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學科的文化決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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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慶獎陳文慧工作單位：昆明理工大學

英語學科的工具性目前在中國，英語學科已經被普遍認為不是一個思想學科甚至不是一門學科，其作為一個學科的名頭已經被很多人遺忘，更多的人則把英語看做是一門工具。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有兩個，即社會的外在因素和英語學科自身的內在因素。就外在因素而言，在我國現實社會，英語被看做是獲取畢業證書、職稱證書、出國留學資格、就業資質等等的一種工具，于是考試、應試就成為了教學中的一個較為突出的主題，而在這個國家的英語市場中則形成了一個培訓、出版和考試的巨大產業鏈，刺激著英語學科不斷地凸顯其工具性。在英語學科內部，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自覺地強調了英語學科的工具性，“把語言技能的培養作為公共外語教育的目的”［3］，因此在英語市場的喧囂中不少英語教師逐漸脫離了英語學科的思想本位、哲學本位和文化本位，形成了英語教師針對這些本位的集體失語，導致英語學科本身也迷失了自我，淪為工具性學科。設置英語學科是國家語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很明顯，就是要針對世界上最先進的英語國家文化進行研究、了解和學習，以便能夠適時借鑒、為我所用。而英語學科沒有承擔思想傳遞的功能，背離了思想文化內涵的本位，不能不說是英語學科的一種悲哀。不僅如此，英語學科這種重工具性、輕人文性，重外在、輕內涵，重物性、輕人性，重理性、輕知性的現象，還會導致思想價值和理想目標的缺失，導致創新精神的不足。所以，在我國大陸，“思想的產生往往在中文、歷史、哲學等學科，而不是最早和最接近外部世界的外語學科，這與臺灣形成了鮮明對比，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對一個國家的思想建設來說是很不利的”［4］。實際上，英語學科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如果過分強調英語學科的工具性、實用性和功利性，那么其人文性、思想性和文化性就會逐漸被邊緣化甚至消亡。如果英語學科喪失了思想文化交流和傳播的功能，那么文化的自覺和自決就會成為一種奢談。外語院系設置的學徒心態清末以來，外語學院或者外語系的設置在中國的大部分大學里似乎變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這樣設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方便向西方學習(包括蘇聯)。實際上，中國的外語學科的設置可以追溯到清華學堂的外語專修科。那時的中國，國門洞開，國人眼中看到的只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先進的科技、優雅的文明，于是痛恨自己國力的柔弱、文化的落后，認為“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產生西洋火炮、鐵甲、聲、光、化、電這些東西……”［5］于是，國家的教育政策就把外語作為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學科而加以設立。自此，西學東漸，國人的學徒心態陡然產生。一百多年來，中國產生了兩次大規模的對外開放，一次是在清末，另一次在上世紀的80年代。比較這兩次的對外開放，雖然動機不同，歷史條件也不一樣，但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對本土文化的失落感造成了對西方的文明羨慕。第一次開放似乎還不是那么臣服西方的文化，因此中國文化的傳統也部分地得以保留。但第二次開放則隨著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我們許多人逐漸放棄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甚至導致了對域外文化的盲目崇拜。不可否認的是，在學習外來文化和尋求救國之路的過程中，我們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投入到別人的話語環境當中，慢慢地忘卻了自己的文化根底，最終過分地依附于人而失去了文化的自覺。這是我們在文化上的最大的損失，而這種損失無不與我們的教育，尤其是外國文化專業的教育與培養有著密切的關聯。放眼全世界的大學，尤其是西方的大學，其很少有“外語學院”的名頭，也沒有類似的教學機構設置，更多的是以語言文化學院或者語言學系為名稱。外語學院之所以大量出現在中國的大學里，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存在學徒心態，總想通過大規模的外語學習來迅速幫助我們掌握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科技和文化經驗。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心態，我國不少高校外語院系在本科層面就基本忽視漢語課程或者中國文化類課程的建設，只有為數極少的還在本科一二年級開設現代漢語課，在三四年級開設古代漢語課，而到了研究生這個層次，這類課程就幾乎絕跡了。英語學科設置上文化身份的缺失，英語教學中自身文化的淡忘以及心理慣性中學徒心態的存在，很難讓英語學科具備文化的自覺，也更談不上文化的自決了。

(一)走出學徒心態縱觀目前的國際形勢，我國的綜合國力已有了很大提升，漢語逐步走向世界，西方發達國家也開始學習我國的語言文化和經濟。我國外交學院張唯如教授在其著作《中國震撼》中認為:“中國今天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種‘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6］張教授還認為，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有“四超”和“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淀，以及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和獨特的經濟。［6］因此，作為中國人，我們已經有充分的理由和積淀去擺脫文化上的“學徒心態”，如同愛默生在19世紀所說的那樣(胡適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如果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還建立不起文化的自我意識，那英語學科的存在最終真的只會是傳播他人文化的工具，是拾人牙慧和亦步亦趨的附庸學科。因此，走出學徒心態既是英語學科發展的必然，也是英語學科自我“拯救”的重要前提。而我們自身深厚的文化積淀就是我們英語學科文化自覺與自決的根基，是走出學徒心態的強大基礎。(二)捍衛文化版圖當今世界，全球化的潮流已不可逆轉。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交流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如何借鑒域外文化并同時捍衛自身文化，是英語學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正如學者們所言，全球化不是簡單的“通用”，更不是同化，而是應更有自己的個性、特色(國家、地區);只有固守住民族的文化版圖，才能使自己的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7］29因此，英語學科的任務除了引進先進的文化理念，還應該在借鑒的同時捍衛自身的文化版圖。但是在跨文化傳播中，現存的國際文化傳播秩序是一種不平等秩序。一些國家因為實際支配著更多的資源，處于更有利的位置，傳播的不對等是顯而易見而又司空見慣的現象。“這種不對等表現在許多方面，如: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相比，大多表現為人的‘貿易順差’，即前者流向后者的量遠遠超過后者流向前的量。而強勢文化在流向弱勢文化的同時，也把強勢文化的價值觀帶入了弱勢文化。如果弱勢文化缺乏主體性，缺乏對本族文化的固守意識，長此以往，就只會用別人的眼光去觀察物，從而成為新的被殖民國家、被殖民民族。”［7］29因此英語學科必須意識到，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雖然整個地球村“都被納入新的傳播系統”，但中國的英語學科必須努力保持或加強自身的文化、種族、國家或政治個性。［8］捍衛文化版圖不僅是英語學科的基本責任，也是英語學科的立足之所。(三)創新于文化的“二度符號化”與闡釋學英語學科的文化創新何以可能?我們認為機會就在于文化交流和轉換過程中的“二度符號化”。所謂的“二度符號化”是指，在同一語言系統下符號傳播的過程是一個自碼、解碼的系統，即從意義到符號再從符號到意義的二次轉換。［7］96對文化而言，如果甲、乙雙方分處不同的語言文化體系，文化轉換便站在甲乙之間，扮演著兩個不同的身份。文化的轉換先和甲在同一語言環境中共同完成一次文化符號化過程，緊接著又和乙在另一個語言環境中合作完成又一次符號化過程，我們把文化轉換所進行的兩次符號化過程稱為文化“二度符號化”。［7］96英語學科的基本任務和使命就是在英語語言習得的基礎上進行跨文化交流，也就是對域外文化進行文化編碼和解碼。這個過程自然會產生中國視覺中的文化闡釋學。簡單地說就是引進域外文化、推介自身文化。在這種引入和推介的過程中使域外和自身文化“二度符號化”，本質上就是文化的翻譯或者轉換。在文化轉換的“二度符號化”過程中，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闡釋學必定出現。首先，各個民族的文化經驗都是獨特的，保持著歷史傳統的基本“自我”。這里所謂的“自我”，不僅包括生活方式的獨特性，更是“屬于主體個我的精神世界”。我們可以把這種“自我”看作是一種“先驗自我”或者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其次，獨特文化基因所導致的文化事件必然與另外一個民族文化的事件不同，而后天的社會生活實踐的親身經歷形成了“經驗自我”。［9］因此，“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社會經歷就自然定義了一個民族文化的后天基因。由此基因所導致的社會事件同樣具有其獨特的氣質。對這種各種文化基因構成的先驗自我與經驗自我進行理解和解釋(即闡釋學)，便成為外語學科的任務與使命。而以英語語言為基礎的“二度符號化”文化轉換和以中華文明為背景的文化闡釋學，必將是英語學科賴以生存的學術根基，同時也是其創新的機遇和平臺。(四)重視英語學科的終極關懷大多數的終極關懷都被認為來自于宗教或信仰。比如，張岱年先生認為終極關懷就是返歸本原［10］，而托克維爾則認為“人要是沒有信仰(終極關懷)，就必然受人奴役”［11］。如果純粹從信仰角度來衡量，我們的英語學科真的缺乏終極關懷。一方面，我們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英語學科的本原是什么，它為何而來，要去哪里;而另一方面，我們這些人也不去考慮英語學科是否還有信仰，它最終要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做些什么。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依然受到利益的制約，但文化關系的緊張與敵對也是導致國與國之間誤解或沖突的重大原因之一。“不同的國家間、組織間和人際間的‘文化關系’，使得有些國家之間雖然經濟利益競爭激烈卻毫無軍事沖突的可能，也使得一些國家雖然地理上相距甚遠，直接利益關系也極為疏離，卻彼此地遠程導彈日夜相互瞄準。”［12］國家間文化關系的好壞與文化理解、寬容、尊重的質量有著正相關，而此質量的高低無不與各國外語學科的人才培養有著密切的關系。

因此，我們的外語教育導向應是從跨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尊重域外文化，并使學生具有多元文化的寬容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講，外語教師和外語工作者的身份就有必要加以重新定義，即我們是人類團結與世界和平的促進者，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維和力量!但這個的前提就是外語學科一定要具備自身的終極關懷，外語教師一定要具備終極關懷的意識和理念。在此，我們不妨重新來強調一下英語學科的終極關懷:引進和介紹英語國家先進文化，同時發現和理解其文化的不足;以他者的視覺來挖掘和整理自身文化，創造和引領文化新觀念;建設、完善并推介自身的文化;發現和探索人類的永恒價值，促進人類的和平與團結。事實上，只有具備這樣的意識，只有把學科與人類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我們的學科才有價值，我們的目標才會變得高尚，我們的身份才會具備高貴的氣質，我們的尊嚴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文化自覺與自決是英語學科建設的敏感點，如何在學科建設中把握文化自覺與自決永遠是英語學科的使命、責任和義務。倘若無法把握這個敏感點，英語人就不會有自己的文化立場;倘若沒有學科的終極關懷意識和理念，英語學科就難免會淪為工具性的學科;倘若走不出學徒心態，英語學科的教學與科研就只能亦步亦趨，而無法抓住“二度符號化”和闡釋學過程中的創新機遇。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英語學科也就毀于一旦，“達芬奇”式的崇洋劇也將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