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社會主義實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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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去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以前，我還是信仰著“一國勝利論”的，但是，現在我離開了這個理論。放棄了自己堅信了十幾年的理論，對我來說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其間并不象彈煙灰那么容易。現在看來，即使在我堅信“一國勝利論”的那段時間，也并不是沒有絲毫保留的。這個保留點就是有關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方面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深入考察，后來成為我離開“一國勝利論”的起點。

分工是產生商品經濟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爾的語詞來說，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經濟存在的內在的“根據”。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就是：

“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見《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37頁}。

“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見《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6頁}。

“分工從最初起就包含著勞動條件、勞動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著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各個私有者之間的劈分，從而也包含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種不同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3頁}。

東方的社會主義者們，在自己的實踐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認商品經濟存在的必要性。雖然我們把他冠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但是，名稱可以隨便取，產生商品經濟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由這種結構所帶來的社會矛盾是改變不了的。社會的經濟結構決定了社會的本性，因此，我們首先要做就是暫時拋開其他的外在的作用于社會本性的因素，直接去考察這種社會的本性即經濟結構本身。這個正如馬克思所說的：

“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

我們也將按照費爾巴哈說的那樣：

“科學是對類的意識。在生活中，我們跟個體打交道，而在科學中，我們是跟類打交道的。但是，只有將自己的類、自己的本性當作對象來對待的生物，才能夠把別的事物或實體各按其本質特性作為對象”。{《基督教的本質》第29頁（商務印書館）}。

我們知道，東方社會在他開始宣布進行社會主義實踐的時候，總的說來，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仍然是以個人勞動力為主要生產力的小生產，小農業是這個社會最主要的經濟基礎，舊式的社會分工仍然是這個社會的人們進行他們的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的基本形式。正如保爾.拉發格所闡述的那樣，小生產使社會生產必然帶有個人主義性質{參見保爾.拉發格《財產及其起源》}。而社會分工（沒有特別說明，我們總是指的是舊式分工），我們可以看看恩格斯的闡述：

“現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觀念：無須從根本上變革舊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無須廢除舊的分工，社會就可以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狀況和個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決了。而與此同時整批的人卻依舊為生產某一種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舊被要求就業于一個生產部門，而人類卻依舊和從前一樣，分成一定數目的不同的畸形發展的“經濟變種”，就像現在的“推小車者”和“建筑師”一樣。社會應該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同時讓每一個人依舊做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奴隸，而僅僅有選擇哪一種生產資料的權利。同樣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樣把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看作“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燒酒釀造業和甜菜制糖業這兩個具有普魯士特有的結合方式的部門中發現一點小小的緩和劑；他怎樣使工業在全國的分布取決于將來的某些發現以及取決于生產直接靠近原料開采的必要性——這些原料，現在已被用于離開原產地越來越遠的地方了！——他在結束時又怎樣力圖用下面的保證來給自己留下退路：社會的需要終究要使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即使這違反經濟上的考慮，就是說，似乎這樣做會造成經濟上的犧牲”！{《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36頁}。

“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于`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他從事于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并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狡詐和欺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21頁}。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范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32頁}

“誠然，對于杜林先生那種從有教養的階級那里繼承來的思維方式來說，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總有一天會不再有職業的推小車者和職業的建筑師，曾經在半小時內作為建筑師發號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時間的小車，直到再需要他作為建筑師活動時為止。好一個把職業的推小車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會主義”！{《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40頁}

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在上面論述了分工帶來的必然的社會后果，同時指出杜林的：“無須從根本上變革舊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無須廢除舊的分工，社會就可以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狀況和個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決了”這種觀點是幼稚的觀念；同時還諷刺杜林的這種社會主義是“好一個把職業的推小車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會主義”！并且，他在論述中還非常明確、非常直接地指出：

1、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2、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

很顯然，在舊的社會分工還存在的情況下，所謂全社會（全民）可以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可見，正因為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直到他們滅亡為止都沒有能夠消滅舊的社會分工，所以他們就沒有能夠真正實現全民所有制。這不僅是個一般的理論問題，而且還是個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石的問題，是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問題。正如我在自己的那篇短文說的那樣：“這種舊式分工還存在一天，人民就不可能掌握全社會。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的所謂全民所有制不過是空想和不真實的存在。所謂全民占有在邏輯上就是全民都不占有，因而在現實中就是以消滅分工為前提才能實現的經濟體制，這才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除此之外，如果深入進行考察，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所宣傳的“按勞分配”的實現也是要以消滅分工為前提的。按勞分配實現的基礎就是要把不同質的勞動轉化為同質的勞動。正如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一樣，絕對孤立的事物是沒有的，事物總是處在各種各樣的聯系之中的，而聯系本身從邏輯上反映出來就是個別與同一的統一，就是特殊，事物總是以各自特殊的方式彼此發生聯系的。既然我們否認這個世界上有絕對孤立的事物存在，那么反映到邏輯上就是必然要承認絕對的同一是不存在的，同一本身就是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形式就是運動，事物總是在運動中保持同一的。拿勞動來說，一方面，各種特殊勞動是不同質的勞動，他們有著不同的衡量勞動的特殊標準，簡單勞動的一小時不可能等于復雜勞動的一小時；另一方面，不同的特殊勞動又都是人類勞動，他們之間必然存在著同一的東西，因此，他們就應該能夠相互比較。資本主義是怎樣實現不同質的勞動轉化為同質的勞動的呢？是通過商品交換實現的。我們先來簡單的考察一下這個轉化過程的運動形式，當由于競爭使某個復雜勞動的價格低于簡單勞動的價格時，就會有很多勞動力脫離這個復雜勞動部門涌向簡單勞動部門，直到這個復雜勞動部門由于勞動力的減少，競爭減弱，價格又回升到自己的價值以上為止。商品交換的這個運動過程告訴了我們一點，那就是，不同質的勞動的轉化是在社會過程背后實現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轉化的實現是以競爭引起的往復波動為其實現形式的。那么，能否直接實現不同勞動的轉化呢？回答是不能！盲目的競爭是可以消滅的，但是，不同質的勞動的直接轉化是不可能實現的。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他實現不同勞動的轉化必然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來解決這個問題的，但是，當我們拋開私有制這個特殊的規定性，因而拋開這個特殊的規定性引起的事物之間特殊的聯系方式的時候，我們還剩下什么呢？還剩下運動！是怎樣的運動呢？是勞動者在不同勞動部門之間的“自由”運動，這就是消滅分工的運動。因此，如果社會主義不能在物質生產領域內消滅分工，他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按勞分配。當然，消滅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的，這個我們下面就會涉及到。

應該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南斯拉夫關于自治的理論中有關這方面的探索。曾經作為中南兩黨恢復關系后常駐南斯拉夫的記者，在南斯拉夫生活了近兩年的中國人迎秀在他寫的一本書中介紹說：“約萬諾夫又接著說自治的基礎是什么？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他強調說，‘社會所有制不是國家所有、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而是全社會所有。它意味著，使用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的人有權管理生產資料，創造總收入的人有權分配總收入”。（《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第76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82版）

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不可能沒有分工，因此，所謂消滅分工的意思就是指個人能夠而且必須能夠在社會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進行流動，分工不是固定化的。而這種固定化的分工與私有制就是一個意思。在這種舊式分工還存在的社會里，階級和剝削就是這個社會基礎必然的產物，而要達到消滅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的：

“同樣，消滅舊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犧牲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的一種要求。相反，它已經被大工業變為生產本身的條件。‘機器生產不需要象工場手工業那樣，使同一些工人始終從事同一些職能，從而把按不同機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況固定下來。由于工廠的全部運動不是從工人出發，而是從機器出發，因此不斷更換人員也不會使勞動過程中斷……最后，年輕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機器，因此也就沒有必要把一種特殊工人專門培養成機器工人。’但是，資本主義的應用機器的方式不得不繼續實行舊的分工及其僵化的專門化，雖然這些在技術上已經成為多余的了，于是機器本身就起來反對這種時代錯誤。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于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調動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于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于后備狀態的、隨時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馬克思《資本論》）”。{《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34頁}。

可見，大工業即機器大生產是消滅分工的經濟條件，而恩格斯說的：

“現在，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誠的愿望了。在生產力發展的當前情況下，只要有隨著生產力的社會化這個事實本身而出現的生產的提高，只要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障礙和破壞、產品和生產資料的浪費，就足以在普遍參加勞動的情況下使勞動時間減少到從現在的觀念看來非常少的程度。”。{《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33頁}。

即是說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消滅分工的政治條件，而這個政治任務的提出正是人類經濟條件發展到一定歷史水平才有可能提出的歷史任務。只有在大工業成為一個社會主要的經濟基礎，無產階級成為社會最基礎的、具有決定性經濟意義的勞動階級的時候，這個歷史任務才會變成這個社會迫切的政治任務交由無產階級來執行。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才指出：

“現代社會主義力圖實現的變革，簡言之就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以及通過消滅一切階級差別來建立新的社會組織。為此不但需要有能實現這個變革的無產階級，而且還需要有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野蠻人和半野蠻人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個民族都經歷了這種狀態。我們決不會想到要重新恢復這種狀態，至少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這種狀態中必然要產生階級差別。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為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可以持續下去，并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或甚至倒退。但是生產力只有在資產階級手中才達到了這樣的發展程度。可見，就是從這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正如無產階級本身一樣，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因此，誰竟然斷言在一個雖然沒有無產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里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那就只不過證明，他還需要學一學關于社會主義的初步知識。”{《流亡者文獻----論俄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16頁}。

綜上所述，由于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最終并沒有實現消滅分工，因而他就還沒有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我們可以說我們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相信能夠通過實踐、通過一定的時間最終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但是，現實社會的性質并不是以人們的計劃和頭腦中的想法為依據的；也不是以未來的、尚未實現的社會生產方式為依據的。現實社會的性質是由現實存在的社會的生產方式為依據的，現實的社會經濟結構決定著現實社會的性質。

上述那種分工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各自社會位置的直接體現，不管英雄人物的計劃多么宏大，確保現有社會的生存總是最基本、最現實的任務。為了創造新的歷史，首先就必須保證現有的社會的生存，而為了保證現有社會的生存，人們就不可能不進行社會生產。毋庸質疑，人們不可能從想象的、理論的、一般的基礎開始他們的社會生產，人們必須而且只有可能從現實的基礎上開始他們的生產活動,這種生產從一開始就不是一般的生產或者生產的一般，這種生產從一開始就是被現實的歷史條件所規定的、在十分確定的現實基礎之上所進行的生產。“人們怎樣脫離動物界，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恩格斯語），于是，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就只能在舊式分工的形式上開始了他們的歷史活動。正因為這樣，私有制和剝削就仍然是這個社會必然的產物。剝削并不是單純的道德范疇，剝削歸根結底是一個現實的經濟范疇。這種現實的經濟關系不管人們是否承認，他總是特定社會經濟結構新陳代謝的必然產物。借口有一個長遠的關于消滅剝削的計劃和制造一些法律方面的相關條文，從而根據這些東西否認現實社會的階級和剝削關系的存在是非常荒誕的。以舊式分工為生產的基本形式的社會，本身就是依靠剝削才能保持其社會生存的社會，本身就是建筑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這種性質不會由于這個社會的領導人的道德因素或者法律方面的規定而發生改變，也不會因為人們知道了某種關于消滅剝削的理論而發生改變。

上面我們談了一些對過去社會性質的認識，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那東方過去和現存所有曾經宣布自己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無一例外的都沒有真正的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制度。蘇聯的社會主義者們在他們的國度里曾經建立起以機器生產為主的工業社會，由此我們似乎有理由說那里已經是社會主義了,但是，情況并非如此。我們看到的這個社會,他既沒有實現象社會主義社會那樣的消滅了舊式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社會聯系，也沒有實現象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單純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聯系。政治經濟學中的價值，本質上不就是指個人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社會力量的結晶嗎？不就是意味著由于個人之間盲目地相互作用，從而個人不能控制他們之間進行社會交往時所產生的社會關系嗎？這種社會關系不是體現為個人的力量，盡管他是社會個人進行活動的結果。他體現為與個人對立的私有制的力量，按照哲學家們的話說就是體現為人類個體與其“類”的對立、人類的異化等等。而個人就始終活動在他們的個人利益與普遍利益普遍分離的界限之中（關于這一點大家可以參閱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但是，這種普遍的相互作用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就演變成為現代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在不知不覺中卻作用出一種與以往全部私有制根本對立的、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會背景。這種全新的社會背景預示著使以往個人成為某種特殊門類、變成某種狹隘經濟變種的經濟活動方式已經開始失去他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將是流動的、不會使人們被特殊勞動條件規定為特殊勞動者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而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達到上述這種新社會的物質條件。正是資本主義制度才把私有制內在的矛盾推向了頂端，從而產生出揚棄全部形式私有制的歷史根據，從而才使得私有制的全部發展過程得到揚棄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隨著資本主義的摧毀，私有制的漸進的量變過程被質變所中斷，一個新的社會物種就此誕生了。這正如黑格爾所形容的那樣：“猶如在母親長期懷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過去僅僅是逐漸增長的那種漸變性打斷——一個質的飛躍——從而生出一個小孩來那樣……，可是這種逐漸的、并未改變整個面貌的頹毀敗壞，突然為日出所中斷，升起的太陽就如閃電般一下子建立了新世界的形相”。{《精神現象學序言》第7頁（商務印書館）}。

由此看來，任何力圖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或者階級如果不能在革命勝利后立即建立起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不能立即使得消滅了舊式分工的生產的社會形式成為社會基本的、主要的生產形式；如果不能使這種暫新的生產方式所帶來的經濟力量成為社會全部或者至少成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經濟力量的話，那么所謂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無疑就仍然是一種幻想，一種用現代詞句掩蓋了的幻想，因為一切被消滅了的舊東西很快就會死灰復燃。人類盡管在他們的幼年時期多么象低等動物，盡管他們那時身上還到處顯露出低等動物的痕跡，但是，他們畢竟有著與低等動物完全不同的“生產方式”。人類的生產方式盡管在開始的時候似乎顯得比動物高明得不到那里去，但是，他畢竟與動物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我們只看見量的區別而忽略了質的區別，如果只注意到事物發展過程的連續性而沒有看見事物發展過程的間斷性，那么我們就完全違背了客觀事實，違背了客觀辯證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人們的個人生活與他們的社會生活對立起來，從而作用出經濟學中的價值范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則把人們的個人生活與他們社會社會生活統一起來。在這種社會里，價值范疇是不存在的。可見，所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是多么滑稽可笑！這種理論無非是舊式分工還頑固存在的反映，無非是如同恩格斯所說的那樣：

“在以自發的社會內部分工作為生產的基本形式的地方，這種分工就使產品帶有商品形式，……”（《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09頁）。

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導致對過去社會性質錯誤認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很多人不是從現存社會的經濟結構，不是從現存社會的經濟學中去尋找判斷現存社會性質的依據，他們往往是從現存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某些東西，是從現存社會的哲學中，從現存社會的某些社會領導人的計劃和理想中去尋找判斷現存社會性質的依據。這些做法不管動機如何正直和善良，但是卻仍然沒有超出唯心主義的歷史觀。

說到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補課論”批判》中引用的列寧的那兩段話：

“（1）你們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但是誰也說不清楚這種一定的文明水平究竟是怎樣的，因為這在各個國家的具體歷史發展情況中是不同的，即使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

（2）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

對于列寧的這兩句話所在的原文我沒有看到過，因此，為了避免偏頗，我只想單獨對這兩句話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句話其實上面我已經做出了回答，就這句話而言，顯然是偷換概念了，這里是用事物量變的概念偷換了事物質變的概念。每個國家和每個民族文明的發展水平的確不一樣，這一點不是自資本主義產生以后才有的現象，人類社會的一切時代都有這個現象存在，但是，我們是不是由此就得出結論說建立社會主義沒有某種客觀的標準呢？完全不是！機器大生產就是建立社會主義文明的質的標準。原因很簡單，只有機器大生產才有可能短時間內創造巨大的物質財富，并把人類生產自己生存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降到非常低的地步，以至于人們能夠獲得比較充足的時間去從事精神方面的發展，從而為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裂創造了條件。此外，機器大生產把一切原來復雜的勞動都變成了一些簡單的操作，變成了簡單勞動。最后，機器大生產本身只有建立在個人之間密切協作的基礎上才能夠正常進行，個人能力的自然差別在這里不具有、并且越來越不具有經濟意義，只有協作本身才具有經濟意義。這樣，社會個人之間的協作就變得牢固不可摧滅了，反映在生產關系上，平等互助才不再是體現為外在的、偶然的、自發的因素，而體現為內在的、必然的、自覺的因素。而機器，不論是過去較為簡陋的機器還是現代高度發達的機器，它們在基本性質上都具有上述經濟特征。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才會不遺余力的去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恩格斯才會說我們不能等到資本的戰車把最后一個小生產者碾碎，才去組織他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如果沒有這種性質的生產力出現或者這種性質的生產力還沒有成為一個社會的主要的經濟力量，那么，所謂的建立社會主義當然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恩格斯為什么會說“可見，就是從這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正如無產階級本身一樣，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因此，誰竟然斷言在一個雖然沒有無產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里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那就只不過證明，他還需要學一學關于社會主義的初步知識。”{《流亡者文獻----論俄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16頁}。

我們可以推動一個社會從生長到滅亡進程，從而加速歷史的進程，但是，我們卻不可能憑空創造出一個新社會來。可見，問題不是來自于人們不能理解上述結論，問題來自于人們的幻想，而《“補課論”批判》中援引列寧那第二句話就正是體現了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這第二句話：“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

利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追上別國人民的前提是可能的，利用這種前提追趕上別國人民也是可能的，但是，“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卻是不可能的。所以，這里的問題不是在于能否追上別國人民，問題在于建立的是否真正就是社會主義？如果暫時不是社會主義，那么我們的黨能否保持不變質？能否保證在以后條件具備后就立即無可爭議的率領人民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知道，至從原始社會末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出現社會大分工后，人類就進入了階級社會。而階級的產生，剝削階級的形成雖然伴隨著程度不一的暴力行為，但是，私有制和階級出現的根本原因畢竟不是暴力而是人類經濟發展出現了社會大分工的結果。進入階級社會成為代表剝削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人開始總是以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者的腳色出現在歷史中的，只是后來進入了階級社會以后，這些原來的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才變成了掠奪社會財富的手段，而這種掠奪并不總是在明火執仗、不加遮掩、直截了當的情況下進行的。這種掠奪從一開始時候就與階級社會以后的各個歷史階段一樣，他們總是伴隨著社會生產的組織職能一起進行的，這就使得這種掠奪具有了迷惑性的外表，從而在歷史上，不僅剝削者把這種剝削行為看作是組織社會生產的一般職能，看作是必要的、永恒的一般性范疇，同時甚至被剝削者在一定歷史階段上也會同樣認為這種行為是必要、永恒的。剝削者這樣宣傳我們大概不難理解，但是，為什么在特定歷史階段上被剝削者也這樣認為呢？原因就在于，當人類的歷史發展還沒有發展出可以消滅分工的生產力的時候，分工就仍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任何個人，不論是剝削者還是被剝削者，也不論是英雄還是平民都不可能通過法律來簡單的取消這種分工，而“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正是因為分工還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階級就依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我們就發現，既然人們無法消滅以分工為生產的基本形式的社會生產方式，那么，他們就同樣無法消滅階級。再言之，既然原來的被剝削階級取得統治權后也只能按照原來社會的樣子組織社會生產，那么，他們就不可能提出與工人階級一樣的歷史任務。他們充其量也不過只能是在對舊社會進行著程度不同的改良，充其量不過只能是在行將復活的剝削中總結了過去社會的歷史教訓、從而使現在社會剝削的程度暫時有所緩和而已。

除此之外，自從階級社會誕生以來，我們什么時候發現過哪個剝削階級會自覺的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為的是去實現人類的平等幸福呢？我們又什么時候發現過哪個剝削階級會按照鄧小平先生說的那樣：先富裕起來的人帶動還沒有富裕起來人實現共同富裕呢？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某個階級的個別人可能會因為某些特殊的原因逃逸出這個階級以外，但是，我們考察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雖然社會的的確確是由不同的個人所組成的。我們的考察總是以這些有血有肉的個人之間的社會交往為前提的，我們考察的是他們因為不同的經濟聯系所形成的不同的經濟群體，我們不是考察他們的自然人格而是考察他們的經濟人格，用哲學家們的話說就是考察他們的社會學意義上的“類存在”。個人逃逸出原先自己所屬的階級的事情在歷史常有發生，但是，只要產生特定階級的特定的生產方式還存在著，這個階級就不會滅亡，這個階級存在的歷史根據沒有消失，這個階級就不會消失。

由此可見，正如我上面說的那樣，任何力圖建立社會主義的人們，如果在取得了政權以后，不立即全部中斷或者主要中斷私有制的生產方式，不立即全部建立起或者至少主要建立起消滅了舊式分工的生產方式，而是天真的以為取得了政權后，造成某種前提逐步去積累必要的物質條件，待到條件成熟后再就可以建立社會主義了，那么，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斷言這種建立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不可能行得通的！顯然，從舊的生產方式中一方面發展著創造新生產方式的物質條件，積累著新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也發展著剝削，積累著剝削階級的既得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夠指望這個階級能夠自己革自己的命，自覺地帶領人民去實現共產主義嗎？

好吧，讓我們現在再退一步吧，讓我們姑且承認這種建立社會主義的觀點是正確的吧！既然如此，那么我們由此就必然得出如下的結論：首先，我們按照這個觀點的邏輯，我們就不難得出分工的規律并不就一定是階級劃分的基礎這個結論——這樣說來倒是恩格斯錯了；其次我們又可以得出分工和私有制并不是一個同義語，講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的結論——這樣看來馬克思也錯了；然后，我們還可以說，在這種舊的生產方式中活動的人們并不必然分裂成為階級，或者即使分裂成為階級也并不必然會有剝削，再或者即使有剝削，這些人也可能不會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哪怕暫時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后來也可能會自覺的放棄這些既得利益去帶領人民實現共產主義。既然如此，那么，鄧小平先生說先富起來的人帶動沒有富裕起來的人實現共同富裕又何嘗不是正確的呢？又既然如此，那種認為共產黨可以不受任何利益的影響而去代表所謂一切階級的普遍利益的說法又何嘗不無道理呢？

由此可見，上述那種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基礎是根本對立的，他決不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了庸俗化，是一種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掩蓋著的造神論。因為只有神才能夠不受人間物質生活方式的影響，既不會受人間物質利益的影響同時又擁有絕對的權威來支配任何人。可見，在這種理論中完全包涵了現在的被認為是庸俗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者修正主義理論，換句話說就是現在的庸俗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者修正主義理論其實早就作為一種必然的推論存在于前一種理論之中了，就象革命性的推論早就存在于黑格爾的理論中一樣。盡管創造這些理論的人也許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也許還激烈的反對過這些推論，但是，這畢竟是存在著的事實，他們畢竟在理論方法上，在邏輯上是一致的也許我們有的人會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來達到的目標。這樣理解是不正確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其他階級的專政一樣，本質上就是一種專制，只不過，這種專制到了無產階級手里，因這個階級肩負著消滅一切階級差別、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任務，所以，專制只有在這個階級手里才是通向人類自由的必要的手段，由此我們才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就是自由本身。而要實現這一點不僅需要有大工業的產物——無產階級，而且還需要無產階級能夠真正的把無產階級專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消滅舊式的分工，無產階級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權，從而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武器。在舊式分工還是主要生產形式的社會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仍然還是社會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專政。由此可見，在這種情況下（指能夠消滅分工的生產力還沒有歷史的出現或者還沒有成為社會主要的經濟力量的情況下），我們愈是想去消滅剝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就愈不能依靠經濟力量，因為那就會象恩格斯說的那樣：“野蠻人和半野蠻人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個民族都經歷了這種狀態。我們決不會想到要重新恢復這種狀態，至少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這種狀態中必然要產生階級差別”，這樣，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就愈是只能依賴于政治，就愈是只能在政治領域內搞些消滅分工從而從形式上消滅階級的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事物存在的基礎、根據、內因并沒有發生改變，發生改變的只是舊的社會軀體存在的外部條件，簡單的說就是舊的社會物種還沒有進化為新的社會物種。既然改變的只是舊的社會軀體存在的外部條件，那么當這個外部條件撤消后，社會恢復到他的本性，一切舊的東西死灰復燃就不足為怪了。那么，這個外部條件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們的東方社會主義者們的實踐，就是指這種實踐沒有改變舊社會的生產方式，從而沒有改變舊社會存在的內在根據。舊社會存在的根據沒有消失，舊社會的存在就仍然具有現實性和必然性。既然舊社會本身并沒有在他的發展中提出消滅階級差別的歷史任務，那么，這個任務顯然就只能是由外部提出來的，顯然是由我們的社會主義者提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實現我們的社會理想，我們就必然需要我們造就的這種外部環境要象自然環境那樣具有強大的必然性，雖然這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于是，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就仍然需要超人身的強制，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的人支配人的權威。由此我們發現：專制、人身依附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這個社會制度的本性之中。不錯，東方的很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聲稱自己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怎樣來確立社會主義呢？在現實生活中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在思想中確立社會主義信仰完全是兩回事。東方社會的生產力總的來說那時還沒有發展到能夠消滅分工這一步，既然這樣，社會生產就仍然只能以舊的方式來進行，所改變的就只能是分配方式。那么，我再來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說的吧：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杜林的經濟學歸結為這樣一個命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很好，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很壞，一定要消失。現在我們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會”不過是這一命題在幻想中的實現。事實表明：杜林先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就其本身來說）幾乎沒有提出任何指責，他要保持舊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對他的經濟公社內部的生產，也差不多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37頁）。

緊接下來恩格斯通過舉例來詳細的分析杜林的經濟公社，最后得出結論說：要么公社忘記生產積累而要求社員去進行私人的積累，那么這就會導致經濟公社的崩潰；要么就由公社來進行生產積累，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就直接地公開地“按純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付給社員以低于社員所生產的物品的價值，而社員只能從公社買得的那些商品卻要按照全部價值來計算…….所以經濟公社要能獲得后備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廣闊的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高貴的”實物工資制”。（《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40~341頁）。

這段話的前面一部分很好理解，后面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任何一個社會為了擴大再生產就必須進行生產積累，這是一個一般的規律。但是，生產積累的方式在不同的社會形態是不一樣的。在機器大生產還沒有成為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和舊式分工還是主要生產形式的社會里，整個社會成員是不可能也沒有這個能力去了解社會的整個生產過程的，他們是不可能真正的掌握得了整個的社會財富的。雖然一般的說生產關系的變革有時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這仍然是要以創造新社會生產關系的物質基礎基本具備為前提的。只有這種物質基礎已經基本具備，舊的生產關系才會喪失其存在的歷史根據，新的生產關系才具備了實現的現實的必然性，也只有在這個時候，變革生產關系才有可能去促進新的生產力順利持續的發展。可見，在舊的生產方式下進行的這種積累即使是由公社或者國家來進行的也必然帶有私有制的性質，帶有剝削性質，而且這個剝削的方式甚至比現實中的資本主義更純粹、更公開、更直截了當。此外，我們還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之間都彼此默認對方是自己商品的所有者，彼此都默認除了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契約關系之外，不承認有任何特權，任何人都不能從對方手中剝奪對方所具有的東西，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在形式是自由的。而東方的這種社會主義正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樣，因為這種社會存在的內因或者說內部根據并沒有被這種社會主義者們的實踐所改變，因此，為了保證在這種舊形式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的實踐，就必然需要超人身的強制，按照列寧的話說就是需要灌輸和強制。因此，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連形式上自由都不具備，人生依附、家長制就仍然是這個社會典型的特征之一。

除此之外，我們再來從生產過程本身做點考察。我們知道，一個社會要生存就必須要有必要的生存資料，一個社會要發展又必須要有必要的發展資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際上也是人類社會取得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是與整個社會總體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相對立的。社會總體獲得了上述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并不等于社會個人就能獲得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這個社會從整體上說是通過社會成員之間的盲目沖突、通過犧牲一部分社會成員來取得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的。于是，在這個社會中，所謂的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就不會成為人們的出發點，這種出發點對于個人來說太抽象、太不現實了，只有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才是最具體、最現實的出發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總是在這個社會的成員相互沖突背后實現的。而社會主義決不是這樣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個人與社會的生存和發展不是象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是對立統一的而是直接統一的。個人主義性質的生產是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存在沖突的根源，因此，為了消滅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就必須使個體利益的存在成為不必要的事情；為了使個體利益成為不必要的事情，就必須使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直接統一起來；為了使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直接統一起來，就必須使人們能夠直接支配整個社會生產過程，能夠自由地在各種生產部門中從事勞動；為了能夠實現人們可以自由地在各種生產部門中從事勞動，就必須消滅舊式的社會分工，而要達到這一點又是以機器大生產成為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為前提的。這樣，我們就發現，由于機器大生產并沒有成為東方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那么，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就不可能消滅舊的社會分工。這種固定的社會分工不消滅，那么，按照勞動復雜性的不同來分配社會產品就成為必然的了，這樣，等級制度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這個社會的本性之中。由此可見，特權、官僚、超人身強制、人身依附和等級制就仍然還是這種社會必然的產物和不可治育的頑癥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過去被東方社會主義者稱之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其實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并且，由于這種實踐是從舊的、不具備消滅舊式分工的物質條件下開始，那么，在這種實踐中就必然產生階級，從而必然形成為剝削階級服務的統治階級，而這個統治階級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

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21頁}。

這些人即使在生產力發展到能夠消滅分工、能夠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水平時，他們也決不會帶領人民去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他們只會象歷史中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一樣，毫不猶豫的去保護他們業已形成的既得利益。可見，我們從這里們就會明白為什么會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我們現在不要以為簡單的說一句“極左思想”就認為明白了過去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為什么要不斷革命呢？因為階級在不斷的再生產出來；為什么階級會不斷的再生產出來呢？因為那個社會的基礎仍然是舊社會的基礎。也許那個時代的階級分化并沒有象中國現在這樣明顯，也許那個時代對階級分化估計得過于嚴重，但是，現在中國的這種情況不正是從過去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嗎？從過去那個社會的內因或者基礎上看，對階級分化的估計難道不正是他的睿智之處嗎？我們可以深信對中國社會的本性是有深刻了解的。我們大概都熟悉同志在談到時的那段話吧！大意是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打倒這件事贊成的人多反對的人少，這件事反對的人多贊成的人少。我們應該好好的思考這段話，要知道那時有多少人在支持呵！有多少紅衛兵呵！又有多少人的的確確是出自真心地在閱讀的著作呵！為什么在這種形勢下，還會說這種話呢？難道他認為人民大都是裝模作樣、虛情假義嗎？完全不是這樣！

原因在于，在舊的分工還頑固存在的社會里，階級就根本不可能消滅，而在這種社會中，說是人民掌權，其實人民根本就掌握不了社會的實際權力，權力仍然是由外部賦予的，人民能否得到權力，完全不取決于人民，取決外部環境的性質。實際掌權的仍然是執政的那個集團，這個集團可以利用這種權力非常自然的、在組織社會生產的口號下去積累起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這個集團不背離社會主義實踐原則是偶然的，背離社會主義實踐原則才是必然的。雖然這個集團中的某些人可能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但是，決定這個集團性質的不是這些個人，而是這個集團在舊的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個人的屬性（指社會屬性）就最終必然會與這個集團的屬性發生沖突。這種沖突的結果在上述物質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般來說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個人逃逸出這個集團；一種是這個集團同化了這些個人。而選擇了第三種，即，既處身于這個集團中又想改造這個集團。這樣一來，我們就發現他根本不能在這個集團內獲得真正的力量，于是他只能求助于這個集團以外，求助于他認為的人民。但是，人民，由于社會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消滅分工這一步，社會還沒有把他們的人民鍛造成真正的無產階級，同時社會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以機器大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社會，人民還不具備掌握整個社會的生產過程的現實的可能性，所以，人民，從整體上說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本意。人民能夠把理解為消滅官僚主義的運動就算不錯了，誰又能知道這是對舊的生產方式的內在的本性所作的政治抗爭呢？

我們有理由認為是深知那時中國社會的本性的，我們也同樣有理由認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這種實踐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則，他就不會說他死后會被人打得粉碎的，連馬克思列寧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之類的話了。

我們在分析歷史時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抽象的去理解人民，甚至把人民等同于無產階級，把近代一切被壓迫階級的革命等同于無產階級的革命。王明在紅軍時期就是犯的這種錯誤，他把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后的一些經濟活動方式應用于了當時根據地的農民身上，結果他就脫離了群眾。而的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政策卻是正對于農民階級的，正是這些政策贏得了農民，從而就贏得了革命。解放之后，中國雖然相對于解放前而言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但是，機器大生產畢竟還是沒有成為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舊的分工畢竟還是無法消滅，社會畢竟還是一個小農的社會，那么，我們知道，在個人自然的勞動力還是主要的生產力的時候，這種生產方式的本性就必然帶有個人主義性質，就必然傾向于私有制。這種小生產方式的本性不是通過教育就能夠改變的，能夠改變他的只有經濟發展本身的力量。所以，只要這種小生產方式沒有過時，沒有基本滅亡，那么，農民階級，雖然其中有些個別人會因為某些偶然的外部原因逃逸于這個群體以外，但是作為這個群體的整體、這個階級本身是不會超出他自身的歷史眼界而去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個階級更是不可能在他們的生產方式還是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的時候去真正從本性上發生改變的。不要以為這個階級有時答應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認為他們就超出了他們的歷史眼界，這個階級只要他的生產方式還是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只要他的生產方式還沒有基本過時，他就不可能真正想去走社會主義。造成他們暫時接受社會主義觀念的不是別的，只是他們對未來社會的小農式的幻想；只是由于某些不利的外部環境，比如外族侵略、戰爭、巨大的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等等，由于這些外部因素使得他們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到了破壞性的災難時，他們才會偏向于工人階級，偏向于社會主義一邊。在這種情況下，什么理論來指導人們克服外部災害、這個理論是否符合某種原則都是無關緊要的，關鍵是有效，關鍵是能夠克服災難并符合他們的社會生活經驗。而一旦這個外部環境變得緩和下來，這個階級的本性就顯露出來了。要使這個階級徹底的走上社會主義，就必須使這個階級群體中的上述逃逸現象變成經常的和巨大的，而這是要以他們的生產方式成為過時的，不再成為主要的經濟力量為前提的。因此，東方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與其說是修正主義者掌握了政權造成的，還不如說是這個社會人民自己造成的，還不如說是人民身上那些遠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舊的生產關系的產物造成的。

我們說人民創造歷史，但是人民不是抽象的、一般化的、理論化的人民，人民從一開始就是指歷史中具體的個人，這些個人不是以一般的人或者人的一般進入歷史的，這些個人從一開始就是以部落成員、奴隸和奴隸主、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等等非常具體的身份進入歷史的，這些具體的身份體現著他們之間不同的經濟聯系，規定著他們的是一些完全不同歷史條件，這些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決定了他們彼此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眼界。人民如此，階級斗爭也是如此，抽象的、一般的階級斗爭是沒有的，階級斗爭從一開始就是指奴隸與奴隸主、農奴與地主、工人與資本家等等具體階級的斗爭。誠然我們可以把這些斗爭都統稱為階級斗爭，但是，他們在內容上畢竟完全不同，他們之間的經濟聯系畢竟不一樣，他們所要解決的歷史任務也完全不同。把一切階級的斗爭統稱為階級斗爭，從而把一切近代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都理解為社會主義革命是非常荒謬的在舊式分工還不能基本消除的情況下，所謂靠無產階級專政去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這種方法行得通，我們就必然會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制度其實從古代就可以開始著手建立了，在古代被壓迫人民起義奪取政權的時候就可以開始確立了。那時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原因不是因為物質條件不具備，而是因為那時沒有馬克思主義，他們也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假如那時他們知道了這些，他們也有可能能夠利用無產階級專政來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種觀點雖然并沒有在那時東方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寫出來，但是他確確實實是那種理論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結果，這種理論實質上仍然是一種英雄創造歷史論或者精英創造歷史論。究其原因，我們發現，這種理論實際上不是依據事物內在的有機結構去考察和認識事物，不是通過分析一個事物內在的有機結構去認識事物即定的內在矛盾，從而發現事物建立必然性的內部根據，而是恰恰相反，從事物存在的外部環境中去認定事物的性質，把事物的必然性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外因上面，這樣就很自然的得出結論說政權在誰手里決定了社會的性質。這種結論似乎很符合于人的生活經驗，但是，這種結論卻是不正確的。雖然社會變革和進化總是體現在政權的更迭上，但是政權更迭并不一定都能改變一個社會的性質，社會的性質歸根結底是由生產力的狀況來來決定的，社會性質的變化是因為生產力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從而改變了社會的經濟結構而引起的。經濟結構變了，新的分工形式出現了，人和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也就變了，于是就出現了代表這種變化了的經濟關系的個人或者黨派來要求確立這種新的經濟關系，當新的經濟結構成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結構時，這些個人和黨派就會要求這種新的經濟關系占統治地位，從而要求確立與之相適應的政權形式。可見，只有在社會具備了產生新的生產方式的物質條件，那些代表著新的生產方式的階級掌握了政權，我們才可以說政權在哪個階級手里決定了社會的性質是怎樣的，而如果產生新的生產方式的物質條件沒有出現，或者只是零星的、還沒有發展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沒有發展成為社會主要的經濟力量，那么政權在哪個階級手里就最終根本不會改變或者決定社會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政權的更迭最終仍然不過是社會財富按照舊的社會方式進行重新分配的過程，而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社會好一些或者壞一些，就只不過是因為不同的階級分配社會財富的標準不一樣，從而使得舊社會的社會矛盾或是表現得緩和一些或是表現得激烈一些罷了。因此，這種情況下的政權更迭歸根結底仍然還是是對舊社會進行了一次改良，從而在新的起點或者說新的歷史發展高度上重新孕育原來那個社會的內在矛盾、重新經歷那個社會的矛盾從潛在到尖銳的發展過程而已。由此可見，不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還是依靠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這些理論的出發點多么好，如果我們不能在奪取政權后立即建立起或者基本建立起消滅了分工的社會生產方式，那么，這些理論最終就只能淪落為空想，雖然我們絲毫不懷疑領導這種實踐的領導人堅定的階級立場，但是，我們仍然會認為這些領導人、這些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在的這個統治階層卻仍然是帶有剝削性質的階層。剝削歸根結底首先是一個經濟現象，剝削是否存在不取決于人們的思想，不取決于人們已經認識到剝削與道德、正義相違背。剝削的存在取決于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取決于由這個生產方式決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只要舊的經濟結構沒有改變，剝削這個階層就必然存在著，而這個階層就依然會如同恩格斯所說的那樣“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這個階層------確切說這個階級，這個階級中的個別人可能會因為某些原因逃逸出這個階級以外，但是，這個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是不會滅亡的。只要舊的分工沒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據，這個階級就沒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據，這就是歷來被壓迫人民起義最終歸于失敗的決定性的原因。他們從根本上說都是被自己打敗的，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改變舊的生產方式，他們仍然只能按照舊的方式去組織社會生產，既然這樣，他們也就只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重復階級產生的社會過程。

談到這里，我們再來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話：

“由此可見，俄國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過了它的繁榮時代，看樣子正在趨于解體。但是也不可否認有可能使這一社會形式轉變為高級形式，只要它能夠保留到這樣做的條件成熟的時候，只要它能夠發展到農民已不再是個別而是集體從事耕作的程度：并且應該使俄國農民不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塊土地所有制的中間階段，而實現這種向高級形式的過渡。然而這種過渡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會發生，即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其中也為他們提供在整個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其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可見，特卡喬夫先生斷言俄國農民雖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歐沒有財產的工人“更接近社會主義”，完全是胡說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東西還能挽救俄國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變成確實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這正是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

……，革命（指特卡喬夫說的俄國只要在三四個地方發動起義，革命就會成功）既然是這樣難以置信的容易，那么為什么俄國沒有很早就實現了革命，為什么人民還沒有獲得解放，為什么俄國還沒有變成模范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簡直是無法理解的”。{《流亡者文獻-----論俄國的社會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625頁~~627頁）。

我請大家仔細的讀一讀恩格斯上面的話，這段話清楚的說明：如果想使俄國的公社所有制這種大土地所有制不被內部成長起來的小私有制的力量所摧毀，從而使俄國農民不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塊土地所有制的中間階段，而實現向社會主義大土地所有制這種高級形式的過渡，這種可能性只有在下述條件下才有可能：

“即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其中也為他們提供在整個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其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

請大家注意！一貫強調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恩格斯為什么在這里沒有說到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說存在著被壓迫人民奪取政權后，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或者說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這種可能性呢？是因為當時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使他沒有看到這一點嗎？完全不是！任何階級，任何個人想達到某個目的總是會力圖去獲得相應的控制權。小到官場做官、商場經商，大到黨派相爭、疆場逐鹿都無不如此。這樣尋常的道理，我們說恩格斯是因為時代條件的限制而沒有想到這些的說法恐怕是難以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因為過去的革命者都不可能奪取政權而只有現代的革命者才能夠奪取政權呢？仍然不是這樣！過去被壓迫者通過起義奪取政權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是可以經常見到的，雖然他們取得政權的時間長短不一，政權控制的范圍也大小不一，但是，他們畢竟還是取得了政權，畢竟還是能夠在特定范圍內實施自己的實踐路線。可見，這種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最后，是否是因為古代的革命者們不知道馬克思主義、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才導致的失敗呢？既然如此，現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已經發現了馬克思主義，已經知道了無產階級專政，那么，他們為什么還要堅持認為要使俄國公社不必解體就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的條件仍然是“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其中也為他們提供在整個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其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呢？原因很簡單，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個別英雄人物或者某些精英集團雖然會對歷史的進程發生很巨大的影響，但是，歷史歸根結底是由人民創造的。而人民并不是理論家眼中的那種典型的人民，人民就是市民社會，就是由一定社會生產方式所決定、被一定經濟條件所規定的、處在特定歷史階段中進行著現實生活的社會成員的整體。這些個人的交互作用形成社會并創造著歷史。在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揚棄剝削制度的程度的時候，不僅剝削者具有剝削的意識，被剝削者也會具有剝削的意識（如果他們能夠做到的話）。這個階段上的人民，不論革命家們把他們描述得多么偉大，他們所要求改變的就仍然只是自己目前的處境，而決不是剝削制度本身。只有大工業的出現，才使得階級存在的現實根據得以消失，才鍛造出一個全新的階級即工人階級去應經濟生活本身的要求而去執行徹底消滅階級制度和徹底消滅產生階級制度的社會基礎的歷史任務因此，那種認為可以通過奪取政權創造某種前提，但是又不能立即建立起新的生產方式而仍然只能是通過舊的生產方式、通過借助于無產階級專政去積累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的想法無疑是空想，這正如恩格斯說的：

“野蠻人和半野蠻人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個民族都經歷了這種狀態。我們決不會想到要重新恢復這種狀態，至少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這種狀態中必然要產生階級差別”。{《流亡者文獻——論俄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16頁}。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的派別的腦海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并不是由于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于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于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成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于`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他從事于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并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狡詐和欺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39頁。

除此之外，我還要再一次請大家研究一下恩格斯上述關于俄國公社的論述。在這段話中恩格斯說要使俄國公社轉變為更高級的社會形式，需要歐洲能夠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其中也為他們提供在整個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其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請注意！恩格斯在這段話中并不是一般的講到幫助或者支援，而是認為歐洲需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并由歐洲的無產階級來實行這種幫助或者支援。為什么恩格斯不認為由俄國的社會主義們奪取政權，然后在蘇維埃政權的控制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按照現在中國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做法去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從而最終完成實現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呢？原因就在于國家資本主義也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好，只要是實行現代的市場經濟，那么他就會象恩格斯說的那樣：

“即使我們排除任何掠奪、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騙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財產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勞動，而且在往后的全部進程中，都只是相等的價值和相等的價值進行交換，那么，在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中也必然要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所壟斷，而另一個構成人口大多數的階級被降低到無產者的地位，出現狂熱生產和商業危機的周期交替，出現整個現在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全部過程都為純經濟原因所說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奪、暴力、國家或者其他的政治干預”。{《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3頁）。

可見，只要你實行現代的市場經濟，只要你還想正常的通過市場經濟來發展經濟，你就必然會與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一樣受到共同的經濟規律的制約，你就必須按照與其他資本主義社會共同的生產方式去組織你的社會生產，只有這樣，你才有可能在經濟交往中獲得收益。而如果你實行的經濟交換方式是現代的市場經濟，卻按照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的原則去組織社會的生產和分配，那么，你這個社會的生產組織不破產，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了，而這個正是現在中國國營企業破產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見，單是經濟發展本身就足以說明那種所謂在社會主義政權的控制下，通過實行市場經濟來發展社會主義說法和做法如果不是出于幻想就必然是出于別有用心。

由此可見，那種以為通過社會主義政權的力量，即使從舊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也能夠實現社會主義的做法，不論從哪種方面說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東方社會主義者們在舊的生產方式下，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努力建立起的集中的、大土地的生產組織，卻正好不幸為后來必然要復活的資產階級準備好了他們進行原始積累的巨大的資本，這些逐步復活的資產階級現在再也用不著象過去西方的資產階級那樣靠血與火去進行原始積累了，他們現在可以非常順利的在發展經濟、組織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和先進的企業管理的堂而皇之的口號下去進行原始積累了。反正人民本來就沒有真正掌握過社會權力；反正人民因為舊的分工的制約也不可能知道整個社會生產過程；整個社會生產過程有沒有問題，社會財富怎么在分配，人民根本不可能知道，整個社會輿論工具全部都被控制在那個統治集團手里，這個統治集團想說什么就是什么，人民只有服從的義務而沒有實際監督的權力，社會財產的去從人民只有干瞪眼的份，卻從來也沒有實際處置的權力。

可見，如果說上面我們是對過去的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的剖析，那么現在，在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紛紛失敗，資本主義紛紛復活的今天，我們只能說，現在的東方工人階級的任務就是堅決地推進相對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市場經濟越是發展，生產的社會分工就越是全球化，東方社會就越是成為世界分工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東西方經濟就越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東方或者某個國家現在根本不再可能單獨實現社會主義了。既然如此，推進建立一個相對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更加有利于工人階級最終把社會推向社會主義社會。這就象恩格斯說的那樣“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以下這些：（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于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于聯合成一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斗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制政府垮臺的那一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的斗爭了。從這一天起，共產黨在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和在資產階級已占有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樣。{《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7頁）}。

除此之外，東方的工人階級完全可以同樣堅決地態度推進一切旨在擴大全球市場范圍（經濟全球化）和消滅經濟國界（經濟共同體）的歷史進程，支持一切旨在把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的工人從經濟方面到政治方面聯系起來的行動。工人沒有祖國，他們受本國的資本家的剝削和受其他國家的資本家的剝削都是一樣的，他們在上述進程中除了失去狹隘的地域性觀念外，不會失去任何東西。工人階級使資本越集中越團結，工人階級就越集中越團結。資產階級內部個體的興滅與工人階級沒有關系，只有資產階級的整體即資產階級本身的興滅與工人階級才有關系。如果我們承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了，那么我們就必須要承認民族性、地域性、和愛國主義已經失去了他們存在的根據。雖然做到這一點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雖然這個歷史過程必然會充滿曲折，但是，既然他們的存在已經喪失了歷史根據，那么，我們從現在起就有必要積極推動這些東西的滅亡，從而有力地推動人類歷史從分散到整體的發展進程。

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失敗了，這種實踐首先是一種嘗試，“這樣一個首次嘗試，是在不盡如人意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也產生了許多缺陷之后，他最終走向滅亡，這并不令人吃驚。失敗的是扭曲的社會主義觀念而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畢竟，資本主義首次在14世紀的意大利幾個北部城邦出現的時候，也被證明是早產的。資本主義首次出現但當時未能生存下來，只是幾個世紀之后，這一新制度才在歐洲其他地方堅定地確立下來”。……“我們不是處在社會主義挑戰資本主義的終點，而是處在這一挑戰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