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干部作風建設基本方略

導語：地區干部作風建設基本方略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加強民族地區干部作風建設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圍繞這一工作重心，中國共產黨著力加強干部群眾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妥善處理少數民族黨員干部信仰宗教的問題、系統批判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進一步激發了各族人民愛國熱情，增進了民族團結，轉變了干部作風，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為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的起航提供了保障，為民族地區干部隊伍建設的探索豐富了內容。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地區；干部；愛國主義；民族團結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局部執政的黨轉變為執掌全國政權的黨，擔負起了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重任。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制約，民族地區部分干部在思想和作風上還不能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針對這一緊迫而又棘手難題，中國共產黨大膽創新，加強頂層設計，采取多種途徑加強民族地區干部作風建設，取得了顯著效果。基于此，回顧總結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加強民族地區干部作風建設的特色做法，對當下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民族地區干部隊伍素質，始終保持干部良好風貌，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理論指導和現實意義。

一、加強以愛國主義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現實背景。1.必須高度重視干部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教育。干部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教育水平，影響著干部的愛國主義程度。早在土地革命中后期、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黨采取的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措施，大大增強了民族地區干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為新中國的成立夯實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這一傳統和優勢繼續延續和發揚。例如，1950年11月24日，政務院批準的《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就要求，“在一切民族學校內，應發揚共同綱領精神，克服大民族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培養民族間互相尊重、平等、團結、友愛合作的作風。”［1］作為新中國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突出強調了干部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教育的重要性。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再次強調：“我們無論對干部和人民群眾，都要廣泛持久地進行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教育。”［2］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已經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對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教育的緊迫性和重要性。2.民族團結的根基不穩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內外環境，決定了鞏固民族團結依然是當時的重中之重。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支持抗美援朝，民族大團結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全國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戰爭，愛國主義熱情更是空前高漲。與此同時，民族團結的根基還不牢固，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殘余分子在各民族中挑撥離間，特別是西北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更容易受到這種威脅。面對破壞民族團結的行徑，在當時而言，發動群眾對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為進行揭露和懲辦是個好辦法。不過，從長遠來看，這種方式不是長久之計，最根本、管長遠的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增強愛國熱情，從而使廣大群眾自覺維護民族團結。3.充分發揮干部示范帶動作用的需要。能否最大限度激發各民族人民高度的團結熱情，干部的示范帶動作用尤為重要。只有干部的愛國主義熱情高漲、愛國主義行為具體，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才能更好地激發。正如李維漢指出：“中國人民今天的愛國主義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東西，它的內容，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就是保衛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果實，就是擁護新民主主義，就是擁護進步，反對落后，就是擁護勞動人民，就是擁護中國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以及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國際主義聯盟，就是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3］因此，把愛國主義化為具體的行動，干部的示范帶動尤其重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首先是要加強干部的愛國主義教育。（二）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舉措。為切實加強各民族干部群眾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中共中央加快進行頂層設計。1951年，在第一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上，遂即確定民族教育的中心內容，“目前全國少數民族教育的中心內容，應該是愛國主義教育。”［4］由此，愛國主義教育在全國以各種形式開展起來。1.組織少數民族代表到內地參觀，開闊視野。少數民族內地參觀團的成員，很多都是少數民族中的精英和干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他們長期處于封閉的環境里，對內地缺乏了解，國家觀念較為淡薄，對他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尤為必要。僅在1950年10月1日慶祝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時候，就邀請了159位各民族代表和222名文工團成員參加了國慶慶典。從1951年開始，少數民族到內地參觀的人數逐年攀升。從1951年至1954年，“由中央有關部門接待的到內地參觀的少數民族代表，即達6500多人。”［5］2.鼓勵少數民族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從1951年10月以來，全國各民族地區廣泛開展擁護締結和平公約、投票反對美國武裝日本、開展五一示威游行、聽取赴朝慰問團和志愿軍代表的報告等活動。少數民族同胞積極參與活動，廣大民族地區的干部群眾都受到了鮮活的、具有時代性的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增強了熱愛祖國的觀念。（三）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1.改善了民族關系，增進了民族團結。少數民族參觀團在參觀訪問中，親身體驗到中國共產黨的英明偉大和祖國光明前景，這不僅是對少數民族干部群眾的教育和啟迪，更重要的是，他們回到家鄉之后，成為了民族地區宣傳愛國主義的生動素材，對改善民族關系和增進民族團結具有重要意義。也正因為如此，1954年4月，在給班禪額爾德尼的信中指出：“西藏每年有些人來內地參觀是很好的。”［6］2.增進了各民族干部群眾對黨和國家的認同。郭沫若指出：“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我國人民受到普遍而深入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就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一年以來我國人民已經有80%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7］熱愛祖國的觀念也進一步增強。各民族代表和文工團通過在首都參加慶祝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活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情感上都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有了進一步認識和領會。正因為如此，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在對云南省委所報邊疆民族工作方針與步驟的意見上明確批示：“普遍深入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我們在各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中心任務之一，此項工作，對云南邊疆民族地區尤其具有重大意義。”要“有計劃地分批組織參觀團到內地參觀，是少數民族中根植愛國主義的最有效辦法之一。”［8］3.增強了各民族干部群眾的自信心和愛國熱情。1956年國慶前夕，來自新疆、西藏、內蒙古、青海、甘肅、云南、陜西、四川、廣東、吉林等地的1300多名各民族參觀團團員來到北京。這批參觀團，包括了維吾爾、藏、蒙古、回、彝、苗、哈尼等近30個兄弟民族，許多是本民族的上層人士、僧俗官員、活佛、阿訇、少數民族干部等。在參觀訪問中，少數民族參觀團親身體驗到中國共產黨的英明偉大和祖國光明前景，“他們表示回去后要做好工作，把自己的家鄉建設得和內地一樣美好。”［9］

二、妥善解決少數民族黨員干部的信教問題

（一）現實背景。1.宗教問題無小事。宗教的產生、發展有其特殊根源，既有自然根源，又有社會根源，還有認識根源。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看，宗教觀念的最初產生，是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對自然現象的神秘無解和對自然的力量無法抗拒的集中反映。正確看待和處理宗教信仰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對待宗教信仰問題，一定要采取“特別慎重、十分嚴謹、周密考慮”的態度。2.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1949年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綱領性文件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列入“總綱”第五條中，“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0］隨后，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從此，我國的宗教信仰政策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一項最基本權利。同時規定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都不能強制公民信宗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不得對信教和不信教的公民報以歧視態度；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和國家制度、損害公民權利；宗教團體和事務也不受外國勢力的干涉和支配。3.無產階級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共產黨員是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必須是無神論者。但是，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復雜的宗教問題，要求每一名少數民族黨員干部立刻與宗教信仰相脫離是非常不現實的。由此，妥善處理好少數民族黨員干部的信仰宗教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地區干部作風建設既重要又特殊的難點工作。毫無疑問，宗教對國家來講是私人的事情，但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講，就不是私人事情。因為，無產階級政黨信仰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既然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那么，所有共產黨員就必須是無神論者，只能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思想，不能信仰宗教。（二）方針與政策。1.實行慎重穩進的方針。新中國成立初期，少數民族地區的現實條件非常復雜，大多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還相當落后。宗教信仰在少數民族中也相當普遍，這與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規定黨員不能有宗教信仰是沖突的，用黨章中規定的“八個標準”來衡量少數民族同志入黨標尺更是難于操作。鑒于此，在宗教信仰問題上，黨實行慎重穩進的方針，采取堅定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慎重考慮我國一些民族是全民信仰宗教的實際情況，對要求入黨，而又不愿意立刻放棄宗教信仰的人，只要他們其他方面基本達到入黨條件，就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入黨之后，逐步使他們在革命和實踐中脫離宗教信仰的影響。2.耐心細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堅定黨員干部的信念。加強對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黨員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教育，特別是在宗教影響廣泛的少數民族地區，經常對黨的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教育，逐漸擺脫唯心主義思想束縛，樹立共產主義化的最高準則，從而使少數民族黨員干部懂得不信仰宗教是做一名合格黨員的基本條件。當然，幫助各族黨員干部努力朝著共產主義化方向努力奮斗，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要在革命實踐中不斷學習和升華。由于各種原因，即使有些少數民族黨員干部沒有完全擺脫宗教束縛，甚至還參加宗教活動的，但是，只要他們忠于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積極為新中國的建設服務，黨組織就不能輕易地拋棄他們，而是團結和教育他們。例如，在面對天主教問題時指出：“天主教徒里邊有不少是受了梵蒂岡影響的人，還有一些是帶有反動意識吃洋飯的人，但是天主教有幾百萬教徒，這首先是一個群眾問題。我們不能把幾百萬信天主教的人都看作是吃洋飯的。如果這樣說，一定會脫離群眾，因為這里邊有很多是勞動人民。”［11］所以，要對其中的少數民族黨員干部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幫助他們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是全黨一定要做好的統戰工作。3.采取區別處理政策，不搞一刀切。黨中央特別注意到，在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中，特別是基層的少數民族黨員干部，即使脫離了宗教信仰，但在傳統的宗教婚喪儀式、重大節日上，倘若這些少數民族黨員干部不參加，肯定會脫離群眾。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對這些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干部采取了區別對待的具體政策，鼓勵他們逐步從思想上與宗教劃清界限，在生活中逐步處理好民族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的問題，分清風俗習慣和宗教活動的界線。

三、系統批判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

新中國一經成立，宣告了有民族壓迫的階級社會已根本消滅，系統的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已消除，但是，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思想殘余還在一些干部中存在著，既表現為思想認識問題，更呈現為干部作風和行為，特別是大漢族主義作風的蔓延，成為貫徹民族政策的“絆腳石”。雖然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并不是普遍的現象，有些嚴重現象只是在個別地區出現并初步得到糾正，但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泛濫的可能性還存在。1953年3月16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批判大漢族主義》中指出：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年，在各地各部門所發現的一些問題，都有力證明了大漢族主義幾乎無處存在。他還強調，嚴重的是大漢族主義本身的問題，而不是大漢族主義殘余的問題。針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特別指出：“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團結。”［12］（一）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危害。實踐證明，不論是大漢族主義還是地方民族主義，都嚴重危害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和進步。“而在全國范圍來說，大漢族主義已成為當前民族關系、民族工作中的主要危險。”［13］大漢族主義，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由于漢族人口眾多，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普遍居于先進地位，而少數民族人口較少，政治、經濟和文化相對落后，一旦大漢族主義盛行，反而會助長少數民族中各種狹隘民族主義的產生，嚴重削弱少數民族人民對漢族人民的信任。為此，必須深刻批評和教育有嚴重大漢族主義思想的同志，使其逐步改正。1.大漢族主義思想的主要表現。第一，不能平等地對待少數民族同胞。歧視少數民族，輕視少數民族文化，簡單地將少數民族文化劃為“落后”，不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語言文字，侵犯法律賦予少數民族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無謂地干涉少數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自以為是、自作主張、一廂情愿地采用包辦主義和代替主義“幫助”少數民族。對于這種嚴重的錯誤，特別強調：“此種情形，對于共產黨人說來，是不能容忍的。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干部中存在著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系上表現出來的反動思想，必須立刻著手改正這一方面的錯誤。”［14］第二，忽視少數民族在新中國建設中的作用。劉少奇鮮明地指出：“忽視各少數民族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大漢族主義的一種表現。”［15］認為沒有少數民族，漢族一樣能夠把國家建設好。這種認識，與黨的民族理論和國家的民族政策格格不入，與國家的基本國情背道而馳。第三，簡單、粗暴、急躁地移植所謂漢族的“先進經驗”。劉少奇指出：“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必須首先了解少數民族中的具體情況，并從各少數民族中的具體情況出發來決定當地的工作方針和具體工作步驟。必須嚴格防止機械搬用漢人地區的工作經驗和口號，必須嚴格禁止以命令主義的方式在少數民族中去推行漢人地區所實行的各種政策。”［16］更是反復強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變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能進行重大的改革。”［17］盡管中央反復強調，但是這種簡單、粗暴、急躁的做法還是時有發生。2.地方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第一，故步自封、保守排外。認為漢族干部對少數民族的幫助另有圖謀，認為只有本民族的干部才能維護本民族的利益，荒謬地發出“只要有漢族干部，少數民族就無法當權”［18］的言論。有些少數民族干部對漢族地區和漢族干部對他們的援助不屑一顧，不愿接受進步思想和先進的東西。面對民族文化的正常交流，一些民族干部一味強調本民族的特殊性和本民族的利益，拒絕學習漢族的語言文字，更不愿意和漢族進行友好的文化交流，從而把漢族地區的諸多先進的東西排斥在外。第二，助長了分裂主義思想。一些少數民族干部，特別是少數的民族右翼分子，隨意曲解黨的民族理論和國家的民族政策，避重就輕，一味強調民族自決權，蓄意放大“分離”的好處，而對“服從無產階級利益”視而不見，對集中統一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予理睬。例如，新疆的一些民族右翼分子竟然萌生建立屬于所謂的“維吾爾斯坦共和國”和“東土耳其斯坦維吾爾自治區”的想法；內蒙古的情況也類似，借口建立“內蒙古自治共和國”；西藏的一些民族干部甚至還主張要搞“大藏族自治區”，而在海南，一些黎族、苗族干部也一味強調要“黎人領導黎人”。他們企圖搞分裂的圖謀顯而易見，嚴重背離了黨、國家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嚴重損害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必須堅決反對。（二）原則與方法。1.批判和糾正大漢族主義傾向。1950年7月21日，鄧小平在《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中指出：“只要一拋棄大民族主義，就可以換得少數民族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不能首先要求少數民族取消狹隘民族主義，而是應當首先老老實實取消大民族主義。兩個主義一取消，團結就出現了。”［19］強調：“不管人數多少，各民族間是平等的。首先是漢族應該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語言、風俗、習慣。”［20］1951年4月29日，李維漢在《進一步加強政府機關內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指出，為了鞏固民族團結，“首先要求漢民族干部尊重少數民族干部，注意防止和批評自己方面的大漢族主義傾向。”［21］基于這樣的認識，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對大漢族主義進行了集中批判。從1952年8月至1953年7月，各有關民族地區的黨委在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大檢查中，對大漢族主義的思想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糾正。同時，在實踐中還認識到：反對大漢族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思想教育過程，任何放任自流和急躁粗暴的方法都是行不通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解決。因此，各地結合日常實際工作，適當和穩步地進行教育，經常對民族政策執行情況進行檢查，認真履行中央民族工作中的請示報告制度，從而逐步解決這些問題。除此之外，各地還參照過去老解放區舉行擁軍愛民活動月的經驗，定期在有關地區舉行民族間的聯歡和群眾性的集會活動，集中對他們進行民族政策教育，采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雙方著重檢討自己在民族關系問題中所犯的錯誤，進一步引導和啟發他們，培養他們妥善解決民族問題的能力。2.注意保護漢族干部的積極性。因為在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干部，絕大多數是兢兢業業為少數民族群眾服務的。新中國成立初期，解決民族問題方面獲得的成功，與漢族干部的艱苦努力密不可分。在批判大漢族主義的斗爭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區別有大漢族主義思想和沒有大漢族主義思想的同志，區別有嚴重錯誤與輕微錯誤的同志，區別能夠認識和改正錯誤與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同志。對犯有嚴重大漢族主義思想錯誤的黨員干部，經過教育后還認識不到錯誤、拒絕改正錯誤的，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他們進行批評和處分。不過，要客觀估計漢族干部在實際工作中的困難程度，給予他們充分照顧，防止在反對大漢族主義的思想斗爭中，使漢族干部受到無辜打擊。3.糾正地方民族主義。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斗爭，一方面是在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大檢查中，發現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立刻進行糾正。另一方面是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整風運動中進行。尤其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重點對少數民族干部開展包括“黨的性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無產階級的民族觀”“國際與國內形勢”和“如何樹立革命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經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少數民族干部群眾，尤其是黨員干部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逐步克服了地方民族主義，逐漸形成了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良好氛圍。遺憾的是，在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斗爭中，存在片面擴大化、“地方民族主義傾向者”和“地方民族主義者”相互混淆，一些地區走過場、搞形式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效果。

總之，抓好民族地區作風建設，一是要抓好干部的作風建設。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地區干部作風建設，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明顯的，營造出的氛圍是良好的。二是強化頂層設計與獨特做法，對當下繼續抓好民族地區干部作風建設仍有重要借鑒意義。在各族干部群眾中廣泛進行思想教育，特別是愛國主義教育，這是一個永恒的教育主題。要認真抓好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和黨的民族政策教育，引導各族干部群眾樹立“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思想，堅持中華民族的整體觀念，增進民族團結。要正確處理好民族干部的信仰問題，特別是共產主義信仰與宗教信仰的關系，它關系到民族之間的關系，關系到干部與群眾的關系。

作者:楊學平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