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的合理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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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最高境界，在西方，通常被認為是“民主型”；在東方，則較多地被認為是“無為而治”。這多與其文化相關。

成中英教授指出：盧梭的《民約論》說明真正的權威來自于社會的群體意志，從而奠定了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就奠定了現代民主社會的思想基礎。韋伯因此提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他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沒有宗教改革所賦予的個人的終極權威，其發展是有限的。西方社會肯定個人創造力和自由發展的權威，這就是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最根本的秘密。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的發展就是憑借個人的理性、科學的知識、宗教的信念，從而設計出一套管理的方法，去推動和控制社會經濟的發展。

因此，認為領導通過民主的手段，集中“個人的終極權威”，獲取“來自于社會的群體意志”的權威被認為是最高境界，就在情理之中。

成中英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管理理念是憑借對人性的反省與思考，提倡集體主義，突出人的社會價值，結合人的感情需要，運用共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責任感去實現管理并推動社會的發展。

因而，認為領導不違背人的自然屬性，“為無為，則無不治”，“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道德經》）以無為而治為最高境界也就很自然。

然而，觀念畢竟是觀念，只是人主觀的意愿、體驗的體現，經過實踐的無情檢驗，人必須修正自己的觀念。長期的管理實踐并未證實“民主型”領導絕對優于其它類型的領導，也未見誰能達到所謂的“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我們需要的是在現實的人生中能夠實現的東西：領導的合理境界。誠如曾仕強教授所說：“中國人的管理行為，乃在：一切求合理。”

四維的合理境界

這種領導的合理境界是什么呢？筆者認為，它有四個維度：修己安人、持經達變、曲而后全、持中致和。

第一維度：修己安人

曾仕強教授說：“修己是基礎，一切從修己開始。安人是目標。一個人只會修己不會安人，那他只配做隱士。而管理者應既會修己又能安人。”這樣的觀點來源于孔子。孔子說：“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論語·憲問》又記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修身以建立權威，又應用這種權威影響力來安人，使組織有序化。使自己能夠順其自然地成為組織中的控制力量，發揮領導作用。以避免“強梁者不得其死”的另一種控制組織的道路。

修己以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影響眾人之風氣，眾人的意愿才能是善意，才不是人欲橫流的、惡的世界，用民主的手段所獲得的“來自于社會的群體意志”才不會是一群強盜的“群體意志”。顯然，用多數的惡的意愿來強迫少數服從的“民主型”領導，未必就有合理性。因此曾仕強教授說：“修己是基礎，一切從修己開始”并不為過。以人類善的屬性為基礎，所集中的“群體意志”才有合理性。據此安人也才有合理性。

在修己的基礎上，人性善的一面得以發揚，惡的一面得以抑制，個人創造力和自由發展才能得以保障，破環性的群體沖突（沖突、罷工、內斗直至戰爭）才能從根本上加以消除，假借“集體主義”的名義壓制個性發展，制造“同而不和”的獨裁統治的可能性才能從根基上加以鏟除。群體才不會是“安”于一種“作穩了奴隸”的可悲的狀態。似此之安人也才有合理性。企業才是一種“和而不同”的生態的系統，而不至于回到“賺錢的機器”的可悲的時代。

第二維度：持經達變

按照西方管理學的“民主型”管理方式，在通過民主的手段，集中“個人的終極權威”，獲取“來自于社會的群體意志”的權威之后，必然是要少數服從多數，以建立團體對其成員的絕對控制。這必然是領導的主要任務之一。這種控制，以法規的形式而得以實現。法的尊嚴一直是西方領導方式的根基之一，法規必須得到100%的遵守。

按照東方的管理傳統，無規矩無以成方圓，也同樣必須依重于法制來進行治理。雖然東西方的“法”的觀念不盡相同，在這里就不進行討論，暫且求同存異。

重要的是，“法”一旦成為維持有序化的標準，這在東方稱為“經”，“經”是必須得到遵守的。但依照西方“非此則彼”的二分法思維，不是遵守，就是不遵守，很容易陷入機械論的泥潭，而使管理陷入兩難的境地。這無論在西方企業還是在我國的企業，許多領導者都不自覺地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經”一定要遵守嗎？“經”不一定要遵守嗎？這種思維本身就已經陷入二分法的兩難困境之中了。

無論是東方的易思維還是西方的辯證思維，都否定“非此則彼”的思維圈套。從而主張“持經達變”（或辯證法的表述：堅持標準與隨機應變兼顧）。

所謂“持經達變”，一是“變不離經”，用物理學的話講是：物質微粒圍繞著晶格的中心點來回振動。適應外界的變易不應背離標準、原則。二是“權宜應變”，執行標準，要隨外界的變化而適時權變。權變既包括執行標準中權宜之變通，也包含在標準已經不適應外界環境的情況下，及時修訂標準的變易。而變通是為了更好地達到目的。正如孫子兵法所云：“君命有所不受”，以利國家。

領導處于“持經達變”的境界，能保持企業的整體活力，并且這種活力確實建立在個人活力的基礎上，而不是所謂的“每一個螺絲丁都按照標準發揮作用，整體就有了力量”的機械論。正如曾仕強教授所說的：“使員工了解持經達權的道理，即上級交待的原則不能變，但是為了達到原則的方法可以變”。這樣，企業才能夠是在高水準上的統一，而不是在低水平上的整齊劃一。同樣的，企業必須適應市場的原則不可變，而適應的辦法可以變。這樣，企業才能在迅速變化的市場中存活。變與不變的處理得當，這樣的領導境界才是合理的。

第三維度：曲而后全

在保持了對組織的控制之后，領導必須帶領群體趨向目標。此時，領導者可以取直截了當，直趨目標，或以曲為直，迂回前進兩種很不相同的風格。

《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后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兩點之間的距離固然以直線為最近，但是要橫渡一條水流湍急的河流，也只能是以某種傾斜的曲線來橫渡，才是最省時省力的線路。這是人人知曉的道理。就是在現代科技條件下，向月球發射火箭，也取S形的途徑為最省時省力，最經濟。但是不少領導人總愛嘆息，以為中國不如外國，“人家直來直去”，啥事都好辦。其實中外都一樣，事物的發展都遵循相似的道理：“最省時省力的線路時常是曲線”，是直線的反而是特例。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因而，“知迂直之計”，以曲為直，曲而后全就是領導應處的合理境界。

第四維度：持中致和

《古文尚書·大禹謨》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注①這十六字心經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貝。其要旨就在于“執中”，即“允執其中”（《論語·堯曰》）。注②

為何“允執其中”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貝？凡事均有兩端：過或不及，比如管理一切從嚴控制，是一端，一切從寬任自由乃另一端。誠如曾仕強教授所說：“真理不在兩端，常在兩者之間”。即孔子所說的“過猶不及”。過火的一端和不及的一端都一樣要壞事，同樣不可取。《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程頤則一語道破：“中即道也。”老子說得很清楚：“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一陰一陽才成其為道。偏執一端就遠離道了。唯有執中才是成事的正道，稱為“中道”。管理也就只能在恩威并舉、寬猛相濟中獲得和諧。從而“允執其中”也就成為“尊道”的不二法門。

正因為執中才能在陰陽兩端的相互激蕩中得到整體的和諧，于是領導持中致和應當是合理的境界。

注①允執其中。得當地把握住它的中正之道。

注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帷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動蕩不安，道心幽昧難明，只有精誠專一，實實在在地實行中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