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合法性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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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合法性的含義和意義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指政治權威被自覺肯定和服從的性質與狀態，是指政治統治的合理性、正當性。它和法律規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就是說這一合法性不是來源于法律法規，而是指大眾在符合理性的前提下，對政治系統的內心肯定、服從情況。在既定的政治系統中，執政主體和客體是辯證的，統一且對立，是相互制約的，一方的存在是另一方存在的前提。執政主體是客體分演出來的，其合法性源于執政客體的肯定程度和服從程度，也就是說它意味著人民大眾對政治統治的忠誠程度。政治合法性對現實政治生活的意義很大。第一，它與政治秩序與政治統治持久性的問題有關。就是說它關系著社會秩序、政局以及政權的穩定。有關理論表明，政治合法性不足的政府，一般是全部或主要依靠暴力來維護其統治的。但是，如盧梭所言“即使是最強者也不會強的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成權力，把服從轉化成義務。”①因為得不到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可，社會秩序就不穩定，可能直接危及政權的存在。因為得不到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可，社會秩序就不穩定，民眾抗議政府的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可能直接危及政權的存在；高壓所實現的穩定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社會猶如隨時爆發的火山，政府危機四伏窮于支持。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政府還可能是依靠領導魅力維持的政府，其內部一般情況下由強人統治，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斗，集團成員的變更，政治精英個人命運的改變都可能是決定政局變動的可能性因素。當領導人壽命終結或者需要換屆時，后繼的領導人就不一定具有這樣非凡的個人魅力，政治統治就會危及。危機的最終結果往往是該政府所賴以存在的整個政治體系被徹底否定，比方說，不僅該政府或強人統治被推翻，而且，該政權和制度被否定，該政府所依賴的“憲法”和法律也被廢止，整個社會秩序需要重新構建。其次，政治合法性意味著政權或制度的合理性。它意味著立足長治久安，構建政府制度的權威。我們應該從中得到警示，應該而且盡力建設制度合理化的政府，把公認的原則作為政治體系與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礎。第三，政治合法性可以保證政治統治的持久穩定，有利于政府致力于經濟發展，民生建設。一般在政治合法性程度高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高，人民的政治權利得到了很好的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程度也較高。

二、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和標準

政治學的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怎樣才能使人民信任政府的統治?這也是政治合法性要解釋的問題。《左傳》提到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里的“祀”就是祭祀天神，“戎”就是武力或軍隊。掌握有組織的暴力，抵御外來侵略，維持國內治安，是政權得以存在、統治得以施行的現實基礎。而祀天拜祖，神道設教，則為政權提供了一種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基礎。這表明古代社會的政治家就已經懂得政治合法性是維護國家統治的重要因素。并且，政治合法性具有動態上升發展的演變規律，它完成了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過程。政治合法性發展的不同時期，形成了不同基礎的政治合法性。在這方面研究做出重要貢獻的是馬克斯?韋伯。馬克斯?韋伯的研究，是分析不同政權建立時的政治合法性基礎的，包括“傳統型”(tradidonal)、“個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1egal—rational)①。他用構建的三種理論模型來表明極其復雜的政治統治和政治服從的基礎。傳統權威型的政治合法性形成的基礎是長久傳承下來的傳統風俗和習慣。這種形式的政治統治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為歷史沿襲，從來如此。先輩定下的規矩，早先形成的秩序，今天自然也應該得到遵守。個人魅力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個人的非凡個性和超凡感召力(個人魅力)的基礎上。個人魅力型權威表現為政治強人和領袖或“圣人”指揮和召喚追隨者的能力。這種形式的政治統治的基礎是領袖個人權威，“服從我，因為我能帶領大家走向光明”。法理型權威建立在清晰而明確的規則和制度的基礎上。根據韋伯的觀點，法理型權威是現代國家典型的權威形式。總統的權威，總理的權威以及政府機關的權威最終都由正式的憲法的規則所賦予。這些規則同時也限制了這些官員和機構的行為。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現代化變遷過程中，政治生活越來越世俗和理性，依靠習俗和習慣或者依靠領袖魅力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越來越不穩定。正如韋伯所說的“今天，最普遍的合法性形式是合法的信念，即形式上正確的制定，且以人們習慣的方式制定所含有的默認”①當今統治者政治合法性有一定的標準衡量，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經濟發展好。我們在這里沒有用經濟增長，因為經濟增長只是GDP的數值的提高，即俗話說的把蛋糕做大。我們所說的經濟發展則不僅是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其中就包括貧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的范圍之內。第二，社會公平正義。社會公平正義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等多個方面。各種法律和規則要公平正義的對待每個人，不能存在特權階層。第三，政府廉潔程度。一個廉潔的政府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同和忠誠，相反，貪污腐敗盛行，權力和資本媾和的政府合法性就會危機。第四，官民和諧。構建和諧的官民關系是增強政治合法性的關鍵，人們對政治合法性的認同很大部分是對自己的直接統治者，官員的滿意。

三、公平正義受損、廉潔程度降低、官民關系失調是政治合法性危機的表現

（一）社會公平正義受損

進入2003年以來，我們國家有數位富豪倒在血泊中：山西億萬富翁李海倉被殺；浙江溫州富豪周祖豹被殺；甘肅地產大亨劉恩謙被殺……這是一個長長的滴血的名單。隨著名單的不斷加長，關于“富人原罪”和“第一桶金的罪與罰”的爭論便愈演愈烈。很多人產生了仇富心理。仇富心理的產生有很多發面的原因，從人性上來看，產生仇富的深層次原因是個人對財富的極強占有欲。對自己的擁有財富是愛，對別人擁有財富是仇。并隨著自己財富的增加仇富心理越來越小。另外，還有富人自身的原因。為富不仁，奢侈腐化，假慈善等報道頻頻刺激本來就不平衡的心理。但是，產生仇富心理有更深層次的社會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主要的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分配制度不完善。產生的后果是：一從財富的存量角度看，人的滿足感和效用水平取決于財富的絕對持有水平和相對持有水平。由于財富的絕對持有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就意味著財富的相對持有水平的提高，所以，隨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財富的總效用水平不一定能得到提高。而當個人間財富水平差距較大時，財富的總效用水平反而有可能是下降的。仇富心理也隨之增加。二是從財富的流量角度看，當一個人的投入回報與別人的不對等時就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財富流量的差距主要體現的是收入水平的差距。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等原因，人們相同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相同的回報，這時人們就覺得不公平。三是從財富的規則看，違規現象的增加會加重人民的仇富心理和憤怒心理。規則的實質是利益，規則的核心功能是為人們之間獲取利益劃定運動邊界。而當規則失效或效率較低時，人們就會對財富獲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產生懷疑，這時產生仇富心理就有了客觀依據。

（二）政府廉潔程度降低

腐敗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發生和發展必然遵循一定的規律。甚至有的學者認為一定程度的腐敗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預兆，但是，我國的腐敗現狀令人擔憂。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嚴厲打擊腐敗分子。隨著反腐斗爭的發展,我們發現，反腐總是一時見效,但往往查不勝查,糾而復生。于是，嚴懲腐敗，仇視腐敗的社會心理逐漸占據了民眾的主導。仇腐，并不是簡單的民眾心理的改變，它更預示著人民對政治統治反腐能力的懷疑，腐敗現象長時間不除，反而增長，人們對政俯的信任度降低，一批一批的腐敗官員的落馬，證明政府的廉潔程度在降低，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危機。“反腐敗像雷陣雨,雷聲大,雨點小,刮一陣風就拉倒。”這是在實際生活中,有的人對當前反腐敗形勢的一個比喻,認為反腐敗斗爭“光說不練”,實際成效不明顯。雖然，我們國家和政府不斷加大了反腐力度，成立預防腐敗局，等等但目前腐敗依然是百度搜索的熱門關鍵詞,腐敗不僅是受賄行賄，更向一些關鍵領域、社會領域擴散,高中級干部違紀違法現象嚴重,案件類型多樣化,作案手段日趨復雜,呈現隱蔽化、智能化的特點。反復發生的問題要從規律上找原因,普遍發生的問題要從體制機制上找原因。只有從制度上構建遏制腐敗蔓延的堤防,才能有效防治腐敗。中國有句古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比喻作惡的人最終逃脫不了國法的懲治。當前依然嚴峻的反腐敗形勢,要求我們必須編織一張疏而不漏的反腐敗“天網”,逐步鏟除腐敗現象滋生的土壤,讓腐敗分子無處藏身,讓腐敗行為難逃懲罰。

（三）官民關系嚴重失調

在中國的官方宣傳中，政府官員和老百姓的關系一向被定義為公仆和主人的關系，一方面公仆忠心耿耿地代表著主人的利益，全心全意地為其服務，另一方面主人則表現出對公仆毫無保留的擁戴，發自肺腑地感激他們。可現實中的官民關系卻是另一回事，有些政府官員根本就不把百姓放在眼里，高高在上以主人自居的，而百姓則視這些政府官員為騎在他們頭上的官老爺，不乏怨恨。2008年，貴州甕安、云南孟連、陜西府谷等縣發生多起群體性事件；接下來的2009年，江西省南康縣、湖北省石首縣等又不斷爆發了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不論是在規模、頻度和強度上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沖突爆發的規模來看，單個事件的沖突規模不斷擴大；從基層社會沖突的程度上看,沖突的強度與烈度不斷加劇；從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頻度來看，群體性事件作為“弱者的武器”開始被普遍地使用。由于群體性事件中存在多種矛盾和問題，官民關系嚴重失調。現代政治統治的合法性要求之一就是要建立和諧的官民關系，官是政治統治的實施者，直接與百姓打交道的政府代表，官民矛盾尖銳，人們仇視官員，也是某種程度上對政府的仇視和不信任，是政治合法性危機的表現。

四、小結

公平正義受損、廉潔程度降低、官民關系失調是有著相互聯系的幾種現象。他們可以說都是權力沒有被制約的上層建筑和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導致的。公平正義受損和官民關系失調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兩對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的表現。官民矛盾是權力沒有制衡的結果，勞資矛盾是資本沒有駕馭的結果。在這個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勢必惡性結合，形成廉潔程度降低，這是當今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政治合法性危機的根源。增強我國政府合法性要從根治這個根源入手，主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構建新型官民關系等方面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