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產生與發展的背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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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思想/文化背景/歷史背景/社會背景/中國特色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1710(2001)02-0001-05

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的形成和發展與20世紀初中國的文化、歷史與社會背景密切相關；作為一個理論體系，思想的由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與中國文化在20世紀的發展進程、以及與中國人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的過程都緊密相關。本文試圖把上述的三個主要背景設定為思想產生與發展的土壤和條件，把思想視為產物與結果，并演繹思想的發生與發展過程，以便于更準確地把握思想的基本內涵，進而揭示思想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合理性。

一、文化背景

所謂“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的是思想的直接思想淵源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它的指導思想是19世紀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成長與發展的基礎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相互交融的中西兩種文化構成了思想的兩個直接淵源，兩種文化之間互相對立與彼此消長也是促使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因。

與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都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中國傳統文化對他們的影響應該是非常深遠的，因為他們的啟蒙教育大多是在“私塾”這種傳統教育的模式中完成的。就本人而言，他的青年時代還深受王陽明、顏元、及譚嗣同等人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又是中國發生思想大轉型的時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入侵由表及里，中國為西方文化的迅速傳播與急劇變幻提供了活躍的舞臺：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武昌起義、清王朝覆滅、啟蒙運動、，種種來自于西方的社會思潮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逐步深入、層層推進。從而使得那一段歷史成為中西文化從互相對抗、交流融合到彼此結合的歷史。

之后，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1920年4月，俄共派代表維經斯基來華，開始對中國輸出革命。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自一開始就表現出它的特殊之處：共產主義理論首先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傳播開來，從事理論宣傳及實際工作的主要是社會中上層的知識分子而不是產業工人；且中國人民追求理想化的社會形態與以民族自強和救亡為目的的民族解放運動密切地交織在一起。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之所以能被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并產生影響，之所以能夠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奇妙的結合，既有文化與思想上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文化與思想上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之前，共產主義思想的一些基本觀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已有相應的基礎，尤其是在表達人類對“各盡所能”、“人皆有分”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方面，這種理想在中國已有兩千年的傳統，那就是儒家的經典著作《禮記·禮運》中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注：由于《禮運》一文把儒家的禮樂理想視為“大道”之失，滲透有道家的思想，所以其中的一些說法并不為正統儒家所認可。在康有為之前，它并未對中國社會產生多少實質影響。）。尤其是，清末康有為著《大同書》，更是把“天下為公”的社會加以形態化、具體化了，描繪了一幅在具體情節上比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更為詳細的太平世界的藍圖（注：康有為運用西方進化論的觀點把“大同”思想與公羊學說中的“三世說”結合起來，從而提出與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三種體制相對應的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大同書》成書于1902年，1913年該書的甲、乙兩部曾在《不忍》雜志上發表，1919年由上海長興書局出版其甲、乙兩部的單行本，1935年由中華書局全文出版。）。從《大同書》成書，到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中間相距18年的時間，為中國知識分子從心理上迅速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了基礎。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的關于實踐與社會革命的學說也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其相應的思想根基，雖然馬克思所強調的社會實踐與中國傳統的道德踐行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馬克思主義所提倡的以階級斗爭為主要方式的社會革命與中國舊時代的“替天行道”式的農民造反運動之間也存在著本質的不同，但二者在思想傾向上畢竟有著共同的基礎，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更適應了在困境中選擇社會發展道路的中國人民的需要。中國傳統文化所固有的思想觀念不僅為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了心理基礎，而且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與發展提供了相應的條件。

值得研究的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對馬克思主義尚未進行全面深入了解的情況下，為什么要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旗幟呢？對此，孫中山先生也非常不理解，他曾對張太雷說：“為什么青年要從馬克思那里尋找智慧，從中國的經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1]

原因在于前后那段時間，中西兩種文化之間的互相對立與彼此消長為激進的知識分子打起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創造了契機。一方面是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態度，由《新青年》所倡導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提出了“文化覺悟”的問題，他們從進化論觀點出發，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落后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是先進的文化，全面西化派的代表人物陳獨秀認為，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百事不如人”，全面學習西方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在幾乎與此同時發生的關于中西文化的論戰中，倡導西方文化優越論的西化派學者也占上風，雖仍有少數學者堅持文化本位主義思想，但若論及他們在青年中的影響則遠不及西化派，在這種社會思潮的推動下，中國青年紛紛把眼光投向西方世界，指望著西方文化能夠挽救中國的命運。

然而，另一方面，以自由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制度并沒有給尋找希望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個滿意的答復，相反，就在這個時候，世界范圍內興起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潮，空前的經濟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恐怖使得西方人自己率先對資本主義文化感到失望。在這種大背景下，從歐洲游歷歸來的梁啟超發表了《歐游心影錄》令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破產之說將信將疑，隨著美國哲學家杜威及英國哲學家羅素等人訪華，上述說法得到了進一步證實，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相信，資本主義制度已是自救無暇。對于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在他們心中，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感到同樣失望，在雙重失望中，他們開始把眼光轉向已經在西方產生重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這套理論體系為人類社會基本形態的遞進劃出了軌跡，且早在19世紀就已經預見到了資本主義文化的內部危機，還為之提出了一套系統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這對于處于迷茫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會產生令人振奮的力量，使他們看到光明和希望。

這是困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背景及動因。

二、歷史背景

從馬克思主義逐步中國化的思想進程上看，在中國，它大致經歷了理論傳播、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磨合到思想的形成幾個階段。在理論傳播階段以及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中國革命乃至于后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客觀上都受到了來自蘇聯及共產國際的深刻影響，中蘇交往過程中的一系列歷史事件都與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成敗得失有關。在歷史層面上，發生在復雜的政治關系中的歷史事件，尤其是中蘇（含共產國際）關系，是導致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生根結果的重要的一環。

1919年7月到1920年9月，新生的蘇聯政權曾兩次發表對華宣言，申明將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歸還沙皇政府從中國掠奪的土地、財產及其它特權（注：兩次宣言的內容后來并沒有兌現，蘇聯發表對華宣言的主要目的大概是希望同中國政府建立戰略伙伴關系。），這件事對于處于雙重失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失望及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失望）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莫大的鼓舞。隨后，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下，中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7月，在陳獨秀等人的合作下，他們在上海建立“上海革命局”，共產國際開始逐步向中國輸出革命，陳獨秀也逐漸成為共產國際全力扶持的對象。從那時開始，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義革命開始正式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

不過，還存在著另外的一面：從那時開始，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為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道路一直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先后扶持陳獨秀、向忠發、李立三、王明等人作為中共的高層領導人；在此期間，還直接派博古、李德等人到蘇區，控制中共中央的軍事指揮權。蘇聯和共產國際之所以要向中國輸出革命，除了共產主義運動這一理想的原因之外，另有其現實的原因，即利用中國的力量從戰略上牽制新興的日本帝國主義，以減輕來自東面的威脅，也因為如此，當蘇聯認為扶持中國的實力派——國民黨——更有利于實現其對華政策的目標時，他們就會更支持國民黨而不支持有著共同理想與信念的共產黨。再加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并不完全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也就不可能為中國革命指出切實可行的道路，他們發給中共的一系列指示在客觀上為中國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對于中國人民探索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正確的思想路線也造成了不少消極的負面影響。共產國際解散以后，在解放戰爭時期以及解放后的經濟建設時期，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對中國共產黨制定路線與政策上的正負雙重影響仍然存在了一段時間。不過，中蘇之間這些歷史事件也為中國共產黨確立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同時盡可能爭取外援的指導方針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蘇聯革命的成功畢竟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困頓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指明了一條希望的道路，在客觀上為中國人民解決中國的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外因條件。只不過，解決中國問題的最終出路仍然取決于中國共產黨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換言之，取決于中國共產黨能否認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別國模式與中國的特殊性之間的區別與聯系，能否處理好這幾個方面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對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的了解與認識。

三、社會背景

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的革命與發展道路才是問題的核心與關鍵，它取決于對中國國情的認識與理解，尤其是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及其現實狀況，但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長期以來，不少中國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始終停留在國民素質普遍低下、工商業不發達、把貧窮視為中國的核心病癥這樣的層面上，連孫中山這樣偉大的革命家與思想家也不例外，他堅持認為，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社會在經濟上不存在懸殊的貧富差異、并沒有西方社會那樣的階級差別，中國社會在經濟上的差別只有小貧與大貧而已。在認識國情問題上存在的差異，導致了對不同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

由于認識上的分歧，對于早期中國革命的道路的走法，在共產黨人內部同樣存在著不同意見，不少人由于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缺乏深入了解，照搬蘇聯的革命模式，搞全國性的城市暴動，忽略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針對這種情況，曾經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2]由于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曾在湖南鄉下作過深入的實地考查，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這樣優秀的著作（注：該文在當時沒有引起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視，陳獨秀甚至不同意在黨的機關報《向導》上發表這篇文章，但卻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重視，據說，連斯大林都曾多次高度評價的這篇報告。有的學者指出，之所以能在“八七”會議上躍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與共產國際對他的密切關注有關。），隨后又主動要求到地方主持農村的工作，對中國農村的狀況與農民問題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在大革命失敗以后，他能夠及時地為中國革命的發展指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至于從理論上全面解決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等問題，指明中國革命的未來與前途的事則是到1939年底至1940年才完成，此時中國共產黨建黨已有20年的歷史，足以說明現實道路的曲折與理論探索的艱難。對此，于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上回顧說：“對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3]

1939年底，與延安的其他幾位同志合作寫出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40年初又寫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這兩篇文章是思想的精華部分之一，對個人來說，也是他一生中理論創造的高峰。在這兩篇文章中，“國情”這個重要概念的內涵得到了初步的闡釋，他指出中國社會的性質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他說：“我們已經明白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依據。我們又明白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這些都是由于中國社會的性質，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而發生的關于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4]基于這種認識，指出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革命的目標就是反帝反封建。要實現革命的目標就需要對中國的階級狀況進行分析，通過分析中國社會存在的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商人、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等各階級的具體特點，從而解決了革命的領導權及同盟軍問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才能談得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些理論問題的最終解決為中國革命的發展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適合中國發展的總路線。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有其特殊的因緣，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以至于思想的形成、誕生則主要取決于中國人對自身的認識與了解，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在現階段，中國人仍然需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在立足于本國的國情的基礎上學習國外的先進文化與科學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實現100多年來中國人不懈追求的富強之夢。

［收稿日期］2000-10-15

【參考文獻】

[1]朱育和，蔡樂蘇．與二十世紀中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54．

[2]．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

[3]．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26．

[4]．著作選讀：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