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化影響國際貿易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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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改變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格局，同時，從多方面推動了戰后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論、戰略性貿易政策、管理貿易理論等的提出都與之密切相關。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影響是擴大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范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融合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一、跨國公司的出現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企業面臨的不同選擇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主體——跨國公司既是一體化的主要體現方式，生產國際一體化的載體，又是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隨著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快和明朗化，人們逐漸認識到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企業面臨的不同選擇，出口或到東道國建立生產基地所應考慮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理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戰前的國際貿易理論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認定只有貿易才是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的最明智的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則不被考慮,因此，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不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框架內衍生出來，其創始人海默在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前提下，提出壟斷優勢理論，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和利益分配，這一前提與戰前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前提完全不同。

被一些西方學者譽為“跨國公司理論之父”的海默在1960年開創性地將傳統產業組織理論應用于分析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海默發現：知識密集型產業最容易產生對外直接投資，追求高利潤率并非是其惟一的目標。他主張從不完全競爭及市場不完善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認為不僅國際市場，而且國內市場都是不完全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正是市場不完全性的產物。市場不完全性在商品市場表現為商品特異性、商標、特殊的市場技能或價格聯盟等形式；在要素市場表現為特殊的管理技能、在資本市場上的便利以及受專利制度保護的技術方面的差異等,市場的不完全性還表現在規模經濟以及不同國家在關稅、稅收、利率、匯率上的差異等方面。市場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少數企業擁有壟斷優勢，正是這些壟斷優勢的存在，使得部分企業可以跨越國界，克服跨國經營中增加的額外成本，在東道國與當地企業展開強有力的競爭。跨國公司具有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確保其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條件，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出發點。

從新要素論開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走向融合,新要素論對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論進行了擴展，特別強調“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在分析中，這一理論開始關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之間的關系。強調人力資本的理論認為，人力資本與貿易、許可證和國際投資有著密切的關系，國際投資實際包括人力資本在各國間的轉移，而貿易可能是建立在技能密集型(人力資本)基礎上的產品出口，許可證的轉移也往往產生于某國人力資本的優勢；強調自然資源的理論認為，自然資源稟賦除了解釋國際貿易以外，還可以解釋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尤其是企業為了獲得原材料的供給而進行的向后垂直一體化國際投資,但新要素論仍然假定各國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各國之間則不存在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

二、對企業所做選擇的分析使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出發點統一于競爭優勢的分析

較早把對外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一體化的分析框架中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創立者弗農。他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一文，指出壟斷優勢理論并沒有徹底說明跨國公司為什么要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去占領市場，而不選擇產品出口或許可證形式來利用自己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壟斷優勢與工業區位相結合，在產品生命周期內考察了貿易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建立了一種動態的理論，系統地解釋了企業在出口、國外子公司生產和許可證之間的選擇，在產品的“創新”階段，企業具有選擇在國內生產的傾向，并通過出口貿易的形式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這是因為這一階段企業擁有壟斷技術且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很低，同時，產品尚未定型，國內生產可以不斷改進產品并保持同顧客和供應商之間的密切聯系；在產品的“增長”階段，出口商品的邊際生產成本加上運輸成本逐漸接近并超過進口市場的預期平均生產成本，國外仿制者出現。創新國家的企業到與本國需求類型相接近的國家投資設廠，以降低生產成本，鞏固和擴大其占有的市場份額；當產品進入“成熟和衰退”階段以后，企業所擁有的壟斷優勢已經消失，競爭主要表現為價格的競爭，其結果是企業開始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轉讓其標準化技術，同時從國外進口所需要的產品。

1974年，弗農又發表了《經濟活動的選址》一文，引入“國際寡占行為”來進一步發展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他將產品生命周期定義為三個階段：一是以創新為基礎的寡占階段,弗農不再強調只有美國才是新產品的創新國，指出與以節約勞動力成本為主的美國新產品相比，日本的新產品以節約原材料為主，而歐洲的新產品則以節約土地和原材料為主。二是成熟的寡占階段。弗農強調跨國企業之間的競爭行為，如先發制人效應、示范效應等。三是老化的寡占階段。此時，進入障礙影響著創新企業的投資區位選擇。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強調一國由于技術創新而獲得的壟斷地位，國際貿易恰好發生在壟斷優勢存在的時滯期間，在此期間，技術領先國家大量出口產品，世界其余國家則對該國的一家企業或一項產業的發明進行模仿，隨著技術的傳播及其標準化，動態的技術優勢就會逐漸喪失，國家之間的生產函數逐漸接近，比較利益將偏向于勞動成本較低的地區,技術優勢來源于研究與開發所導致的發明、規模經濟、產品特異等方面；這樣，新古典貿易理論關于各國間生產函數相同的假定被否定，其理論分析的核心——技術壟斷導致的不完全競爭，正是對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基本前提的突破，加之它把宏觀層次的國家分析與微觀層次的企業分析相聯系的動態分析方法，使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的分析方法出現了交叉。

在技術差異的來源分析方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也出現了與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相交叉的重大轉變，尤其與約翰遜、凱夫斯和尼克爾博克等人在發展壟斷優勢理論過程中的各種解釋極為相似：約翰遜和梅吉的“占有能力論”，強調信息(技術、知識)的專有性，即企業對信息所產生的成果的占有能力；凱夫斯的“產品差異能力論”強調產品的差異性即企業創造差異產品的能力；尼克爾博克提出了寡占反映論。他認為，由少數大公司組成的寡頭壟斷行業中，一個公司的行動會對其主要競爭對手產生直接影響，從而迫使它們很快采取類似的行動。此時，如果一家廠商率先到海外去投資建廠，其他的對手就會相距采取跟進策略；這不僅是為了獲得海外投資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為了保持競爭關系的平衡，鞏固競爭地位。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對跨國公司的研究使國際貿易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找到了融合的銜接點，兩者融合的趨勢進一步加強，相似地，幾乎是相同的解釋變量說明了在現代國際經濟活動中，企業對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選擇。例如，無論發展出口還是投資，都需要依靠某種其它競爭對手所沒有的特定優勢來進行，這包括公司的技術與創新能力、生產“異質”產品的能力、研究與發展的實力、新產品開拓、企業規模、管理技術以及經濟效益等等。很明顯，現代國際經濟所面臨的市場結構是不完全競爭的，大公司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來利用和開拓它們的優勢，服務于外國市場可以用出口貿易的方法，也可以用直接投資或是技術轉讓的方法，其選擇標準是一組變量的比較和選擇。例如，公司所擁有優勢的特點和轉移性、國內和國外的控制和生產成本、出口貿易的成本等等。假如公司所擁有的優勢有較大的可轉移性，國外的控制成本比較低，而出口貿易的交易成本比較高，這樣的話公司有可能選擇直接投資。反之就用貿易的方法進入。

最早的關于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之間選擇的理論是曼德爾模式，他的基本觀點是：如果兩國生產函數相同，按照俄林的要素稟賦比率定理，可以得出國際投資與自由貿易是完全替代的關系的結論，曼德爾將資本的流動視為兩國資源稟賦量發生變動時，通過市場機制對資源進行再分配的結果。

赫爾希從成本的角度建立了企業對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的決策模型，該模型以比較簡潔的方式說明了企業在何種條件下選擇出口，在何種條件下選擇對外投資，即當企業國內生產成本與出口銷售成本之和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額外協調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技術喪失成本之和(類似許可證形式)時，企業將選擇出口貿易的方式參與國際經營；當國外生產成本與額外協調成本之和小于國內生產成本與出口銷售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技術喪失成本之和時，企業將選擇對外投資的方式參與國際經營。

該模型具有較強的綜合作用，實際上是對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重大拓展，加上了國家之間的區位因素，因而可對各種投資理論進行很好的解釋。

赫爾希的選擇模型提出后，許多經濟學家對此提出補充、修改和發展，其中以英國學者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最有影響，針對以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存在的某些局限性。鄧寧將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結合，形成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力圖對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完整的解釋，鄧寧主張在研究跨國公司時要引進區位理論，并與俄林的要素稟賦，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巴克萊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結合起來，創立折衷的方法和體系，因此，折衷理論的核心是強調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生產要同時受到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是三者整合的結果。鄧寧稱之為“三優勢”模式。

所有權優勢是指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一種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能夠補償國外生產所引起的附加成本和政治風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技術優勢、企業規模、組織管理能力、金融和貨幣優勢。鄧寧同時指出：企業只有所有權優勢是不夠的，還必須具有將這些優勢內部化的能力。因為外部市場是不完善的，企業所有的各種優勢有完全喪失的危險。企業只有通過內部化，在一個共同所有的企業內部實行供給與需求的交換關系，由企業自己控制的程序來配置資源，才能使企業所擁有的壟斷優勢發揮最大的效用，才能保持壟斷優勢。區位優勢是屬于東道國所有的有利條件和資源稟賦，如果公司希望它能與自己獨有的能力結合起來，就需要在該地點直接投資建立生產設施。它解釋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流向問題。鄧寧認為，跨國公司擁有“三優勢”的根本原因是不流動的國家資源在各國間的非均衡分布和國際市場存在“缺陷”。他進一步指出：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具備所有權、內部化、區位三種優勢，而出口只需要擁有前兩種優勢，不一定需要擁有區位優勢。但如果只有所有權優勢，既沒有能力使之內部化，也不能利用國外區位優勢，那只有采用技術轉移的辦法。

雖然有學者認為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特色僅僅是平庸的折衷和雜燴式兼容，但我認為他的這種綜合使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了新的特色，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鄧寧全面闡述了投資國及其企業的競爭優勢，涵蓋了對外直接投資、貨物貿易和無形資產轉讓在內的各項跨國生產經營活動，既可以解釋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也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為了從動態角度解釋各國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地位，鄧寧實證分析了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對外直接投資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聯系，并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其中心命題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傾向取決于一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該國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投資發展周期是指一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從無到有，直至發展成為一個凈對外直接投資國的過程。鄧寧提出了“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減去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概念，并根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一國的投資發展周期劃分為四個階段，最終，得出結論：一國的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與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內部化優勢既可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促進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這取決于投資國和與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程度。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其“三優勢”的強弱，而“三優勢”的均衡決定了一國的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

在標準的投資決策理論中，跨國公司何時進行對外投資，可以通過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礎上的凈現值法計算加以確定。跨國公司還可以將外部的不確定性視為內生變量，通過某些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來分散所面臨的風險，梅耶斯等人于1977年提出的選擇權理論認為：現在進行的投資相當于跨國公司購買了某種權利的選擇權，因此對現在投資進行評估時必須考慮這種選擇權的價值，現在的投資可以從未來可能的投資選擇中體現出其價值，即現在的投資相當于未來投資的一個“平臺”。20世紀90年代后，鮑爾曼和柯伽特等人將選擇權理論運用于跨國公司的戰略制定，形成戰略選擇權理論。該理論指出：在環境不確定的條件下，跨國公司決定現在不投資也許是更好的選擇，因為決定現在就投資意味著放棄了不投資的選擇權，而在某些情形中不投資的選擇權可能很有價值，投資的可逆轉性和投資的可推遲性兩個因素被引入到分析中。如果投資是不可推遲的且完全可逆轉，則跨國公司可以現在就決定投資：如果投資是可推遲的且是不可逆轉的，則跨國公司只有當現在投資所能獲得的凈現值大于為了獲得更多信息而推遲投資所帶來的凈現值時，才可決定現在投資，否則應決定推遲投資。

將戰略選擇權理論與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結合起來，在將不確定性作為外生變量的前提下，進一步探討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時機確定問題，認為投資的可逆轉性和跨國公司的內部化優勢相關，投資的可推遲性與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相關。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是完全可逆轉，那么跨國公司就沒有理由推遲凈現值為正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跨國公司的內部化優勢越強，則投資后變賣收現就越困難，對外直接投資的可逆轉性就越差。因此，較強的內部化優勢將提高在不確定環境下推遲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所帶來的選擇權的價值，即較強的內部化優勢提高了用“等待”來替代現在就投資的可能性。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越強，則在不確定的環境下通過推遲投資而獲得的選擇權的價值就越高，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可推遲性就越強。

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發表了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論著，他批評早期的對外投資理論忽略了對宏觀經濟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國際分工原則的作用。小島清認為，國際分工原則和比較成本原則是一致的，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對外貿易，也能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可以將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的綜合理論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這樣，不僅消除貿易和投資之間的摩擦，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活動與東道國經濟發展目標協調起來。他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亦稱為切合比較優勢原理一經提出，立即在理論界引起巨大反響。許多國際經濟學家、尤其是日本學者如小澤輝智等對此大加贊賞，并紛紛撰文沿著這條思路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使小島清理論進一步系統化。由于小島清分析的對象是戰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的對外投資，這一理論又被稱為“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與“美國式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相對。

小島清繼承了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傳統，引入宏觀經濟因素分析對外直接投資，他把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勞動和資本要素用勞動和經營資源(包括實物資產、技術等)來替代，使資本的范圍擴大到包含資產、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他認為，各國的勞動與經營資源的比率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導致了比較成本的差異，比較成本的差異使比較利潤率出現差異，因此，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可以建立在比較成本和比較利潤率的基礎之上。依據這一原理，一國應大力發展擁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并出口該產業生產的產品，同時，縮小比較劣勢的產業，進口該產業的產品，這樣可以獲得貿易的利益。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應從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因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由此可見，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對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創造和擴大了對外貿易。

上述理論指出不同的競爭優勢是企業決定對外直接投資還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礎，這樣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出發點就統一在對競爭優勢的分析上。

三、理論發展的歷史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完全融合是未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方向

縱向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橫向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被納入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框架，不僅加速了兩種理論的融合，而且使國際貿易理論本身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它放棄了企業必須是國內企業的假定，允許企業擁有與使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企業的增值活動不同階段可以在不同的區位進行，不同的國家也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活動。企業行為被分成總部行為和實際生產行為兩大類型，總部行為包括研究與開發及其相關的信譽、商標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務；實際生產行為則包括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

20世紀90年代起，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逐漸成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此時，國際貿易理論越來越接近現實，許多傳統的假定被放寬或放棄，理論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產業或國家層次，而是力求將企業行為理論、產業組織理論與產業和國家層次上的資源稟賦差異，國際分工理論融為一體，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也不再局限于單個企業行為的分析，而更多地從產業或國家與跨國公司行為的結合上考察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使兩者的分析基礎及其基本結論日趨一致。波特的競爭優勢論充分體現了這個趨勢。

波特指出全球性產業意味著競爭者在主要地區或國家性市場的戰略地位從根本上受到它們全球總體地位的影響，所以公司必須在世界范圍內協調一致的基礎上進行競爭，他指出國際競爭和國內競爭的差別：“與國內競爭相比，在全球性產業中競爭出現了一些獨特的問題”。國家間要素成本的差異、國外市場的不同環境、外國政府的不同角色及目標、手段和監測外國競爭對手的能力的差別都影響著跨國公司的經營，所以，“全球性產業中的結構分析必須包括外國競爭對手、更廣泛的潛在進入者、更大范圍內的可能替代品、以及企業目標不同、企業個性不同、對戰略性重要因素認識不同的可能性。”

波特將產業部門視為基本的競爭環境，分析了它們的競爭優勢和競爭障礙。全球性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比較優勢、規模經濟、全球化經驗、產品歧異化、專有的產品技術及生產的可移動性；全球性競爭的障礙則主要包括經濟障礙、管理障礙及制度障礙。有些障礙是給全球性競爭帶來直接成本的，有些障礙不一定直接影響成本，但增加了管理任務的復雜性。

波特注意到了政治因素對全球性產業競爭的影響：“企業與本國政府和購買國政府的特殊關系已真正具有戰略性的重要地位。競爭戰略可能不得不包括刻意積累政治資本的行動，比如即使經濟效率不高仍在主要市場上進行裝配。”跨國公司而言，不僅要取得本國政府的支持，還必須注意在主要市場上與東道國政府的關系。

在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的融合過程中，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被視為國際貿易的一種表現形式，內部化理論當然也就成了國際貿易理論的一部分。內部化理論將海默的理論進一步延伸，在市場缺陷的討論中加入了與交易成本相聯系的一面。來自于跨國公司的組織形式、經營行為和由此而形成的壟斷帶來了內部化優勢。它對戰后跨國公司增長速度、發展階段和盈利變動等做了部分的說明。但它不能解釋為什么公司不僅僅在國內實現企業內部化交易，而要進行對外投資，也不能科學地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當根據理論內容來劃分國際貿易理論時，它和產業內貿易理論一樣，僅被視為是對戰后兩種新的國際貿易形式——公司內貿易和產業內貿易進行解釋的理論。

雖然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具有重大影響而又為理論界廣泛承認的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完全融合的理論，但理論發展的進程已足以讓我們相信：這種完全融合的理論是未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方向，因為理論的目的是服務現實，既然方興未艾的一體化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是影響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重要實踐因素，那么，它必然將體現在未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