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西方哲學人文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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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之前，所學的知識主要是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的儒家文化諸如“四書”、“五經”之類的，18歲到長沙之后就開始比較系統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謂“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實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以及各種社會政治思潮等。自己說：“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于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孟德斯鳩寫的一本關于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歷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斯諾文集》，124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關于思想的來源，斯諾的《西行漫記》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可參見此書。）“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注：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斯諾文集》，129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關于思想的來源，斯諾的《西行漫記》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可參見此書。）所謂“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其實都是西方哲學人文思想。長沙時期是讀書的最重要時期，對于求知有著強烈欲望、酷愛讀書的來說，這一時期所讀之書肯定遠不止上面所提到的這些。而在讀這些書時的感受如何，由于資料的缺乏，可能永遠是謎了，所幸的是，在長沙時所讀的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一書還被保存下來，從密密麻麻的批注來看，對這本書是讀得非常認真的，后來當這本書“物歸原主”時，他還說：“只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它使我對于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啟發和幫助”（注：1950年同周世釗的談話，轉引自陳晉主編《讀書筆記解析》（上冊），139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許多的證據表明，在年輕時曾閱讀了大量的中西資產階級的書籍，認真學習了中西方資產階級的各種學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問題不在于承認不承認這一事實，而在于如何評論這一事實。在青年時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學人文思想對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時期是學習的黃金時期，是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時期，一旦接受，終身難忘。在這一時期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可以說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處，并終身起作用。雖然后來更看重馬克思主義的書籍諸如《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等對他的影響，但如果沒有早期所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作為基礎，是不可能從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一下子跳躍到馬克思主義的。24歲才知道馬克思，從此終身信仰馬克思主義，但的歷史并不能從此抽刀割斷。事實上，后來多次從“二元對立”的哲學觀點出發強調學習西方哲學的重要性，認為不懂西方哲學，就不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注：《選集》，第5卷，3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長的是，馬克思主義最初就是作為西方社會、政治思潮的一種而傳播進中國的，只是后來由于特定的政治時局的原因它才從西方文化中獨立出來作為一種獨特的異質文化。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從中國本土產生的，它本質上是西方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們不能因為后來中西方的敵對關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入侵”中國，其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它給自古以來自尊自強的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創傷，這種傷害至今猶存，以至這方面的問題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問題。另一方面，洋槍、洋炮、洋文化又給古老的中國帶來了新的沖擊、挑戰、機遇，中國被迫從古代向近代轉型以至最后向現代轉型。對于后一方面，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我們過去對這一問題重視得很不夠。其實，西方對中國的“正面”影響遠大于它的“負面”影響，中國人一方面仇視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認西方的先進并勇敢地向它學習，這正是中國民族精神中最可貴的地方。

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強烈的反傳統色彩和批判精神，與當時西方主流思想即資產階級思想迥異，所以我們后來把它作為異質思想。其實，它根本就不是異質思想，不論是從理論根源上還是從實踐根源上，它都是來源于西方本身。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學、經濟、政治、歷史等，馬克思主義是當代西方最先進、最科學的學說，是西方各種學說的集大成。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沒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學、歷史等多方面的修養，能讀懂馬克思的著作嗎？他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嗎？

絕對不能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在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思想不可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產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長。同樣可以說，沒有近代西方各種社會、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就不可能有思想。對于來說，沒有最初的對西方各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來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如果把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說，海面上的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海面以下的絕大部分則是中國傳統的思想和西方哲學人文各種思想。海面以下潛藏的部分雖然是“無形”的，但它卻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礎。

過去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我們割裂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關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不客觀的。西方種種思想對的影響之巨大，恐怕本人也未必意識到了。文化對人的影響是非常深層的、藏匿的、異常復雜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難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樣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時代的所接受的西方哲學人文思想長期影響的行為，不僅是負面的，也有正面的。晚年還說：“社會把我們這些人推上政治舞臺。以前誰想到搞馬克思主義？聽都沒有聽說過。聽過還看過的是孔夫子、拿破侖、華盛頓、彼得大帝、明治維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資本主義那一套”（注：轉引自迪克·威爾遜：《歷史巨人》，49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正是這些西方資產階級哲人和西方歷史引導走出傳統，面對西方，奠定了他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這說明，并不是馬克思主義首先把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他、引導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并不是一接受馬克思主義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完全放棄了，文化思想問題遠沒有這么簡單，復雜的文化思想問題更多地遵循的是辯證邏輯而不是形式邏輯，這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一再強調的觀點。是在24歲時即到北京后才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并且以后終身信奉馬克思主義，但這并不是說他信仰馬克思主義就意味著他的思想領域中就只有馬克思主義。在的文化生活中，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占有同樣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對二者的態度截然不同。早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陳獨秀、兩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深受羅素、杜威、胡適、蔡元培等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影響。羅素、杜威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胡適、蔡元培是當時非常有地位的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

縱觀一生的讀書活動，可以看到，童年時代主要讀的是中國古代的書，晚年“返老還童”，再一次主要是讀中國古代的書，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學習，晚年則主要是欣賞。而人生的中間時段一直沒有停止過讀西方的書籍，長沙時期是這樣，延安時期是這樣，建國后同樣是這樣。“更多的涉獵西方哲學書籍，當是在延安時期和建國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見外賓的談話中，說他讀過古希臘名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他還說，德國哲學家、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第一個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識的反映。他的書必須看。當然，黑格爾的書也必須看。列寧說，不讀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書，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也應該讀唯心主義的書。我是相信過康德的。不讀唯心主義的書、形而上學的書，就不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這是我的經驗，也是列寧的經驗，也是馬克思的經驗。”（注：陳晉主編：《讀書筆記解析》（上冊），695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是一個閱讀廣泛，知識淵博的人，他極善于從各種書籍哪怕是從一般書籍中吸取營養。他的思想，其理論來源是多方面的，有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有蘇聯的，有中國古代的，有中國近現代的，還有西方資產階級的。除了對馬克思、魯迅這樣的極個別的人給予全面肯定以外，很少對某個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區別在于，對馬克思主義，多是從正面接受；對于資產階級思想，多是從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總結所說的“洋為中用”、“吸取其精華，剔出其糟粕”。

我們認為，思想和西方哲學人文思想之間的隔閡和分歧并沒有表面宣傳的那么大，中國關于與西方之間關系的政治宣傳有時與實際有很大的差異，這一點本人也是承認的，1973年在接見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就曾表達過這種意思：“實際情況是，有時我們要批評你們一下，你們也要批評我們一下。這就是你們的總統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你們說：‘打倒你們這些共產黨！’我們說：‘打倒你們這些帝國主義者！’有時我們要說這類話。不說不行呀。”（注：亨利·基辛格：《中國共產主義之父》，載《巨人中的巨人——外國名人要人筆下的》，96～9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基辛格對此感到非常驚奇，這其實是他不深刻地了解中國的政治和政治宣傳。過去我們忽略思想與西方哲學人文思想的深刻聯系，主要是政治原因，具體地說，與中西關系的對抗、隔絕特別是意識形態的分庭抗爭有很大的關系。

的確，在外在形態上，思想和西方哲學人文思想是對立的。但對立不等于絕緣，不等于沒有聯系。思想與西方哲學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對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統一的，這似乎是矛盾，難以理解。其實不然，它恰恰符合“矛盾論”哲學思想。認為：“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試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們心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夠獨立地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注：《選集》，第2卷，32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套用這種格式我們可以說，沒有資產階級思想就沒有思想，思想與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之間是“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