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與明清文教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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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僑寓定居之地。徽商積極參與江南地區的各項文教事業：捐資助學，參與各級教育機構的創設和管理；在江南地區藏書、刻書；扶持與資助僑寓江南地區的家鄉士子的科舉活動；交結文人學士，舉行詩文之會，開展學術文化活動?；丈掏ㄟ^文教活動，形成了商業發展與文化發展相互促進的態勢，帶動了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整體進步和繁榮。

[關鍵詞]徽商；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文教事業

明清江南地區是全國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其中既有該地區自然條件優越的影響，亦與外地商賈的推動密切相關，徽商在文教事業方面的所作所為就可見一斑。

一、重教興學，出資興建各級各類教育機構

1．出資助修官學機構——府學、縣學

江南地區府、縣學中多見徽商的捐助活動。僑寓揚州的歙縣鹽商汪應庚“乾隆元年(1736)，見江、甘學宮歲久傾頹，出五萬余金亟為重建，輝煌輪奐，煥然維新。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樂器，無不周備。又以一萬三千金購腴田一千五百畝，悉歸諸學，以待歲修及助鄉試資斧，且請永著為例”。戴震在《汪氏捐立學田碑》中對汪應庚祖孫出資助修揚州府學和江都、甘泉二縣學的義行有著較為詳實的記載：“揚州府盬江都、甘泉二縣先師廟三地相望也。歙之汪氏用盬鹽起業于斯地也久。今上初，曰應庚者捐銀四萬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載，復捐田千四百余畝，人租粟以為歲葺費，俾無墮前功。儲三季之通，資財贏饒。三館之士，就布政司選也，出以佐其所不給，如是廿年矣。其孫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壞，念一家私任其勤非遠計，請以田分隸三學董之。余既嘉汪氏之為善，祖若孫相繩有終，而因嘆夫后此而終之實難也。事無小大，亙古今無豫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無自開者，蓋有故。凡事之經紀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經紀之責專而為利實。”汪應庚祖孫出資助修官學，捐置學田以為修葺之費，從而能夠收到實效，做到善始善終。

據馮爾康先生的研究，僑寓儀征的徽商以及儀征籍原徽州人在清代儀征縣學的修葺過程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如順治十年(1653)兩淮鹽運司運副朱懋文捐出商人公費，維修學宮明倫堂。在修葺文廟的過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原徽州人許承遠的家族。許家四世以維修文廟為己任，“誠大有造于儀邑也”。

2．斥資興建書院、義學

徽商在熱衷于在桑梓之地倡建書院的同時，在僑寓寄籍之地亦樂此不疲。正如李琳琦先生在《徽商與明清徽州教育》一書中所說：“徽商在‘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思想指導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業，還紛紛在僑寓之地創辦書院，以為相從旅邸的子孫就學成名計?！?/p>

揚州府城的梅花書院、安定書院和儀征的樂儀書院大都由兩淮商人出資興建，其中多是徽商。對此，地方志等材料中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載。如梅花書院，雍正十二年(1734)由祁門鹽商馬曰琯出資興修，他“獨任其事，減衣節食，鳩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并且延聘名儒主講其中。梅花書院興建后，“造就了不少著名的徽籍和外籍通人碩儒，如汪中、王念孫、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等”。乾隆三十三年(1768)，儀征興建樂儀書院，鹽商有襄助之功。書院所需經費銀、膏火之費多由鹽商捐助?！皶r鹽商首領張東岡等，以子弟將進書院就讀，申請捐助，每年補助膏火銀857兩，得到鹽政批準，以后又增捐生徒盤費銀300兩”。

杭州祟文書院與漢口紫陽書院一樣，是徽商在僑寓之地所創辦的書院中比較具有典型性的商人書院。杭州崇文書院是徽商在僑寓之地所創辦的書院中歷時最久的。杭州崇文書院的設立更是與兩浙“商籍”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巴粑难荩忠缘?，號賓石……又與同邑吳云風(即吳憲)興商籍如河東、兩淮例，歲收俊士如額。建崇文書院以祀朱子”。汪慶元先生認為，“崇文書院是由浙江鹽政和學政共同管理，徽州鹽商自籌經費開辦的”。崇文書院創建的目的主要是為徽商子弟讀書應試服務。崇文書院采取“舫課”的方式進行會文講學，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創新。據沈德潛《西湖志纂》卷3《孤山勝跡·崇文書院》載，崇文書院“舫課”始倡于葉永盛：“明萬歷間巡鹽御史葉永盛視鹺之余，集內商子弟于跨虹橋西授以題，命各就舫中屬文。舫皆散去。少焉，畫角一聲，群舫畢集，各以文進，面定甲乙，名曰‘舫課’。去官后，商士思之，就其地建書院，中奉朱子，而以后寢祀永盛。凡舫課皆櫝其文于鹺使者評騭焉?！敝圆扇∫浴棒场睍牡男问?，是因為“社中聲氣相聯，可得朝夕聚首者不下百人，文事胡可闕然不講。但城中無此廣廈以為會文所，不得不更為‘舫會’”。

徽商還在江南地區興建義學。如在吳江盛澤鎮經商的徽商張佩蘭，“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數十家，力不能盡延師”，于是在盛澤鎮之東腸圩建“新安義學”，以使徽人子弟有就課向學之所。揚州府城原來有義學三間，后來增加到五所。嘉慶五年(1800)，商人洪箴遠等因為感到郡城廣大，義學太少，不能滿足商人子弟讀書人仕的需要，表示愿意資助，于十二門各設義學一所，得到了鹽政衙門的批準。

由此可見，徽商的活動滲透到了江南僑寓地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的興修過程中去?；丈淘诮系貐^積極捐資助學，主要是為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讀書人仕提供方便，為其子弟創造和提供就學機會，使之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

二、搜羅、刊刻典籍，積極投身于圖書事業

1．興建藏書樓，廣搜博藏，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

徽商及其后代在江南地區搜求珍本秘籍，興建藏書樓以為儲藏之所。可以說，徽商在江南地區的藏書事業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劉尚恒先生在《安徽私家藏書述略》一文中提到了幾位僑寓江南地區的徽籍藏書家，他們分別是的廷博及其子鮑士恭(歙縣長塘人，僑寓浙江嘉興)、馬裕(馬曰琯之子，祁門人，僑寓揚州)、汪啟淑(歙縣人，僑寓杭州)。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商人兼藏書家，有的則是商人的后代。其中鮑氏有知不足齋，馬氏有叢書樓(馬曰琯建)、小玲瓏山館(馬曰璐建)，汪氏有飛鴻堂。再如程晉芳，程氏是新安大族，“治鹽于淮。時兩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聲伎狗馬，魚門(程晉芳)獨愔愔好學，服行儒業，罄其資以購書，庋閣之富，至五六萬卷，論一時藏書者，莫不首屈一指。好交游，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討論世故，商量舊學”。

一些藏書家因為不允許別人參觀和利用自己的藏書而遭到其他藏書家的指責?？梢哉f，絕大多數藏書家都以能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為榮，以之為興建藏書樓的旨歸。美國學者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一書中說到：“鮑廷博、汪啟淑都是大藏書家，他們各向四庫館捐書400余種。當時全國為助修《四庫全書》捐贈圖書超過400余種的僅四人。汪啟淑也是安徽人，他經常受到杭州其他藏書家的指責。鮑廷博曾介紹學者郁禮查閱汪氏收藏的一些孤本，遭到汪氏的拒絕，鮑廷博為此與他疏遠了。當時，郁禮正在從事一項課題研究，鮑廷博才把他推薦給汪啟淑。允許朋友參觀自己的藏書，或朋友之間互相交流是起碼的禮貌，也是學術交流的先決條件?！?/p>

2．刻印珍本、善本，使之化身億萬，嘉惠學林

當時僑寓江南地區的徽籍藏書家并不只是為藏書而藏書，而是刊刻典籍尤其是珍本、善本，為文人士子提供便利。以下僅以鮑廷博及其子士恭刊刻《知不足齋叢書》的事跡為例進行分析。《歙事閑譚》對僑寓浙江嘉興的歙縣人鮑廷博的刻書事跡有著較為詳實的記載：“鮑廷博，字以文，號淥飲，歙人。家浙江，事祖若父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購書以養志。久之，所得益精且多，遂裒然為大藏書家。尋補縣學生。乾隆三十八年(1773)，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乃集其家所藏書六百余種，命子士恭由浙進呈。既著錄，復詔還其原書，賚以《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其中《唐闕史》及《武經總要》并御制詩題之。嗣刊《知不足齋叢書》即以《唐闕史》冠首，志一時之榮遇焉。‘知不足’者，故廷博藏書齋額。嘉慶十八年(1813)，方受疇撫浙，以續刊之第二十六集進，奉旨賞給舉人，時已年逾八十矣。居恒好學，耽吟詠，不求仕宦，天趣清遠。每遇人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指所在，見于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刊，真偽若何，校誤若何，莫不矢口而出，問難無竭。既因進書受知兩朝，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惟有多刊善本，公諸海內，使承學之士，得所觀摩。年八十六，叢書至二十七集，未竣遽卒。遺命子士恭繼志續刊，今存者共凡三十二集。秘冊孤編，率賴以傳。按：淥飲以巨富居浙，藏書、進書、被獎，皆與汪讱庵同。汪傳印而鮑刻書，同時所成就皆極大，真所謂鄉里珍聞也。”鮑廷博在《知不足齋叢書》的序言和凡例中交代了他刊刻這套叢書的目的。他說：“特自慚力薄，不能廣求未見之書，僅守先人敝篋，可以公世者無幾”，“古書流傳，每多必佚……凡大雅君子，得有鄴架善本可以補集中諸書與闕者，當冀多方因緣寄示，俾成完書。此則公世之盛心，愛及古人，惠施來學，非廷博一人之私幸也”。由此可見，鮑廷博刊刻這套叢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把珍本秘籍公諸于世，以嘉惠后學，“使承學之士，得所觀摩”。據統計，這套叢書收書共計207種，781卷則。許多珍本秘籍率賴以傳。

顯然，徽商在江南地區的刻書活動，有的是配合其商業活動而開展的，具有商業性的特點。如清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揚州的徽州商人成立的務本堂刊刻了吳中孚編輯的《商賈便覽》。有些商業書、商人書的編輯者本身就是徽商或其子弟，曾經在江南地區經商。如黃汴，他在《一統路程圖記》序中寫到：“余家徽郡萬山之中，不通行旅，不諳圖籍，土狹人稠，業多為商。汴弱冠隨父兄自洪都至長沙，覽洞庭之勝，泛大江，遡淮揚，薄戾燕都。是年，河水徹底，乃就陸行，自兗至徐，歸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詢問，乃惕然興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岐路者多也。后僑居吳會，與二京十三省暨邊方商賈貿易，得程圖數家，于是窮其聞見，考其異同，反覆?？?，積二十七年始成帙?！被丈炭梢园焉虡I書、商人書作為范本，對其子弟進行商業教育。商業書、商人書作為商人從商經驗的總結，其刊刻傳播了經商所必備的知識。一些水陸路程書籍的刊刻，不但頗便于行人的出游，而且尤便于經商活動的順利開展。

三、對僑寓江南地區的家鄉士子的科舉活動予以扶持與資助

李琳琦先生在《略論徽商對家鄉士子科舉的扶持與資助》一文中闡述了徽商圍繞科舉考試對家鄉士子所進行的多方面的扶持與資助，主要有：一、竭力興辦文會，為士子應考前研討、切磋制藝提供條件；二、慷慨捐輸科舉資費，為應考士子提供經濟保障；三、積極捐建考棚、試院和試館、會館，為應考士子提供舒適的考場與寓所。

徽商為使自己的子弟們在江南僑寓之地能直接參加科舉考試，還竭力爭取政府為他們設立了商籍。《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對兩浙商籍的設立做了比較概括的記載：“吳憲自新安來錢塘，初試額未有商籍，業鹺之家，艱于原籍應試。憲因與同邑汪文演力請臺使設立商籍，上疏報可。至今歲科如民籍例，科第不絕。皆憲之倡也?！薄鹅ㄊ麻e譚》對兩浙商籍設立之緣起和過程的記載比較詳細：“明天啟中，吳氏有名憲者，始自歙遷于杭，為杭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愆。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灶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歲歲歸就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家所業聞，著為籍，而就試于是郡。杭為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憲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請。臺臣以聞，報可。于是憲遂得試于杭，而為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乃憲倡之也?！笨梢哉f，在兩浙商籍的設立過程中，徽州商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兩浙商籍的學額具體分配為：杭州府學20名，仁和縣學15名，錢塘縣學15名，合計50名。商人子弟考取生員，每10人錄取1人。張杰先生在探討清代商籍的設立所表現出的商人的強大的經濟力量時，征引了三份分別隸屬杭州府、錢塘縣和仁和縣商籍的中式者的硃卷履歷，這三個家族分別是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浙江鄉試舉人、杭州府學商籍汪藻家族，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進士、杭州府錢塘縣商籍汪康年家族，嘉慶九年(1804)甲子科浙江鄉試舉人、杭州府仁和縣商籍金孝枚家族。這三個家族的祖籍都在徽州，分別為歙縣坦川、黟縣宏村、休寧縣。這三個商人科舉家族的產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兩浙商籍設立之后，“商籍”成為商人子弟打開科舉之門的敲門磚和商人子弟讀書人仕的重要途徑。正如徐旭齡所說：“吾鄉之子弟，歲科獲雋于有司者，皆隸籍院中……而吾鄉之宿德耆老又以時率其子弟課業于中。今觀譜中所載，文人之盛，誠甲于一時?！?/p>

四、交結文人學士，舉行詩文之會

徽商在江南地區，廣泛交結文人學士。明代歙商黃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時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輩皆納交無間”。歙商鮑簡錫，經商杭州，“結納四方名流，縞纻往還，幾無虛日”。歙商潘之恒，經商蘇州，“以文名交天下士”。婺源商人李賢，“且樂與賢大夫親，故隨所在吳士大夫咸愿與之游”。據陳智超先生的研究，在與方用彬這一嘉靖、萬歷年間的“儒商”有通信往來的人物中，文入學士占有很大的比重。還有的徽商在江南地區興修園林，廣結海內名流，舉辦詩文之會，與文人學土日相酬唱其中。可以說，徽商更是積極地參與和推動學術文化活動。正如馮爾康先生在《明清時期揚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一文中所說：“辦學之外，鹽商還以其資力從事學術活動，延攬學者，進行學術研討，搜集圖書和編輯出版”，“所謂詩文之會，實際是講一些紳商招募賓客，研究學術和文藝”。可以說，揚州的鹽商尤其是徽商舉行的詩文之會是徽商在江南地區的學術文化活動中比較具有典型意義的。清代李斗認為：“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篠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

祁門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被稱為“揚州二馬”，本身就是商人兼學者，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詩集》，馬曰璐著有《南齋集》。他們不但以藏書、獻書、刻書著名，而且也以接納文人學士、舉行詩文之會有聲于揚州城內外。馬曰璐筑有“街南書屋”，又稱“小玲瓏山館”。他們“所與游皆當世名家，四方之士過之，適館授餐，終身無倦色”。如杭州人厲鶚，其詩文為當時的名家所欣賞。他廣搜博采，曾在小玲瓏山館居留數年，“肆意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為《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又著《遼史拾遺》，采摭群書至三百余種，常自比裴松之《三國志注》。又著《秋林琴雅》、《東城雜記》、《湖船錄》諸書，皆博洽詳贍”。

再以清代僑寓揚州的歙縣江村江氏商人為例，江春的康山草堂“為文人學土唱和之地，‘海內名流至邗江者必造焉’”。江防，“字旭東，號橙里，一號硯農，鶴亭(江春)從弟……性好學，氣度淵雅，所居紫玲瓏閣，名流萃聚，詩酒盤桓，詞學躋宋人閫域，與鶴亭方伯同為物望所歸。一時廣陵風雅之盛，自馬氏后，以二家為壇坫主。

僅從揚州一地的情況，我們便可以看出揚州學術文化的繁榮與徽商的積極參與和推動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徽商所舉行的詩文之會這項學術文化活動，更是促進了揚州及其附近地區學術文化活動的繁榮，揚州學派的形成與此不無一定的關系。正如江都薛壽《學詁齋文集》卷下《讀畫舫錄書后》所言：“吾鄉素稱沃壤。國朝以來，翠華六幸。江淮繁富，為天下冠。士有負宏才碩學者，不遠千里百里，往來于其間。巨商大族，每以賓客爭至為寵榮。兼有師儒之愛才，提倡風雅。以故人文匯萃，甲于他郡?！贝送猓丈膛d建的書院不但為其子弟讀書應試服務，也為江南地區的文人士子提供了就學機會。

由此可見，徽商在江南文教事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既推動了該地區文教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又通過商籍形式融入當地。通過引導子弟就學應科提高了文化素質，通過與文士冶游更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位，形成了商業發展與文化發展相互促進的態勢，帶動了江南經濟文化的整體進步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