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同盟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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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同盟歷來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傳統現實主義者的同盟理論以勢力均衡論為基礎，其許多內容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近十幾年來，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新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論、“威脅均衡理論”以及對導致體系不穩定的兩種同盟模式的研究等。與傳統理論相比，這些理論具有更強的系統性和實證性。

近年來，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現實，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也開始進軍同盟研究。它們分別從制度層面和規范、認同層面來解釋同盟，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同盟理論可以彌補現實主義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論綜合仍然需要以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為基礎。

【關鍵詞】國際政治/同盟/同盟理論

同盟（Alliance）是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注：漢語中與“同盟”同義的還有“聯盟”一詞，為行文統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詞。）。自多國體系存在以來，國家之間結盟與反結盟的斗爭便貫穿了國家間關系的歷史。合縱連橫和同盟交鋒的結果往往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興衰，而大國間的結盟狀況又常常對各個歷史時期國際格局的塑造和嬗變產生直接和深遠的影響。

或許因為同盟與國際政治的聯系過于緊密，由此增加了將其作為單獨對象來分離、界定并進行系統研究的難度。但近十幾年來這一狀況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當今西方國際政治學的主流理論——現實主義的系譜中，在漢斯·摩根索、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爾茲等著名學者有關同盟論述的基礎上，學術界圍繞同盟的起源、分類、結構、功能等一系列理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陸續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倫·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論（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M.Walt）的“威脅均衡論”（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對“制衡”（balancing）與“看風使舵”（bandwagoning）兩種同盟類型的比較分析，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對一戰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戰前“推卸責任”型（buck-passing）同盟這兩種導致體系不穩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詞筆者在國內尚未見到有人使用，本文暫按字面譯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同盟的認識。

冷戰后國際政治新的現實進一步刺激了學術界在同盟問題上的理論創新。在新的國際戰略環境下，冷戰時期針對蘇聯而形成的各種同盟（最突出的當數北約）將扮演何種角色？這個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各國領導人和專家學者的關注。一般而言，現實主義者對這類同盟的命運大多抱悲觀和懷疑態度，其中肯尼思·沃爾茲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在論及冷戰后北約的前途時，他說，“從歷史和勢力均衡理論我們得知，贏得戰爭勝利后的同盟很快便會解體，越是決定性的勝利便越是如此……北約（的解體）還沒到按日計算的時候，但是已經可以按年計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現實的發展似乎與沃爾茲等人的預測有很大出入。冷戰后的北約不僅沒有因對手的消失而壽終正寢，卻走上了不斷擴大、作用不斷增強的道路。東亞的情況與此相類似。1996年4月，日美兩國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對日美安保進行了再定義。1997年9月，兩國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日美同盟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冷戰后同盟理論與現實之間出現的這種反差該如何理解呢？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受到質疑，而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論則顯示出其內在的價值。

與現實主義同盟理論注重權力和系統結構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義的同盟論強調作為一種制度（institution）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建構主義的同盟論則從規范（norm）、認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來認識同盟。它們對冷戰后同盟現實的解釋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實主義同盟理論的某些缺陷。

由于國際政治中的同盟理論主要集中于現實主義理論當中（注：奧利·霍爾斯蒂等人在他們的研究中共統計了417項關于同盟的國際政治學命題，其中絕大部分屬于現實主義的范疇。參見OleR.Holstietal.,UnityandDisintegrationinInternationalAlliances(NewYork:JohnWiley&Sons,1973),pp.249-283.），所以筆者介紹的重點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義

同盟的含義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種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義卻并非易事。本文在此僅介紹幾種在學術界經常被引用、比較有代表性的定義。

阿諾德·沃爾弗斯認為，“‘同盟’一詞表示兩個或多個主權國家之間所作出的關于相互間進行軍事援助的承諾?！边@種承諾與那些松散的合作協定不同，一旦簽定包含這種承諾的軍事協定，國家便正式許諾和他國一起與共同的敵人戰斗（注：SeeArnoldWolfers,"Alliances,"inDavidL.Sills(ed.),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SocialSciences(New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格倫·施奈德則將同盟明確定義為“為維護成員國的安全或擴大其權勢而組成的關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國家聯合（associations），這種聯合針對其他特定國家，不論這些國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確確認。（注：GlennH.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Journalof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爾特對同盟的界定要寬松一些，在他看來，“同盟是兩個或多個主權國家之間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迸c前兩者不同的是，沃爾特將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種形式，換言之，締結正式的條約或協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條件。沃爾特在解釋他這樣定義的原因時說，由于當代許多國家都不愿意與其盟國締結正式的條約，如將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將會喪失一大批有價值的研究個案。況且，嚴格區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還可能會使人誤入歧途。例如，美國和以色列之間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條約，但沒有人懷疑它們彼此之間的承諾；而1971年“蘇埃友好合作條約”的簽定實際上是蘇聯和埃及緊張關系加劇的標志，而非雙方彼此承諾加強關系的證明（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12.）。沃爾特的觀點應該說有一定道理，正如羅伯特·奧斯古德（RobertOsgood）所言，“同盟的全部實質和意義很少在正式的軍事合作協定或條約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實質很少在婚姻證書中得到表現一樣。（注：RobertOsgood,AlliancesandAmericanForeignPolicy(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68),p.18.）”但問題是，正如沒有婚姻證書便無法確定一個人的婚姻狀況一樣，在沒有正式協定的情況下，以什么來衡量一國是否已經結盟了呢？這是同盟定義中的一個難題。為此，格倫·施奈德建議再對同盟進行進一步的分類，以便使同盟定義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p.105.）。

盡管存在這樣一些分歧，上述幾種同盟的定義畢竟還是共同之處居多。這表現在，首先，構成同盟的主體是主權國家，而不是其他各種形式的組織。其次，同盟的核心內容是成員國在安全和軍事領域內的合作與承諾，它通常使成員國在特定情況下負有使用或考慮使用武力的義務。這使得同盟有別于那些國家間的經濟組織，如歐佩克；也有別于那些國家間的政治組織，如英聯邦。再次，同盟通常針對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國家，這使得同盟迥然有別于那些普遍性的集體安全組織，如國聯和聯合國等。這些共識可以使人們對同盟的內涵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二、傳統現實主義的同盟思想

國際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于一次大戰剛剛結束之后。在當時反思戰爭的社會氛圍和學界理想主義盛行的環境下，同盟被當作將列強拖入戰爭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廣泛的指責。但伴隨著同盟在二戰取得最終勝利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對同盟的評價又轉向積極的方面。戰后，在西方國際政治學界居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對同盟研究十分重視。一些傳統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爾弗斯、李斯卡等都對同盟問題作過專門論述，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經典著作《國家間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論與實踐》一文中，對同盟的一般性質進行了考察（注：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中譯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50頁；HansJ.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inArnoldWolfersed.,AlliancePolicyintheColdWar(Baltimore,MD:TheJohnsHopkinsPress,1959),pp.184-212.）。他認為，同盟與勢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個國家或一個同盟與另一個同盟之間的勢力均衡是歷史上勢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現形式。在多國體系中，互相競爭的A國和B國為確?；蚋纳扑鼈兿鄬Φ臋嗔Φ匚?，可作出3種選擇：其一，增加自己的權力；其二，把其他國家的權力添加在自己的權力上；最后，它們可以阻止其他國家的權力添加到對手的權力上。當它們作出第一種選擇時，會進行軍備競賽，當它們作出第二和第三種選擇時，便執行同盟政策。一國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個原則問題，而是權宜之計（expediency）。通過締結盟約，可以使國家間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應的政策及實施步驟明確化，而同盟能否維系則取決于盟國間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還根據5種不同的標準對同盟進行了分類，并援引史實作了相應的說明（注：漢斯·摩根索：前引書，第235—237頁。）。后來，另有學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態勢和制度化的程度將同盟分為進攻性同盟（或改變現狀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維持現狀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Wolfers,"Alliances,"p.270;andOsgood,op.cit.p.18,25.）。

關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奧斯古德認為一般可以分為4個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對外權力的增加、國家內部的安全、對盟國的約束以及對國家秩序的影響。其中第一項是同盟最基本、最顯而易見的功能；第二項功能對小國的重要性有時甚至會超過第一項，因為同盟對其政權的穩定性往往會產生很大影響；第三項功能的突出性僅次于第一項。同盟可用來約束和控制盟國的行動，特別是防止盟國間采取損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動；維持國際秩序是同盟在最廣泛意義上的、同時也是最不容易達到的功能，拿破侖戰爭后的英俄奧普四國同盟曾發揮過這種功能，這種功能的最終形式便是集體安全（注：SeeOsgood,ibid.,pp.21-22.）。沃爾弗斯則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絕對的好事：在某些情況下，同盟對國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種耗費而不是一種補充，而且任何將來提供援助的承諾都具有不確定性?！苯Y盟帶來的最顯著的好處是，一旦需要，一國可以指望獲得盟國的軍事援助，并可以在沖突到來之前便給敵人以威懾；不利之處則主要在于，一國有義務在一場沖突中援助其盟國，即使嚴格地從本國立場來看，該國并不應該介入這場沖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與集體安全的關系是傳統現實主義同盟理論關心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在這方面分析最為精辟的大概還要數沃爾弗斯。在沃爾弗斯看來，雖然同盟和集體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處，如成員國都承諾要援助遭受攻擊的其他成員國，而遭受攻擊的國家也指望依靠他國的援助來增強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這兩種政策就其意圖和行動方式來看卻迥然不同，它們之間相互補充的情況大多只是一種幸運的巧合。（注：Arnold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EssaysonInternationalPolitics(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pp.182-183.）”同盟和集體安全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針對成員國的某一對手（盡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慮，對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現在同盟協定中），而且成員國之間可以在地緣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險，從而能夠在沖突到來之前便制定出戰略并進行相應的軍事準備。相比之下，集體安全則是在任何地點反對任何有侵略行為的國家，即使在這樣做時一國不得不與本國最直接的對手攜手合作或者開罪于一個可靠的盟國（注：Ibid.,pp.183-189.）。沃爾弗斯認為，由于在實踐中，“各國還沒有準備不考慮自身的國家利益而與侵略者戰斗，”所以，那種希望以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來替代雙邊援助協定的想法只是一種幻覺（注：Arnold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傳統現實主義者還就同盟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同盟與中立和不結盟的關系、核武器對同盟政策的影響、小國和大國在同盟戰略上存在的差異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命題（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RobertL.Rothstein,AlliancesandSmallPower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8).）。

總的來說，傳統現實主義者對同盟的討論大多是從勢力均衡理論出發來進行的。所以李斯卡斷言，“同盟是用來對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從中引申出來的?！蹦Ω饕舱J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國體系的勢力均衡的一個函數。（注：Liska,p.12;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p.185.）”傳統現實主義者對同盟的評價一般比較謹慎。在他們看來，同盟是一種手段而不是一種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還可以不起作用。傳統現實主義者關于同盟的許多觀點直到今天看來仍不失為真知灼見，他們的同盟研究盡管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特別是他們“極少對各種一般性的假設提供系統性的驗證”（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7.），但他們的同盟思想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礎。

三、新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

所謂新現實主義是指70年代以來以肯尼思·沃爾茲為代表的國際政治學者對傳統現實主義加以結構主義改造而創立的新的現實主義理論流派，其思想主要體現在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與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相比，新現實主義保留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內容，但在兩個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傳統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就是要不斷地謀求擴大自身的權力，權力被視為目的本身。沃爾茲則認為，國家的目標是安全，而權力只是達到此目標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前者從個人和國家的行為及其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后果中尋找原因，主要通過分析國家之間的差異來解釋政治后果。后者則認為，國家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種結構，國家的行為深受這種結構的影響。共存于自助體系中的國家，其行為和后果既要從國家內部的特性，即單位層次上來解釋，也要從結構層次上來解釋，這樣才能夠全面地把握國際體系內的變化和延續（注：參見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中文版序言。）。

沃爾茲并未對同盟問題作過系統闡述，但他的結構理論、他對兩極體系和多極體系的分析、以及一些與同盟問題相關的論述卻給后來學者的研究以極大的影響和啟迪。這些學者中包括當前在同盟研究領域中十分活躍的格倫·施奈德、斯蒂芬·沃爾特、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們在近十幾年中將同盟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

1.格倫·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論

格倫·施奈德對同盟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他對“同盟困境”的研究。在分析同盟成員之間的關系時，他借用了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時所使用的“拋棄”（abandonment）和“牽連”（entrapment）兩個概念（注：MichaelMandelbaum,TheNuclearRevolution:InternationalPoliticsBeforeandAfterHiroshim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chap.6.）?！皰仐墶钡男问接卸喾N多樣，比如說盟國解除盟約或與敵國結盟。由于在多極體系中同盟從來都不是絕對穩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國拋棄的擔憂也總是存在的?！盃窟B”則意味著因盟國的利益而被拖進一場沖突，而那些利益本國卻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結盟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拋棄”和“牽連”之間進行權衡。盟國必須表明自身的價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拋棄。但問題是，一個想“表忠心”的國家會更容易被其盟國拖進一場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發生的戰爭中去。相反，一個擔心遭受“牽連”而打算與盟國拉開距離的國家又要冒被盟國拋棄的風險。國家在這兩者之間該如何權衡？這便構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層含義?！巴死Ь场钡牡诙雍x是，一國如果為避免被拋棄而選擇強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發對手的敵意，從而加劇緊張局勢，到頭來事與愿違；而一國如選擇弱化同盟，則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擴張主義目標的對手得寸進尺。同盟不僅是盟國之間的博弈，同時也是與對手國之間的博弈，需要謹慎從事（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pp.466-467andp.494.）。

格倫·施奈德還比較了兩極和多極狀態下“同盟困境”的差異。他指出，由于在兩極體系下，被盟國“拋棄”的風險要比多極體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況不那么嚴重，在處理與敵國的關系時，盟國之間可以奉行獨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擔心會因之被伙伴拋棄。施奈德用他的理論分析了80年代初美國與其歐洲盟國之間因部署中程導彈問題而引發的危機，認為只要兩極體系的結構不發生變化，北約便不會解體或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注：Ibid.,pp.483—489andpp.494—495.從格倫·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沃爾茲的影響。）。

2.沃爾特的“威脅均衡論”及其批評

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沃爾茲曾將國內政治中“看風使舵”的行為模式引入國際政治研究（注：沃爾茲將這一術語歸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VanEvera），參見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126.但根據蘭德爾·施韋勒（RandallSchweller）的考證，最早使用“看風使舵”一詞來描述同盟行為的學者是昆西·賴特（QuincyWright），此前沃爾弗斯也曾使用過這個詞。）。沃爾茲把“看風使舵”當作與制衡相對立的一種結盟模式：看風使舵是指加入到較強大的一方，而制衡則是指與較弱的一方結盟。沃爾茲認為，由于各國追求的目標是安全和維護本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權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風使舵是國際體系中更常見的行為?！岸鲊胰裟茏杂傻剡M行選擇的話，它們會涌向較弱的一方。這是因為，正是較強的一方才對它們產生了威脅。（注：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中譯本，第152—153頁。）”

沃爾特接受了沃爾茲上述的基本觀點，即制衡是比看風使舵更常見的一種行為，但他同時也在沃爾茲的理論中發現了問題。針對沃爾茲對體系中力量分布的強調，沃爾特指出，二戰之后的美國在各個方面都要比蘇聯強大，“如果各國只關心平衡權力，我們本應看到許多美國現在的盟國都去與蘇聯結盟才對。（注：Walt,OriginsofAlliances,p.275.）”這與現實情況不符，因此，有必要對此前圍繞勢力均衡展開的同盟理論加以修正。沃爾特認為，在同盟研究中，權力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國家之所以結盟，更確切地說是對“威脅”所作出的一種反應。伴隨著“威脅”代替了“權力”，“均衡”和“看風使舵”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按照沃爾特的定義，“均衡”是指“面臨外來威脅的國家會與其他國家結盟來反對施加威脅的國家”；“看風使舵”則是指“面臨外來威脅的國家會與最具威脅性的國家結盟”。至于一個國家是否具有威脅性，主要從4個方面來衡量，即綜合國力、地緣的鄰近性、進攻性力量以及攻擊性意圖（注：Ibid.,pp.21—28,andp.32.事實上，國家結盟以對付外來威脅的觀點在沃爾特之前就有學者提出過，參見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Holstietal.,op.cit.,p.88，但將之系統化、理論化的工作卻是由沃爾特來完成的。）。也就是說，威脅是由客觀性的力量與主觀性的意圖兩方面因素結合而形成的。

沃爾特繼而列出關于國際同盟的5個假設：（1）國家結盟以對抗外來威脅（均衡）；（2）國家與外來威脅國結盟（看風使舵）；（3）國家與擁有共同意識形態的國家結盟；（4）國家與向它們提供援助的國家結盟；（5）國家同那些成功地對其進行滲透并操縱其國內政治的國家結盟（注：Ibid.,chapter2,pp.17-49.）。為了對這些假設的有效性和相對重要性加以評估，沃爾特對1955年至1979年間中東地區的同盟演變情況進行了系統考察，最后得出結論：首先，外來威脅是結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對外來威脅，國家的結盟行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風使舵；而意識形態、經濟援助和政治滲透在同盟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當有限（注：Ibid.,pp.263-269.）。沃爾特的上述理論被稱為“威脅均衡論”。

正如沃爾特本人所說的，威脅均衡論“是對傳統的勢力均衡論的一種改進。（注：Ibid.,p.263.）”它不僅可以解釋為什么一國會去結盟對抗最強大的國家（假如其權力使它成為最危險的國家），而且可以解釋為什么一國會去結盟反對另一個并不一定是最強大的、但被認為是最具威脅性的國家。同時，由于該理論建立在系統的實證考察的基礎之上，因而具有較強的說服力（注：沃爾特在《同盟的起源》一書中共分析了中東地區36個同盟的情況。后來他又對另外幾個地區的結盟情況進行了考察，進一步印證了他的理論。參見StephenM.Walt,"TestingTheoriesofAllianceFormation:TheCaseofSouthwestAsi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1988),pp.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U.S.GrandStrategy:AReplytoKaufmanandLabs,"SecurityStudies,Vol.1,No.3(Spring1992),pp.448-482.）。盡管如此，沃爾特的理論并不是沒有批評者。

有的學者指出，制衡—看風使舵這種兩分法存在很多問題，國家的結盟選擇實際上并不止這兩種，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協結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H.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Stability,"p.128.）；有的學者則認為，沃爾特的理論低估了國內因素在同盟決策中的作用，而這些因素常常會影響國家最終選擇哪一種類型的同盟（注：這方面的文獻可參考施韋勒文章中的有關注釋。See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Br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inMichaelE.Brownetal.(eds.),op.cit.,p.251,fn.9andfn.10.）；還有的學者批評說，新現實主義的立場使沃爾特的理論完全沒有涉及制度對同盟的影響（注：RobertO.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sofNeorealism,"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1988),pp.174—175.）。

在迄今為止所有對“威脅均衡論”的批評中，蘭德爾·施韋勒（RandallSchweller）的批評可能是最為有力的。在施韋勒看來，無論是沃爾特還是沃爾茲都犯有這樣一個錯誤，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風使舵看作為安全目標所驅使的兩種相互對立的行為。由于沃爾特僅僅把看風使舵的定義局限于國家屈服、然后與威脅施加國結盟這樣一種情況，并且相應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來威脅的同盟，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絕大多數”的結論。而實際上，同盟不僅是對威脅的反應，同時也是對機遇的反應。國家除了在遭受威脅時可能會看風使舵，還常常為了擴大本國的利益而主動地、機會主義地看風使舵。在沃爾特的理論中，看風使舵行為的機會主義的一面和威脅施加國的同盟選擇這兩個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實上，看風使舵行為可能比沃爾特或沃爾茲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pp.251—252,p.256and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韋勒并沒有斷言看風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韋勒進一步分析道，國家可以分為維持現狀國和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兩類。維持現狀國一般來說傾向于制衡和尋求安全，而修正主義國家則希望增加自己的財富、權力和威望，因此傾向于發動征服戰爭，或者看風使舵，加入到更強大的侵略國一方去撈取利益。新現實主義者對國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區分，只強調安全，從而陷入了一種“維持現狀的偏見”（thestatus-quobias），這種偏見是導致“威脅均衡論”產生謬誤的深層原因（注：Ibid.,p.262.關于施韋勒對“維持現狀的偏見”的論述，另外參見RandallL.Schweller,"Neorealism''''sStatus-QuoBias:WhatSecurityDilemma?"inBenjaminFrankel(ed.),Realism:RestatementsandRenewal(London:FrankCass,1996),pp.90-121.）。

3.“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ganging）和“推卸責任”（buck-passing）

在論證兩極體系比多極體系更穩定時，沃爾茲曾提到，在多極體系中，國家很容易犯兩種錯誤，從而導致均衡體系出現不穩定。一種錯誤是，認為盟國的生存對均勢的維持必不可少，從而無條件地把自己與不計后果的盟國拴在一起，這種行為模式曾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另一種錯誤是，推卸責任，指望第三方來承擔遏制強權的風險，二戰之前的情況便是如此（注：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67andpp.165—169.）。

沃爾茲并沒有進一步解釋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兩種形式截然相反的災難，而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們想要解釋、預測或者制定某種特定情況下的同盟戰略，就必須搞清楚在那種情況下上述兩種危險中究竟是哪一種更可能發生。美國學者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在這方面的研究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將沃爾茲所提到的兩種情況分別概念化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責任”（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0-141.）。為了對其加以解釋，他們將羅伯特·杰維斯（RobertJervis）“安全困境”理論（注：Robert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SecurityDilemma,"World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個非結構變量——領導人關于進攻戰略和防御戰略相對有效性的觀念——引入到沃爾茲的結構理論當中，并進而構筑起自己的理論框架。他們的主要觀點是：在多極條件下，如果領導人認為進攻性的軍事戰略更為有效，那么國家間結成緊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沖突迅速升級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領導人認為防御更為有效，他們便會試圖把早期對抗挑戰者的代價轉嫁到其他國家身上（“推卸責任”）?！斑M攻有利觀”和“防御有利觀”的形成則主要取決于政府與軍隊系統的關系，以及歷史上的教訓，特別是上次大的戰爭的教訓。具體說，如果一國政府對軍隊系統控制較強，或者該國有作為防御方取得戰爭勝利的經驗，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觀”的形成；而如果一國軍方的自主性較大，或者該國有作為進攻方取得戰爭勝利的經驗，那么“進攻有利觀”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較大（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4—147.）。

作為上述理論的例證，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別對一戰和二戰前德、法、俄（蘇聯）英四國領導人的進攻—防御觀念及各國的同盟戰略進行了考察?？疾旖Y果表明，對戰略進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導致了兩次大戰之前各國同盟戰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國普遍認為，取得速戰速決的勝利是可能的。為了保持軍事平衡并影響戰爭的最終結果，各國決策者認為，他們必須事先結成緊密的同盟并從一開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這導致了一戰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況則正好相反，在經歷過1914—1918年血腥的壕塹戰和消耗戰之后，各國領導人相信，征服將是困難而漫長的。他們因此認為，沖突伊始作壁上觀，待最初的好戰者精疲力竭時再出來收拾殘局方為上策。這種觀念導致了二戰以前各國面對納粹德國四處蠶食侵略表現遲鈍、相互推卸責任的災難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對破壞體系穩定的兩種同盟模式的研究彌補了沃爾茲相關理論的不足，并進一步豐富了新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與傳統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相比，新現實主義同盟理論無論是在系統性、實證性還是在討論問題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四、對現實主義同盟理論的批評與反批評

與當前國際政治理論中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3種范式并存的狀況相對應（注：關于國際政治理論中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3種范式的比較，參見StephenM.Walt,"InternationalRelations:OneWorld,ManyTheories,"ForeignPolicy(Spring1998),pp.29-46.），對現實主義同盟理論的批評也主要來自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兩個方面。冷戰后國際現實與現實主義同盟理論之間的差距，為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向同盟這塊現實主義理論的傳統領地進軍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圍繞北約在華約解散、蘇聯崩潰、外在威脅顯著減弱后非但沒有走向沒落相反卻十分活躍這一現實主義同盟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制度主義者和建構主義者發表了他們在同盟問題上的看法。

制度主義者認為，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只注重討論同盟與權力、威脅、戰爭以及系統結構等因素之間的關系，卻很少把同盟作為一種制度來進行研究。像北約這樣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經與歷史上只有一紙盟約的同盟有很大區別（北約的“制度化”主要表現在它擁有正式的官僚機構，而該機構又擁有一套復雜的決策程序和多樣化的功能），同盟理論必須考慮制度因素才能對當前北約的狀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ofNeorealism,"p.174;andRobertB.McCalla,"NATO''''sPersistenceaftertheColdWa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1996),pp.445—475.）。

在制度主義者看來，制度化對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同盟的存續產生重要影響。首先，制度化會造就一大批其事業和前途與同盟緊密相連的精英人士，而由這批精英人士構成的人員網絡會削弱原有威脅喪失給同盟帶來的不利影響。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與那些沒有形成一套相應的規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對外在環境變化的適應性更強，生命力也更強。制度化可以減少同盟成員之間的交易成本、促進成員間的合作，從而給各國帶來現實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員總是傾向于首先對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樣，并且能夠根據新的形勢制定出新的規則，那么該制度便可以維持下去。

在同盟問題上，建構主義者關心的是規范、認同和文化等非物質因素在同盟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質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曾舉過一個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國擁有500枚核武器美國并不擔心什么，但北朝鮮哪怕只擁有5枚核武器也會令美國坐臥不安（注：AlexanderWendt,"Constructing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73.）。他們認為，同盟理論只重視力量分布這類物質因素是不夠的，像確定威脅和選擇盟友這樣一些結盟的關鍵問題必須從規范和國家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MichaelN.Barnett,"IdentityandAlliancesintheMiddleEast,"inPeterJ.Katze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p.401.）。

在現實主義同盟理論中，沃爾特的“威脅均衡論”由于引入了“攻擊性意圖”這樣的主觀因素而引起建構主義者的特別關注。他們認為，比起先前的現實主義同盟理論，沃爾特的理論是一個進步，但問題是，“攻擊性意圖”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威脅”的觀念是怎樣形成的呢？對此沃爾特并沒有給出進一步的回答，而這正是建構主義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注：TedHopf,"ThePromiseofConstructivisminInternationalRelation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p.186—187;andBarnett,ibid.,pp.403—404.）。還有的學者指出，沃爾特的理論在關于意識形態在威脅觀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顯問題?！凹偃缛藗儼岩庾R形態看作是一個影響威脅界定的價值體系的話，那么沃爾特的結論便需要進一步推敲，因為當國家在意識形態團結和安全考慮之間進行權衡時，其成本計算并不是外生于它們的意識形態喜好的。（注：PeterJ.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PerspectivesonNationalSecurity,"in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構主義是近些年來剛剛興起的一個學派，以該理論為基礎進行的實證性的同盟研究還不多見，托馬斯·銳生卡朋（ThomasRisse-Kappen）對北約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注：ThomasRisse-Kappen,"CollectiveIdentityinaDemocraticCommunity:TheCaseofNATO,"inPeterJ.Katzenstein(ed.),op.cit.,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銳生卡朋把近年來在美國頗有影響的“民主和平論”、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和建構主義理論三者結合起來，對北約的產生和發展情況進行了詮釋。其基本思路是：（1）民主國家之間極少發生戰爭，因為它們都把對方看作是和平國家。它們之所以把對方視為和平國家是因為其國內決策過程是由一套民主規范來管理。（2）基于同樣的原因，在這些國家之間形成了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多元安全共同體。（3）互相視對方為和平國家和表現出來的共同體意識使它們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礙國際合作的障礙，并形成像同盟這樣的國際制度。（4）在這種制度中對各國間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規范應該反映共有的民主價值觀，并類似于各國國內的決策規范。（5）這些規范將進一步加強各行為體的共同體意識和集體認同。在銳生卡朋看來，北約發展的歷史為上述自由建構主義理論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注腳。冷戰的結束意味著民主規范的加強和西方價值共同體的擴大，它不會妨礙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安全伙伴關系以這種或那種制度化的形式繼續存在下去（注：Ibid.,p.371andp.397.）。

面對來自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批評，大部分現實主義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態度（注：有少數現實主義者，如約翰·米爾斯海默，則直言不諱地指出，制度很少對國家行為產生什么獨立性的影響，而建構主義理論則既缺乏經驗實證，也不能預測未來。參見JohnJ.Mearsheimer,"TheFalsePromise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3(Winter1994-95),p.47;and"ARealistRepl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p.91—92.），沃爾特承認“制度化”和“認同”因素會對同盟的維持產生一定影響，但同時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帶來效率，而且還可能掩蓋問題，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雖然北約的職能現在已成功地實現了向地區“安全管理機制”的轉換，但從長遠來看這條路未必能走得通。從歷史上來看，那些旨在消除國家間沖突的機制，如“歐洲協調”、國聯和聯合國等都未能阻止各國向權力政治的回歸。這類機制可能有助于解決諸如難民、國際恐怖主義等一些較小的問題，但由于它們不具備獨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動只能依靠其成員國，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問題時，特別是當某些關鍵成員不愿采取行動時，這類機制還能發揮多大作用就很成問題了。另外，北約目前在處理安全問題上表現出來的能力是其成員國40多年來合作的結果，這種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國際結構的產物，美國的軍事存在于其中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沒有這些條件，現在的“安全管理機制”是否還能繼續發揮抑制安全競爭的作用令人懷疑（注：StephenM.Walt,"WhyAlliancesEndureor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1997),pp.166-167.）。

對于認同和共同體意識，沃爾特認為，盡管在某些國家間共同體意識確實在增長，但在大多數國家中這種聯系與民族主義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歐洲這個當今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沒有多少證據表明對更大的政治共同體的忠誠已取代了保衛國家利益的思想。雖然上述兩者并不必然發生沖突，有時甚至還會相互加強，但一旦發生沖突，大多數領導人將會優先考慮本國的利益。再者，雖然一個長期存在的同盟會在其成員國之間培養出一種共同體意識，并且這種共同體意識也可能會延緩同盟的解體，但與制度一樣，認同和共同體意識也是環境的產物，劇烈的外界變化會削弱這種共同體意識和共有的認同。認同并沒有強大到足以使各國在利益發生沖突時仍不采取獨立行動的程度（注：Ibid.,pp.169—170.）。還有的學者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建構主義者的同盟研究所選擇的個案提出質疑，如銳生卡朋選擇北約來證明他的同盟理論便面臨著這樣的問題：該理論不能解釋為什么像希臘和土耳其那樣不那么自由的國家也留在北約當中（注：MichaelC.Desch,"CultureClash:AssessingtheImportanceofIdeasinSecurityStud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165.）。

結語

同盟問題非常復雜。同盟是國際政治的一個縮影，無論就現實來說還是就理論來說都是如此。

在對國際政治中的同盟研究進行了一番粗略的考察之后，可以看出，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依然居于主導地位。傳統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強調同盟與勢力均衡的關系，老一輩現實主義者以他們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歷史感和深刻的思想為同盟問題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們的許多關于同盟的論述經受了時間的考驗，直到今天仍顯示出生命力。新現實主義者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進行了不少改造，與傳統學者相比，他們更專注于同盟研究的某個方面，并通過引進一些新的概念和變量，發展出各種關于同盟的專門理論（partialtheories）。這些理論系統性、實證性強，從不同的方面加深了人們對同盟的認識。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者從制度層面和規范、認同層面來解釋同盟，他們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實主義同盟理論的某些缺陷。理論需要不斷地爭論、折中和綜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更好地解釋變化的世界。但新的理論綜合需要具有包容性的理論作基礎，無論就同盟理論的構成情況和發展過程，還是就理論的解釋力和適用范圍來看，目前能夠提供這一基礎的只有現實主義的理論。

對同盟進行綜合評價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褒之者稱它為和平的保障、民主共同體的典范，貶之者指責它加劇了緊張局勢，甚至應該對戰爭負責。為了避免對同盟產生誤解，再強調一下現實主義在同盟問題上的幾點基本認識也許是必要的：（1）任何同盟都有利有弊；（2）同盟是國際斗爭的一種征兆而非原因（注：Wolfers,"Alliances,"p.270.）；（3）同盟只是一種工具，本身無所謂好壞；（4）對同盟的評價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不可一概而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一個國家面對戰爭時，結盟將是它的選擇，而同盟在積聚力量、制止侵略方面確實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作用（注：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p.212;andWolfers,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