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學成就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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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后的王朝，其農業(yè)又有新的發(fā)展，表現在農書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獻搜集類和地方性農書及專業(yè)農書類為突出。在生產技術方面，精耕細作和復種套種更見充實豐富，農學理論也較宋明以來有所發(fā)展。以有限的耕地養(yǎng)活不斷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終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輕理較前代尤甚，農業(yè)賴以發(fā)展的生物學基礎理論與同期歐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動植物兩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營養(yǎng)、病原微生物的知識等方面，遠遠落后于同期的歐洲。盡管清末以后大量引入西方農業(yè)科學，但給農業(yè)現代化帶來的滯后影響，至今尚有待克服。本文是就此所作的一個評述。

一、代農學的成就

1、農書的增加

筆者對王毓湖《中國農學書錄》加以清點，歷代農書（從先秦至民國17年）共542種，現存的289種，遺失的253種（佚書中有輯本的10種）。其中清代農書有200種，占全數的36.9%，但因清代時間距現在近，佚書較少，現存的有159種，則占全部現存農書的55.01%。因《中國農學書錄》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發(fā)現的農書不斷增加，估計全數肯定在千種以上，其中最多的當然是清代。以蠶桑類農書舉例，據王達統計，《中國農學書錄》未收的明清蠶桑類農書還有204種，內清代占197種[1]，而《中國農學書錄》所收的清代蠶桑類農書僅30種，可見清代農書增加之突出。

清代農書的內容與清以前的農書比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獻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時通考》（1742年）是中國四大農書之一，同其他三部農書比較，《授時通考》是文獻搜集最多的一部，計有427種之多，而《齊民要求》為157種[2]，《農政全書》為225種[3]，《王禎農書》最少，但以農器齊全為特色?！妒跁r通考》引用文獻，體例嚴謹，少數幾個字也必注明出處，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經》，“楛耕傷稼”注明《荀子》之類。而《王禎農書》和《農政全書》的引文常有脫漏，至于其他農書摘錄前人文獻，不注出處或張冠李戴者更屬比比皆是。又，《授時通考》將農業(yè)上的某個項目的歷代文獻都匯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檢研究。如谷種篇抄錄了16個省233個府、州、縣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種3429個（包括重復），無疑給后人研究以極大方便。

再如《廣群芳譜》（1780年）是補充明·王象晉的《群芳譜》（1621年）的集體編著，《群芳譜》是十七世紀初的一部植物學兼農學巨著，體例沿用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在國內外植物學界有很大影響，但《群芳譜》也有不足之處，是所謂“略于種植而詳于治療之法與典故藝文”（《四庫全書》提要），清·康熙認為“比見近人所纂《群芳譜》，蒐集眾長，義類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薈萃，刪其支冗，補其缺遺”（康熙《廣群芳譜》序）。王象晉以一人之力，寫成《群芳譜》，難免疏漏，經過汪灝等人的集體對原書的訛誤錯漏加以更正，又刪其冗文，增加許多新的內容。并用“增”字標明系新增內容。“原”字表明為《群芳譜》原文，體例謹嚴，新增內容多，不啻為一部新著。

《授時通考》和《廣群芳譜》都是集體編寫，又依賴皇家所藏圖書，自有其便利條件。但即使一般的農書，也有不少是文獻訓詁超過前人的?！督洗叩菊n耕錄》是李彥章為了推廣早稻而寫的論證擴種早稻的優(yōu)點和可行性，他從“早稻原始”、“早稻之時”、“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種”、“江南早稻之種”等十個方面，搜集了歷代有關早稻的文獻，展開論證，其方式類似現代進行某項研究或設計時，必先提出可行性論證一樣。以“各省早稻之種”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個府州縣的早稻品種（及其特性描述）共數百個，遠非宋代《禾譜》46個品種，明代《稻品》36個（包括早中晚稻）品種所能比擬。

又如程瑤田的《九谷考》（17世紀末）和劉寶楠的《釋谷》（1840年）是將訓詁與農作物相結合的著作。《釋谷》特詳于水稻的考證，可說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證論文?！毒殴瓤肌穭t詳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種古代糧食作物的考證，稻不及《釋谷》詳盡。這兩篇論著是治中國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參考書。

清代農書內容方面的特色是實用操作技術的豐富、詳細，覆蓋面擴大，超過了前代。舉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術，復種指數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論和操作技術，施把技術，良種繁育、園藝、造林、蠶業(yè)、畜牧獸醫(yī)、漁業(yè)、農產品貯藏與加工以及農具、農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別是出現了不少地方性農書，超過了宋元明時期。一般綜合性的農書所記技術雖很豐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農書則所述都是各地的實際情況，其操作技術切實可行。清代地方性農書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區(qū)稻桑農業(yè)生產的張履祥《補農書》（1658），反映江西撫州地區(qū)農業(yè)的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1903）和奉新地區(qū)的劉應棠《梭山農譜》（1717），江淮地區(qū)的包世臣《齊民四術》（1849），四川農業(yè)的張宗法《三農記》（1760），廣東農業(yè)的屈大均《廣東新語》（1699），山西新陽的祁寯藻《馬首農言》（1836），陜西關中的楊屾《知本提綱》（1747）和《修齊直指》（1755），山東沂州的蒲松齡《農桑經》（1765）和丁宜曾《農圃便覽》（1755），浙江金華的胡煒《胡氏治家略》（1758），江蘇上海的姜皋《浦泖農咨》等等。地方性農書中有高度理論概括的如《知本提綱》中的施肥“三宜理論（時宜、土宜和物宜），是歷代施肥經驗的集中總結?！堆a農書》中的看苗色施肥經驗，可說是營養(yǎng)診斷的萌芽技術，這一技術始于明代的《烏青志》。

清代農書的另一特色是專業(yè)性農書大量涌現。其范圍除農作物外，涉及花卉、蠶桑、果蔬、牧醫(yī)、蟲害、氣象、水產等，而以蠶桑及花卉的專書占最多數。蠶桑專書的大量問世，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清代花卉專譜以蘭花最多，歷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類是雅俗共賞的，而蘭花則偏于文人的欣賞?？赡苁乔宕咳嗽谡沃惺艿綁阂?，國想上趨向避世，因而把愛好轉向深山邃谷的幽蘭。清代出現好些治蝗專書，反映了蝗災的猖獗。氣象與水產專書也較前代為增加。

2、農業(yè)技術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約六千萬，基本上與西漢時最高人口數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未有過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種抑制人口增長的因子，使人口猶如脫疆之馬，從康熙時的二千多萬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億，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億，而耕地的增加遠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導致人地比陸續(xù)下降，從明·洪武廿四年（1391）時的14.56畝/人，下降到康熙時的5.5畝/人，到道光時只剩1.65畝/人[4]。正如趙翼詩所詠的：“只為人多覺地褊，一人一畝尚難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復高談古井田！”，“海角山頭已遍耕，別無余地可資生。只應鉤盾田猶曠，可惜高空種不成”。[5]

由于人地比不斷下降，盡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圍墾、開發(fā)海島和海涂，大量無地流民通向邊遠山區(qū)毀林開墾，擴種玉米、甘薯、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這樣龐大人口增殖的物質能量——糧食生產的重擔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上，而單產提高的最有效途徑是增加復種指數，把一畝田當兩畝用，在一年365天內完成單種時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勞力充裕，不論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勞力都不成問題，出現“糞多力勤”這種中國特有的集約勞動原則。南方中稻麥兩熟的太湖地區(qū)，要求用人力的鐵搭（齒鋤）“墾倒極深”，“多下墊底”（基肥）。冬季的麥子油菜則要求起垅，經常清溝排水，很費勞力。北方旱地耕作則要求“轉耕”：“初次淺，次耕漸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轉耕”。[7]

清代的雙季間作稻和連作稻在廣東、福建、廣西、湖南、川南盆地、贛南、漸東南等地都有相當的面積。雙季稻一般可比單季稻增產五成以上?！稄V東新語》還提到在雙季稻之后接種油菜、煙草、甘薯、藍、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則一年有三熟之稻”[8]、麥、稻、稻的一年三熟不僅見于閩廣地區(qū)，也曾個別推進到長江中游，如同治《江夏縣志》即記有早稻于割麥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麥–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著力推廣早熟御稻，雙季稻在18世紀后期曾推進到江蘇里下河地區(qū)（北緯33°）

旱地作物方面，山東、河北、陜西關中出現二年三熟制。間作套種形式多樣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麥豆間作、糧菜間作、稻豆間作、稻肥套作、麥棉間作、桑菜套作等。陜西三原地區(qū)更創(chuàng)造出兩年十三熟的菜糧間套作技術，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蘿卜、蒜、藍、粟、麥等，可說是達到了北方旱地復種技術的高峰。在人口壓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則徐、李彥章都亟力提倡擴種早稻，李彥章在《江南催耕課稻編》中引經據典，搜集地方資料力陳早稻之利，林則徐為之作序，也大力主張把福州的雙季稻推行到江蘇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識分子則試求恢復西漢《汜勝之書》的區(qū)田法，打破常規(guī)的產量水平，是中國式的高產試驗法，以潘曾沂最為積極，他于道光八年（1898）親自在潘姓義莊田里試行水稻區(qū)種法兩年，獲得豐收，于是用白話寫成《潘豐豫莊本書》詳列區(qū)種法32條。其實這些技術也完全適用于一般水田。這本書代表了清末有系統的水稻豐產技術指導手冊。受潘曾沂的影響，以后陸續(xù)有關于區(qū)田種法的農書和圖解問世，直至民國時期，還有人試種區(qū)田豐產水稻。

二、清代農學的問題

1、農學理論的成就和停滯

清代農書在農學理論方面較之前代有不少發(fā)展。遠的勿論，從南宋陳旉《農書》起，陳在理論上的貢獻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壯”的觀點，批駁了歷來認為的“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觀點，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壯矣”。陳旉的理論著重土壤肥力一個側面。明·馬一龍的《農說》則進一步用陰陽兩種“氣”的發(fā)生、斂息、相互消長關系進行論證水稻栽培技術的正確運用，達到水稻的完好生長。所謂陽以陰化，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綱》（1747年）中，作者楊屾進一步從更為宏觀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帶”的視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則天時始可乘；識五帶之分，則地利始可盡矣”的觀點。楊#屾除了繼承陰陽理論以外，又融入“五行”，陰陽五行雖早盛行于漢，但楊屾這里是以天、地、水、火、氣為五行，天、土、水、火稱“四精”，氣則為“精之會”。他把五行結合到耕作、播種、密度、耘鋤、施肥等具體環(huán)節(jié)中去，而以“氣”的消長盛衰貫通之。他把人食谷物、肉、菜、果等理解為采五行的生氣，才能維持人的生命代謝，而把人體排泄的糞尿理解為“五行生氣”的“余氣”。所以這種余氣才能滋養(yǎng)和禾苗。這種思想實際上已經接近于營養(yǎng)元素的概念，幾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學知識和化學元素的分析，表達而出來而已。所以楊屾的理論顯然較陳旉的“地力常新壯”和馬一龍的“陰陽化生”又深入一層。這種陰陽五行觀從歷史的縱向方面比較，雖然又有進展，但從同時期西歐的認識水平橫向地比較，則暴露出它仍停滯在抽象的哲學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釋指導農業(yè)生產，只能妨礙通過科學的實驗觀察，解剖生物學的過程，以進一步了解動植物生長發(fā)育的本質及其和自然的新陳代謝關系。這種理論上的停滯，有其客觀的歷史社會原因，其后果是造成中國科學技術與西方的差距，難以在短期內縮小。

2、重文輕理的加劇

如果說中國歷史上一向重文學輕科技，到清朝則更是變本加厲。漢、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國科技知識的高峰，居于同期世界領先的地位，也有過若干低谷，但清代則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滴醣救朔浅Ｗ⒁鈱W習西洋科學，卻并不在知識階層提倡學習西洋科學，反而實行嚴酷的政治鎮(zhèn)壓和大興文字獄，把知識分子驅逼到遠離政治的文字訓詁之路上去雖然訓詁之學在清代大放異彩，科學技術則一落千丈。因為輕視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發(fā)明創(chuàng)造也得不到記載推廣，往往只能從一些筆記散文中偶然窺見一些敘述。如《閱微草堂筆記》中提到有一個人曾發(fā)明一種能連發(fā)28發(fā)的“鳥銃”：“火藥鉛丸藏于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牡牝，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隨之并動，石激火出而銃發(fā)矣，計二十八發(fā)，火藥鉛丸乃盡”。[9]發(fā)明者本擬將其獻給軍營，但被人訶責：“上帝好生，汝如獻此器，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噍類矣。”于是不敢獻而失傳。西洋的機關槍是德人馬克西姆于1883年發(fā)明，遲于上述28發(fā)鳥銃一百多年。這個例子說明即使民間有什么創(chuàng)造發(fā)明，其命運只能是自生自滅。

另一方面，在封建農業(yè)的結構中，一家一戶的小農以及大量的雇傭農民，他們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靠祖祖輩輩的傳統經驗和自身種田的體會，可以應付正常年份的生產，思想上習慣于按老經驗辦事，生產上對科學技術缺乏要求，使得農學的發(fā)展缺乏動力。

現代的實驗農學植根于科學技術，清代的科學技術既然遭到壓抑輕視，又缺乏推動力，就不可能從經驗農學擺脫出來向實驗農學發(fā)展。

3、生物科學落后對農學的影響

生物學是農學的基礎，沒有生物學的領先，農業(yè)技術的創(chuàng)造改進只能停留在感性階段。生物學的發(fā)展又依賴物理和化學。促進生物學發(fā)展很重要的儀器是光學顯微鏡。只有顯微鏡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觀視野，看到肉眼見不到的細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兩塊凸透鏡制成復式顯微鏡的是德國的G.Schsiner(1628年，即明·崇禎元年)，接著英國的R.Hooke于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顯微鏡發(fā)現了細胞[10]，從此打開了了解動植物生命結構的奧秘之門。這對農業(yè)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中國在明末清初時已傳入西洋光學儀器，主要是望遠鏡，蘇州的人工磨制眼鏡，工藝水平甚高，是否曾試制過顯微鏡，不得而知[11]，即使曾制造出來，其命運也必同上述連發(fā)鳥銃一樣，否則，總會見諸應用推廣。

有了顯微鏡，引起生物學及農學飛躍進展的是對動植物兩性受精作用的認識。清代的農學恰恰從這里開始落后于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國古代對兩性植物早有認識，如稱雄大麻為枲，雌大麻為苴，《齊民要術》還稱雄大麻的花粉為“勃”，認識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結實。但對于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見記述。明代傳入玉米，對于玉米的雌雄異花也只觀察到“花開于頂，實結于節(jié)”[12]而止。對于稻、麥、菽等作物的花器結構只有“稃”、“房”、“莢”等名稱，而不見雄蕊的花藥、花絲及雌蕊的柱頭、花柱等區(qū)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談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認識。這當然妨礙了對植物授精作用的認識，更不可能有雜交試驗的嘗試。而歐洲有了顯微鏡，R.Camerasius于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實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沒有獲得“花藥”提供的花粉之故。接著J.Koelreuter(1773–1806)通過人工授粉試驗證明，植物不能自己進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蟲采蜜（附帶粘帶了花粉）或風力傳送花粉而進行授粉[13]。他并且用顯微鏡觀察花粉粒的結構，指出花粉有兩層殼，當花粉掉在雌蕊柱頭上時，他看到有些物質從花粉粒中逸出，并推測是一種“油分”，這種油分同柱頭分泌的另一種“油分”混合，形成一種酸或堿的鹽類，為柱頭所吸收，而進入花柱，到達子房，從而形成了胚珠。這是十八世紀時對授精過程的認識水平。Koelreuter還進行了一些雜交試驗，指出親緣相近的植物，容易雜交，親緣遠的不容易雜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發(fā)表的論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動物的精子，認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猶如動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樣的。由于這些先驅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據植物的雌雄蕊進行非常可靠的系統分類，并稱這種植物分類系統為“性系統”（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爾（Mendale,1822–1884）有進一步進行豌豆雜交，從事遺傳研究的可能。而我們從馬一龍《農說》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和宋應星《天工開物》中的“江南麥花夜發(fā)，江北麥花晝發(fā)”等非常表象的記述，而像這樣簡單的記述在其他農書或文獻中還沒有提及。從馬一龍到楊屾（16世紀至18世紀中）始終也陰陽變化闡釋栽培技術和植物生命過程而不涉及從開花至結實這一關鍵時期的細節(jié)。倪倬（1813）所著《農雅》仿《爾雅》作釋天、釋地、釋世界形勢等，仍舊在文字訓詁上打圈子而沒有新的發(fā)展，這都是與重文輕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顯微鏡分不開的。

動物授精概念R.Graa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動物卵巢中的像細胞的突起，相當于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動物的受精過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輸卵管中獲得蛋白和蛋殼，哺乳動物的受精卵經過喇叭管（輸卵管）進入子宮，并在子宮中發(fā)育，二者是一樣的。卵巢（Ovary）和睪丸(testis)這兩個名詞即他首創(chuàng)[14]。O.H.Hertivig（1835）進一步指出受精卵的兩個核，一個來自雄性，一個來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觀察到精子鉆進了卵子，從而證實了Hertivig所認為的只有一個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觀點[15]。但是，我們試看清代學者是怎樣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紀昀（1724–1805）轉引他友人程魚門的見解說：“夫胎者，兩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時，陽精至而陰精不至，陰精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時有先后，則先至者，氣散不攝，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種，血如土膏，舊血敗氣，新血未生，乘生氣乃可養(yǎng)胎也”[16]。紀昀是乾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對于受精現象，同意了程魚門的見解，用陽精、陰精、氣三個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沒有任何實驗觀察。這種現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輕理帶來的必然結果。

植物營養(yǎng)概念清代突出的農學理論家楊屾，對于植物的營養(yǎng)總是先提出實際操作要求，比如怎樣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后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說中耕的作用是“鋤頻則浮根去，氣旺則中根深，下達吸乎地陰，上接濟于天陽”，“浮根不去，則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陰，上濟天陽，則子粒干缺，所收自薄”。“穡得其時，則氣充而多脂；穡失其時，必氣淺而多滓”。我們可以將“天陽”理解為太陽的光合作用，“地陰”則是土壤的水分和營養(yǎng)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會，因為他到底還沒有光合作用和營養(yǎng)元素的具體內容?？墒敲髂┣宄鯐r的歐洲，Malpigihi首先提出葉片是植物制造“食物”的部分，由葉片再將制造的“食物”輸送到植物部分去，這有點像中國古書中的“膏”，也即楊屾所說的氣充而多脂。18世紀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個部分都會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時綠色部分則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慶元年）即肯定植物是從大氣中獲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豐豫莊本書》（講水稻栽培很透徹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橫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氣不厚”，“腐草敗葉原是雨露的精華”等沒有具體物質的抽象概念上?？梢娙狈ι飳W的知識，農學是無法提高的。

沒有顯微鏡，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細菌等，對于植物的發(fā)病現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釋。《天工開物》解釋稻瘟病是：“東南風助煖，則盡發(fā)炎火”，直至現在農民還叫“火燒瘟”。又懷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燒……凡禾穡葉遇之，立刻焦火”[18]。對照歐洲的M.Tillet(1714–1791)曾長期觀察小麥黑穗病，1755年發(fā)表的論文確認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塵”落在籽實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正確指出谷物的銹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發(fā)現了菌絲（hypha）,但感到失望，因為他當時錯誤地認為真菌也應該有花、種子和芽，而他沒有找到，引以為憾[19]。

從上面舉的對比例子可以看出，又只用哲理的抽象概念去解釋，問題似乎得到解決，就不需要再作具體的、物質結構的分析。反之，依靠顯微鏡這類工具，對生物的器官結構進行追蹤剖析，才可能逐步深入了解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而不僅是抽象的概念。

總之，中國傳統農業(yè)發(fā)展到清代止，其非常成功的一面是在有限的耕地上依靠精耕細作，增加復種間套種等一系列長期積累的經驗，養(yǎng)活了不斷增加的人口，并且有效地保持地力于不衰，也不存在現代“石油農業(yè)”帶來的種種弊端。許多生產經驗，富含科學原理，有很強的生命力，肯定還能為下世紀的農業(yè)生產做出貢獻。但傳統農業(yè)受到歷史上特別是清代重文學輕科技的壓抑，使得它的生產技術（所謂軟件）始終停留在直接生產的感性認識階段，理論認識貧乏，提高無門，而傳統手工業(yè)所能提供的農具（所謂硬件），除耕犁用牛外，都是人力操作的簡易工具，而且為了精耕細作，不惜勞力投放，以致連簡單的提高工效的工具也不使用，寧可徒手操作。典型的是耘田，江南許多地區(qū)水稻耘田不用鞋形的“耘盪”（見王禎《農書》及宋應星《天工開物》等），而寧要跪在田里，背灼驕陽，膝沒田水中匍匐而行，拔除雜草，扒松田土，以求提高產量，這種操作嚴重防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把大批勞力束縛在田里，擺脫不出來。單位產量提高，糧食增加，緩和了人口壓力，但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集約勞動，自然是人丁多有利，于是又成了增殖人口的推動力，反過來，人口增殖又加重了糧食供應緊張，于是陷入了“人增——糧緊——強勞+復種——糧増——人增——糧緊……”的循環(huán)。雖然從清末起，大量引入西洋農業(yè)科學，但如何使先進的農業(yè)科學和目不識丁的體力勞動農民結合起來，始終隔著一條鴻溝，一時難以彌合。又因西方的農業(yè)科學不是中國土生土長，而農業(yè)的地域性特別強，在國外行之效的措施不結合中國國情，也難以見效。這就是清代作為中國傳統農業(yè)的最后一個階段留下的既富有生命活力又缺乏理論和效率的遺產，它的影響很深遠，中國傳統農業(yè)的現代化要在克服這種影響的艱巨努力下，特別是普及農村教育，消滅文盲，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