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村危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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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意識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有待處理。共產黨領導階層在2001年早期總結出，如果農民的稅收負擔不減少，"那么影響農村地區社會穩定的因素會增加"。國務院更直率地承認亂收費和亂征稅不僅"破壞黨和群眾的關系，而且危害農村地區的穩定"。

平均農田只有0.40公頃（一英畝）。中國農業最引人注意的特點是農田的小規模。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平均農田只有0.40公頃（一英畝）。而且中國的農田在縮小-1980年的平均規模是0.56公頃-使農民更難利用可以提高產量的設備和灌溉的投資。

農民可以租借土地，但不能擁有自己的土地。最初，農田的大小由于中國缺乏合法的產權而受到約束。大多數農民對他們的土地持有更新的期限為30年的承包合同（最近在15年的基礎上延長的），而正式合法的所有權屬于地方政府。這些長期的承包合同用來鼓勵對這些土地的投資，但是有時候地方官員廢除這些契約、阻礙投資。這是中央政府已經承認的另一個農村問題。"這項保持土地承包30年不變的政策必須始終如一地貫徹"，國務院最近宣布。"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侵犯農民承包土地的權利。只有農民自己能夠根據市場的變化決定種植什么以及怎樣種植。"

所有權的缺少限制了發展。從理論上說，允許農民轉讓或出租他們土地的使用權，但是他們作為承包人，當然不能出售土地。由于禁止土地出售和造成的有限的規模經濟，這一土地使用制度是限制勞動力發展和擴展的主要因素-把技術保留在中國的谷類種植上。缺少合法的權力也防止了農民間接地出借他們的土地，還阻礙農民出售他們的土地以及利用這一政策來發展非農業的商務。

令人驚訝的是，缺少合法的使用權并不是中國農村的主要問題。社會主義的50年加上千百年來一些家庭一直把土地看作他們僅有長期的作為經濟保證的資源，這使大多數農民都反對土地的完全私有化。中國也缺乏土地私有化所需的合法基礎設施。對農民來說，關鍵問題是保護他們現存的承包合同-擁有租用或出租他們的土地的權力。

六、解決辦法

（一）減少農民數量

農村最嚴重的問題是那里有太多的中國農民。朱總理鼓勵農民離開土地尋找其他的工作，而且郭鳳蓮是這個轉變的主要標志。

20世紀60年代，郭鳳蓮是推進農業產量運動時期的宣傳海報上的形象人物。她是大寨模范村"鐵姑娘生產隊"的領頭人，而且所有的中國農民都知道這個標語，"農業學大寨。"郭鳳蓮現在55歲了，而且還是一個更現代的標語"從農業到工業，學大寨"的海報形象人。

記者EdmondLococo最近到大寨訪問了郭鳳蓮，她在那里是黨委書記，現在那里大多數農民在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所有的水泥廠、一家生產男襯衫的工廠、一個煤礦或一家釀酒廠里工作。"我們在發展一種多種經營的經濟，農業收入只是一小部分"，她說。在典型的農業村莊里，現在農業產量還不到總產量的1％。

學術界和政府官員認為農民的數量必須減少。"農業的解決方法不在農業本身"，一位官員宣稱。"完全清楚的是農村人民將來的富足不是主要取決于農業，而是為在農場里工作的工人以及新加入農業勞動力大軍的人尋找更多的非農業工作，"美國經濟學家蓋爾·約翰遜贊同道。

減少農村勞動力要遵循發達國家制定的模式。1950~1980年期間，美國、日本和丹麥的農場就業率減少了65％~70％，而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00％~500％。"如果像1940年那樣，美國農場的就業是1000萬，不是現在的200萬，那么耕作所掙的收入會比現在低得多-可能還沒有1940年掙得多"，約翰遜說。

即使中國農場的規模沒有擴大，減少農民的數量也能提高生產率和收入。例如，在臺灣，農民的數量已經減少了，但是農場的人均規模-1.1公頃-不比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1967~1997年之間，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00％，基于在傳統耕作上的發展，雇傭一個農民就可以做10個農場的實地耕作，這樣就允許那些家庭中的勞動力從事非農業性工作。中國沿海的一些省市已經開始遵循臺灣的模式，創辦了農民所有的"土地共有合作社"。村民們合作經營他們的土地，并且把耕作工作留給少數人，讓他們把種植從谷類轉為經濟作物（水果和蔬菜），他們還能投資那些有利于提高產量的化肥和灌溉設施。其他的家庭從事非農業性工作-同時還能得到合作社中掙的一份利潤。

必須停止耕作的農民數量并不少。一位農業部的研究員告訴我們，他估計中國能以1.5億農民的數量來維持現在的農業生產水平-因此反對現在農村5~7億的勞動力總數。勞動部長說他要在2005年以前讓4000萬農民離開土地。美國農業部估計在未來的十年內，每年有800~900萬中國人會放棄農業耕作工作，蓋爾·約翰遜同樣預計農民人數每年會穩步下降800萬人。

數百萬農民中一部分想離開農業的人將會在農村尋找到制造業或服務業的工作崗位，但是不少人指望向大城市跑。

80年代集體農業組織解散，農村勞動力剩余，恰好中國向外資企業開放而需要低工資工人，于是向城市流動。這方面的統計數字差異較大。1978~1983年間，每年從農村到城市的凈流動人口估計為470~730萬人。據一份研究報告稱，1984~1990年，每年流動人口約為850萬人。目前在城市從事臨時工作的人，即"流動人口"約在1~2億人之間。

如果中央政府不加管理，農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將會變得很大。1955年中國采取了蘇聯的辦法，即戶籍登記。這種戶口辦法一直承襲下來，使一名流動人員幾乎不可能在城市獲得住房、就業、教育、醫保或食物配給。這放慢了但并未停止農民進城的流動，并在城市居民中出現了底層成員。

許多城市關注著向外來移民提供服務所需的成本，而農民則為城市帶來了利益。外來移民從事的是城市居民不愿做的活。在北京和上海的飯館里很難找到操本地語言的侍者。外來移動人口工作時間比本地的長25％，收入則為本地的25％。因為這些人沒有戶口，就不具合法身份。不能獲得本地居民享有的住房、保健、孩子就讀的權利。尤其在廣東省，鄰近香港，這里的廉價勞動力成為出口型合資企業成功的重要因素。

農村已經從對外移民中獲取利益。移民將自己收入的20％~50％寄回他們家里，或者將儲蓄帶回家鄉開辦一項小的事業。1995年移民們的匯款占四川省GDP的7％。又據中央政府估計，全國范圍內的外出打工的移民的匯款在1997年為240億美元。

數百萬農民必須離開土地，但并非所有城市人為此感到鼓舞。在許多國家里關于外出打工的移民是否有利的問題展開著持續的爭論。

中央政府讓農村-城市間的人員流動更為容易。一位官員稱，我們已把城鎮和農村間的傳統的相互關閉的關系給打破了。

但是中央政府并不希望農民流向主要城市，那里國有企業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失業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鼓勵農民流入小的城市和大的鎮（人口在10~20萬人之間）。

（二）稅收改革

反對亂收費和亂征稅的農村地區的造反成了中國社會穩定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一年中國領導層決然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承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朱镕基說，農村地區稅收和收費改革是一場重要的革命。

在限制地方政府收錢的同時，中央政府向農村鄉鎮提供并不充分的教育經費。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朱镕基已經發動對農村稅制進行全面檢查，其目的在于減少農民的負擔，并提高中央政府的有關投入。

但是對此仍然存在疑慮。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研究人員說："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領導人就號召降低農民稅收。十年來他們一直這樣說。他們每年這樣說，每月這樣說，甚至每天這樣說。但是農民的負擔并沒有減輕。相反地，它越來越重。"

朱镕基的新戰略是：一面廢除亂收費，最終為農民減輕負擔25％~30％，另一面增加合法的稅收。2000年在安徽進行了"費改稅"政策的試點工作。試點范圍還是很有限的。

北京將依靠地方政府來終止所說的收費，但長期以來亂收費的同樣是這些政府。這件事將如何運作呢？財政部的一位官員說："中央政府將依靠農民。過去他們并不切實了解亂收的費用到底是什么，現在他們明白了。如果地方官員還要非法收取，農民可以控告他們。"北京和安徽的官員說，實驗已經取得成功，省內農民的人均負擔已經取消31％。農業稅從每戶的5％提高到8.4％。在這總額中，20％直接歸村級政府使用，其余部分各級地方政府分享，包括鎮、縣或省。稅收增加的同時，省政府取消了50多種不合法的收費。

不幸的是，安徽的試驗雖然明顯地取得了成功，可是它所作出的代價比預期的要大得多。作為計劃的一部分，財政部將向地方政府直接拔款以彌補取消非法收費的影響。這方面取消所帶來的影響遠超過原來的預期，北京需要給安徽以10億美元作為第一年特殊補助。看來在全國范圍內推開這一體制要延遲了。一位財政部官員稱，他們覺得原來要在預算中每年拔出36億美元給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將是不夠的。現在還看不清楚朱镕基的稅收改革中的"主要革命"是否將要在其他各省推行。

要想較大幅度地改善農民生活的最大障礙在于中國的教育體制。農村地區缺少教育意味著農民很少有機會參與非農業的工作崗位。經濟計量學模式已經說明在農村地區教育同農業增長和非農業就業之間的關系。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更多的地方教育經費，而這又與政府關于減少地方稅收的希望相矛盾。

中國沒有給學校更多的經費。一個可悲的事例是：江西省一座校舍爆炸，那里的學生為了補充學校經費不足而從事爆竹生產，數十名學生喪身。地方政府雖然劃出預算的一部分作為教育經費，但不少農民家長依然付不起學費，半途輟學的農村學生每年達400萬人。

根據聯合國199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按照人均教育開支來說中國在130個國家中名列第119位，但自此之后情況有了改善。教育開支從占GDP的2.8％下降到2.55％，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為4.1％的數字要低得多。在發達國家，加拿大約7％，美國、法國和新西蘭約5％。在中國國內，富裕省份對每一學生的開支比貧困地區高出1.5倍多。

教育不足也出現在高等學校。高校招生比例低于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據教育部估計，高校年齡段的人口中只有40％能上高等學校，比發達國家低40％，比全世界低7％。

教育機會不足是全國性的問題，但在農民中表現得特別尖銳。如果中國打算繼續把上百萬或數百萬的農民轉移到城市那么必須增加教育經費。

七、WTO與中國農村危機

中國進入WTO并不會加深農村危機，甚至可以提供一條出路。

中國的許多經濟學家懂得WTO帶來的長期利益，但擔憂當前會進一步減少農村的收入。他們還認為，國外進口的糧食將在中國市場上泛濫，壓低國內糧食的價格，驅趕數百萬農民離開土地。（一）WTO帶給中國的好處大于外國從中得到的

我們不同意這種傳統看法。參加WTO后中國不會被國外進口的糧食所淹沒。數百萬農民理應離開他們的土地，但這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民的數量實在太多。三億農戶的平均規模小于0.5公頃土地，面對這種現實，不管參加WTO也好，不參加也好，中國必須調整效率低下的農業部門。

"中國和臺灣加入WTO后，從中獲得好處的最大贏家將是這兩個經濟體本身，就全社會獲取的好處來說，中國每年約200億美元，臺灣每年為40億美元。"美國農業部開始承認它過分夸張地宣傳了中國入世給美國農業帶來的好處。

WTO成員資格所帶來的痛苦，已經被過去20年里中國為了應對市場力量和日益與全球性貿易體系相結合所采取的各種步驟措施所沖淡。

過去20年里，中國已經降低了進口關稅，平均稅率從50％下降到15％，與已經進入WTO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相當。中國政府也從國內市場撤離出來。1978年，94％的農產品價格由政府確定，94％的零售價、100％的工業品和資本貨物的價格也都是政府制定的。但是根據經濟學家尼克·拉迪和世界銀行的分析，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只有17％的農產品價格，9％的零售價、16％的工業品和資本貨物的價格才由政府確定。

政府減少控制的一個例子便是棉花。1999~2000年度，政府第一次不對棉花制訂收購價格，讓其在市場上浮動。政府還在棉花的收購和銷售方面停止壟斷行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產與消費國的一宗大事。

中國在加入WTO之前已經同世界經濟有了很好的結合。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980年的10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10億美元。外資企業的出口在中國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從1985年的只占1％增加到2001年的49％。對外貿易額已經從1985年的690億美元上升到目前的4000億美元。

（二）關稅配額安全閥

入世只對中國農村經濟產生溫和影響，其主要理由在于中國不會出現國外糧食的泛濫。中國的農民將受到被稱為世界貿易神秘手段-關稅配額體制的保護。

關稅配額是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中所提出的雙層關稅，即兩種不同標準的關稅。在這制度下，某種進口貨物在規定數量內適用低關稅，超過這一數額的其余進口部分則提高關稅。在許多情況下，這種高關稅體現著抑制進口作用。四分之一以上的WTO成員國，主要是長期來推行保護性農業政策的富國使用這種關稅配額的辦法來限制農產品進口。歐盟和美國正是采用關稅配額的主要國家。

中國參加WTO，將把關稅配額制度應用到它的最重要的農產品上面去，包括小麥、玉米、大米、油籽、食糖、羊毛和棉花。允許以低關稅（1％）進口的數量是很低的，使之對于國內價格或農戶收入不會產生明顯的影響。例如，2005年小麥的低關稅額度為該作物國內消費量的8％，大米和玉米的配額則僅僅為每種谷物的總消費量的4％。中國并不需要進口大量谷物。中國政府沒有公布糧食儲備的數量，但外國糧食貿易商估計中國的儲備大概在年消費量的50％以上，遠超過二億噸。這方面的估計數字還沒有包括儲放在三億農民家中的糧食。

即使中國需要進口糧食，也不會購買關稅額度之外的數量。一旦達到關稅額度，在這數量之外的進口將被征以65％~77％的進口稅。高到足以使中國忍不住高關稅而不愿再進口，從而不會出現進口糧食泛濫的局面。這一稅率可能聽起來覺得高得荒謬，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便覺得不算一回事了。

美國對于超過關稅額度的進口商品的稅率，食糖為197％、奶制品為144％（1996年）。歐盟對超過關稅的進口稅率，食糖為297％、奶制品為288％。

中國決定參加WTO是因為中國需要借外國競爭的壓力來加速國內私有企業的成長和國有部門的退出。為此，中央政府決定落實有關開放市場和降低關稅的承諾。但是我們也預見到，北京會同其他現有WTO成員一樣，當國內基本利益受到威脅時，便會轉而采取保護主義的措施。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定中國政府對于國內壓力退讓的程度和頻率有多大。大豆的實例是一個有益的教訓。

（三）大豆進口增加31％

大豆是中國不實行關稅配額的極少數農產品中的一種。其結果是，中國是世界上大豆的主要買家，8月31日止的年度內中國的大豆進口增加了31％，達到1300萬噸。美國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在年度內向中國輸出了價值10億美元的大豆。大陸的大豆加工企業，即烹調油和動物飼料的生產者感到十分高興，因為他們所需的原料即美國大豆比中國國內的大豆每噸便宜八美元，甚至把運費計算在內。中國的有關公司新設立數十套榨油設備，都建在沿岸地區，還配備了大型高質量的運送設施。

中國北部的大豆生產受到迅速增長的進口大豆的打擊。6月間政府開始采取一系列行政步驟設法讓外國大豆不再大舉進入。糧商告訴我們這些步驟包括一些新的規定，如要求對改良品種大豆的證明、殺蟲消毒要求、延遲下貨單審發、提高運費升至每噸八美元，拉平與本地大豆的價格差。中國的這些新規定并不公開見之于文字或投訴，海關官員私下警告中國大豆加工廠不要再為大豆進口下定單，暗示以后經過任何沿海港口的這樣的進口都會被禁止。面對這樣的不穩定性，許多美國商人停止向中國運貨。

布什在訪問上海期間，告訴這是WTO要消除的一種保護主義，中國主要貿易官員趕緊宣稱問題已經解決。但是美國官員和糧食商反對說，中國海關和檢疫等部門仍未消除那些導致進口滯阻的非正式的行政壁壘。

中國對于大豆進口的處理沒有給我們在中國承諾市場開放方面留下樂觀看法。農業以外的部門怎樣，大陸對于來自私人和國外的競爭尚沒有作出很好的準備。

（四）一個真正的WTO贏家：紡織業

肯定會從中國入世獲取巨大利益的部門便是紡織及其設備行業。因為，中國在該領域具有全球性領導地位，服裝出口占全球的16％和紡織品出口占全球的9％。

紡織和服裝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兩者合起來在全部商品出口中占22％，1999年的價值為430億美元。WTO成員準備取消配額和降低關稅，中國入世后將有可能十分巨大地增加紡織品出口，促進中國的就業。

從1974~1994年烏拉圭回合結束，紡織品和服裝的世界貿易依靠配額進行安排，配額是在關貿總協定《多纖維協定》的規則下通過雙邊談判確立的。面對保護國內紡織品生產的政治壓力，許多關貿總協定成員無視關貿總協定組織的基本原則，即調控對外貿易時要更多地通過關稅而不是配額，以及非歧視地處理問題（配額針對的是低成本國家）。

1995年，WTO（關貿總協定組織的繼任者）用《紡織品和服裝協定》（ATC）替代《多纖維協定》（MFA），前者為降低并最后取消配額，安排了過渡進程。但是中國當時還不是WTO成員，所以沒法享受《紡織品和服裝協定》規定的減少配額的利益，而當時已經成為WTO成員的墨西哥和土耳其卻眼看著本國在國際市場中的份額迅速增長。

根據《紡織品和服裝協定》，到2005年時配額將通過分階段進行而最終取消，這就給中國以巨大利益。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稱，作為WTO成員，中國的服裝出口在10年里會增長375％以上。這一出口增長將極大地繁榮農村地區的企業就業。

中國的農民也將從配額的終止中獲得利益。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纖維，占全世界纖維生產總量的40％以上。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國。我們難以估計，一旦配額取消，中國會增加多少個工作崗位，但不防來剖析一下，在世界第二大棉花生產國的美國，棉花行業擁有40萬個工作崗位，從農民直到紡織工人。還有北京決定取消棉花的國營貿易壟斷并不再確定國內價格，中國的農民還將從這一意義上獲取利益。

（五）增值農產品出口

中國農民也一定會在增加高附加值農產品出口方面以WTO成員國身份取得利益。中國在開發這一市場方面做得還差。2000年出口的水果、蔬菜和魚類僅值42億美元。參加WTO后便可要求日本降低保護主義關稅，消除非關稅壁壘如不科學的衛生標準等。

中國農民若要享受到這些機會帶來的利益，就必須具備生產或提高這些商品的技術或技能，并為起始時的基礎設施籌集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