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社會保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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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備荒倉儲體系的形成

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也不斷強調，將備荒倉儲建設置于重要的位置，如朱元璋曾說：“務農重谷，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業，故三年耕則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則余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則余九年之食，是以歲或不登，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朕屢敕有司勸課農桑，而儲蓄之豐未見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饑困。故嘗令河南等處郡縣，各置倉庾，于豐歲給價糴谷，就擇其地民人年高而篤實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賑給，庶使民得足食，野無餓夫。其有未備之處，宜皆舉行。”他先是“令天下立預備倉，糴谷收貯以備賑濟”，后來又感到常平倉平抑糧價的作用不可低估，遂下詔：“今后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每遇秋成，官出錢鈔收糴入倉。如遇歉歲，平價出糶。蓋米價不踴則物價自平，如此則官不失得，民受其惠矣。”其后歷朝皇帝也多有強調，如嘉靖三年，“令各處府按官督該司處置預備倉，以積糧多少為考績殿最”。清朝建立后，也仿照歷代舊制，推行倉儲建設。順治十七年，戶部議定常平倉每年春夏出糶，秋冬糴還，平價生息，兇歲則按數給散貧戶。后歷代清帝也屢頒詔旨，要求各地推行，如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詔諭：“重念食為民天，必蓋藏素裕而后水旱無虞。曾經特頒諭旨：著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多積米糧，俾俯仰有資，兇荒可備，已經通行。其各省遍設常平及義倉、社倉，勸諭捐輸米谷，亦有諭旨允行。后復有諭旨：常平等倉積谷，關系最為緊要。見今某省實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著再行各該督撫，確察具奏。朕于積貯一事，申飭不啻再三。藉令所在官司能俱體朕心，實有儲蓄……嗣后直省總督、巡撫及司道府州縣官員，務宜恪遵屢次偷旨，切實舉行，俾家有余糧、倉庾充牣，以副朕愛養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茍圖塞責、漫無積貯者，將該管官員及總督巡撫，一并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通行。”[1]雍正帝尤其強調倉儲的積谷備荒作用，指出：“積貯倉谷，關系民生，最為緊要。”在各種倉儲中，他特別重視社倉建設，認為“備荒之倉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倉”，即位不久即諭令各省建立社倉，并要求“有司善為倡導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倉之宜，無社倉之害”[3]。由于皇帝的重視，各地社倉建設捷報頻傳，雍正二年時，各省已“漸行社倉之法”，并最終形成了“省會以至州郡俱建常平倉，鄉村則建社倉，市鎮則設義倉，而近邊有營倉之制，所以預為之備者，無處不周矣”的局面，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備荒倉儲體系。

二、宗族社會保障的發展

宗族是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人類生活共同體。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宗族制度的表現形式與性質也不相同。宋代以后，宗族制度發生了顯著變化。針對人們血緣觀念淡薄的現象，官僚士大夫發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動，一方面通過提倡孝悌倫常，加強對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設置族田、建立義莊，通過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員生活的手段，維護子孫的生存，達到“敦本收族”的目的。最早的宗族義莊制度可以追溯到北宋范仲淹創立的范氏義莊。1049年任知杭州時，盡出自己多年積余的俸祿，在故鄉蘇州買田千畝，捐為范氏宗族公產，稱為“義莊”，其所得租米，分與全體宗族成員“，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為了保證義莊的運營和持續，范仲淹還親自制定《義莊規矩》，對義莊收入的分配作了具體安排，對于所有宗族成員都給予定量的糧食布匹，對婚嫁喪葬等給予補助，表現出普遍福利的性質。其后又對宗族子弟的讀書就學以及參加科舉進行物質激勵。正因為如此，范氏宗族成員的生活不只能基本維持，而是得到較大改善，普通族人自不待言“，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6]。范氏義莊起了開導風氣、模范后世的作用。明清時期，宗族制度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為了重整封建宗法關系，明代各個宗族紛紛建祠修譜、創立族田義莊，族田義莊的數量由是大為增加，所謂“蘇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義莊，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勝屈”[7]“；自明以來，代有仿行之（范氏義莊）者，而江以南尤盛”[8]。據李文治、江太新先生的粗略統計，明代276年間，各地族田義莊資料約有200宗左右，遠遠超過宋元兩代的總和（400年間約70余宗）[9]。進入清代以后，由于皇帝的重視和倡導，加上社會環境的變化，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如康熙帝頒行“圣諭”十六條，首條即“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雍正帝積極闡揚康熙帝的“圣諭”十六條，鼓勵宗族“立家廟以薦蒸嘗，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莊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疏遠”。皇帝的詔諭得到地主士紳的積極響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設立義莊的高潮，以致有“義莊之設遍天下”的說法。據范金民的統計，至清代末年，僅蘇州府的義莊數即達到200個之多[10]。適應宗族人口增加、規模擴大等情況，明清時期宗族社會保障主要表現為周貧、濟困的特點。范氏義莊的變遷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義莊初設時，范氏族人僅90余口，歲入租米800斛，故“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余而無窮”[1]。由于宗族成員不斷增加，生齒日繁，而義田數量所增有限，且賦課繁重，普遍福利的原則雖未打被，但已窒礙難行，逐漸向以救助族中之貧困成員為主轉變。為此清朝康熙十七年《續申義莊規矩》中規定：“體貧勸學以示教養。祖澤本以周急不以繼富，嗣后子孫寡婦貧無子老至六十、貧有子老至七十者，俱計年遞加優給；其家殷者，雖老無子，例不加給。”喪葬撫恤亦以貧富為實施原則[2]。其后主奉范能滸再次增改，規定：子孫年滿16歲，經審核后可以本名支取一份米糧，“年至六十以上加優老一戶，七十以上加二戶，八十以上加三戶，九十以上加四戶，如內有無子孫者再加一戶，如有廢疾不能自營衣食者再加一戶。加給之數通不得過五戶。如有家道殷實不愿支給者聽”；“寡婦守節滿三年者，本房房長及親支保明，批給本名一戶米，五年以上加一戶，十年以上加二戶，十五年以上加三戶，二十年以上加四戶，過此不加給。”[3]在后來的《增定廣義莊規矩》中，明確“濟貧”宗旨，對貧困族人予以特別照顧，規定：“謹考先規，子孫不論貧富均沾義澤，遇有極貧，量加周贍，似可無庸再益。但有貧病交加，實在不能自存者，允誼矜念，以廣先仁。每歲房支長報名，執事核實，每名給米一戶，稍資澶粥，極困者量加。”[4]由此可見，時代愈后，范氏義莊愈是強調濟貧功能。從各宗族義莊所訂的規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周貧、濟困的特點。江蘇無錫膠山《安氏家乘》載有立于萬歷二十三年的“贍族條件”，其中規定：“族人年力已衰、家無恒產、不能經營生理者，極貧月給米六斗、冬夏布銀五錢，次貧月給米三斗、冬夏布銀三錢，其能自給者，夏送醬麥五斗、夏布銀二錢，冬送糕米一石、布銀三錢”；“族有孀居無子，或子幼貧不能養者，極貧月給米五斗、冬夏布銀五錢，次貧月給米三斗、冬夏布銀三錢，其子成立，住月給米，仍給冬夏布銀”；“族人年幼父母俱亡、無兄長撫育者，許近屬收養，月給米三斗，歲給布銀三錢”；“族有孤貧不能自婚者，極貧助銀五兩，次三兩，又次二兩；女不能嫁者，如之……”；“族人有喪貧不能斂葬者，極貧而年高有行者，助銀八兩，次五兩，又次三兩”；“族人有臥病危迫、貧不能自醫藥者，其近屬為之延醫診視，助醫藥之費”；“族中子弟有讀書向進而家貧者，縣試給紙筆銀三錢正案，府試給紙筆路費銀五錢，院試給紙筆路費銀壹兩，進學助巾衫銀壹兩五錢。鄉試助路費銀二兩”。可見，安氏家族重點對“族人年力已衰、家無恒產、不能經營生理者”、“族有孀居無子，或子幼貧不能養者”“、族人年幼父母俱亡、無兄長撫育者”“、族有孤貧不能自婚者”“、族人有喪貧不能斂葬者”“、族人有臥病危迫、貧不能自醫藥者”、“族中子弟有讀書向進而家貧者”等幾種情況進行資助，明顯表現出“周貧濟困”的特點[5]。浙江蕭山來氏于康熙五十年所訂“來氏賑米條款”中指出：“宗祠給米，本為孤寡老疾四項極貧無靠而設，其中稍可自存活與親屬可依倚者，便在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間。夫米止有此數，可以無與而與，則不可不與者與之反少，非哀煢獨惠鰥寡之道，故不得不有所分別而稍靳之也”。據此作出具體規定，對于“幼而無父”“、老而無子”“、無夫守志”、“瞽盲瘻痖駝背折肢為廢疾父母不能養贍”、“癩瘺癆損鼓脹黃胖為痼疾親戚無可依靠”等幾類族人，分別給米救助[6]。大阜潘氏自徽州遷入蘇州，人才輩出，顯宦迭現，漸成文化名族，本著“所以專祭祀而恤宗族”之旨，自道光十二年創辦“松鱗莊”，對“貧乏者量加赒贈”。道光十七年，制定“松鱗莊贍族規條”，要求對“貧老無依及孤寡廢疾不能自養者，自當酌籌矜恤”，具體矜恤對象包括“貧老無依者”“、寡婦貧乏者”、“幼孤男女貧乏者”“、廢疾無人養恤者”“、喪葬嫁娶無力者”等[7]。由此可見，明清兩代的宗族義莊普遍注意到了對同族成員的生活保障問題，并且在宗族社會保障方面表現出以“周貧”、“濟困”為宗旨的特點。

三、民間慈善事業的興盛

明清時期的社會保障事業雖曾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但其規模及設施等似未必能超過宋代。而明清時期的最大亮點，無疑是民間慈善活動的興盛。中國歷史上的慈善活動早就已經出現，但其成為一種由團體機構主持的社會事業則始自明代后期。明代中晚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地主城居化的趨勢，城鎮成為財富和人口的聚集地，為民間慈善組織的產生奠定了經濟基礎。明代是“結社”風氣盛行的時代，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慣于結成“會”、“社”之類的團體，從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活動，為善會善堂的出現作了組織準備。以規勸民眾“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宗旨的勸善書，如《太上感應篇》、《功過格》、《陰騭文》之類，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對宣揚慈善風氣、促進慈善組織興起也起到了積極作用。應該強調的是，晚明時期的官僚士大夫針對社會弊陋叢生、危機四伏的現狀，力圖通過端正人心、整頓風俗的方法，重建傳統道德和社會秩序。其中崇奉陽明心學者與佛、道合流，強調行善積德、因果報應，擴大了勸善運動的社會基礎；而堅持程朱理學者則維護儒學正統，從宣傳皇帝圣諭、宣講鄉約入手，將救助貧困視為改良社會的有效手段。兩股力量殊途同歸，共同推動了民間慈善事業的興起與發展。如學者所指出的：“晚明以來善書開始大量涌現，標志著一場新的思想運動正在配釀形成，我們可以稱之為‘勸善運動’。這場‘運動’既有心學家的參與，更有一般儒家士人的積極推動。其目標則是通過行善積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進而重建理想的社會秩序。用儒家的傳統說法，亦即通過‘遷善改過’、‘與人為善’以實現‘善與人同’的理想社會”[1]。因此之故，明末清初以后，善會善堂等民間慈善組織在全國各地廣泛涌現。明代后期出現的民間慈善組織主要有同善會、放生會、掩骼會、一命浮圖會、救生會（局）、育嬰會等。放生指釋放、救護被捕捉或將被宰殺的動物，如鳥獸蟲魚之類。這種善舉在中國有著悠久歷史，且在宋代較為盛行。從明末開始，受高僧云棲袾宏《戒殺放生文》的影響，放生善舉得以復興，放生會、放生社之類的民間慈善組織隨之出現。明末清初的杭州、紹興、南京、常熟、吳江、昆山、桐城、北京、番禺等地都設有放生會或放生社，放生事業十分興盛。掩骼會的職能為收集掩埋暴露的無名尸骨。對強調入土為安的傳統中國社會而言，掩骼是倍受重視的善舉，但在明末以前，專以掩埋無名尸骨為職能的民間慈善組織并不多見。至明末崇禎年間，北京和紹興等地相繼出現了掩骼會。崇禎十四年，江蘇太倉州遭遇嚴重旱災，知州錢肅樂組織一命浮圖會。其救助辦法為：事先編纂《察舉饑戶冊》，冊中每頁分三段，上段記施主姓名，中段書寫“認救一命”，下段記錄被救濟者的姓名及救濟日期。參加一命浮圖會的人，根據財力，可一人救濟多人，也可多人合救一人。從當年六月到九月，會員每隔十天向被救濟者提供米五升和錢一百文，使其得以維持基本生活。救濟活動結束前的九月十五日，參加者召開法會，誦讀佛經，向佛祖報告施主和被救濟者的姓名。一命浮圖會也流行于明末的浙江寧波、紹興一帶。救生會（局）的基本運營模式，是由民間或政府出資雇傭水手，置備救生船，在容易發生事故的水面巡視。一旦發生船舶傾覆或有人落水的事故，救生船應迅速前往打撈。遇難者被救后，由救生機構發給衣被，提供食物和醫藥，并給予返家路費；若不幸死亡，提供棺木和墓地掩埋，并進行登記，以便家屬前來認領。育嬰社（會）是以收養棄嬰為職能的慈善組織。救助棄嬰的活動在中國出現很早，但大都由政府主持。嚴格意義上的民間育嬰組織出現于明末。崇禎初年揚州即設有育嬰社（會）。據稱，這個由商人蔡璉舉辦的育嬰機構，聚集愛心人士，收容路邊棄嬰，每人每月出銀一錢五分，雇招乳婦，養育嬰兒，以三年為期，屆時招人領養[2]。育嬰社在明末清初的戰亂中毀敗，清初順治年間，仍由蔡璉在揚州小東門復建。揚州育嬰社對各地產生了很大影響。約略與揚州育嬰社同時，浙江紹興人錢元登創辦了名為保嬰局的慈善團體，收養遺棄嬰孩，雇老婦和乳婦喂養照顧嬰孩，并準許家境貧寒的夫婦將子女寄養于局。被遺棄嬰孩準人抱養，無人抱養者長成后，由局中代為女子擇配婚嫁，為男子提供教育機會和生活出路。不過，明末慈善組織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同善會。萬歷十八年，退休官僚楊東明在河南虞城縣最早創立同善會，其后不久便被移植到江南地區。從萬歷后期到崇禎年間，江蘇武進、無錫、昆山、蘇州、松江、華亭、太倉，浙江的嘉善、杭州均設立了同善會。其中，高攀龍等創立的無錫同善會和陳龍正創立的嘉善同善會影響最大，最具典型。從高攀龍制定的無錫《同善會規例》和陳龍正所作《同善會式》中可以看出，勸善是同善會最主要的目的。這一方面表現為每當同善會聚會之際，都要由主會人公開講演，向聽眾進行道德說教；另一方面表現為同善會的救濟對象除貧困這一物質標準外，還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具體而言，貧困無依的孝子、節婦，屬于優先救濟的對象，至于“不孝不悌、賭博健訟、酗酒無賴，及年少強壯、游手游食以致赤貧者”則不在救助之列[1]。清代的民間慈善事業出現了興盛局面，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慈善組織數量眾多。明代各地的慈善組織機構的數量尚屬有限，而清代的數量則大為增加。第二，慈善組織種類齊全。從施濟內容看，有對貧民的施衣、施米、施粥等，有對病人的施藥、診治，有對死者的施棺、代葬及義塚；從施濟對象看，有收容孤老貧病者的安濟堂，有收容流浪者的棲流所，有收養嬰兒的育嬰堂、保嬰堂、恤孤局等，有救濟貞女節婦的恤嫠會、清節堂、儒寡會等，有管束不肖子弟的洗心局、歸善局、遷善局等，有綜合性實施救濟的芹香堂、同仁堂、博濟堂等。可以說，清代的慈善組織機構種類齊全、應有盡有，涉及到了慈善事業的各個方面。第三，慈善組織財力充足。明代的同善會經費極少，主要依靠會員的捐助，能用于救濟貧困的金額極為有限。到了清代，慈善組織的經費來源擴大，金額大為增加，除了地方官員發起募金以外，他們還把沒官田地劃歸善堂，許多士紳也捐建土地、房屋，從而使得慈善組織的不動產數量大增，經費較為充裕。第四，參與慈善事業的社會階層更為廣泛。清代以前，社會救助活動大多是由地方士紳主持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工商業的發達，工商業者開始成為慈善事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辦理善舉成為會館、公所的重要職能[2]。第五，慈善活動的經常化。明代的同善會都是定期舉行救濟活動，或一年二次，或一年四次。而清代的慈善組織則不受時間的限制，隨時施行救濟，活動趨于經常化了[3]。

四、明清社會保障事業的特點及其啟示

明清時期，由于政府重視，傳統社會保障事業得到較為快速的發展，社會保障的內容更為豐富，制度漸趨完善。與此同時，民間慈善事業趨于興盛，在社會保障事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可以說，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社會保障事業的興盛時期，也是中國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集大成時期。要而言之，明清時期的社會保障具有如下特點：第一，社會保障的制度體系更加完備。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且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華文明的發展從未中斷，而是歷代相承，綿延不絕。與此相應，明清社會保障制度在借鑒和吸收前代經驗的基礎上，得到了繼續發展和完善。這主要體現為兩方面，一是前代已有制度得到進一步補充和細化，二是民間慈善事業也逐漸被政府納入制度體系，成為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第二，社會保障事業以政府為主導、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現代社會保障往往強調國家的保障責任，乃至有學者認為只有國家才能作為社會保障事業的主體。但在明清時期，社會保障事業得到了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參與，各種官民合辦和民間主持的社會保障事業普遍存在，使得明清政府可以廣泛地利用各種資源，各有側重地開展社會保障活動。第三，社會保障的層次仍然較低，多屬社會救濟的范疇。無論是政府采取的救災備荒、收養孤殘的政策措施，還是民間社會主持的慈善事業，大都集中于對各種社會弱勢群體的收養，使其不致凍餓致死而已。這固然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性質密切相關，但也與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的實際狀況相適應。第四，社會保障具有鮮明的恩惠色彩。現代社會保障通常基于社會公正的原則，視受保障為社會成員應得的權利。但明清社會保障的思想基礎則比較復雜，有民本主義思想、儒家仁義學說、佛教的慈悲觀念與善惡報應學說、民間善書所反映的道教思想、宗族觀念等不同來源，但無論何種思想學說，均將施行社會保障視作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恩惠或憐憫，反映出傳統社會保障事業的局限。由于政府重視和社會力量的共同參與，明清時期社會保障事業取得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其成功經驗和顯著成效，為現代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借鑒。但不可否認，在此過程中也有不少的弊端，教訓也是深刻的。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示：政治的穩定和良好的社會環境，是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前提。一般說來，王朝初創或者在政治清明的時候，統治者注意總結吸取歷史經驗，比較關注民生，因而大多能制訂并推行社會保障政策措施，社會保障事業能得到較好的發展。反之則不然。可見，政治的穩定和良好的社會環境，是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前提。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又能營造更為和諧的社會關系，有利于社會的安定。經濟發展是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基礎。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統治者即便有心，也很難實行并推動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從明清兩朝的歷史看，社會保障成效顯著的時期，往往是經濟發展水平高、國家財政較為充裕，也即盛世時期。在這樣的時代，民間資金也較為富裕，可以更多的用于慈善救助事業。各級官員的個人素質決定了社會保障事業的成敗。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人治社會，這一特點延續了幾千年。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級官員的個人素質密切相關。因為中央政府的政策，要依靠各級官員去推動、去執行、去落實。官員個人素質好意味著吏治清，吏治清則官吏實心任事，社會保障制度能夠得到切實執行，效果自然顯現。官員個人素質不好意味著吏治濁，吏治濁則官吏視制度為具文，甚至借機中飽私囊，社會保障制度往往名存實亡，成效不著。明清時期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之所以不穩定，與官員素質、吏治清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作者：王衛平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