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策略調整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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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經濟失衡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實力總體上還不夠強，尚沒有力量改變世界經濟格局，應該從自身平衡出發，主動對開放戰略中的外貿、外資、外匯、外交等對外經濟政策進行適時調整，以適應世界經濟變化的挑戰。

一個國家的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政策，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產業水平和比較優勢在貿易上的真實反映。改革開放我們走過了20多年歷程，經濟發展的模式主要是模仿型經濟、粗放型經濟、生產主導型經濟，那時候我們缺資本、缺技術、缺人才、缺管理經驗、缺商業運營模式，不得不走這樣的道路。如果說我國過去主要是世界加工廠，將來主要應該是世界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區域；過去在國際產業鏈中處于低端，今后主要是向高端發展；過去在“微笑曲線”的底部，將來要向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在經濟增長方式上，過去我們注重的是流量、是銷售總額、是進出口總額，未來我們追求的是創造財富的存量和增量；過去我們注重的是GDP的總量，是經濟增長的速度，未來我們更注重的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創造了多少利潤，創造了多少稅收，創造了多少就業，創造了多少研發能力，創造了多少技術專利，創造了多少知名品牌，特別是跨越國界的世界名牌。

中國1978年以來經歷了28年的改革，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多變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我國經濟已經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自然經濟、產品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封閉型經濟轉向開放型經濟，從總體上短缺經濟轉向總體上的過剩經濟，從供給約束型經濟轉向需求約束型經濟，從政府主導型經濟轉向微觀經濟自增長型經濟。在此基礎上，我們正在著力推動我國經濟實現新的轉型，即從模仿型經濟轉向創造型經濟，從粗放型經濟轉向集約型、循環型經濟，從生產主導型經濟轉向流通先導型經濟，從速度型經濟轉向和諧型經濟。這不僅是生產方式的轉變，而是一種財富創造方式的轉變。認識這一點，主動地進行對外開放戰略包括貿易政策的調整。

第一，要推動我國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型

這是戰略目標的轉變。我國現在是第三大貿易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比1978年增長了68倍，年均增長16.8%。專家預測，在未來三年內，中國有可能超過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我國貿易總量從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不僅僅是位次的上移，而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全球貿易格局、全球經濟格局乃至全球政治格局新的洗牌和調整。

我國雖然貿易總量迅速上升，但是國際競爭力還比較低，應該改變這種規模擴張、數量擴張和外延擴張的道路，改變對外貿易的核心競爭力、綜合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低下的被動格局。中國對外貿易已經走過的路程，一些代價是中國改革開放和鑒于中國國情必須要付的成本，但是現在到了轉型時期。對于已經獲得的國際市場份額，決不能輕易放棄或收縮，這是幾代領導人帶領全國人民經過20多年艱苦努力形成的世界貿易格局，是來之不易的成就，一旦由于我們的政策舉措不當失去，再想重新獲得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把力量下在實現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型上，通過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政策的調整，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完成從小到大、再從大到強的轉變歷程。

第二，推動我國實現從粗放型貿易增長模式向集約型貿易增長模式轉型

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最為重要的核心內容，是對外貿易戰略最重要的調整。中國貿易增長方式的粗放型可以從3個85%看出來：在中國進出口總額中，加工貿易占55%以上，加工貿易中外商投資企業占85%以上；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商品中，貼牌生產的產品占85%以上；在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外資投資企業占了85%。這種進出口格局凸顯中國貿易結構問題，表現出我國在世界分工中的弱勢地位，在產業鏈中仍處于低端。

19世紀初期拿破侖曾經預言，中國一旦蘇醒，世界就會顫抖。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外貿增長，的確已經使世界刮目相看，但我們自己必須清楚，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增長是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環境的超常付出的代價獲得的。按照現在我國對能源的消費水平，假設經濟總量達到目前美國的水平，需要消耗全球124%的煤、120%的鐵礦石、108%的鋼材、160%的水泥、100%的氧化鋁。我國單位產值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德國高4.97倍，比日本高4．43倍，比印度高1．65倍。我國石油的可開采量僅為我們需求量的11.1%，天然氣為4.3%，鐵42%，銅18%，煤炭最高為55.4%。照此發展，世界的顫抖將不會因為中國的發展，而因為全球資源對這種發展方式的支撐將坍塌。

國際上發達國家一般采取本國主導的貿易發展模式，主要由本國企業以貿易方式獲取定單和進口原料，主要集中于深加工、高附加值產品的加工，產業鏈條長，知識產權和研發營銷等高端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國制造業規模居世界第四位，但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占萬分之三左右，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自有品牌產品出口不到10%。因此，貿易增長模式轉變的前提，是整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我國已經取得的經濟能力和人才儲備。從粗放型經濟轉向集約型經濟，從粗放型貿易增長模式轉向集約型貿易增長模式，決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現實的選擇，是我國經濟經過一段高速發展時期后，在對我們付出的成本和代價進行反思后，所做出的新的戰略選擇。

第三，推動我國實現從以低端工業制成品出口為主體向以中高端工業制成品為主體轉型

應逐步完成我國出口產品的二次轉型。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貿易出口第一次轉型完成了從農產品、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的轉型。第二次轉型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盡快實現從低端工業制成品為主向中高端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貿易結構轉變。

1980—2005年，我國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從51．6%逐步下降到6.4%，工業制成品比重逐步從48.4%上升到93.6%。按照聯合國BEC分類，2005年我國出口商品中，資本品占26.4%，中間產品占39.9%，消費品占32.5%。我國目前的工業制成品比重已經超過國際平均水平，與德國處在同一水平上，這是我們前20多年貿易發展戰略的結果。不少人認為低端產品就是我們的傳統產業和傳統產品，實際上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同樣是服裝，意大利服裝價格是我們的幾倍、十幾倍或幾十倍；同樣是鐘表，瑞士鐘表價格在全球的高企已經數十年，等等。從低端工業制成品為主向中高端工業制成品為主轉型，不是放棄我們好不容易培育和發展起來的、有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如服裝、鞋帽、箱包、玩具、家具等產業，而是提升這些產業創造產品的能力，提升這些產業的研發設計能力，提升這些產業開拓國際市場通道的能力和現代市場營銷能力，提升這些產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能力，從而創造我國產業的軟實力、軟資源和國際競爭力，創造同一產業或產品的技術含量、附加值和售價，創造更多的無形資產。從低端工業制成品為主向中高端工業制成品為主轉型，也不能滿足其他國家高技術產業向中國轉移處于產業鏈低端的加工環節。看起來出口中高新技術產品比重越來越高，但對我國高技術產業的帶動和溢出效應隨著外商獨資化而遞減。

從低端工業制成品為主向中高端工業制成品為主轉型，著力點是提高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獲利的比重，延長我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鏈條，從每一個產品、每一個產業做起，要像意大利服裝、瑞士鐘表一樣，下功夫做品牌，做附加值，做無形資產，做國際市場份額中的商品置換，這樣才能從“微笑曲線”的底部向“微笑曲線”的兩端爬升和發展。

第四，推動我國實現從以出口導向為主的貿易政策向貿易平衡政策轉型

中國在26年的改革進程中，一直是以出口導向為政策基調，花了很大力氣千方百計促進出口，這在當時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這種政策導向已經使不少人形成思維定式，把出口作為成績，把貿易順差作為成績，很多地方以出口增長作為干部政績的表現，如果出口增幅減少，貿易順差減少，一些領導干部就認為外貿出了問題。中國貿易順差過大，2005年貿易順差超過1000億美元，今年順差又比去年有更大幅度的增加，與這種政策導向有直接關系。

應該對貿易順差進行客觀分析，貿易順差并不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表現，更不是一個國家在貿易中獲得的真實利益的表現，順差并不是財富。中國的順差是國際分工、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的結果，是其他國家企業生產制造基地向中國轉移、生產制造環節向中國轉移的結果。我國多年形成的政策導向應適時進行調整，需要調整和轉變我國“流出財富，留下順差”的貿易政策體系，應致力于貿易平衡。在調整中，務必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應該通過擴大進口而不是壓縮出口來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二是把9411億美元的外匯用起來，減少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第五，推動我國實現從低價格、低層次競爭向互利共贏戰略轉型

我國一些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是以低價“傾銷”、低層次競爭為主要手段的。英國《金融時報》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對外貿易——買啥啥貴，賣啥啥便宜”。

買啥啥貴。近幾年我國成為全球初級產品市場的最重要的大買家，我們進口的大宗商品價格一路上揚，從2001年中期至2004年底，國際原油價格上漲了120%，鐵礦石價格上漲了30%，銅礦石上漲了100%，大豆價格上漲50%。在此基礎上，2005年國際市場原油和銅的價格又分別上漲43%和53%，亞洲地區鐵礦石價格上漲71.5%。2005年至2006年上半年，由于價格上漲，我國僅在鐵礦石進口方面就多支付了約34.81億美元，折合人民幣287億元。

賣啥啥便宜。目前，中國為世界每一個人生產1雙鞋子、2米布和3件衣服，出口服裝177億件，而每件只售3.51美元；出口鞋子60億雙，每雙僅售2.5美元；羊毛衫出口單價僅為4美元。過去10年，我國皮鞋、布鞋、球類、傘、鬃刷、熱水瓶等6種小商品出口額增長了5成，但平均價格卻降低了20%以上。中國稀土出口量2004年是1990年的9倍，平均價格卻下降46%。一些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低價競爭，自相殘殺。在WTO反傾銷案件中，對中國反傾銷的案件最多，達到1／7，低價競爭不僅使我們難以獲取應得的利益，而且容易引發貿易爭端。

根據美國摩根士丹利的研究，過去十年中國出口的質優價廉產品，僅2004年就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將近1000億美元，美國公司從中國制造的產品中獲得的利潤近600億美元，占標準普爾公司全年利潤的10%以上。但是我們并沒有遭到表揚和禮遇，迎面而來的是反傾銷等貿易摩擦。我們決不能再做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了，決不能繼續再以低價格、低層次競爭來開拓國際市場了。實施互利共贏戰略，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戰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發展對外經貿合作關系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中國提高可持續貿易能力的必然選擇。

第六，推動我國實現從以貨物貿易為主向注重提高服務貿易比重轉型

20世紀70年代后期，世界服務貿易增長速度超過貨物貿易增長速度，服務業終將成為主導產業，它帶來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變化。2003年，發達國家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1%，發展中國家也達到51%。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1980年至2004年，國際服務貿易增長了5.8倍。據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2007年全球服務外包轉移額將超過6000億美元，2010年將超過1.2萬億美元。

服務品是進入流通的無形商品，消耗所在國資源少、對環境破壞少、市場風險少、產品附加值高。要改變我國貿易量大、利潤小、價值少的狀況，應加大服務貿易的比重。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發達國家所占比重高達75.8%，而中國服務貿易是連年逆差，2004年逆差為97億美元，2005年為94億美元。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在世貿組織分類的160多個服務貿易部門中，按照承諾已經開放了100多個，占62.5%，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比重，有了更好的條件和基礎，這應成為我國貿易轉型的戰略選擇。

第七，推動我國從單向“引進來”向“走出去”與“引進來”并重的戰略轉型

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主要以“引進來”為主，在我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日益密切的新形勢下，進一步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的市場空間，不能只靠把投資者“引進來”，變成我國的貿易額再出口到國際市場的常規做法，應該把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點放在貿易轉移上。通過投資帶動貿易發展，緩解與所在國的產業沖突與就業沖突；轉移國內有優勢或過剩的生產能力，開發新的市場，真正實現市場的多元化，減少國際市場風險；轉移貿易順差，促進出口商品原產地的多元化，減輕我國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壓力。

實施“走出去”戰略中的貿易轉移，是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大舉措，是逐步形成我國自己的跨國公司的重要途徑。必須解決我們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互相拆臺和惡性競爭問題，這是中國企業最丟分的地方，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產品即使質量檔次提高了，價格也上不去。必須解決企業謀求自身利益與履行社會責任的問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為其稅收、就業、合理利用資源等帶來好處，遵守東道國的法律法規，尊重當地風俗習慣，與當地人民和睦相處。必須要低調行事，對一些對外合作敏感項目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防止被蓄意炒作，功虧一簣。

第八，推動我國從單一對外貿易政策向綜合型、協調型對外貿易政策轉型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年內基本結束，中國市場已經與世界市場全面接軌，國內規則已經與適應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國際規則全面接軌，對外開放從政府主導的、過渡式的、局部的、漸進的進程轉向面向全球的全面開放。應加強各個相關部門對外經濟政策的協調性，形成整體化的國家對外貿易戰略。

美國之所以強大，除了軍事等力量外，其經濟力量主要來自流通先導型經濟，來自國家的整體對外經濟戰略，美國GDP占全球GDP的34%，但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比重達62%，占全球外匯儲備的比重達64%，占全球貿易結算中的貨幣分布達66%；美國股市市值占全球資本市場市值的52%；美國石油儲備達到7億桶，占全球儲備總量的50%。強大的現代流通能力使美國保持競爭優勢，美國貿易逆差去年達到8000多億美元，但每年至少流入的5500億更低成本的資本，支撐著美國經濟的發展。

目前我們在外資、外貿、外匯和外交等方面進行的研究、采取的政策和策略等都是分割的，部門色彩比較重。出臺的政策要么互相矛盾，政策作用互相抵消，要么不管政策出臺后的連鎖反應和迭加效應，不顧出臺政策的時機和節奏，密集地、狂風暴雨般地砸下來，結果使好的政策走向反面，最后再不得不重新設計或調整。進行對外開放戰略包括對外貿易的調整，首先要真正研究清楚一些重大的關鍵性問題，建立一個各個部門相互協調的新的對外開放政策體系，形成新的國家對外開放包括對外貿易的新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