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學研究進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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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美學是在西方美學思想影響下產生、發展的。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它是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交流、碰撞與融合的產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國現代美學產生、發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國現代美學理論建構的思想資源。中國現代美學的特征及其價值、意義，不僅要從社會的政治經濟里尋找原因和根據，也要從文化那里尋求答案。文化兼有客觀與主觀二重性，它的外形式是客觀的物質存在，而其內形式卻是主觀心理（文化心理結構），它的本質是精神性的，因而它的作用只有通過個體的心理活動才能發揮出來。文化與一切學術活動、藝術活動、審美活動的關系最為直接、密切。

中國現代美學已有百年歷史，先賢們對美學學科建設和美學理論建構做了多方面的嘗試和探討，留下了豐富遺產。但是，由于對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兩者的特征、價值取向、生命活力及長處、短處缺乏真正的認識，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常常陷于盲目狀態。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走在我們前頭，因而其文學藝術也先進于我們。正是出于這種認識，五四“文學革命”諸君用西方文學藝術的悲劇精神和寫實主義方法為標準，批判、否定中國文學、戲劇、小說、繪畫及其大團圓精神。這種認識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才逐漸有所改變，但50年代以后又出現照搬前蘇聯美學和文藝理論的狀況。進入90年代，人們一方面反省由于搬用前蘇聯的弊端，另一方面卻又搬用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東西，以代替自己的思考與創造，并且仍以否定傳統為代價。這是值得深思的。中西文學藝術分屬于兩種很不相同的文化體系，各有自己的民族特點，不能從西方科學技術先進的事實中推斷出西方文學藝術也同樣先進的結論。

模仿、照搬外來的文化模式、觀念、方法，而不與自己的傳統文化結合、融化而創新，是沒有生命力的。中國從20世紀初開始傳播西方美學，至20年代開始在高等學校開設美學課，并陸續出版了各種美學原理或美學概論，發表了各種各樣的美學文章，但在質上卻又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蘇聯）模式，范疇、命題、體系都是西方的或模仿西方的，我們祖先所創造的范疇、命題和重要思想觀點卻長期擱置、無人問津。這是“歐洲文化中心主義”影響的必然結果。當然，西方的美學理論我們必須借鑒，它會給我們很多啟示，會給我們提供豐富的思想營養。但西方的美學理論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美學理論建構，因為西方的美學理論是西方文化的結晶，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適用的。我們也不要企圖建構全世界公用的美學理論，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規律。同時，美學不是揭示自然的客觀規律，而是揭示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屬于人文之學。文化不同，人文精神如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審美心理、審美風尚、終極關懷等是很不一樣的。正因為如此，建構中國特色的美學理論必須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從西方美學乃至其他民族美學中汲取異質因素，與們固有的優良傳統融合、碰撞、消化，從而才能創新。

完全按照西方模式來衡量中國美學史的實際，用西方的審美標準取舍中國的思想資料，有削足適履之嫌。例如，有人撰寫孔孟老莊的美學思想時，大談他們對美的本質的認識。其實，孔孟老莊乃至整個中國美學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對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質并不感興趣，很少直接談論這種問題。他們所感興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形上精神。他們追求這種精神境界，不像柏拉圖那樣進行抽象的思辨和邏輯推導，而是進行鑒賞、體驗、感悟、洞觀，因此在形式上也不見邏輯體系。所以，大談孔孟老莊如何論述美的本質，無疑是無的放矢。當然，中西美學和中西文學藝術有許多相同之處，求同、相互印證、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們還有不同甚至相互反對之處，這尤其不能忽視。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才使中西美學各有自己的論說形式，中西藝術才各有自己的民族風格。西方藝術以自然科學為其理論基礎，側重于寫實和客觀描寫，結果落實到認識論；中國藝術以道德哲學為其理論基礎，側重于寫意和主觀表現，結果落實到育人的教育實踐；二者的思維方式、表現方法、價值取向很不相同，各有長短。可以說，中西藝術沒有完全相同的范疇、命題和論說形式。正因如此，中西對話交流、取長補短、融合出新才是必要的，才能有發展、創造。因此，進行深入、系統的跨文化研究，乃是未來文化發展不可缺少的認識前提，也為美學創新展開了廣闊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中西美學比較，才能做到深刻、符合歷史實際；才能通過比較，認識優劣，擇善相從，吸收消化，吐故納新。中西美學融化出新，這是我國未來美學理論建構的主要途徑，也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鑒于以往的經驗，中西美學比較研究應當做到：一是中西美學融化出新，對于我們來說必須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能割斷歷史，否則未來美學的發展便會失去根基，沒有了生長發展的條件。也就是說，中國未來美學的發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學的異質因素并加以消化，同時又必須扎根傳統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獨創性與民族特點。這樣的中西比較既反對“全盤西化”，又反對“抱殘守缺”。二是中西美學比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平等對話的方式。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對中西文化各自的優越性、局限性和生命活力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才能清除“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影響，才能正確掌握比較的標準。三是中西美學比較要求研究者對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體驗，對自己所比較的范圍要有系統深入地研究，才能達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獨到的建樹。

中國美學研究的深化途徑

薛富興

現代意義的中國美學研究從王國維開始，他用西方近代學術方法和觀念審視中國古典審美傳統，發現了在傳統學術視野下很難發現的東西。此后，以宗白華、朱光潛為代表的新一代學人在深入認識中華審美精神個性方面，得出許多精到的認識。但整體而言，20世紀前期是一個集中輸入西方美學理論、嘗試基礎理論建構的時期，中國美學研究處于零星討論、尚不系統的階段。

20世紀80年代始，中國美學研究進入全面系統研究的新階段，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中國美學史著作，斷代史和專題性研究著作也層出不窮，發表的單篇論文則更多。從此，中國美學與美學理論、西方美學鼎足而三，被視為美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支，初步建立起中國美學這一美學分支學科，系統梳理了中華民族審美觀念發展的大致輪廓。這打破了20世紀前期以西方美學為美學的局面，充分注意到人類審美意識中的民族文化個性，使美學學科內部的生態結構更趨豐富、合理，對美學在中國的深化與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現在，中國美學研究已成為成果豐碩的一個領域。

當然，20世紀后期的中國美學研究也有其局限。最主要者有二：一曰基礎薄弱。依理，一門學科的建立當從具體、微觀的專題實證研究開始，只有專題研究量的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才會出現通史式的宏觀總結成果。但20世紀后期中國美學研究正好相反，一開始便是通史式研究占主導的宏觀研究階段。著者積數年之功來言說數千年審美傳統，其粗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單篇學術論文，也以大話題居多，缺乏扎實的專題實證研究，有先天不足之癥。二曰觀念研究?，F行中國美學研究大多停留在審美觀念梳理階段，觀念只是人類審美活動的最后階段、最抽象形態，審美研究若只停留于審美觀念，沒有更質樸、豐富的審美實踐材料來支撐，將始終是無根之苗。這一點，現在已開始為美學界所認識。

中國美學研究正處于自我深化的新階段，其具體途徑有四：

化宏觀為微觀，走出通史情結，重新回到具體、實證的專題研究，重新做斷代史、專題史的研究工作，補先賢之未足，為中國美學的健康發展奠定一個較為扎實的基礎?，F在，我們對中華審美意識發展的具體情形尚知之甚少，諸如中國自然審美史、工藝審美史、生活審美史這些極具意義的專題，尚待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也只有這些較為具體而又有普遍啟示意義的專題研究成果出來之后，我們對中華審美意識發展才會有更符合實際、更新、更高的認識。

化觀念為活動，走出理論文本，回到生動、豐富的大眾審美實踐，回到更質樸、具體的審美活動的器物、文字材料中，重新做系統的分類整理工作。美學史首先當是現實的審美活動史，觀念的梳理當是終結而非起始環節。美學是人類感性精神現象學，從豐富復雜的現實生命活動中分析審美要素，從浩如煙海的器物與文獻中爬梳審美的蛛絲馬跡，確是一樁苦役，但不下如此功夫，中國美學研究便無以深化，永遠只能處于前科學階段。這實際上是以實證專題研究補課的方式來超越20世紀后期的觀念研究。

以中華審美的特殊性材料來解決人類美學的普遍性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將充分展示中華民族獨特審美精神視為中國美學研究的唯一目標，其實這只是中國美學研究的初步。若僅以審美民族文化個性呈現為職責，中西美學將永遠各自言說而無法形成人類共享性美學知識體系，中國美學研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學術價值。中國美學研究若沒有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普遍性學術視野，沒有美學基礎理論指導，實證研究也將很難深化、提升。因此，以中華審美獨特性材料為基礎，提出一些對研究人類審美意識發展史有普遍意義的問題，解決一些西方美學尚未提出，或雖已提出卻還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將中華傳統審美智慧融入人類美學共享性知識體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國美學研究的學術價值，所謂美學的“失語”、無平等對話權、中西美學各自為政等問題，也才會逐步得到切實解決。

堅持審美世俗本性，發揚中華審美傳統。審美是人類精神生活的起點，當下感性立場決定了它永遠是最世俗的精神生活。中國有深厚的以審美樂生的文化傳統，自然審美、工藝審美、生活審美和藝術審美在中華古典文化中全面展開，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這些正需要在當代社會發揚光大。較之西方那種以審美為真理、信仰的傳統，中華以審美為樂生之情的傳統更符合人類審美活動本性。中國美學在審美觀念和審美實踐兩方面都有精彩的思想文化資源，因此，在促進當代美學基礎理論建設和現實人文關懷方面，中國美學研究應該有極好的前景。

現代性視野中的美育學科建設

曾繁仁

美育學科的發展從來都同人類社會的發展步伐緊密相關。在工業化之前，人類社會只有美育活動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美育學科。美育學科的產生，應以1793年席勒發表《美育書簡》為標志，該書意在通過美育解決資本主義工業化所帶來的“人性的分裂”。而“二戰”之后，美國哈佛大學等名校針對教育的科技化、工具化和職業化傾向，提出了包含藝術與其他人文學科的“通識教育”。20世紀80年代，美國蓋蒂藝術中心為使美育更加規范化并列入課程體系，提出以學科為基礎的藝術教育。在我國，首倡并實施美育學科建設者為蔡元培，他將美育列為教育方針的五個方面之一。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提出“德、智、體、美和生產技術”全面發展的培養目標。不過，美育學科建設的真正起步，則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不僅把美育正式寫進教育方針，而且將其提到“素質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高度。教育部于1998年和2002年先后了《全國學校藝術教育總體規劃（1998－2001）》與《全國學校藝術教育發展規劃（2001－2010）》，前一個規劃帶有撥亂反正、恢復美育學科的性質，后一個規劃則已立足美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內涵豐富而切實可行。同時，我國還組織成立了全國性的藝術教育委員會和美育的相關學術組織，出版了數量可觀的美育教材和論著，極大地推動了美育學科的發展。

美育作為美學和教育學的交叉學科，它的發展必將極大地推動這兩個相關學科本身的發展：從美學來說，美育學科的發展將使美學學科由抽象的本質主義探討回歸人的生活世界；從教育學來說，美育學科發展為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構筑了融會二者的橋梁，從而提高素質教育的質量和水平。而從整體的社會發展來說，面對日益加快的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場化步伐，美育學科的發展對于不斷膨脹的工具理性、精神焦慮與市場拜物，是一種人文精神的療治和補缺。可以認為，在當代，美育學科的發展承擔著培養一代新人的重任。

從長遠建設來看，美育學科發展須在現代性視野下遵循學科自身規律加以推進。這就要求我們立足于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人的生存狀態“美化”和“非美化”的二律背反現實，從學科建設所必具的“擁有一個有機的知識主體，各種獨特的研究方法，一個對本研究領域的基本思想有著共識的學者群體”這一基本要求出發，開展學科建設工作。這里，所謂“擁有一個有機的知識主體”，就是從美育學科的“審美力的培養”這一基本范疇出發，面對當前信息化時代大眾傳媒與文化產業高速發展的形勢，吸收當代美學領域富有價值的現象學、闡釋學、存在主義、語言學美學和文化詩學的精華，構建具有新的內涵的當代美育理論體系，并做到古今中外各種美育資源的綜合運用。從我國古代來說，源遠流長的“中和論”美育思想的價值，就在于以“天人合一”為哲學基礎，以天、地、人交匯融合為指歸，最后落腳于文與質、外在與內在、入世與出世高度統一的“君子”的培養。這是一種迥異于西方古代感性與理性二分的“和諧論”美育思想，有著重要的當代價值，應予批判地繼承。可惜的是，這種“中和論”美育思想的價值長期以來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而對于西方，除重視古希臘以來“和諧論”美育傳統之外，還更應重視西方現代、特別是20世紀以來以突破傳統“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為特征、以追求人的“詩意的生存”為目標的美學與美育思潮，從中吸取有價值的成分。除此之外，我們還應重視我國現代以來以王國維、蔡元培、魯迅為代表的美育思想傳統，特別是對于近五十年來，包括新時期以來的美育理論和實踐，更應給于重視和繼承發揚。由此，在諸多資源的基礎上來建設中國特色的當代美育學科體系。

所謂“獨立的研究方法”，是指美育作為交叉學科應立足于理論與應用的統一，吸收當代心理學、社會學、教育評價體系與腦科學的種種方法和成果，逐步形成相對獨立的當代美育研究方法。其中，尤其要重視當代教育評價體系的探討和腦科學的發展。而從教育評價體系來說，目前存在兩種教育評價測試體系：統一的智商評價測試體系和以個人為中心的情景式評價測試體系。如果機械地依照智商評價測試體系，則美育與德育等非智力教育一定會被放到不重要的位置，從而走上應試教育的道路。因此，只有遵循以個人為中心的情景式評價測式體系，美育才可能擁有其應有的地位。只是這方面的具體操作難度較大，還需要進一步探索。而由于美育同教育學科的關系，它同心理學、特別同“神經心理學”與腦科學研究密切相關，如我們所熟悉的美育所特具的“開發右腦”、“情感升華”、“肯定性的情感評價”等，都同神經心理學和腦科學有關。因此，美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有必要借鑒腦科學的成果，使之具有自然科學的重要支撐。至于“有著共識的學者群體”，目前應側重從現有藝術教育隊伍出發，通過行政和學術的渠道來采取措施，盡快提高其實際能力和水平。同時還應吸收相關學科的學者參與研究，逐步形成一支同我國美育學科發展相適應的質高量足的美育學術隊伍。應該說，從時代需要和學科自身發展兩方面來說，我國的美育學科必將逐步走向成熟、取得更大發展。

文藝美學：問題與希望

王德勝

文藝美學被正式當作一門特定的理論“學科”，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作為20世紀中國美學接受西方美學學科方法之后在自身后期發展中的一種努力，文藝美學研究及其學科化建構不僅追躡了現代中國美學的理論意圖——把美學的思辨過程延伸進感性形象的文藝活動之中，正是自王國維以來中國美學一以貫之的學理追求之一——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代中國美學界對于“美學的中國化”、“美學體系建設”的一種具體回應方式和現實態度。

值得矚目的是，在一個不長的時間里，文藝美學在中國已有了相當規模的發展。不過，也正因為文藝美學歷史之短，其學術發展中難免存在種種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體現在有關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上。如果說，提倡文藝美學的學科化建構最初具有某種“應時而生”的性質，主要是為了強調文藝回歸其自身審美屬性，因而有著鮮明的理論應用企圖；那么，隨著研究過程的不斷展開，我們便不能不嚴肅地面對這樣一個問題：被當作特定學科或美學分支來建構的文藝美學又如何才能確定它自身的學科性質？對此，目前各種有關“什么是文藝美學”的認識，基本上都傾向于認為文藝美學是美學（包括文藝理論）問題的特殊化或具體化。然而，這種認識不能真正令人滿意，因為它仍然無法從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方面真正有效地區別文藝美學與美學、文藝理論的學科界限：難道為了保證文藝美學的獨立性，美學在思辨層面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的探討、文藝理論從具體審美過程出發對于文藝活動的研究，就必須無條件地“讓渡”給文藝美學？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它又將帶出一個新的、悖論性的學科建構難題，即為了區別于美學的存在形態，文藝美學必須有意識地淡化對于美本體的思辨，弱化美學思維之于具體藝術問題的統攝性；而為了撇清與文藝理論研究的相似性，文藝美學又必須有意識地強化文學藝術問題的美學抽象性，增加文藝美學的哲學光色。應該承認，這個學科建構上的難題，還沒有在當前的文藝美學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它不僅影響了文藝美學其他問題的解決，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我們對文藝美學存在合法性的信心。

那么，解決文藝美學的定位問題、化解文藝美學學科建構難題的希望在哪里呢？在我看來，這個希望就在于我們轉換態度，把文藝美學從一種學科形態轉向一種具體研究形態來加以理解，即文藝美學的研究在理論層面上明確指向了對文學藝術問題的深刻把握。因為很顯然，既然文藝美學的討論話題基本上都可以在美學和文藝理論體系中找到其敘述形式，而20世紀以來各種美學、文藝理論研究不僅沒有拒絕藝術的審美考察，而且正越來越趨向于把研究視點深入到藝術母題之中，那么，文藝美學的研究其實就可以被理解為美學、文藝理論內在話題的當代延伸，它的任務就是提供一種從內在結構層面觀照藝術的具體審美存在特性、審美表現方式、審美體驗過程和規律等的特定理論思路、討論形態。質言之，文藝美學的定位可以在當代美學、文藝理論的自身問題中獲得確立，“學科化”的“文藝美學”實際就是一種當代形態的“文藝的美學研究”。

因此，依照美學、文藝理論的當展特性來尋找深化文藝美學的真實理論問題，以對問題的確定來奠定文藝美學作為一種當代研究形態的合法性基礎，以對問題的闡釋來展開文藝美學研究的合法性過程，應該是一種明智的做法。而當前文藝美學研究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中，需要我們特別關注者有三：第一，藝術現代性追求與文化現代性建構的關聯。這其中又包括三個方面，即：文化現代性建構的理論與實踐的具體性質、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內涵及其在文化現代性建構中的位置、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維度。第二，當代大眾傳播制度對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的效果的具體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實現過程和美學意義。由于當代藝術的變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眾傳播的具體特性，因而只有把藝術效果問題與整個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問題加以整體考慮，我們才能獲得對于藝術審美本質的當代性把握，在理論上真正體現現實的價值和立場，文藝美學研究也才可能產生理論的現實有效性。第三，藝術活動與日常活動的現實美學關系。把藝術活動與人的日常活動的關系放在現實生存語境中來把握，既是對當代藝術的美學追求的一種具體認識，也是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體現自身當代追問能力的內在根據。

西方美學研究之展望

朱立元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包括美學原理及中國美學史）研究的每一步進展、每一次突破，都主要以西方美學為參照系或借鑒對象。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21世紀，中國美學建設面臨重大的突破發展和歷史性機遇，而研究和借鑒西方美學的歷史經驗與當代新成果，對于中國美學理論的創新（包括中國古代美學研究視野的拓展）仍然是一種重要方式。而且，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來看，我國的西方美學研究現在還只是起步階段，研究的空間還很大。

首先，在21世紀，西方美學譯介工作還需要大力拓展。20多年來，西方美學的譯介在我國雖初具規模，但從整個西方美學研究需要來看還遠遠不夠，不但有些重要時期如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涉及美學內容的譯作太少，而且美學史上有些重要學派和代表人物的相關譯著也不夠完備，如美國經驗派、德國理性派和浪漫派，以及除狄德羅、萊辛以外的歐洲啟蒙主義美學家等；19世紀歐洲美學史上許多重要美學著作至今未見到完善的譯本；20世紀美學譯著雖已有一定的規模和數量，但許多重要代表人物的美學論著或相關論著還未曾譯介過來，尤其近一二十年里大量新的重要論著（不限于純美學論著，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方面的著作）還來不及介紹進來，有的甚至根本未進入我們的視野。而對于已經翻譯介紹進來的大批各個時代的美學著作，我們的研究工作也還跟不上，許多重要著作至今沒有被認真、系統地研究過，有的甚至從未引起注意。受到普遍關注的不外乎那么一些屈指可數的熱門書。所以，這一方面的工作還大有可為。

其次，與譯介工作密切相關，西方美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也遠非無事可作。斷代史研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上面所提到的缺少譯介的時期和學派都值得專門研究并寫出斷代史或學派史。尤其是，當代特別是近二三十年的西方美學發生了巨大變化，現代的與后現代的美學共生共榮，它們都值得我們予以更多的關注和更及時、深入的研究。

再次，西方美學的范疇與范疇史研究需要大力發展。美學范疇作為各種審美現象的本質、關系的規律性表達和邏輯概括，是美學思想和觀念的理論形態。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美學范疇史研究是對一般西方美學史研究在理論和邏輯上的提升，又是對西方美學史研究的推進和深化。我國對西方美學范疇的專題研究雖有一些論著，但還不夠系統和深入，至于范疇史的研究更顯得薄弱，需要我們花大力氣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第四，西方美學史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審美意識和審美文化史層次來進行，即可以把特定時代以理論形態呈現的美學思想，與那個時代以具體審美意識、觀念、趣味、風尚、藝術創作等體現的審美實踐活動和原生態的審美文化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使美學理論與審美實踐緊密結合，相互闡發而相得益彰。

第五，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美學思想還應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我國，對馬克思《巴黎手稿》的研究固然已取得可喜成果，但是，馬克思美學思想在西方美學史上有劃時代的貢獻，我們現有的研究還僅是初步的。馬克思的美學思想不僅屬于19世紀，還屬于20世紀和21世紀，其中許多重要觀點、見解、思想極富現代性和超前性，現代西方不少美學大家的思想都曾從馬克思那里受益或得到啟示。我們不應拘泥于對《巴黎手稿》進行逐字逐句的詮釋或注經式的讀解，而應以現代眼光從現代性和馬克思的歷史性超越入手，從德國古典美學向現代美學轉型的歷史脈絡上，從馬克思對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美學流派的巨大影響中，進一步系統、深入地研究馬克思的美學思想。這不僅對整個西方美學尤其是當代西方美學的研究大有裨益，也有助于當代中國美學的理論創新和建設。

最后，西方美學研究最好能在與中國美學研究相互比較、參照的背景和學術視野中進行，這對中國美學和西方美學的研究都大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