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人類解放命題與鄧小平政治理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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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的命題/鄧小平政治理論/超越政治解放

【正文】

1.鄧小平如何提出問題？

1.1對黑格爾國家哲學的超越是馬克思完成歷史唯物主義發現的重要關鍵點。在這一超越的理論過程中，馬克思形成了“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重要命題。這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第一個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命題，同時也是歷史唯物主義早期理論史上的一個支柱性的命題。“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頁。），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會，使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類存在物的時候，才能實現人類解放。這一命題規定了1844年以后馬克思的工作中心，構成馬克思其后為中心工作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同時，這一命題也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政治實踐的歷史內涵作了說明。從此以后，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就是以實現對政治解放的揚棄和爭取人類解放的目標為自身的歷史規定性和主要哲學基礎。

1.2但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歷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爭取人類解放為旗幟的政治實踐卻顯現出難以盡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上，屢屢出現悲劇式的扭曲。到20世紀晚期，鄧小平以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展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實踐努力和理論努力時，所面對的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經驗的嚴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義上的民主傳統的嚴重缺乏。在論及推進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時（注：關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鄧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08頁。）在1977年到1982年間，鄧小平穩定使用的范疇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確要改革的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范疇。1982年在所作黨的十二大報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屆二中全會鄧小平的講話中，正式使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文件，鄧小平的講話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語，對于處于復雜的國際政治格局和工業化初、中期進程中的中國來說，這一提法改變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將在更接近鄧小平原意的意義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這一范疇。），鄧小平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2頁。）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

在這里，鄧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政治責任心以及一種歷史哲學家的憂思陳述著20世紀社會主義政治史上一個不容回避的悲劇性事實：當資本主義以“政治解放”的名義為人類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別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揚棄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成果為己任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卻顯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資本主義政治杠架中都已解決好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還未能解決好。面對這一事實，鄧小平給自己規定的政治實踐努力和政治理論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國建立舊中國沒有留下的、新中國建國后又沒有自覺及系統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6頁。）他堅定地認為，“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7頁。）他以在戰爭年代就十分贊許他的那種“能吃夾生飯”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這顆遠未成熟、因而滿帶酸澀的果子，他堅信在社會主義中國能夠建設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在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理論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義的新的話語系統，一套新的觀察和說明框架，因為此前話語體系的中心詞是階級斗爭、暴力革命、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專政。當然，這段時間里出現了戈爾巴喬夫式的“公開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論說。在馬克思政治理論史上，鄧小平的努力是獨創性，劃階段的。鄧小平矢志于中國這樣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類政治文明歷史進步的真正具有建設性價值的具體途徑，因而，也在理論上探索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長期未能獲得應有關切的民主政治的學理領域。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科萊蒂有一個看法，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缺少一個真正的政治理論”。（注：L.科萊蒂：《政治和哲學的對話》。載《新左派評論》第86期，1974年7～8月。）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事實，因為由馬克思所建立的“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命題，已在歷史哲學的層面上完成了對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馬克思政治學、政治哲學的完整的論證邏輯。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除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權利體系中的諸范疇，長期處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理論視野之外，或以一種抽象、籠統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種盲目自大的理論奢侈而棄之不顧。如果我們借用列寧的一種表述方法，把馬克思所建立的“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完整的話語體系作為大寫字母的政治學理論，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權利體系中的諸范疇觀察則是小寫字母的政治學理論。經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大寫字母的政治學體系，但長期缺少一個小寫字母的政治學傳統。

在蘇聯東歐政治劇變的時候，哈貝馬斯寫了一篇反思性的長文，其中認為，馬克思主義缺乏一個令人滿意的法學傳統，是左派要記取的最重要教訓之一。而海爾布隆納早就有這樣的看法：社會主義國家在諸如“自由”這樣的主要戰場上“打了敗仗”（注：R.L.海爾布隆納：《馬克思主義：贊成與反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頁。）。不得不承認20世紀后期社會主義遇到嚴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說與哈貝馬斯所說的“法學傳統”的缺乏有關。歷史實踐給我們提供了反思的豐富材料。問題應該這樣看，如果在大寫字母的含義上來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傳統，那么哈貝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寫字母的含義上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法的理論傳統，那么不能不承認哈貝馬斯的看法實屬無可厚非。而且還應該補充說，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中展開馬克思“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這一命題的努力，與馬克思這一命題的本質內涵在許多方面發生了大的偏離。在不少時候，理論被幼稚甚至野蠻地扭曲，陷于悲劇式的境地。正是在這種歷史和理論的背景中，鄧小平矢志于在社會主義中國建設起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制度，矢志于展開馬克思主義關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學理領域，在中國實現“國家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馬克思關于“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命題的展開提到了新的歷史層面和新的理論境界，并在歷史哲學的視野中對這一命題的展開與當代中國的現代性政治價值追求的統一作了根本性的說明。

2.政治解放、歷史終結和人類解放

2.1當鄧小平在社會主義中國推進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建設時，他面對著各種長期未能獲得解決思路的問題任務：必須從頭開始建設未曾由“舊中國留給我們的”民主法制傳統；必須另起“爐灶”，重建解放后“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或者雖有初建卻又迅速被摧毀殆盡的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制度；必須解決“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的問題；必須在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建設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在社會主義國土上再度發生。

當鄧小平把這些問題的解決提到議事日程的時候，西方輿論界稱鄧小平是“中國的托馬斯·潘恩”。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羅斯·門羅當時稱，“鄧正在將中國納入一種非共產主義的軌道。”（注：見美國《時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轉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學者論鄧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則認為，“鄧小平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從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進的努力是真誠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見《中國的領袖、合法性與沖突：從超凡魅力的到繼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轉引同上，第688頁。）泰韋斯這里是用韋伯的三種權威類型理論中的“法理權威”來說明鄧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韋伯的“法理權威”其實并沒有超出資本主義“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當然也有視鄧小平為一種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者，為現實功利而放棄意識形態原則。（注：此論并不少見，但在比較嚴肅的學者中要數霍布斯鮑姆。參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頁。）

對鄧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論努力的這些理解與看法，與20世紀晚期西方出現的一種思潮有關。這種思潮利用20世紀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的挫折，論證資產階級在政治革命——政治解決中獲得充分論證的“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的普遍價值；通過蘇聯東歐政治劇變來證明“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的“無可匹敵”，以及“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烏托邦特性；并進而歸結為政治解放的各項原則的永恒合理性，從這種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個新的“歷史終結論”，即如弗蘭西斯·福山論文《歷史的終結》扉頁題辭所述：“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已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注：參見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頁、第2、9、332頁。）

如果歷史的演進過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資產階級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終極理論，那么，對鄧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論努力就只能用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形式民主的框架來理解。這就等于抽去了鄧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靈魂，抽去了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生命線。但是，歷史進程并未就此“熱寂”，政治解放遠非人類解放，歷史不會終結于形式平等的人類生活狀態。

2.2把以形式平等為核心的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宣布為永恒的真理，宣布為人類政治生活的終極性表述，并非弗蘭西斯·福山的發明。在歐洲的早期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論當中，以及整個啟蒙時代，也包括19世紀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當中，形式平等原則從不同視角、在不同層次上獲得論證，所有這些論證無不視這一原則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論為人類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價值的終極性表述。只是在20世紀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個“現實的”歷史終結，因而顯得特別惹眼。由于以揚棄政治解放為歷史責任的政治實踐的不成熟和各種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識形態反彈和向更廣闊地帶擴展，獲得了反向的動力，其普遍價值和永恒價值似乎真的被證明了。哈貝馬斯描述這種意識形態傾向時指出：“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對社會主義具有價值的每一種東西都已經在社會民主時代得到實踐。”“官僚社會主義的革命性潰崩似乎表明現代性正在開拓邊界——西方精神不僅作為一種技術文明，而且作為一種民主傳統正在奪取東方。”（注：哈貝馬斯：《東歐劇變與〈共產黨宣言〉》。轉引自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0頁。）塞繆爾·亨廷頓面對前蘇聯東歐政治劇變，并由此向前推移到1974年蘇亞雷斯在葡萄牙阻滯共產黨執政趨勢而獲得執政地位，以及這段時間里由于經濟保守主義而引發的政治動向，用“第三次民主長波”作了概括。他的概括是：“第三波的一個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獲得了普遍性，并促進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傳播。如果第三波有一個未來，這個未來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會的擴展。”（注：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頁。）撒切爾夫人作為保守黨國際頭面人物，早就對這種“擴展”雄心勃勃，在1983年保守黨國際大會上講話時就說，“未來屬于自由民主政體，這是歷史的發展。”“我們必須爭取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在每一個可能的會議上把這些偉大的真理傳播到全世界。”（注：參見《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辛燦主編，新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6頁。）后來發生的蘇聯東歐政治劇變，使這位保守黨國際的頭面人物得遂了“歷史發展”和“真理傳播”的心愿。而福山只是在歷史哲學中宣布了一個“歷史終結論”，即終結于西方式的民主傳統，終結于形式平等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

福山認為，“如此理解的歷史與德國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關系最密切。”他甚至搬出馬克思，認為“馬克思從黑格爾借來這種‘歷史’概念，把它轉化為我們的日常性的一般常識。”“黑格爾和馬克思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而是在人類完成一個社會形態，一旦這個社會形態滿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時，就會終結。換言之，他們都設定了一個‘歷史的終結’；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則是共產主義社會。”（注：參見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頁、第2、9、332頁。）無疑，福山在建立自己的哲學立場時求助于黑格爾的人類“普遍史”和“歷史終結論”，即如雅克·德里達所指出：“福山必須要去求助于他所謂的以‘為認識而奮斗’為基礎的黑格爾對歷史的非唯物主義的闡釋”。（注：參見雅克·德里達：《評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轉引自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第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