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風險警戒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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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國際金融危機仍在蔓延和深化的條件下，我國于2008年重啟的積極財政政策將持續較長時間，但由此導致的財政風險將對積極財政政策能走多遠產生重要影響。本文在模型推導基礎上，對我國財政風險兩大警戒線進行實證測算，認為運用《馬約》中所謂的“國際警戒線”來判斷中國財政風險狀況并不科學合理。主要研究發現：(1)我國財政赤字率和公債負擔率的警戒線分別約為4．05％、49．05％，這與《馬約》中的財政標準有較大差異。(3)以測算出的財政風險兩大警戒線為評判基準，發現目前我國財政風險狀況尚處于可控的、安全的區間，如2008年我國實際的財政赤字率和公債負擔率尚與警戒線值分別相差約3．68％和31．33％，即具有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間。

關鍵詞：財政風險；財政赤字率；債務負擔率；警戒線

一、問題的提出

在國際金融海嘯的猛烈沖擊下，中國出口需求的急劇下降使得內需不足問題日益嚴重，在此背景下，我國2005年實施的穩健財政政策(即中性財政政策)嘎然而止，以“擴大內需保增長”為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即擴張性財政政策)于2008年11月在我國重新啟動。目前來看，我國現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既有龐大的財政增支內容(如總額約4萬億的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也有頻繁的減稅措施(如建國以來單項稅制改革減稅力度最大的增值稅轉型)，增支減稅的結果勢必使得大規模國債增發(包括中央的地方政府債券)不可避免，從而對我國財政安全運行帶來較大沖擊，相應地，由此引致的現實財政風險問題則需要較為深人細致的實證研究。

從財政理論和實踐來看，一國或地區的財政風險通常用財政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兩大指標來衡量。這里，財政風險警戒線可界定為財政赤字與債務規模的安全區和危險區之間的分界線。在此方面，“國際警戒線”通常指的是1993年正式生效并標志歐盟誕生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中規定的兩大財政標準：(I)歐盟成員國財政不應有“過度赤字”，赤字占當年GDP的比重(即財政赤字率)不應超過3％；(2)一國政府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債務負擔率)不應超過0％。在國內，常有學者引用上述兩大“國際警戒線”來判定我國財政風險狀況⋯[2】。然而，就其產生背景而言，《馬約》關于財政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的標準只是歐共體成員加人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入圍標準。盡管這一標準是對財政風險的某種度量，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具備所謂“國際警戒線”的屬性D】。因此，部分學者對“國際警戒線”的適用性紛紛質疑。例如，羅云毅(2003)¨1認為，對社會經濟條件各不相同的其他國家而言，該標準顯然難以成為具有廣泛適用性的國際標準。賈康、趙全厚(2000)[51認為，警戒性指標只是起警戒作用的一般性經驗指標，并不一定與其他各國的具體情況吻合，特別是難以適應對各國某個特定時期債務適度規模的判斷。倪紅日(1999)哺1則認為3％和60％并不是赤字和債務的警戒線，而是歐盟成員國的限制線。為此，理論上就需要重新研判財政風險“警戒線”問題。劉迎秋(2001)"1曾運用債務一赤字模型對赤字率和債務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了理論分析；王寧(2005)¨1進而運用類似劉迎秋的模型，得出我國最大可承受的財政赤字率在4．04％一4．67％以及最大安全債務負擔率在50．5l％一58．36％的研究結論，但其模型較為簡單，數據也較為陳舊，從而削弱了其對目前我國施行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現實指導意義。總體上，現有文獻對如何確定適用于我國的財政風險警戒線水平方面鮮有研究或研究不夠深入。本文認為由于國情的個體差異較大，具有普適性的財政風險“國際警戒線”的存在性本身就是一個偽科學命題，而專門探討具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財政風險警戒線往往更具現實意義和政策參考價值。為此，本文在財政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的模型推導基礎上，通過實證研究探求我國財政風險兩大警戒線的大致水平，從而期望能夠對我國目前全面施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所啟迪和參考。

二、模型的推導

基于內生增長理論、政府預算約束理論和個人跨期消費理論，這里先對財政赤字率的警戒線模型進行推導，進而對債務負擔率的警戒線模型進行推導。

(一)財政赤字率模型

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可表述為：Y=AK"(EN)9，其中A>0，a>0，p0，且a+p=1(即假設規模報酬不變)，Y為總產值，A為綜合技術水平或全要素生產率，N為投入的勞動力數量，K為投入的資本，E為勞動生產率。這里假設勞動生產率與每個勞動者的資本數量成正比，即E=K／N。這樣，總生產函數就可簡化為：Y=AK(1)假設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則利率和工資率應該由資本和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決定，即利率應該等于資本的邊際生產率：r=aY／aK=d

(2)工資率等于勞動的邊際生產率：OJ=aY／aN=BY／N(3)在“三部門”分析框架下，總產出Y可以表示為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的函數，即Y=C+I+G。于是，不同經濟主體的行為分析及其函數表述如下：

1．考察政府行為

假設政府支出為國民收入或GDP的一個給定比例g，即G=gY；同時政府財政赤字也為國民收入或GDP的一個給定比例b，即B=bY，此處b和g均為常數。本期財政赤字和本期債務余額之和應該等于下期的債務余額①，即D+B=D+。。于是有：D+l=D+bY(4)若用r表示公債利率，則本期公債利息則為rD。政府對國民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以t的平均稅率征稅，稅額就可表示為T，即T=t(Y+rD)。根據政府預算約束B+T=G+rD，則有：bY+t(Y+rn)=gY+rD(5)

2．考察個人行為

若將每個勞動者的生命期間相對地劃為兩個不同階段，即：(1)第一階段勞動者參加工作并取得相應報酬，報酬的一部分用于消費，另外一部分用于儲蓄，儲蓄的部分可用于購買政府債券或私人債券；(2)第二階段勞動者進入退休年齡，并依靠利息所得或出售債券獲取收入，而該期間的收入所得將全部用于消費，以實現生命期間消費效用最大化目標。由于個體效用取決于工作期間的消費c1和退休期間的消費c2，相應的個體效用函數即為：U=71nel+艿lnc2其中：7>0，艿>0，且7+8=1(6)由于勞動者在工作期間的凈工資收入為(1一t)ct，，并用于消費c1和儲蓄s，因此其在第一階段的預算約束函數為(1一t)∞=c1+s。儲蓄的凈利率為(1一t)r，所以第二階段的消費函數為c2=[1+(1一t)r]8。于是，跨期預算約束條件就可表述如下：．2c1+再≮}矸=(1一t)c-，(7)可見每個勞動者都可通過合理分配兩期的消費水平，實現既定預算約束下(即公式7)的目標效用最大化(即公式6)。通過求解，得到個人第一階段的儲蓄額：s=(1一t)CO—c1=(I—t)跏。結合公式3，則得到全體勞動者在第一階段的儲蓄總額函數：S=sN=(1一t)邸Y。顯然，這里的儲蓄總額S將為下一期的政府赤字和私人資本提供最大可能的融資條件，表述為公式：D+。+K+l=(1一t)翻SY(8)考慮公債的變化，用D除公式4則有D+。／D=bY／D。將之代入公式1，定義X為債務資本比率，即x=D／K。于是有：I+一bA(9)可見，公債的變化取決于赤字率和債務資本比率。考慮資本的變化，對公式5求解得到t=[(g—b)Y+rD]，[Y+rD]。因為Y=AK，r=o．A，代入后得到：t=[(g—b)K+曲]／[K+。【D]。

再對分子分母同除以K，并用X表示D／K有：1一t：埤塵衛(10)將公式1和公式10代人公式8后，有D+。+K+。=(1+b—g)恥列(1+a】【)。再代入后解出K+。，于是可得公式：警=(業高學山)A-x⋯)根據公式9和公式11作幾何圖，橫軸表示債務資本比率，縱軸表示公債或資本總額的變化。

其中：D表示公式9所描述的大致曲線形態，K表示公式11所描述的大致曲線形態(見圖1)。顯然，在b值較小時，D與K相交，交點有兩個，如Do(K)所示；隨著b值的增加，D曲線向右上方移動，K曲線向左下方移動，直到兩條曲線相切與一個點，如D1(K1)所示；如果b值繼續增加，則D曲線與K曲線將沒有交點，如D2(1<2)所示。進一步分析不難發現，在b值不變的情況下，無論是公債的變化還是資本的變化，都取決于債務資本比的變化。在給定b值的條件下，如果存在至少一個X(即債務資本比率)，則可認定此b值能夠使經濟處于穩定狀態；如果不存在一個x值，即債務資本比率將無法穩定在某一個值。則可認定此b值無法使經濟處于穩定狀態。根據圖形以及上述分析，若存在一個b一，在b<b～時，存在至少一個穩定狀態；在b>k時，則無法實現任何穩定狀態，資本數量將持續減少至零。由理論上可將b一視為財政赤字率的警戒線。

基于上述邏輯思想，結合公式9和公式11式對b一求解，于是有：l+警：(業掣-b)A—x(12)X、l+cDc，⋯7從而得到一個可用于直接求解b一的一元三次方程式：∞【3+(a+Aba4-I)x2+[I+Aba+Ab一(I4-b—g)A∞]x+Ab=0(13)

(二)債務負擔率模型

這里仍用B代表本期財政赤字；用D代表本期債務余額，它等于上期債務余額與本期新發債務額(ND)之和再減去本期還本付息額ID，從而得到政府財政預算恒等式：

D。=D．1+ND。一ID。(14)這是一個赤字中包括到期債務還本付息的預算模型①，此時的財政赤字等于新發債務減去到期債務還本付息后的差額，用公式表示就是B。=ND—ID。，代入上式有：DI—Dt_l=B。(15)對公式13兩邊同除以GDP,，經過推導，于是有：

1驢dt—d¨=南d1．•“t(16)其中：d。和dr-1分別代表本期和上期的債務負擔率，b。代表本期赤字率。Ad。代表本期債務率與上期債務率的差額，GDP的名義增長率也是GDP實際增長率Y。加上通貨膨脹率7c。，即q=y。+鞏，代入上式后移項有：

b。=△dl+鼎“-(17)當Ad。=0時，理論上可認為財政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都達到了穩定狀態下的最大值，前者仍b一表示，后者則用d一表示，二者的函數關系可表示如下：

b一=南鼉d一(蝎)

三、實證結果

基于上述推導模型以及公式13和公式18，并運用相關的宏觀數據，就可對我國財政風險兩大戒線(即財政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的理論數值進行測算。相關數據處理及其假設如下：根據1994年至2008年間我國央行公布的1年期儲蓄存款利率算出平均值4．47％；假設平均資本折舊年限為15年，得到資本報酬率(即模型中的利率)r=1．93；基于張靜(2004)[91曾給出的a估計值(約0．17)，得到A值(約為11)；根據已有數據得到近15年的中國平均儲蓄率(約40％)以及財政支出占GDP的平均值(約20％)。于是，根據不同的b值假設，可測算出對應的x值(具體見表l，這里略去負根和虛根)。

在測算過程中發現，當b<0．0405時，方程(即公式13)有兩個正數解；在b=0．0405時，方程有唯一解；當b>0．0405時，方程無解。因此，通過模擬測算得到的中國財政赤字率警戒線為：b一=4．05％。該結果與王寧(2005)的測算較為相近，但與《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警戒線水平增大了1．05％。

結合上述測算結果，探討中國公債負擔率的警戒率水平。考慮到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到8％的GDP增長率較為適宜，且國內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全社會通貨膨脹率的最佳控制目標應在正負1％范圍之內。將上述指標值代入公式18，就可測算出我國公債負擔率的警戒線水平，即d一=49．05％。顯然，該測算結果與《馬約》規定的警戒線水平相比降低10．95％。

運用測算出的上述兩大警戒線水平值，將之與我國1994年以來的實際財政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進行比較，不難發現：1994年以來我國大多數年份的實際數據均比理論上的警戒線水平低很多，也就是說，我國財政風險基本處于可控的或安全的范圍(具體差額見表2)。

四、基本結論及政策含義

在國際金融危機仍在蔓延和深化的條件下，我國于2008年重啟的積極財政政策短期內幾無淡出的可能，但由此導致的財政風險問題無疑將對積極財政政策能走多遠產生重要影響。本文通過研究發現：(1)理論上可運用財政赤字率和公債負擔率來考量一國財政風險狀況，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警戒線”并不存在，而運用(-B約》中所謂的“國際警戒線”來判斷中國財政風險狀況并不科學合理。(2)在模型推導基礎上，運用中國財政相關數據，可測算我國財政赤字率和公債負擔率的警戒線水平值分別約為4．05％、49．05％，前者比(-B約》規定的財政警戒線標準高了1．05％，后者則低了10．95％。(3)以本文測算出的財政風險兩大警戒線為評判基準，發現目前我國財政風險狀況尚處于可控的、安全的區間，如2008年我國實際的財政赤字率和公債負擔率尚與警戒線值分別相差約3．68％和31．33％，即具有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間(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較高的居民儲蓄率)。事實上，2009年3月5日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曾提出：“為彌補財政減收增支形成的缺口，今年擬安排中央財政赤字7500億元，比上年增加5700億元，同時國務院同意地方發行2000億元債券，由財政部發行，列入省級預算管理，全國財政赤字合計9500億元，占GDP的比重在3％以內。雖然當年赤字增加較多，但由于前幾年連續減小赤字，發債空間較大，累計國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左右，這是我國綜合國力可以承受的，總體上也是安全的。”顯然，根據本文研究結論，2009年激增的財政赤字仍然沒有使我國財政風險觸碰赤字警戒線，而本文的研究結論從實證角度也印證了總理提出的我國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總體安全”的判斷。

當然，由于模型本身的假設與現實經濟存有一定的差異，加之，相關數據的采集和推斷也可能有失準確，從而使得本文測算出的警戒線水平值勢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從財政風險角度，有必要強調以下幾點：(1)財政風險警戒線的實踐指導意義在于控制財政風險的過快增長并防范公債危機或財政危機，而不在于防范或消除公債風險或財政風險。事實上，一旦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產生，相應的財政風險就不可避免。(2)在警戒線之內，并不能完全確保公債危機或財政危機不會爆發；突破了警戒線也不意味著公債危機或財政危機會必然爆發。理論上，警戒線之內只是告訴我們一國或地區發生公債危機或財政危機的可能性很小(即小概率事件)。(3)由于我國各級政府在法律上承擔了規模較大但難以準確估計的或有債務和隱性債務，因此，實際的財政風險可能要比我們想象或本文展示出來的要大得多。(4)理論模型只是高度抽象或簡化的，永遠無法涵蓋全部的解釋變量或影響因子。例如，財政風險程度不僅由財政赤字率和公債負擔率來決定，還受到赤字彌補方式、公債資金使用效率(如公債科技推動力和經濟貢獻率)。特別是，如果積極財政政策在“刺激內需保增長”中一味地增加政府投資、“孤軍奮戰”，由此導致的“擠出”效應不僅會抵消需求擴張效應，相應的財政風險也會在短期內積聚并迅速放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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