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集體化運動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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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大二公”為核心的農業集體化運動1，在中國農村開始不久，便順利推進，呈現一哄而起、高潮迭起的局面。廣大農民成千成萬地加入合作社，成千成萬地涌入，五六年之內，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事情發展之快，不僅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也出乎主要領導者本人的預料。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這里面起作用?有人認為，深層的原因是運動的領導者迎合了農民的要求;有人則認定，這是農民的自覺行動。但是，如果我們把視線移向當年的階級斗爭環境，進而分析這種環境下廣大農村干部、農民群眾乃至整個社會的心理，那么，農業集體化運動一哄而起原因的解釋就會另有新的答案。

所謂當年的階級斗爭環境，其一是農村集體運動開始之前，中國農村剛剛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這場運動是在一次大規模的階級斗爭中完成的;集體化運動展開之時，中國農村還彌漫著濃重的階級斗爭火藥味。這一點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有很大不同，主張“趁熱打鐵”的敏銳地抓住，他說:“猛烈的……對兩種資本主義的改造很順利。”2其二，這場稱之為集體化的運動，實際本應是一場對小農的經濟改革運動。通過“經濟的道路”3，即以以市場為紐帶，以等價交換為準繩，用經濟聯合、經濟協作的形式變革、改革小農經濟，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把改造的目標定位于“集體化”，從“一大二公”的空想模式出發，要農民徹底脫離自己千百年來習慣的“小私有”和“熟悉”的商品市場;在方法上又根據領導的經驗，把這場經濟變革過分地階級斗爭化。這就使這場變革脫離了“經濟的道路”，演化成一場人為使“小生產絕種’，4的政治運動。由于一開始就把這場經濟變革作為一場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也由于中國農村前一場階級搏斗還未剎車就“趁熱打鐵”，展開新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因此，這場集體化運動自始至終都未脫離農村那場階級斗爭的軌跡，也自始至終影響并左右著集體化運動中廣大農民和干部的心理，以至還影響到整個的社會心理。

第一，片面強調依靠貧農積極分子的政策和策略，強化了農村中的貧農優勢和貧農意識，

導致了貧苦積極分子主宰農村社會的心理。在戰爭年代，共產黨全力依靠貧苦農民，一是那時貧苦農民群眾多，二是那時革命戰爭任務突出，依靠貧雇農，首先是靠他們沖鋒陷陣，斗地主、上前線，而生產任務則不是最突出的問題。無疑這是十分可行的策略。現在的情況，一是發展生產成為社會的中心任務，二是農村社會的中農化，中農戶在農村總農戶的比重已占到62．2％，有的地方達到80%"5。這就需要全體農民尤其是最廣大的中農群眾積極參加生產，并帶動貧苦農民擺脫貧窮。因此，中農的意愿，應是政府政策的中心和重點依據。但是，因為當時把“一大二公”作為集體化的追求模式，并仍然把階級斗爭作為中心任務，所以，富裕中農屬于“資產階級”⑥，中農則有自發的資本主義的傾向;只有下層貧苦農民“比較地不固執小農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比較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改造”⑦，仍是農村最革命的階級，有走“一大二公”集體化的積極性。因此，“必須樹立貧農的優勢，使他們中積極支持和鑫加集體化的人成為領導者.使富裕中農“服從貧農領導”⑧。應該說，如果僅僅從達到集體化的目標來看，農業集體化運動依靠的對象和運作方法都是可行的，并在實踐中得到了證明。但是，從農民與集體化的關系來說，依靠貧農和以貧農積極分子為領導，實際就往往成了以貧農意志為轉移，使中就存在的“抓兩頭，帶中間”的局面重現于農村⑨，導致了貧農積極分子說了算和向貧農看齊的社會心理，造成了由貧苦農民積極分子代表廣大農民決定接受集體化運動的局面。有人說，相信并推崇農民。其實，以貧富而論，農民可分為上、中、下三等，而一般都是中間大，二頭小。相信與推崇的是農村下層貧苦農民。正是這種僅相信依靠下層貧農及其造成的農村貧農壓倒性“優勢”，成了集體化一哄而起和“左”傾思潮無法剎車的階級基礎。

第二，批判自發傾向的階級斗爭，造成了農村社會的“恐資”、“怕私”、“怕富”心理。集體化的目標，既要消滅“資產階級富農”，又要叫“小生產絕種”。因此，批判農民的自發傾向，斗爭地主、富農，.就成了推進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基本方法一般來說，推進集體化運動，方法類似，即首先乎沸串連、組織骨干;其次是開會宣傳動員;然后布置任務，付之行動。其中開會宜傳，實際是一種批斗大會:批，是批判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指責他們將導致貧富分化，使廣大農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斗，是斗爭地主、富農，由于當時實際已沒有了地主、富農，只好找兒個中已革了命的地、富作活靶子，進行批斗示威。有的地方辦社更干脆，批斗會上當場“顯靈”，宜布:“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辦社，不入社跟他們(指地主、富農)一樣。”⑩至于報紙、廣播以及其他形式的批判與宣傳，更是一邊倒，可以說天天可聞.，處處可見。當時，有的農民怕“共產”、“均產”，賣掉生產資料，轉移資金，或自己組織互助組、合作社，甚至有的離鄉背井，到他村謀生，但這都被判為破壞集體化運動，組織的互助組、合作社也是“假組”、“假社”11;有的地方還直接給單干農民苦頭吃，多攤公、購糧12。這樣，一批二斗三聯系，“農民與農民打架13”，農民不僅在經濟發展上根本不可能再有自己的選擇，而且還加劇了階級斗爭下“恐資”、“恐私”、“怕富”的心理壓力。于是，“社會主義大為上升”，且“每日每時都在增長”，農民便“一批一批站到合作社這邊來”;“最頑固”的富裕中農也改變態度，“有的要求入社，有的準備入社”;地主富農則“一點神氣也沒有了14”。這樣，集體化怎能不一哄而起第三，以政治劃線，造成了農民政治上的自保與競賽心理。認為:集體化是社會主義，單干就是資本主義;合作社先進，單千落后(自辦合作社則是“假社”);互助組比單干先進，初級社比互助組先進，高級社比初級社先進，比高級社先進，等等。這本是一種以政治劃線，脫離生產力發展判斷先進與落后的標準，當時成為無可非議的定論。于是，“公有制”、“大公”，無條件作為先進與革命加以表彰，而單干、小公、私有，則無疑義地作為落后與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受到批判或批評，這導致了具有被動傳統的農民政治上的自保心理。為了使自己不在嚴厲的階級斗爭中落入“落后”與“不革命”的隊伍，農民們扭曲自己的心靈，你迫我趕，加入高潮中的競賽。可以說，以政治劃線，是集體化一哄而起的政治原因。

第四，合作社采取的由貧到富的發展順序，導致了農民入社中的“趕車心理”。為了保證合作化運動中貧農優勢與貧農領導權，促進合作化的發展，組織合作社一般根據各自的經濟狀況，采取由貧到富的發展順序。分批發展，首先是保證以貧農為骨干，吸收部分下中農參加，上中農和富裕中農暫時不參加，地主、富農則以后再說。對已建立的互助組和合作社，要進行整頓，重新建立貧農優勢，那些中農社、富農社必須改組或解FA。這樣，先或后加入合作社或能否加入合作社本身已成為一種政治和身份的評價，是先進與落后的標志、在階級斗爭氣氛濃郁和“怕富”、“恐資”的社會環境中，必然導致農民入社中的“趕趟”、“趕車心理”。所以，當時還有人“痛哭流涕哀求入社”，他們怕如果“不入社與地主、富農一起，不好過日子15”。

第五，個人專斷和黨內接連不斷的批右斗爭，導致了黨內干部的心理不正常，堵塞了集體化進程中糾正錯誤的可能性。當時受蘇聯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中共黨內在集體化的總體目標上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但在具體的運作上則始終存在分歧。從中央農村工作部到地方農村工作部的干部們中，對集體化中的一哄而起，高潮不斷，都累累提出過批評和不同意見，但是這些正常的分歧與意見，大部當作“右傾機會主義”觀點，作為是社會上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和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并給他們扣上一頂頂帽子:先是什么“右傾機會主義”、“右傾保守”、“小腳女人”、“潑冷水”，“挫傷”農民積極性等;后來就升級加碼，扣以“算賬派”、“觀潮派”、“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等;最后干脆指為“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陰謀集團”、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復辟資本主義，“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16”。個人宣布“奪”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權17，親自主持一線工作，并宣布不準再提“反冒進”，展開對不同意見的批判斗爭，從中央的、鄧子恢，省級的張愷帆到各地基層中，有一大批干部受到錯誤批判和殘酷打擊。

由于不正常的黨內生活和黨內的反右斗爭，全黨的思想受到嚴重的禁錮，一般黨員“不敢越雷池一步”18，下級揣摩上級心理，全黨揣摩領袖心理，甚至形成吹牛浮夸的攀比之風。于是，一些干部對于農民群眾和農村工作，開口是階級斗爭，閉口是政治間題，行動是命令主義，為了完成任務或指標，甚至有的對農民施以捆綁、吊打、關押19。對于上述情況也多有發現并有過嚴厲的批評，他批評命令主義、主觀主義“害死人”，要求黨員干部說真話、實話，要堅持真理;要人們不要怕開除黨籍，不要怕撤職、降職，不要怕妻離子散，甚至還不要怕坐牢與殺頭。但是，這些“不要怕”的東西，對每一個具體的個人來說，都是些性命枚關的間題。結果是命令主義、主觀主義愈演愈烈，“五風”常刮不止。由于不正常的黨內生活，在一個時期內，一部分領導人曾養成了一種只重視的靈感，而不重經濟規律和社會實際的習性，這大大降低了糾正工作中失誤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