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與私權優先原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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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公共利益，確實沒有特別嚴格的界定。劉曙光先生三論私權優先原則一文指出，一切沒有邊界的存在都是不合法的存在。公共利益的合法性邊界取決于三個條件規定：內容的公共性、范圍的確定性、程序的正當性。公共利益相對于私權優先，是可以，不是必須。事實上，該文不僅沒有解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而且制造了一個新的問題。

所以說沒有解決問題，那就是曙光先生提出所謂“內容的公共性”概念。事實上，公共利益的核心就在于內容的公共性，如果能夠“知道”什么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利益”的話，就沒必要來確定公共利益的邊界了。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公共性。

所以說制造了一個新問題，那就是說，曙光先生指出公共利益相對于私權，是可以，不是必須的問題。公共利益相對于私權不是必須嗎？曙光先生如何能證明這一論題？

曙光先生認為，“但自從維護公共利益成為一種特殊的職業之后，也就是國家機器產生之后，統治者為了說明其統治的合法性，為了說明其特權的合法性，將本來源自個人利益、服務于個人利益的公共利益無限拔高，直到被描述成為個人利益的源泉和目的（正好顛倒過來了）?！保也徽撨@句話本身的毛?。ㄏ日f公共利益成為職業，后有說為了說明統治合法性），統治集團之所以成為必要，本身就是以公共利益作為基礎的。如果沒有公共利益，統治集團和國家機器沒有存在的必要，也不會發生。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統治者為了說明起統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是變動不居的意識形態），問題的關鍵是統治集團一旦獨立于社會，就會產生其特殊利益。而這個特殊利益一方面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例如維系統治所必須的資源，另一方面，這個特殊利益往往超出所“必須”的限度。這個超出“必要”部分的限度才是應該受到限制的所謂的“公共利益”。

討論公共利益首先要建立在現代社會、或者說具體到中國現代社會的“政治正當性”意識形的基礎上。任何超出這個意識形態而對“公共利益”的討論都是不切實際的空談。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指出曙光先生的一個判斷錯誤。曙光先生認為：“人類個體對整體的依賴程度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是成反比的。人類文明程度越高，個體對整體的依賴程度就越低，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以及存在的方式也會相應發生改變?！倍聦嵣?，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個體必然越來越依賴于公共社會，這不僅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結果，也是知識膨脹和信息化的必然結果。隨著知識的積累，人作為個體只能投入到過細的分工中去才能獲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因為一個人已經不具備掌握所有或者大部分知識的能力，同時，他也不具備對社會生產資料的支配能力。所以，這就要求每個人必須依賴于其他人才能生存。隨著社會信息化，每個人又必須在和別人（通過公共網絡系統）的信息交流中才能生存，離開這個信息網絡，必然失去生存的基礎。這也是市場經濟的競爭本性決定的。

基于以上的討論，也說明了在現代社會，所謂“公共”是無所不在的，這也是為什么公共利益難以界定的原因。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私人空間和權利也是在逐步縮小的，而不是相反。例如，在傳統德國民法中，個人土地權利幾乎是絕對的，上及天空，下及地心。而隨著飛機的發明和礦產的開發，私人的土地所有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飛機當然可以飛過你領地的上空，電纜也可以穿過你的領地地下等等。從國際法看，太空中的飛行器隨意穿越各個國家領空也是眾所周知的現實。911之后，美國開始記錄進入美國的人員的指紋等信息，登機搜身檢查甚至參議員（民意代表，傳統上具有豁免權）也不能幸免。公共健康系統也在進行強制隔離以避免傳染病的流行。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在隨著技術和經濟的發展不斷調整私人的空間，以適應大規模社會化生產和信息化的需要。事實上，在西方國家曾經是絕對的、優先的私權目前早已經已經不再是所謂絕對的。最為經典的認識應該是美國前總統杰弗遜對知識產權的觀點。他認為，專利權不過是國家的公共政策，是為了繁榮經濟，促進社會發展而進行了制度設計，不是什么天賦人權。

那么，公共利益究竟具有什么樣的重要性呢？尤其是對于中國而言，在二元社會的中國，公共利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首先，對于以小農為主的農村，所有必要的資源都需要公共權利的介入才能進行有效（不一定合理）的分配，否則，每個小農都不足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其次，中國資源緊張，無論是水電油，還是糧棉油，都需要公共權利的介入，而不能完全以來市場經濟的調劑方式。類似的例子還有日本。日本的經濟發展過程和美國顯著不同，其對于金融資源的利用和技術研發的投入帶有明顯的國家支配色彩。而在市場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作為二元社會的中國，作為資源緊缺型經濟的中國，在激烈的國力競爭中，僅僅依靠市場調節，那必然的前途就是淪為經濟殖民地。因此，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來獲得最大的競爭力就是我國的必然戰略選擇，而這個戰略選擇的制度支撐和意識形態支撐就是高舉公共利益的大旗，合理限縮私人利益，以爭取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效益。

當然，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并不一定使他獲得合理性。原因在于，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的利益雖然和公共利益息息相關，但并不等同，因此，必須要有意識形態的方法和政治上的制度手段，使其合法化、合理化。

這里面的核心在于使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在意識形態上盡可能的一致起來。但是，做到這一點，有兩個困難。一是效率問題。就是說，我們無法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每個問題，以獲得正當性，甚至對于一個最小的問題，如果通過民主的方式都必然是以議而不決的結果。二是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客觀上的不一致性。之所以有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別，其客觀基礎就是二者存在本質差異。對于第一個問題，一般發達國家的手段是兩個。一是政權通過代議制方式取得合法性，因此，在所謂公共利益的判斷上，代議制政府有壓倒性的話語權優勢。二是通過將原來政治化的利益沖突轉變為技術性的“中性”判斷來進行合理化論說。（例如目前爭論不休的美國植物人，對于司法系統的裁決來說，醫生的判斷就具有根本性的說服力）對于第二個問題，韓國的經驗可供參考。例如，在韓國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外國貨幾乎沒有銷路，原因在于其極端化的愛國主義教育。事實上，無論是日本貨、美國貨，在質量、性能等方面都具有優勢，但就是無法打開市場。極端化的愛國主義教育使個人利益整合于公共利益。

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公共利益本身，是無法采取民主的方式來進行判斷的。主要原因在于參與民主決策的人員有限性必然導致對公共利益的判斷的差異性。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北京海淀區某處，由于一條馬路規劃離居民樓只有三米，因此，居民拒不答應，道路無法修建。后來規劃部門將距離調整到25米，但居民仍然不答應。而除了這個居民樓外，前后左右的居民都希望早日開通這條馬路。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在對公共利益的判斷上的沖突的明顯例證。如果只征求這個居民樓的意見，道路就永遠無法開通，因為25米他們仍然感覺近了，那么100米呢？最終道路該怎么修呢？因此，對于公共利益的判斷的最佳方式是技術化、中性化。即通過技術手段來使判斷正當化。目前，中國也好，西方發

達國家也好，都采用這樣的方法。例如，對食品的成分進行限定，對化妝品進行限定等等，都是通過技術手段使公共利益正當化的例子。將公共利益判斷的希望寄托于民主，不僅解決不了公共利益問題，而且還會帶來效率問題。

事實上，對于公共利益而言，最迫切的問題是使政權正當化，其次，使官僚技術化，再次，使公共利益私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