其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好地說成，不同族群的人們都只能令自己滿意地理解存在的意義；聲稱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錯誤的，把自身信念的完滿建立在這種對比判斷的基礎上，盡管對方也是同等真誠地認為你錯他對。其實，關于真理（TRUTH）和謬誤（FALSEHOOD），無論難以想象的最終衡量尺度是什么，存在之整體并沒有所謂的“對”（“TRUE”）或“錯”（“FALSE”），它只是“存在”（“THERE”）這就象在中國古籍中“自然”的原始意義一樣，是“自己如此”。所謂存在的正確和謬誤僅僅是人類思維判斷的產物。沒有任何現成的標準可以讓所有人心悅誠服、摒棄差異，因此這種判斷活動的不完滿往往會導致沖突性言論的形成。

的確，我們從世界文化中學到的最為清楚的一課，就是在人類宗教和哲學的紀錄中這樣的沖突性言論連篇累牘。到底存有何種的“實在”（ACTUALITY），或“現實”（REALITY），或“存在”（BEING）？用什么方式可以理解這個大問題？人們未能達成共識。對于諸如“經驗”(EMPIRICAL)、“理性”(RATIONAL)、“直覺”(INTUITIVE)或“神秘”(MYSTICAL)這樣的概念，在判斷方式的權威性和功效性問題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人們總是相信，他們作出的判斷是和已知的東西相符合的，這些東西可能是物質(MATERIAL)、精神(MENTAL)，或是意識(CONSCIOUS)、潛意識(SUBCONSCIOUS)、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UNCONSCIOUS)、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或神(DIVINE)的。有人宣稱幾種不同的存在共存(CO-REALITY)，而有人則將所有的標準合而為一，稱為物質、精神、或者神。有些判斷完全矛盾，如“上帝存在”(“THEREISAGOD”)和“上帝不存在”(“THEREISNOGOD.”)；有些判斷只是部分沖突，不過非常明顯，比如說如果都信奉有神靈的存在，則有人持多神論（POLYTHEISM），有人持一神論（MONOTHEISM）；如果都持一神論，則有人持泛神論（PANTHEISM），有人持先驗論（TRANSCENDENCE）；如果又都持先驗論，則有人持天佑觀（PROVIDENTIALISM），有人持自然觀（DEISM）。在信仰的譜系中，差異的例子不勝枚舉。伊斯蘭教義中萬能真主的概念和大乘佛教中超驗的佛與菩薩的等級的概念就不一致，這兩種教義和眾多的非洲及其他部落的泛靈論（THEANIMISTICBELIEFS）亦無法調和；而從現代西方哲學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EMPIRICISM）的角度來看，上述所有信仰又無一正確。邏輯經驗主義認為神學和形而上學的命題，既非邏輯上的同義反復亦無法通過經驗證實，所以就談不上對或錯，甚至無所謂前提的真實，它們只能是無意義的——然而，邏輯經驗主義本身也只不過是宇宙間眾多的、將沒有普遍說服力理論整合成自己認“真”的真理的斷言之一。

有些人信奉萬能的神，他們相信，人類所有的矛盾、爭端和無知都能被神的萬能所化解明示。因此，他們把最終消除紛爭達成終極理解視為宇宙主題中的必然，只不過這個必然的實現是從世俗向神域退了一步而已。從世俗的角度看，這種全知的理解或許并不是“真”（TRUE）的，但卻是一種超越了人類的對錯判斷而存在的至高理解。這樣的人們會期待，等到自己在這個世上死后，可以加入神明的行列，進而達成自身全知的完滿境界。基督教義中的“見主圣面”（BEATIFICVISION）即類似這樣的期待，認為被拯救的人們會在天國直接與上帝相見和相識。他們可以得到超越自然的啟示，從而充分地理解在世間勾留時無法避免的種種困惑。印度教的一則教義在某種程度上有更大的期望。那些最終擺脫了業報輪回（THECYCLESOFTRANSMIGRATION）獲得解脫（MOKSHA）、救贖（SALVATION）的人完全地與梵（BRAHMAN）相融合，而梵為自然、人類和神明等構建了一個永恒的、非人的、無所不在的境域。這樣的人不再作為個體而存在，不會變為虛無之物，而成為萬物；他們超越了極端、對立和人類理解能力的局限，最終達到“梵我一如”的境界。然而摒除文化偏見、從全球歷史的角度看，“見主圣面”和“解脫”并不能逃脫人類思維的局限；在眾多不具有普遍說服力的沖突性信念中，它們也同樣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之二。

當然，如果有某種宗教或哲學對于存在有合理而全面的解釋，那這種解釋就應該能夠適用于全人類而即便沒有可能被人們認識，因為畢竟所有的人共享同一個宇宙。在現實中，盡管有些教義或人文理想已經、或正在獲得相對而言的更多的贊同或質疑，可是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根本無法確立一個真正的普適性理論。通過學習世界思想和知識的發展史，人們會逐漸了解到人類的這一共同的缺憾，從而在面對持有不同觀點的人時能夠保持容忍與寬恕的哲學謙遜和厚德載物。也就是說，關于各種各樣的教義和人文理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會對特定的種類感受到特殊的吸引或是排斥，從全球的立場說，人類情境包羅萬象，各種理解并無定論－－而世界文化課程應該明確地說明這一情形。

但是，如果對這種不確定性的認同超出了文化上多元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所會產生的吸引力或排斥力，那樣的話，那些宗教哲學中原本包含的道德定論是否就會變得無法確定？再者，如果人們以這種不確定性作為行為準繩，會不會助長可怕的道德放縱？我們認為不會，因為所謂宗教和哲學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在這里意指無法確知宗教或哲學的系統是否合理有力）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統，也就是說，任何人都有信奉某一宗教教義或哲學信條并用其指導自己的行為的自由，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權利。要違反這一原則就意味著允許這樣的可能性：某些特定的教義對其他的教義可以具有破壞性，而且行之有效，這樣，該教義信徒對非信徒的傷害行為就可以從道德上被所有人接受。而這種做法，就不可知論的角度觀之，就是認為自己是真理而別人是謬誤；不就與其原則相矛盾沖突、轉一圈又回到原先的爭端中去、落到毫無效用的境地中了嗎？所以請注意我們這里講的不可知論只是要接納信仰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對抱有不同信仰的人實施暴力，當然自衛除外。可是這樣的話，不可知論是否只是眾多信條中的又一則，是無教條主義（non-dogmatism）的一條荒謬教條（paradoxicaldogma）呢？即便如此，我們認為不可知論仍然最大限度地調和所有其他信條，給不同文化以最為恰當的寬容。

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然科學的理解問題重重。一方面，科學是除最原始的文化以外所有的知識體系的基本構件。科學判斷較宗教、哲學判斷更容易在全球范圍內得到認同。比如，不管是美國派人士，還是臺灣的民進黨，是尼日利亞的基督徒還是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是泰國的佛教徒還是印度教的信仰者，只要是物理學家就會欣然接受化學元素周期表，包括其中的原子序數、原子團及其他已知元素的相關資料。元素周期表和其他許多科學發現被普遍接受，是因為自然界中可觀察或可引發的明顯變化與這些發現相一致，這讓大眾可以不斷地認證其正確性——這種正確性人們通常不會忽略，除非不怕違背科學而傷害自己。即使是一個絲毫不懂科學公式的門外漢，面對科學證據也會同樣的信服。

然而，在科學知識通常被普遍接受和運用之際，知識的諸多方面卻又大大增強了人類理解能力的局限性。對于有效地應對今天的問題，科學知識的充分積累必不可少。但在認識到這一點的同時，世界文化教育的課程組合也將強調：對于存在，科學知識同樣無力于給出一個充分全面的解釋。一來，科學知識是不斷發展的；在科學史中，已重復地出現這樣的現象，曾被確認的東西隨后又被摒棄、修正或是擴充。在一些事例中，更為完備的新發現修正了舊的觀點，縮窄了舊觀點的適用范圍。例如，與早先牛頓的物理學（將引力看作是不同實體間的作用力）相比，愛因斯坦的理論更加透徹、全面地闡釋了引力（被認為是來源于空間實體的存在所引起的空間彎曲），但牛頓物理學在某些計算中仍然適用。在其他的事例中，全新的知識被直接提出，如人類分別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發現細菌和病毒——相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知識的擴充并不預示著停滯，科學的探索永遠受阻于一個不確定的界限；因為無論何時，從微觀到宏觀，人們都無法窺一斑而知全豹。人類積累的科學判斷只與特定的階段相對應，但是無法反映存在的全部。也就是說，在過去的各個歷史階段中，各種科學判斷作為一個集合體一直都不完整，現在的科學也是這樣－－而且可以無需遲疑地說，在將來也會仍然如此。

我們看到，不完整的科學理解的邊界正在擴張，并且常常在不同說法的沖突中得到彰顯。舉一個宇宙科學的例子，在過去的概念里，宇宙被認為靜止不動、永恒存在；而現在天文學家卻紛紛贊成“大爆炸”理論（the“bigbang”theory）。該理論認為幾十億年前，一個密度極大的物質點爆炸，形成宇宙。龐大的星系們在浩瀚的宇宙中互相間漸行漸遠，空間（或時空）也隨之不斷地膨脹。然而又有天文學家認為，當宇宙物質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一臨界值時，引力會最終導致膨脹的宇宙反向收縮，在可怕的內爆炸中走到盡頭，在這種情況下，宇宙是有限的（“閉合宇宙”closeduniverse）。也就

[page_break]是說只有當宇宙物質的平均密度小于臨界值時，宇宙才擴張以至無限（“開放宇宙”openuniverse）。現階段的知識還不足以判定孰對孰錯[2]。無論何種結論，如果確是大爆炸誕生了宇宙，那我們還想追問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這種追尋是永遠無止境的，就如中國古代的哲人老子早就平靜地告訴過我們的那樣。而且，“大爆炸”理論，－－正象所有宇宙科學的發現一樣－－不涉及探討宇宙本體的目的，所以這類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說是客觀的，無助于我們弄清宇宙之所以為宇宙和人生的終極的目的和意義，而這樣的問題，代代相傳地困擾了和將會繼續困擾哲人智者不已。更何況日益更新的新型望遠鏡和儀器被設置在太空里，憑借它們提供的數據資料，天文學家和天體物理學家經過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可能又會不斷發現“大爆炸”理論的瑕疵。

不管怎么說，自然科學在許多前沿領域中取得的進步是顯著的，盡管對一些人來說，這些進步還遠遠不能解決“存在”的終極問題。地球自然具有驚人的復雜性；宇宙自然無論從空間、時間或是時空上講更具有令人類卻步的復雜性。自然科學從更深的層次探討這種復雜性只會加重“存在”的神秘色彩。

社會科學在很多方面與自然科學具有可比性，同樣也有自己的問題和局限。拿牽涉到心理學（psychology）、社會學（sociology）和文化人類學（culturalanthropology）研究的行為科學（thebehavioralsciences）來作為一個例子，這些學科研究人在獨處時和在群體中時的性格，因此必須設法解釋人性所展示出來的多樣性和反復無常。然而，性格特征并非總是在變化的，也存在一定的規律和范式。為了確定一些范式，行為科學家援引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可控制性實驗（controlledexperiments）、個案研究（casestudies）、樣本調查（samplesurveys）、統計分析（statisticalanalyses）等。讓我們從大量已經被認定的行為發現模式中隨意拿一例來查看一下：

強烈的無法接受的動機的壓抑不時會伴有與被壓抑的趨向相反的公開行為和意識知覺。（“反應構成”）（Repressionofstrongunacceptablemotivesissometimesaccompaniedbyovertbehaviorandconsciousfeelingsthatareoppositetotherepressedtendencies〈“reaction-formation”〉）[3]

這個觀點和大量類似的研究結果會對很多人有幫助，從社會工作者到精神治療師再到國際談判中的重要官員。他們都受到人類行為的復雜性的挑戰。可是，同自然科學一樣，隨著行為科學的發展，某些互相矛盾的解釋顯現出來。例如，“行為主義”（behaviorism）認為人類的習慣僅僅是身體的（腺體的和運動神經的）條件反射的結果，而這恰恰與用意識和無意識的區分或心智的水平來解釋人類行為的“精神分析學”（depthpsychologies）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回顧自然科學的情況，當我們從更寬廣的哲學角度來考察時，行為科學對人類的任何解釋都不是定論。僅從人類存在這一事實出發，行為科學——或者其它的通常所說的社會科學——能夠做到的，是從人類存在這一事實出發，確定個人或集體的生存動因和制度慣例；經過必要的思考后找出一些方法，再對其進行修正。

如何給存在一個確定的解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都有自身的局限；知識的抽象領域如邏輯學和數學在這方面也有同樣的欠缺。當然，抽象學科并不包含有關世界的起源、目的和命運等知識的假設。雖然這些學科以定論為特征并廣泛地應用于實踐，但現在的討論仍要不時地提醒，它們還是建立在爭議的基礎之上。例如，形式邏輯學對特定判斷的正誤進行抽象推理。因此，若將例如“所有的a都是b”和“有些a是c”這樣的前提并列，就肯定可以推出“有些c是b”的結論。再舉一例，矛盾律以所有人的正誤判別為基礎，可以用一個簡潔的形式邏輯公式表述為“‘同時承認P和非P’為假”。（“Nosentenceoftheform‘pandnotp’canbetrue.”）

在邏輯學的特別發現（一系列廣泛復雜的發現，遠遠不止這里的幾個簡單的例子）受到相關各方的普遍認同之際，如果有人急于追尋邏輯知識的深層次依據，那么他可能會遭遇一系列和其他知識領域類似的爭議。一些哲學家認為邏輯知識來源于實踐，它反映了我們的經驗，并且與我們過去對世界實際運行機制的持續觀察相一致。而另一些邏輯學家則認為，即便邏輯知識確實準確地反映了經驗世界的運行，但它卻是源自先驗的基礎（aprioribasis）；它在最初時純粹是理性或內省式的，告訴我們外部世界的本質。作為后一觀點的推衍，還有的邏輯學家認為邏輯知識反映了人的思維本身是如何強制性地工作的；人們顯出邏輯上的差異僅是迫于思維結構因而無法表現出其他的特征（這種解釋似乎要將哲學邏輯改成科學心理學的一個分支）。而又有人斷定，邏輯思維并不更為深入地反映現實，它只是基于語言習慣；邏輯思維能力只不過是隨著語言的增長而獲得的主觀約定，反映了人類為了方便起見而得到的如“和”（“and”）、“或”（“or”）、“所有”（“all”）、“有些”（“some”）、“不”（“not”）等詞語的習慣性意義以及它們的句法關系[4]。這樣，無論邏輯知識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在其理解問題上已有多種觀點互相矛盾。

總結一下前面的討論：為了盡力處理當今的問題，人們通過學習世界歷史文化和自然科學獲得知識。而當超越了這種學習的實用價值后，更為深入清晰的信息顯現出來：人們持有了并確實持有著相互沖突的宗教和哲學信仰，并且沒有一種宗教和哲學信仰可以強制所有人都認同。雖然科學知識具有較為普遍的說服力，并且在前沿問題的探索上呈現競爭的態勢，但科學知識的發展仍受限于一個不確定的界線，且無論如何無法解決宗教和哲學的問題。就連人類借以作出正誤判斷的邏輯推理，其基本的理解亦要經歷爭辯。從全球的、不可知論的角度，人類理解力的不穩定性和不完整性是一種精神和智力狀態，它超越所有特定的、狹隘的信仰。那些敏銳掌握人類共通特性的人們，完全可以像凡人那樣思考、行動，而不是在種族上特例獨行，在宗教、哲學甚至是科學上高傲狂熱。這套世界文化的組合課程的關鍵就在于希望教育人們擯棄這種自負的心態。

三

根據上述觀點，我們提議一個教育計劃。該計劃可以獲得非常廣泛的收益，盡管這樣大的計劃眼下看起來要付諸實施還困難重重，但現代的科技已經給我們以條件，使這種計劃不一定非落入烏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們希望，其實施的困難不會影響本文的讀者對其進行仔細的思考衡量。我們認為應該努力在世界范圍內給學生提供機會接受世界文化的常識教育，其中不僅要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專業知識，而且要強調人類的理解能力在所有領域中的局限性。顯然，在大多數情況下，相關課程組合的講授需要多位教師的配合（因為教師本身的時間、知識也是有限制的）。而且經驗告訴我們，有一些課程需要不同的教師聯合或同時講授。如何確定這種課程的主題？意見難以統一。但從根本上來說，達成共識也不是沒有可能。這種共識可能更易于在大學內部達成，但一旦成功，假以時日，就可以通過現代遠程通訊的媒體技術提升到校際聯合的水平。想像一下最理想的情況，全世界的各主要大學最終開設相同的課程組合，講授基本相同的內容。最終，接受先進教育的世界人口階層中，很大一部分人對世界抱有共同的理解和相互的寬容。

這個發展項目的重要意義主要基于下面的事實：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首腦和高層決策者均出自受教育階層；如果這里提倡的教育體系能夠得以實行，受過世界課程教育的人們將在各自的社會中出類拔萃。試想，世界最終由一群這樣的領導人來管理：他們對世界歷史和文化有著共同認識——特別是對人類理解局限有敏銳的意識；他們對宗教和智力上的自負有清醒的認識，同時對導致敵意性和破壞性行為的教義束縛感到厭惡。對于專業而深奧的學術知識，世界各大學間的合作計劃已經就緒；建立一個致力于上述全球理解共識的世界性團體，并以抱有此種共識的人充實各國的當政階層，這不是非常有價值的嗎？

在這個問題上，有一點常會被提到，即雖然宗教和哲學的信仰差異并非總呈現負面效應，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差異確實成為挑起軍事侵略和民族沖突的主要因素。確實，在這些沖突中，通常很難知道雙方的領導人及其追隨者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受到自稱的宗教、哲學和意識形態的原則的驅動（這些原則和政治上的貪念是不同的，后者有意無意之間只專注于把對權力和統治的貪婪合法化）；或是完全相反，只是為了緩和政治、社會或經濟的困境。這樣的含混不清體現在無數的例子里，如中世紀基督教和伊斯蘭的沖突，十六、十七世紀天主教和新教的戰爭，幾個世紀以來殖民主義傳教士的布道，近代共產主義者們及其對手間的冷熱戰爭，日本的神道教原則作為領土擴張的依據；或是現在，美國和伊拉克的戰爭，近東猶太人和穆斯林的爭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間的沖突……但是不管其中純粹的自我擴張的動機達到何種程度，可以肯定的是，沖突中的參與者可以感覺到，宗教和意識形態的雜糅明顯加深了沖突的激烈程度。如今，聯合國竭力通過協商論壇和維和部隊來阻止或平息公開的沖突。然而在思想意識上，人類總傾向性地認為自我正確，這已不斷地在人性的各主要方面中顯現出來；因此單靠這手段，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渺茫而不可期。希望通過推廣世界文化史，各國的領導人能夠接受宗教和哲學的不可知論（即使同時伴有相當多的爭議）；或許這樣和平會容易實現些。人們也許更加希望持不可知論、未可定論的統治者能夠意識到，人類進化到現在的階段，需要的領導者是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守衛者，而不是文化分歧的狂熱分子。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核武器時代，現在的幾個世界勢力集團之間，就潛在的互相毀滅的危險性而言，已經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不同種族的人們，再也不能隔著愚昧與敵意的深淵相互仇視－－相反，如果我們還想繼續在地球上－－這個被英國經濟學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Ward）稱之為“太空船地球”（SpaceshipEarth）[5]的地球上，生存與繁榮的話，我們人類必須努力學會相互欣賞。至少必須學會相互接納、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彼此的不同－－也就是把跨文化交流做好。試想象一下，地球就象一葉扁舟，在廣袤無際的太空中運行。如果坐在小船中的人們你推我攘、互不相讓，一旦失去平衡，會導致全舟覆滅。相反，如果大家能和平共存、同舟共濟，這小小的宇宙船將能遨游逍遙于無限之中。

話要說回來，在各個自由程度較低的國度中，這個融洽跨文化交流的計劃面臨的會是一個窘境，要推廣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教育課程大概需要依靠那里優秀的重要人士－－即所謂的輿論帶頭人的影響力；盡管在那些國家中還沒有開展世界教育計劃，但他們已經有機會接受世界教育并受到其經驗和成效的激勵，比如已經參與世界課程并深受其積極影響的海外留學生，或許可以通過他們，把這個計劃的促進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精髓帶回國去，接著再達到潛移默化地影響其所在國的整個教育體制的目的。

更多的根本性的問題會讓人想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觀點。全球性文化課程組合的關鍵在于創造一個接受跨文化教育的階層。這些人會在世界或實際事務中舉足輕重，并在接受不可知論的基礎上持相互包容的心態和姿態。盡管世界各地的“大眾”大都不會放棄自己珍視的狹隘信念——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正是這些觀點給予了他們身份和自尊。并且顯然，宗教信仰將繼續給蕓蕓眾生以必要的信念，讓他們相信，當一切終了，他們在世間遭受的苦難絕不只是一個偶然的荒謬（arandomabsurdity）；憑借正確的信仰和艱苦的工作，這些苦難將受到公正的評價并換得來世永久的幸福。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也將繼續憑借這樣或那樣的信念來維持情感上的平衡。接受過世界文化教育的領導者們會發現，這些信念從不可知論的角度說十分典型，或是值得懷疑，或是僅僅具有暫時的合理性。這些領導人將會組成一個跨文化的團體，他們有著與生俱來的能力，可以從容游走于不確定、不同的人生哲學之間；他們善意而又策略靈活，明察秋毫而又情懷超脫，不會輕易受其形形色色的支持者們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現出來的敵意和嫌惡的影響。換言之，雖然不盡相同，但這樣的領導者就像柏拉圖思想中身為哲學家的國王。他們是經過長期教育精心培養的少數人，能夠獨立地試著去理解和追求具有永恒“形態”（“Forms”）的終極真理。永恒不變的“形態”是僅被意識所察覺的超驗現實，是構成有形實體、物質品性以及道德活動的雛形。相比之下，“世界史之王（World-historykings）”就應該最能透徹地認清所有形而上學（也包括柏拉圖的理論）的不確定性本質。

不過柏拉圖式的統治者和學習過世界文化史的統治者都需要憑借道德優勢來進行家長式統治。柏拉圖式的統治者是極少數的個體，至關重要的是，他們直接掌握最高的永恒“形態”：善（Good）。這樣，他們可以通過統治以最佳的姿態實施公平。這樣的公平通過保持三個不同階層（統治者、士兵和勞動者）之間的平衡來實現，每一個階層的成員都承擔著由哲學所聯合起來的社會授予的任務。相對而言，生活在當代世界文化中的領導者們要管理的世界比古希臘復雜得多。他們認識到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過他們努力通過他們對不可知論的共同認知，來保持不同團體和不同信仰之間、國家內部、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實際上，對柏拉圖來說，與良好道德行為的超感官原型(anextrasensoryprototypeformorallygoodbehavior相比，“善”的“形態”有更高的地位，因為“善”是人類掌握正確知識的能力來源；“善”的“形態”是“知識和真理的源泉”[6]。因此，鑒于柏拉圖式的君王們用獨享的“善”獲得統治權，則生活在當代世界文化中的領袖人物將更有資格管理世界，假如他們互相容許、承認終極的無知。

人類天生熱衷于體驗扮演救世主的快感，并經常將這種快感轉化為可以在傷害性的跨國或跨文化沖突中獲得的興奮。如果上文主張的世界教育項目在國際關系中最終確定下來，那么由此而來的世界和平會不會過于單調乏味，而不能滿足人類對上述興奮的需要？我們認為不會，至少大多數人不會。可以這么說，大多數人希望避免改朝換代、貧窮饑餓、滿目瘡痍，或是在暴力沖突中死于非命。人們盡可以思考和設想世界和平共存、民族穩定狀況下激情和豐富產生的可能性。這里構想的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清一色的種族一致，也不摒棄個人、家庭、社區層面上的生活體驗，諸如成功失敗、喜怒哀樂，這些恰恰是人類生活的鮮明特點和魅力所在。不可知論的政見并不包治百病，也不主張烏托邦。超越令人頭痛的宗教、哲學信仰爭端，從國家和全球的層面上說，不可知論的政見意欲給世界各國提供一個良好的可能性，讓全世界的人類團結起來共同致力于科學發展，以解決經濟、生態環境、疾病傳播等問題。這些努力反而讓人們有機會得到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滿足，這是一個尚不完美的世界所能給的。

此外，藝術也可以提升、充實這種滿足感，因此世界文化的課程組合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同文化的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藝術作品是人類的愿望、焦慮和滿足等情感的反映，而從根本上說，這些情感是全人類共有的。通過思考情感在藝術作品中的表達，生命得到升華；與此同時，人們在更廣泛的世界層面中尋求定位。比如說，視覺藝術和建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為特定的宗教信仰服務的，而這些作品本身的感染力遠勝于文字教義，它們足以架起跨文化欣賞的橋梁。如常見于西歐哥特式大教堂（Gothiccathedrals）的一些建筑技法、雕刻、彩繪玻璃，它們服務于信仰目的，但并非只有基督教徒才會為之折服。在土耳其、伊朗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清真寺、馬德拉沙（madrasah穆斯林學院）以及陵墓里可以見到美妙絕倫的彩磚裝飾（colored-tileadornments）。這種彩磚以精美的字體寫有《古蘭經》的經文。但也絕非只有穆斯林才會沉醉其中。緬甸、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佛塔造像的匠心獨具。同樣，并非只有佛教徒才會贊嘆它們的美麗。從不可知論的角度，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無始無終、不知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深不可測的宇宙（ateleologicallyunfathomableuniverse），但這些紀念碑仍然象征著人類精神的勝利。

注釋：

[1]為了更好地探討這些問題，不太了解的讀者可參見阿爾·戈爾著《平衡中的世界：生態與人類精神》（波士頓、紐約、倫敦，1992），特別是第1－163頁[AlGore,EarthintheBalance:EcologyandtheHumanSpirit(Boston,NewYork,London,1992)

esp.pp.1-163]

[2]關于現代宇宙學與天文學的相關問題，讀者可參見理查德·莫里斯的精彩論述《宇宙問題：星系光環、暗物質和時間的終結》（紐約，1993）[RichardMorris,CosmicQuestions:GalacticHalos,ColdDarkMatterandtheEndofTime(NewYork,1993)]

[3]見伯納德·伯爾森和加里·A·斯達納著《人類行為：科學發現的目錄》（紐約、芝加哥，柏林格姆，1964），第284頁[BernardBerelsonandGaryA.Steiner,HumanBehavior:AnInventoryofScientificFindings(NewYork,Chicago,Burlingame,1964),p.284]

[4]這些觀點的比較評論，見斯蒂芬·F·巴克爾著《邏輯學原理》（紐約，1965），第295－304頁[StephenF.Barker,TheElementsofLogic(NewYork,1965),pp.295-304]

[5]我們從芭芭拉·沃德的書《太空船地球》（紐約，1966）中借用了這個短語。該書贊同“珍愛世界家園”（patriotismfortheworld）等概念，很有說服力。[BarbaraWard,SpaceshipEarth(NewYork,1966)]

[6]《柏拉圖的理想國》，譯自佛朗西斯·麥克唐納德·康福特的介紹和注釋（紐約和倫敦，1967），第220頁[TheRepublicofPlato,translatedwithintroductionandnotesbyFrancisMacDonaldCornford(NewYork&London,1967),p.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