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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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

臺灣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1959年臺灣出現第一宗對外直接投資案。三年之后，即1962年才出現第二宗對外直接投資案，發展之緩慢可見一斑。直到1973年，投資論文臺灣對外直接投資案僅增加到72項，這一狀況反映出工業化初期的臺灣，經濟實力并不強大。

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臺灣經濟穩步發展，經濟實力大為增強，臺灣當局改變對外投資政策，規定：“海外投資申請，凡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之一者，皆可獲得批準，一是投資項目有助于資源匱乏的臺灣獲得所必需的原料；二是投資項目有利于臺灣出口商品占領或保護海外銷售市場。”由于政策的驅動作用，臺灣對外投資趨于活躍，對外投資項目增加到142件，相當于前一階段的兩倍，投資金額也達到1.98億美元。期間，僅1981和1982兩年的對外投資，就超過整個70年代的對外投資總額。

80年代中期以后，島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臺灣經濟面臨空前嚴峻的考驗：在經濟方面，出于對美貿易的巨額順差迫使新臺幣大幅升值；金融市場的動蕩導致投資環境惡化；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導致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力下降；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臺灣出口產品備受狙擊。在政治方面，雖然軍事戒嚴令的解除使得臺海兩岸出現互動，但李登輝大搞分裂主義活動———不但想分裂祖國，也想分化國民黨；陳水扁上臺以后，在“臺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兩岸關系變得更為緊張；島內政治經濟環境日趨惡化，政治風險進一步加大。

為了擺脫政治經濟因境和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擴大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80年代后期以來，臺灣當局一再放寬臺商對外投資的限制，甚至提出“南向政策”，鼓勵臺商向東南亞投資。廣大臺商為了求生存、求發展，也乘勢擴大對外投資，不過不是向南投向東南亞，而是向西投進祖國大陸。2000年，臺灣對外投資總額達76.84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尤其是對祖國大陸的投資更呈現出不可遏止之勢。2001和2002年，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略有下降，但對大陸投資卻繼續增長。特別是2002年，對大陸投資大幅增加，達到67.23億美元，占當年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的66.6%。2003年春夏之間，雖然受到“非典”的影響，臺商前來大陸投資的熱情依然非常旺盛。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臺灣的對外直接投資，一是起步比較早，但初期的發展較為緩慢；二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呈現出高潮迭起的發展態勢；三是臺灣作為海島型與外向型的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受到其自身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制約，也深受國際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影響；不僅受到各種內外經濟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尤其是島內外政治局勢發展變化的影響。

目前，臺灣島內政治不穩，經濟低迷，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期間內將難以改變；產業結構的調整也仍需假以時日；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集團化的影響也將不斷加深。所以，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間內，臺灣對外直接投資勢頭將不會減弱，而且還會繼續加強。

二、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臺灣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至今，已有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積累了不少值得重視的經驗，也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既表現其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上，也反映在其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以及對外投資的策略考慮上。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是多種多樣的。

1、臺灣是個海島，資源貧乏，早期發展加工制造業需要大量原材料，于是當局鼓勵廠商對外投資，以獲取豐富而廉價的海外自然資源即原材料。但效果并不顯著，一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紛紛采取措施保護本國的自然資源；二是70年代經歷了兩次國際石油危機；三是臺灣產業結構不斷進行調整，還采取各種節能措施，從而使資源開發型對外投資日漸式微。

2、臺灣島內市場狹小，其產品對海外市場存在高度依賴性。20世紀80年代臺灣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曾高達97%，90年代以后略有下降，但仍維持在75%以上。臺灣的海外市場又高度集中在美國，最高時曾占臺灣出口產品的50%左右，通常也保持在40%以上。美國經濟一有風吹草動，必然波及臺灣。80年代中期，經濟不景氣的美國，竭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使臺灣深受打擊。臺灣廠商先是向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投資，后轉赴越南和中國大陸投資，以利用美國提供給這些國家的進口配額，將臺灣在第三國(地區)生產的產品銷往美國。這樣，既繞過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又維護以至擴大了其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占有率。

3、隨著經濟規模的日益擴大，臺灣勞動力的短缺也日趨嚴重。其他生產要素，如廠房、土地價格也逐步上升。為了尋找更為低廉的生產要素，節約或降低生產成本，維護臺灣產品的競爭優勢，臺灣廠商也紛紛對外投資。

4、80年代以后，臺灣高科技工業突飛猛進。1984年臺灣電子電器產品，首次超過紡織品成為最大宗出口產業。2000年，電子電器產品出口已占出口總額的55%，電子資訊產品中有14項產品產值名列世界首位。至今，臺民營企業數額在2億新臺幣以上的重大投資案中，有六成以上投向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必須依靠高科技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的支撐。臺灣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使人才奇缺更為突出。據有關調查，到2002年止，臺灣缺乏高科技人才5.7萬多人，2001至2006年間短缺高級管理人才2.1萬人。其中高科技人才若依靠臺灣自身培養，在未來10年也無法解決。為突破人才瓶頸，臺商只好向島外人才比較集中和充裕的國家和地區投資，以獲得人力資源或生產技術。

5、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也給臺灣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和原有的國際分工模式帶來壓力和挑戰。為了緊跟時代潮流，臺灣必須重新安排其生產布局，調整固有的國際分工模式，即既要向發達國家投資開展高科技產業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水平分工；又要憑借自身優勢，由臺灣接定單，經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加工裝配再出口第三地(主要是發達國家)，從而形成國際垂直分工態勢；使臺灣在當今國際經濟環境變換中變被動為主動。

6、在對外直接投資動因中，最具有臺灣特色的是，為了維持“中心衛星廠制度”而進行的對外投資。所謂“中心衛星廠制度”，是臺灣傳統產業中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為了共同發展而逐步建立起來的一種民間性質的非緊密型的合作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往往以一家大型企業作為核心(即中心廠家)，周圍環繞著一批中小企業(即衛星廠家)。為了共同的經濟利益，中心廠家與衛星廠家在經營、管理和生產過程中相互連結，在同一產業的上、中、下游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產銷體系。在這個體系之內，大中小企業之間產生了一種特殊的依存關系與互動關系。這種網絡體系，不僅在島內生產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在對外投資中也起了重要促進作用。一旦中心廠家向島外投資，常常會帶動其中下游大批衛星廠家外移；同樣，一旦中下游的衛星廠家群對外遷移，也會促使其上游中心廠家聯袂行動，一起對外投資。比如宏基電腦到廣東投資，中華汽車到福州投資等，都帶動了大批配套衛星廠家前往投資。這種群體效應，對于受資地，顯然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發展機遇。

7、在臺灣對外直接投資中，還有兩個與政治有關的動因：—個是為了擴大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另一個是為了分散政治風險。所謂為了擴大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基本上是一種行政行為：即由臺灣當局制定有關導向性的政策措施，有目的地指引工商界向有關國家或地區投資。從李登輝到陳水扁，都曾一再推行“南向政策”，鼓動臺商向東南亞地區投資。其目的，不僅是想利用臺灣與東南亞的地緣、人緣關系拓展對外經貿關系，改變臺灣“國際孤兒”的形象；而且還想利用經貿合作，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關系中打進楔子；同時，還起到阻撓臺商向西———到中國大陸投資的作用。1997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大多數前往東南亞投資的臺資企業，受到嚴重沖擊甚至搭上了血本。事實證明，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用行政手段來左右企業的對外投資，如果不是完全徒勞，也是事倍功半。

其一涉及政治動因的對外投資，是所謂的分散政治風險。

80年代中后期，臺灣當局解除軍事戒嚴令，兩岸關系出現轉機，經貿合作有所發展，勢頭看好。李登輝對此極度恐慌，拋出“戒急用忍”的殺手锏，妄圖扼殺剛剛啟動的兩岸經貿合作。此舉遭到兩岸的強烈反對，廣大臺商尤其不滿。陳水扁上臺后，將其改頭換面，以所謂“靈活運用，有效管理”，對付“入世”后兩岸更加密切的經貿關系，阻止臺商赴大陸投資創業。李登輝、陳水扁均極力否認“九二共識”，拒絕接受“一中原則”，鼓吹“七塊論”、“兩國論”與“一邊一國論”等，極力制造“一臺—中”謬論，不斷激化兩岸矛盾，使兩岸關系不時出現緊張狀態。在這種氛圍下，臺灣政局不穩，人心動蕩，工商界面臨的政治風險日趨嚴重，整個投資環境急劇惡化。為了規避政治風險，分散政治風險，臺商不斷加快對外投資步伐。目前，臺灣當局在“臺獨”路上正愈走愈遠，臺灣內部的政治風險仍在不斷增大，臺商為分散和回避政治風險對外投資的步伐不但不會停止，而且還將日益加快。

其二，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區位選擇既務實又富有彈性。

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基本上是兩種：一是防御型投資，即由于臺灣的總體投資環境的惡化，而促使企業對外投資，主要目的是為了分散投資風險和降低生產成本，以力保其競爭力。二是擴張型投資，即為了贏得更加有利的生存發展空間，而積極開展對外投資；根本目的，是為了排除貿易障礙、拓寬海外市場和獲得先進的技術和提高管理水平。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臺商對外投資主要以防御型投資為主。80年代中期以后，則在繼續加強防御型投資的同時，開始重視擴張型投資。

其三，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策略既富多樣性又能因時因地制宜。

臺灣對外直接投資所采取的策略涵蓋了方方面面，包括進入方式、股權比重、出資與籌資形式、產品銷售、產業布局、技術選擇、研究與開發、經營手法，等等。在所有這些方面，臺灣對外投資企業都能夠因時因地制宜，形成各種各樣的策略，使對外投資立于不敗之地。

以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方式而言，其策略就包含了以下三種選擇：一是以個人名義或家族名義直接投資；二是借助跨國公司聯手對外投資；三是對投資東道國企業進行兼并收購。這幾種策略均因臺灣企業的不同投資目的或選擇不同區位的投資而有所不同。

關于經營手法，臺灣采取的策略可用“三低一高”來加以概括。所謂“三低”，一是低經營成本。有關調查顯示，關于產品廣告費占銷售總額的比重，臺灣企業與東道國持平，均為3%，而發達國家則為8%。與此相聯系，廣告費在總銷售費用中所占比重，臺灣企業為5%，東道國為9%，發達國家為14%。

二是低利潤返回率。臺灣企業對外投資的利潤返回率為3.7%，僅相當于發達國家企業的七分之一，這說明臺灣企業將大部分利潤留在投資東道國，以備資金周轉和擴大投資之用。三是低銷售利潤。臺灣企業的銷售利潤僅達22%，比東道國企業的35%和發達國家企業的41%都要低得多。“一高”是臺灣企業出產的產品品質并不低，以1為最低，10為最高，臺灣企業產品品質為8，東道國企業為7，發達國家為9，說明臺灣企業產品品質在發展中國家保有一定優勢。

從以上三個方面，我們闡述和分析了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其主要目的在于：透過這些闡析，幫助我們更全面、更具體地了解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幫助我們更深刻、更明確地認識每個時期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等歷史背景；幫助我們更進一步地了解臺灣對外投資企業的優劣勢，以便更好地為加強兩岸經濟合作做好充分的準備；幫助我們更清楚地了解臺灣產業調整與對外投資的趨向，以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機遇，加大引進臺資力度，把兩岸經濟合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