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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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是價值創造的主體誰是價值創造的主體，怎樣確定他們的社會地位，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不僅構成了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而且成為價值觀的基點。立足于這個基點，合乎邏輯地形成了其獨特的價值觀系統，從而在當今世界各種不同的價值思想體系中樹起了一面新的旗幟。

首先，根據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對價值創造的主體作出了全新的判斷。他明確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這里，“創造世界歷史”就是創造價值；“動力”就是主體的創造力；“只有”不僅對創造主體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規定，明確地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而且具有嚴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動的剝削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穌一類的神秘力量，統統排除在創造主體的范圍之外。

其次，認為：在這個新世界中，黨的領袖、國家官員和普通群眾之間，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貴賤的區別。前者的價值就在于服務，即為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幸福。為了矯正傳統的身份等級偏見，在排定的社會群體價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對這種價值序列關系曾作過明確的敘述：“我們一切革命干部，無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至于在人民內部，更無尊卑貴賤的差別，身份價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標根本一致。所以，號召“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選集》第3卷，第1005頁），以便形成親密無間、團結友愛的新型同志關系。

立足于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基本結論，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武裝的無產階級政黨，作為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決不能像剝削階級那樣對人民群眾采取敵視、輕視或利用的態度，而是應當真心實意地相信人民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眾，完全徹底地為人民群眾服務，謙虛謹慎，甘當人民群眾的小學生。

2.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是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為根本的價值取向。他指出：“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選集》第3卷，第864頁）這一取向具體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經濟上，主張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福利，把人民利益作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歷史階段的客觀條件，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針和經濟政策，以盡可能地滿足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戰爭時期，發展生產，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建國以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20世紀60-70年代，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相應措施……這些都是這一價值取向的實際貫徹。也正是根據這一取向，他一貫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謀取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行為，反對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不關心群眾疾苦的官僚主義作風，嚴厲打擊貪污腐敗等各種直接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犯罪行為。他經常要求全黨深刻注意群眾生活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等等都要提到議事日程上，認真予以解決。（參見《選集》第1卷，第135-137頁）他一貫堅持立黨為公，反對立黨為私，認為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他反復強調黨的宗旨、責任和奮斗目標，并要求全黨加強黨性的修養和鍛煉，防止被糖衣炮彈所擊倒和在和平環境中變質。

在政治上，認為，人民利益在政治取向上的根本要求，是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新制度。在眾多的前人模式中，選擇了共產主義。

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不僅是共產黨人追求的最終目標，也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建設。因此，在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長期的奮斗歷程中，始終把對人民民主權利和平等地位的追求作為主要政治取向，并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戰爭年代，革命根據地大力廢除封建制度，創建民主政權，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在軍隊內部，打破舊的等級，實行三個民主，很快造成了軍民一心、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群情振奮的社會局面。建國以后，繼續致力于實現新世界的理想，把制度建設和人的思想改造結合起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人民參與管理及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等新制度、新政策，大力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破除私有觀念，掃除官僚主義，懲治腐敗行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繼續保持了革命的傳統，蔚成了一代社會主義的新風，推動了中國歷史前進的步伐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在這數十年的過程中，他的政治取向已逐步成為全黨的共識。

在文化上，也自覺堅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其取向是服務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爭。他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選集》第3卷，第863頁）在人民奪取政權以后的新中國建設時期，他認為文學藝術應當服務于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歌頌勞動人民的生活，使它成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敵人、打擊敵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有效工具。

3.“兩個最大”是價值評價的最高標準在《論聯合政府》中說：“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同上，第1096頁）這就明確地把是否合乎“兩個最大”，即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當作了價值評價的最高尺度。這一評價標準的確立，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

首先，這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新型價值標準。它的價值主體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而不是某一階級、階層，更不是一己之私。這就徹底否定了傳統的利己主義評價標準，也同那些以追求某一階級或集團狹隘利益為目標的評價標準劃清了界限。除了價值主體的廣泛性外，在價值目標上也具有非常的高遠性。在任何社會的實際進程中，人民利益都有多種復雜的表現。其中既有短暫的利益，也有長遠的利益；既有根本的利益，也有具體的利益。面對這些不同的利益選擇，共產黨人應以什么作為確定自己戰略目標的根據，并制定出相應的方針政策呢？“兩個最大”的確立，就為共產黨人正確地進行戰略目標選擇提供了客觀的尺度，從而能夠超出狹隘的視野，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短期行為。應當指出，認為：“最大利益”是指“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選集》第3卷，第1096頁），并不等于排斥各種具體利益，也不等于放棄對當前利益的追求。同時，還應當指出，認為“最大利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因解決的主題不同，必須分解為具體的利益。這種分解不僅沒有偏離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而且恰恰是實現“最大利益”過程的必經步驟。

其次，這是一個全面的標準。社會主體的需求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多樣的。就物質方面來說，包括衣、食、住、行、用；就文化方面來說，包括思想、理論、教育、體育、文學、藝術、道德等；就政治方面來說，包括參政、議政、督政以及其他各項民主權利。就這三項基本需求來說，物質生活的需求處于最基本的地位，但是政治需求和文化需求也是無法替代的。因此，作為評價主體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的最高價值標準，不應當是片面的，而應當是全面的，至少應當包括發展物質生產力、推進政治民主化和提高精神文明等項內容。“兩個最大”這一標準就合乎邏輯地涵蓋了所有這些尺度。

再次，這個標準決定了群眾實踐是價值實現的基本途徑。

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逐步形成了喚起民眾、組織民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革命的實踐改造社會的正確思想，由此找到了實現價值目標的正確途徑。在對人民群眾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價值評價上，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它是一種生氣勃勃的歷史創造活動，是一種蕩污滌垢、除舊布新的偉大革命活動，同時也是人民群眾的主觀世界自我凈化、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基本活動。盡管在人民群眾的實踐過程中，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失誤和偏差，但都是能夠通過自我調整在前進中逐步克服的。因此，共產黨人對待人民群眾改造自然、創造新社會的偉大實踐，應當積極參與、熱情支持、科學總結、正確引導，既不應落在后面甘當尾巴，也不應站在一旁指手劃腳，更不能迎頭而上、大潑冷水。

4.價值觀的意義在我國當前乃至今后長遠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學習的價值觀，用它來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實踐意義。

第一，的價值觀在終極關切的層次包含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和遠大目標。它不僅能夠在根本方向上指引我們沿著這個方面和目標前進，而且能夠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把全國人民凝聚起來，形成整齊的步伐和強大的合力，推動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振興。此外，在新與舊兩種體制、兩種思想的轉換和多種社會思潮交匯的變革時期，社會上難免出現種種思想上的迷亂和困惑，甚至也難免引起社會各階層特別是青年中的所謂“信仰缺失”的問題。正確地開展價值觀的教育，有利于在人們信仰的深層消除困惑，樹起精神的支柱。

第二，的人民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從思想上決定了黨的根本宗旨。堅持的價值觀，從根本上來說，也就是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因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對全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持續進行價值觀的教育，有利于從根本上增強黨性，克服不正確的思想觀念，阻止官僚主義及種種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對黨的肌體的侵襲，保持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戰斗力，提高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

第三，價值觀的導向作用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市場經濟一方面給社會主義注入了空前強大的動力，不僅能夠推動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還能夠促進整個社會的文化進步和觀念更新，從而大大提高我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會產生一些不容忽視的副作用，這就是利益驅動機制使人們容易陷入片面的功利主義，從而導致理想、信念、道德的淡化，其發展的極端就是拜金主義乃至貪污腐化的泛濫。目前，這些現象已在現實生活中有所表現。如果任其發展，貨幣就會進入一切領域，把一切都變成商品來交換，不僅會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也會破壞市場的正常運行。這種結果顯然與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相背離。因此，在實踐中實現市場經濟的機制與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整合，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課題。而解決這一課題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要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持之以恒地進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教育，使之逐步變成全黨乃至全民的價值觀，并用以熔鑄民族文化之魂。只有在切實提高全黨思想道德水平和整個民族文化素質的基礎上，才能夠促進社會生活的規范化和市場行為的法治化。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正確地引導社會將商品貨幣關系嚴格地限制在純經濟領域，避免它的超越和僭位；才能夠防止金錢尺度的濫用和獨斷，將它置于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之中；才能夠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協調和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1944年：《一九四五年的任務》，載《解放日報》12月26日。

2《選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