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關系研究論文

導語：國際貿易關系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當前,國際貿易的趨勢之一是大量使用標準合同。隨著國際貿易的日益開展,作為規范貿易當事人的國際貿易合同正在向著標準化、格式化的趨勢發展，其對我們固有的觀念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本文以國際標準合同為分析基礎，客觀地評價國際標準合同，并且提出對保護經濟上處于弱勢的發展中國家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國際標準合同示范合同發展中國家意思自治

一、國際標準合同的產生的基礎

19世紀初,保險業和鐵路運輸業等公用事業開始發展,對于這些公用性組織而言,由于相對人的不特定多數性及交易的重復性,為了交易的便捷便開始制定能重復使用的合同約款,標準合同遂開始出現。所以,標準合同是應現代商事交易由雙向轉向多向、從一次性交易向連續性交易的變化而產生。但是談到合同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契約自由和杜摩蘭(1500—1566)的意思自治說。如果我們把雙方當事人的協商一致認為是賦予契約以生命,并將平等、自由與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則當成是契約的健康標準的話,那標準合同的出現似乎是扮演了一個“契約殺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時標準合同天生是與傳統合同自由、平等的背離,這種背離并不是人為主觀所造成的，而是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現狀造成的,是客觀的,而且這種背離是對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與發展,它為我們開始通向實質上的合同的自由、正義開啟了一扇大門。所以標準合同的出現并非是將全部抹殺現實契約原有的本質,而只是把人們從理想中帶回現實中來；相反其還大大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就如英國的迪普洛面勛爵所指的：“這些合同中的定式條款都是經過了多年的實踐后而固定下來，它們由那些能夠代表某一行業的經常從事此類交易的人制作，經驗證明，它們能夠促進貿易的發展。”

縱觀標準合同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點。標準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則得到極大發展的同時開始出現的。對于那些一方當事人固定,另一方為不特定多數人雙方而言,為避免交易的麻煩,制定內容確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復多次使用,這無疑是最簡便的方法。同時標準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僅僅是近代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產物。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商業交易日益繁盛,特別是公用事業的大量出現，如保險、鐵路運輸等，使得標準合同得以興起并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目前普通人訂立的合同總數中,標準合同的數量大約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學者甚至認為標準合同占現代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數量的99%,稱“我們生活在標準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標準合同已經在公用事業中立穩了腳跟,得到廣泛的運用。傳統的契約理論漸漸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同時人們的思維模式也發生了變化。正如有學者認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當作契約主體,不考慮主體間現實經濟能力與締約能力的差別,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學的平等,至于具體的當事人在現實中處于何種經濟環境、相互實力有何懸殊,則非所問⋯⋯”。②對合同自由的追求喚起了人們標準對合同的重新認識,開始了對合同的實質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國際標準合同的概念及范圍

對于標準合同的概念和范圍,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對其理解各不相同。但歸納起來不難發現標準合同具有這樣的顯著特征:即標準合同總是采用書面的形式,其條款總是事先準備好的,該合同的格式由締約方的當事人交給另一方的當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況外人們不能提出一個一般的定義因為在商業實踐中“標準合同”這個術語在使用上有兩種不同的含義: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國際貿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強調的這兩種合同的含義決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師和商人起草合同時參考，并可對它進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實際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塊可供雕琢的木頭,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礎上可以精雕細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締約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具有確定內容的合同格式，除無關緊要的具體細節外，一般不得加以改變。有的稱其為“訂不訂由你”；在英國又被稱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國際貿易關系中對標準合同中的弱方當事人予以保護的問題時，對這兩種標準合同之間的區別就尤為重要。有關比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師起草合同時參考,并可對他們運用可使之符合實際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締約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具有確定內容的合同格式,除無關緊要的細節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應該的,加入或完成補充條款或附件，否則合同也沒有意義。而定型化合同原則上不可以,其是一方當事人強加給另一方當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強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強制性。所以由單獨的企業或企業集團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對于剝削弱方當事人的危險性顯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過，國際貿易中使用這些定型化合同的場合要少于國內貿易，因為這種合同以壟斷或支配性的經濟地位作為先決條件，而在對外貿易的國際競爭環境中，這樣的條件并不存在。③這樣的條件僅在個別行業的貿易中存在,如石油輸出國組織處于壟斷地位,從而把價格強加給各石油加工與批發公司。所以，筆者認為標準合同并不等同于國際標準合同。國際標準合同將更多地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國際貿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兩種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經濟結果。其中一種在經濟上是無害的，例如，在國內法上已實施的國際公約，公約中的規定免責條款不得依當事人之間的協議而取消。如，《海牙公約》、《華沙國際航空運輸公約》等。這些公約設法在利益相關的當事人之間建立一種公平的平衡關系。另一種則必須予以慎重的考慮。例如，多國公司訂立的強加給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國際貿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國家行政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學術團體、國際組織的可以反復使用、不具有國家強制執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們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經常遇見和使用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買賣合同示范文本》、建設部的《工程建設合同示范文本》、國際咨詢工程師協會制訂的FIDIC合同條款。在此特別是行業協會擬定并推行的國際標準合同，與由個別企業擬定并推行的國際標準合同一樣，也是一種示范性合同。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從嚴格法律意義上講，行業協會并不具有國際法上的地位，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國際組織。正如梁西教授認為：嚴格法律意義上的國際組織應是“若干國家為特定目的以條約建立的一種常設機構。”④可見，這里的國際組織指的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業協會組織，也只能是一般意義上的國際組織，而且只是一個民間組織或民間機構。

三、國際標準合同的優勢

國際示范合同可供律師和商人起草合同時參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實際需要。筆者認為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國際標準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貿易雙方當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貿易當事人。否則就有悖于“契約自由”的原則；其次在實踐中也往往無可能實現，每個交易都是統一的標的，統一的價格。因此，筆者認為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推行國際標準合同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取代各種具體的貿易合同，而是為了幫助完善和規范各種具體的貿易合同，即為交易當事人訂立具體交易合同提供一個范本，而具體的內容和交易條件的變動是由貿易雙方當事人協商解決的，這樣才符合實際需要。同時筆者認為不需將國際標準合同的效力過度的神話，而非要強求國際組織制定并推行的國際標準合同具有國際條約的效力。對現有的國際慣例和有關國際條約中的某些條款，筆者認為其實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標準合同的條件演變發展而來的。

對于國際標準合同文本,不論是學術理論、社會輿論，還是交易的當事人,貶多褒少,大家主要是從國內的格式合同的角度來看，認為標準合同的提供者違背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使得合同對方當事人的意思難以真實表達和實行,侵害了合同雙方的利益。而筆者認為,市場競爭類似博弈過程。正如亞當.斯密所認為的，博弈是市場參與者從各自的動機出發相互作用的一種狀態。所以法學研究者、企業、消費者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得出對國際標準合同文本不同的評價也是正常現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對經濟行為的法律化描述。但筆者始終堅持國際標準合同是對合同自由的一種追求。但是有的學者卻持相反的意見：標準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當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對方當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絕,沒有談判、修改的余地。有學者說國際標準合同的興起與盛行,無疑是對意思自治原則的一個挑戰,美國學者格蘭特·吉爾莫甚至認為格式合同是導致契約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筆者引用史際春先生的一句話:我們認為,惟有更多地從積極一面看問題,把因為社會和經濟的社會化而給契約自由帶來的限制,以及合同內容更直接體現社會意志,視為社會經濟發展之必然,是一種進步,方能在科學的基礎上構造契約自由和不自由的辯證法。因此筆者認為,國際標準合同的出現并不是對合同平等與自由的背離,而是一種修正,是民法從抽象概括和假設的分析法向以客觀的經濟現實為基礎的分析法的過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剝離以及向開始關注和追求實質合同自由的轉折。

但是，客觀地講,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國際標準合同的優點也說明標準合同提高了效率,從某種程度上維護了契約正義。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強勢地位的一方,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對合同上的義務負擔和風險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嚴重失衡。

四、重視保護弱勢的發展中國家

筆者認為國際標準合同天生是陽光的,盡管由于制定者的趨利避害性和經營的壟斷性,使得它的出現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利益的傾倒性,但它通過公開大膽地承載著社會對其的評價和監督,刺激著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視和條款的改善,“采用仔細而專門擬訂的國際標準合同或一般條款,在締約時明確規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還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訟”⑥。

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要保護的弱方當事人與國內市場有很大的區別。在國際貿易中，弱方當事人是發展中國家當地的地方企業。所以保護國際貿易中弱方當事人的需要是結束對他們的物質資源的剝削的必然結果，這也是工業高度發達國家的義務。目前，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以下幾個方法來保護國際貿易中的弱方當事人。

第一，弱方當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參與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過程中能夠發表他們的觀點。例如，中國國家委員會中國際商業慣例委員會的代表參加了國際商會慣例委員會的歷次會議,并參與了該“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過程。我國選派的專家在廣泛聽取國內機構和業內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分別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兩次遞交書面報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評論和修改意見,國際商會認真研究了中國代表的兩份報告,并在最終形成的《國際銷售示范合同》中采納了我國代表的大部分意見,從而為我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贏得了利益,且在國際社會贏得了聲譽⑦。

第二，國際標準合同與合同條款的未來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制訂統一法和統一規則，而不是制訂傳統意義上的公約。統一的規則比嚴格的公約更加靈活、適用。如果其對于每一位當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們將會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的適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單個企業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許的范圍。

總之,對國際標準合同的控制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必須把涉及到的每一個角落都考慮周全,才能使國際標準合同這種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發揮,其弊得以控制。

注釋：

①陳很麗．從標準合同看國際銷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經貿．2005(9)．

②尹繼良．標準合同與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師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④梁西．國際組織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論及其適用．北方工業大學學報．2000(6)．

⑥史際春，鄧峰．合同的異化與異化的合同．法學研究．1997(3)．

⑦王策，朱景暉．標準合同及未來立法模式研究．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3)．

本文關鍵詞：國際標準合同示范合同發展中國家意思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