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轉型與鄧小平理論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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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文化轉型/鄧小平理論/突破理論困境

【正文】

文化轉型是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1840年西方文明以堅船利炮叩開中國大門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開始了向現代文化的緩慢轉型。在這一歷史轉變過程中，歷代仁人志士為中華文明的重新振興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轉型理論，并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但是，由于文化轉型的指導思想——文化轉型理論本身陷入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困境，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在向現代文化轉型的過程中曾幾次遭遇到挫折并最終陷于停頓。1978年鄧小平復出后，深刻總結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開創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重新邁開了中國文化向現代轉型的步伐，迎來了中華民族的再次偉大復興。本文從文化轉型的角度，探討中國文化轉型在近代以來歷史上所陷入的理論困境及鄧小平理論的新突破，進一步凸現鄧小平理論在中國當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歷史進程

自19世紀中期，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強烈沖擊以來，中國文化的轉型經歷了三個階段。

1.近代文化轉型階段。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在對外反抗西方列強侵略、對內反抗封建主義壓迫的同時，對自己幾千年悠久的文化進行了由淺入深、由物質到精神的深刻反思。首先是實用技術的反思。從鴉片戰爭，中經1861年開始的洋務自強運動，至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是“經世致用”觀念復活，富國強兵呼聲高昂，從器物上承認不如西方文明，而覺得有必要于此舍己從人的時期。接著是政治制度層次的反思。從甲午戰爭失敗，中經運動，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是懷疑一切成法，發揮創造精神，從制度上承認不如西方文明而勇于革除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時期。最后是思想文化層次的反思。從辛亥革命，中經粉碎帝制復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新舊思想劇烈較量，東西文明全面比較，而從文化上進行反思的時期。總而言之，這一階段的文化大轉型盡管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近代工業從無到有，市場經濟初步發展，小農經濟解體，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國，打倒了封建社會的象征——王權；傳統文化權威受到沖擊，科學民主觀念獲得傳播。但是，這一次文化轉型并沒有導致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根本轉變，中國仍然是一個封建經濟占主導地位，封建專制和舊文化統治的落后國家。

2.現代文化轉型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迅速傳播開來，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則適應時代巨變而被重新闡釋和評估，中國文化在思想批判和“武器批判”中交相前進，經歷了問題與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科學與玄學、文化“圍剿”與反“圍剿”、真假三民主義之爭等無數次論戰和斗爭，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文化體系。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立意味著近現代中國文化選擇與重建獲得了歷史性成功，在民族獨立與解放斗爭中具有極大的價值功能。但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構成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畢竟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種過渡性質的文化，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準備了歷史條件，而沒有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轉型。

3.20年“閉關鎖國”階段。建國后，西方國家壓迫我們，封鎖我們，而我們又在某種程度上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特別是“”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斷裂。在生產力極端落后（國民經濟中自給自足的經濟成分仍占相當大比重）的情況下，盲目排斥外來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必然難以避免封建文化糟粕的重新復活。可以說，建國后我們在文化建設上雖然取得了許多成就，但由于“左”傾錯誤干擾和破壞，中國文化在某些特殊時期（如時期）不僅沒有得到實質性進展，反而出現了與現代文化發展方向截然相反的倒退。1976年“”被打倒，十年文化浩劫終于結束，中國人民又一次面臨新的文化選擇。

總之，中國文化在近一個半世紀的轉型中，正值中國社會處在風云激蕩的歷史大轉折時期，與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相適應，中國文化在中西文化的沖突、反思、融合中變革著、發展著；社會文化的結構、內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進，中國傳統文化也經歷著乾坤旋轉的大變動。但在歷次文化轉型中，由于中華民族對傳統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著許多困惑，使得中國文化向現代轉型的任務遠未完成。

二、中國文化轉型的理論困境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對傳統文化出路的探索盡管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啟示，但文化轉型的任務卻遠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百年來的文化轉型并沒有解決好以下三個方面的理論困境：

1.文化決定論的困境。文化決定論就是指在處理文化問題與經濟政治問題的關系上，把中國的出路問題歸結為根本是一個文化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把現代中國的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結為思想文化問題，企圖從思想文化領域中尋找解決中國出路的方案，因而忽視、甚至否定經濟形態、政治制度變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文化決定論主要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模式所引起的。按照儒家的觀點，“華夏”與“夷狄”的區分一直是從文化上來強調的，中國人最關切的也是傳統文化與文明的延續和統一。由于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小資產階級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響，很難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的束縛，因而文化決定論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一直很有影響。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相信思想文化的變遷必須優先于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遷，他們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變遷是思想本身的改變，而所謂最根本的變遷，是指這種變遷是其他變遷的源泉。五四以后關于中國出路的論爭很少涉及經濟發展的問題，是該時期文化轉型的一個根本弱點。由于長期以來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運動的方向上，自然就沖淡了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問題的探索和研究，特別是這種文化決定論看上去似乎重視文化變革的作用，實則它不利于文化革新和文化重建。

2.中西體用論的困境。如何處理好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關系，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史上的突出問題。這一問題的爭論，雖然是以文化形態出現，但本質上卻是中國社會出路和走向的一個重要問題。它曾長期困擾著一代又一代文化哲人，幾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對此發表過議論。然而，這些文化理論都沒有從中西體用的框架中掙脫出來，都局限在“中體”還是“西體”，“中用”還是“西用”的狹隘文化思路上。換言之，以往的文化判決都是以地域的、民族的和語言的等文化形式上的差異為根據來對中西文化作判斷。這種重視中西文化形式差異的文化觀可以稱之為文化形式體用論。無論是“中體西用論”，還“是西學中源論”，無論是“全盤西化論”，還是“國粹論”，都屬于文化形式體用論的范疇。文化形式體用論有多種表現形式，但共同特點在于：一定要在中外文化中為某一方面爭個高低。這些理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外文化持有合理的批判和不乏獨到的見解，但在總體上卻都注重文化形式，而不是從文化精神實質出發。

3.“中國化”的困境。所謂“中國化”，就是外來的文化變成中國的，即經過中國人的消化、選擇、吸收，使外來的文化具有中國的特色或民族的形式。它的實質是外來文化同中國具體實際及優秀文化傳統相結合。這種結合是一個斗爭的、雙向選擇的過程。通過斗爭和選擇，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都要有所改變。重新結合的東西，既是外來的，又是中國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是二者的辯證統一和集中體現。當然，“中國化”的本義包含開放性。“中國化”主要不是自己化自己，而是把外來的東西“化”成中國的。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中國化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在同一過程中進行的，也就是，中國文化結構的現代演變是與西方文化的中國化同步邁進的。從走歐美日本的路到“走俄國人的路”，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中國式的奪取政權的道路。從“向蘇聯學習”到走有自己特色的建設道路，所有這些都反映出我們這個民族在自省中覺悟，在覺悟中超脫的心路歷程。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以來外來文化“中國化”的主旋律，以為主要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卓越地實現了這一歷史使命。他們既精通馬克思主義，又對我國民族文化有較深造詣，并能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加以運用，對于促進馬克思主義與我國民族文化的有機結合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分析批判，汲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具有中國的民族特色，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成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馬克思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也同樣面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雖然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留下了許多實踐經驗和理論啟示，但由于黨在現代化建設問題上理論準備不足，又加上受斯大林模式的影響。“左”的錯誤開始泛濫，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最后導致歪曲、僵化和背離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邁入誤區。從50年代末的“”到70年代末“”結束后的徘徊期，中國經濟、科技發展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社會生產力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社會主義優越性也沒有得到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如何中國化、如何時代化的問題開始受到現實的嚴峻挑戰。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有其特定的內涵和合理的尺度。

三、鄧小平理論對中國文化轉型理論困境的新突破

1976年“”結束后，中國處在痛苦的徘徊期。在歷經“全面內亂”的震蕩后，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成為世人矚目的問題。1978年5月，鄧小平勇敢地挑起了歷史的重擔，在他的倡導下，全國掀起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隨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又吹響了改革開放的新號角。從此，中國大地上又開始了前人沒有完成的文化大轉型。2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過去了，中國大地發生了幾千年未曾有過的重大變化。從文化意義上講，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擺脫貧困和落后，邁開經濟起飛和社會轉型的步伐，是因為鄧小平理論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突破了百年來中國文化轉型的三大理論困境。

1.在推動社會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問題上，鄧小平明確指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是經濟問題，突破了文化決定論的困境。在他設計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藍圖中，非常鮮明地提出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戰略構想。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礎。因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使中華民族走向繁榮昌盛。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并為它的正確發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證。思想文化是精神文明的實質和核心，建設發達的物質文明，必須建設高度發達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樣，鄧小平就把社會主義文化擺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主張通過經濟、政治、文化問題的全面解決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2.在中西古今文化關系問題上，鄧小平理論跳出了簡單化的中西兩極對立和體用割裂的思維方式，主張中西文化在初步結合于現代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全方位地、不分主次地相互滲透、補充和融合，突破了中西體用論的框架。

一是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針和原則：首先，他重新肯定提出的“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方針，主張對傳統文化作階級的歷史的分析，“要劃清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精華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進行批判地繼承和吸取；主張對優秀的傳統文化“應當認真鉆研、吸收、融化和發展”[2]，這完全符合歷史的辯證法。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3]同樣，社會主義文明也只有在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礎上才能發展起來。其次，鄧小平在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的過程中，特別強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要堅持不懈地與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殘余作堅決的斗爭。他指出：“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4]的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獲得了巨大發展，但同時封建主義的東西作為一種頑固的習慣勢力，也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基于此，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們必須徹底肅清封建主義毒素的影響，從封建主義遺毒中擺脫出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這不僅要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徹底批判封建主義，而且也必須從國家體制改革上進行根本解決。

二是在對待外來文化問題上，鄧小平認識到了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特點：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打破了人們原來的認識局限，使文化時空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高科技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日益成為文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并正在改變著人們的文化觀念、文化價值和文化方式。與此同時，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交往大大加強，由于世界信息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文化的民族性向國際性轉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因此，鄧小平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在文化建設上也要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文化只有在同世界文化的對話、交流與合作中才能向前發展。他指出：“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同時他還特別強調：“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6]

3.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上，鄧小平理論走出了以往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教條式理解的誤區，將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而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使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和世界重新煥發出生機。

新文化意義而言，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包含了三層含義：

一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化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義，適用于一切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時，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取得政權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條件又是千差萬別的。他們在將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時，就必然在社會主義共性的基礎上形成其個性，這種個性不是對共性的否定，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共性的發展和具體化。我國是在“一窮二白”、人口眾多、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情況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由于我們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在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就必然要有所創造，形成我們自己的特殊性，即中國特色。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二是現代化的“中國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設計，一方面區別于“貧窮的社會主義”，把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統一起來；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傳統模式，從而為中國的現代化開辟了一條中國式的道路。在鄧小平看來，西方化作為現代化，僅僅是現代化的一種方式，只是“資產階級干的現代化”，而現代化的模式是多種多樣的，有資產階級的現代化，無產階級的現代化，也有第三世界廣大不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因此，現代化不只是西方國家的專利品，它是世界各國以各種各樣方式來實現的自我發展。如果說在20世紀中葉前，現代化的主要模式是西方化，那么，在當代“現代化”這一概念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即以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的模式為主導了。鄧小平對“現代化即西方化”的挑戰，體現了我們民族的時代精神。可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它不僅堅持了過去“中國化”運動的成果，而且將其發展到更新的領域和更高的階段。

三是具有典型時代特征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誕生于19世紀中葉，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是誕生于一個多世紀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只是為以后的社會主義運動指明了方向，它沒有也不可能為我們提供關于今天社會主義建設的完備答案。因此，在世界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馬克思主義只有和當今時代特征結合起來，才能對社會主義建設發揮正確的指導作用。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之所以犯過教條式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照搬其它國家建設經驗和發展模式的錯誤，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沒有將馬克思主義與當今時代特征結合起來，沒有根據新的時代特征發展馬克思主義。1978年鄧小平復出后，他敏銳地觀察了當今世界的發展變化，科學地指出當今世界已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在這一新的時代里，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已主要表現為經濟的競爭、科技的競爭和綜合國力的競爭。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也只有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顯示出比資本主義具有更大的優越性。這樣，鄧小平就將馬克思主義與時代特征有機地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確切地說，這種與時代特征相結合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不只是“中國化”的結果，同時也是當今時代的產物，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這是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突破和超越。鄧小平理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的發展方向。

總之，從文化意義上講，鄧小平理論是在系統總結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轉型的經驗教訓中提煉出來的，它突破了中國文化轉型的理論困境，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既提供了思想指導又進行了現實實踐，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參考文獻】

[1][2][4][6]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212,335,91．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5]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