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與國際沖突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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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所有政治人都面臨著程度各不相同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程度受因果知識和信息的擁有量的影響。獨裁政治的存在基礎是子民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意識形態有助于統治者增加和維持子民的不確定性，而實施思想獨裁有助于保持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從而鞏固不確定性。如果國際上的民主政治能夠降低子民的不確定性，那么統治者或者覬覦政權的競爭者將培植攻擊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民主國家也知道這一點，它將努力消滅獨裁政治制度。因此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難以和平共處。

關鍵詞：不確定性意識形態獨裁政治民主和平論

民主和平論者發現，“與非民主主義國家相比較而言，民主主義國家遵守國際條約和信守國際承諾的可能性更高，采用恐怖主義手段的可能性更低，且相互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也很低”[1]。民主和平論在從正面指出民主與和平正相關的同時，又從反面告訴我們，獨裁與戰爭正相關；而這一點又可以分解為兩個層次，即獨裁國家之間容易發生戰爭，獨裁國家容易和民主國家發生戰爭。

民主和平論把政治制度與和平或戰爭聯系起來考察，發現這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規律性的關系，其發現頗有說服力。但是，由于它是一些學者主要運用歸納推理方式從統計分析中發現的規律[2]，它的理論性受到了削弱。在本文中，我試圖運用演繹推理建構一個獨裁政治的經濟理論，來證明民主和平論的一個方面：為什么獨裁國家具有較大的可能性攻擊民主國家？為什么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難以和平共處？

一、假設

我的假設共有三個。第一，我假設所有政治人，包括政治家、官僚和人民群眾，都是理性經濟人，他們努力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理性指的是一種行為方式，是指在給定條件和約束的限度內適于達到給定目標的行為方式。”[3]“經濟人”假設則是強調政治人的自利性。所有個人都是自私的（selfish）[4]，其理性行為主要導向其自私的目標：每個人關心自己的安全和快樂勝過關心他人的安全和快樂；如果自己的幸福和他人的幸福發生沖突，他總是準備犧牲他人的幸福滿足自己的幸福[5]。第二，所有這些政治人的最基本的偏好（或者說需要）都是生存，由此派生出對財富、以至權力的偏好。某些人追求權力，是因為他們認為更多的使他們更加富有和安全，因而生存得更好。

第三個假設是背景假設：所有政治人都面臨著程度各不相同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一切人的努力都受制于我們有限和不確定的知識—關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外生事件；關于自然、上帝和人類的法則；關于其他人乃至我們自己可能如何行動的知識。赫伯特·西蒙認為，人的理性受到三種限制：一是風險和不確定性；二是不完全信息；三是各種函數關系或環境約束極其復雜，致使活動者無力計算最佳行動方案（這一點可以稱為計算的復雜性）。[6]奈特（FrankH.Knight）討論了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劃分[7]，“風險”是指個人根據對事實的客觀分類有能力計算出概率的情形，“不確定性”是指不可能客觀分類的情形。赫什萊佛（JackHirshleifer）認為，能否進行客觀分類不是關鍵之所在，風險和不確定性指的是同一件事。[8]

關于不確定性的定義，安東尼·唐斯說，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缺乏有關過去、現在、未來或假設的事件的過程的確切知識的一種狀態。[9]他認為，討論不確定性時，我們要區分知識的種類。一類是反映事物因果聯系的因果知識（contextualknowledge）；一類是提供有關某一領域的重要變量的當前資料的信息（information）。[10]獲得更多的信息，可以消除許多不確定性。但是，有些不確定性是特定情況所固有的、內在的，例如，選舉的結果就是這樣，在選舉揭曉之前，它都是不確定的，因為選民的意愿在最后一刻都是可以變化的。他還認為，不確定性所導致的多數問題都與信息費用有關。當存在不確定性，信息的獲得都需要花費成本時，理性的決策者在決策之前只獲得有限的信息，它們只是能夠獲得的全部信息中的一部分。決策者一直尋求信息，直到所獲得的一“比特”（bit，信息單位）新信息的邊際收益等于其邊際成本時為止。本文所討論的不確定性既與因果知識有關，也與信息費用有關，但主要是與因果知識有關。

政治中的不確定性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拿獨裁政治統治下的子民來說，他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就有：①他們缺乏必要的社會科學知識—關于社會事實之間的因果知識，弄不清楚特定的政策對于他們的利益的真正影響。對于同一國際或國內政策，有的子民覺得符合自己的利益，有的子民則認為不符合。同一個國家的人民對于同一個“9·11”襲擊事件，有的人認為對他們有利，有的人認為不利。②他們不清楚統治者的真實意圖。③他們之間思想和信息交流不夠，難以了解各自的意圖。④如果他們想達成政治上的某種合作，他們無法預先知道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將是多少。⑤他們也不能確定，別人是否會違背同盟協議，中途背叛。⑥如果有人違背協議，懲罰是否能夠進行也是個問題。⑦如果達成同盟，他們也難以判斷何種行動方案是最佳方案。⑧難以發現和懲罰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者。

影響不確定性程度的因素和方式例舉如下：①相互交往的人數越多，不確定性越強。②這些人的地理距離越遠，居住越分散，不確定性越強。③自然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水平越高，信息成本越低，同時，如果獨裁統治者利用這些技術傳播其意識形態（主要由人文社會知識和規范構成），從而增強不確定性，那么自然科學技術又助長了不確定性。④自然科學越發達，人們對于自然的法則、上帝的有無會有更加確定的知識。⑤實證的社會科學越發達，關于社會事實之間的因果知識越多、越正確，不確定性越弱。

二、不確定性與獨裁制度的起源

獨裁政治制度的本質是少數人掠奪多數人，從表面上看，這里有一個矛盾：少數人的力量之和比多數人的力量之和小[11]，為什么多數人能夠容忍掠奪？假定不存在不確定性，或者，不確定性的程度較低，所有人之間的政治交易費用為零或者足夠低，那么，多數人當然能夠聯合起來打敗少數人，或者，少數人預先知道這一結果（因為信息充分，計算準確），因而不用多數人發動武力反抗，就主動放棄對政權的壟斷。然而，事實上，各個政治人面臨的不確定性的程度是很高的；當被掠奪的多數人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足夠高時，他們就無法達成足夠程度的聯合來推翻獨裁統治。這就是獨裁政治的存在基礎，只要不確定性沒有降低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產生或者鞏固；因此，不確定性程度影響著民主化能否發生、何時發生以及民主化的速度。

下面，我試圖把獨裁制度從無到有地推導出來。

“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12]如何獲得這些生活資源呢？在一個假想的自然狀態中，每個謀求最佳生存條件的理性經濟人的選擇依據是看哪種方式的邊際效益最大。假定①產品和勞務并不是極大豐富，而是稀缺的；②直接生產產品和勞務的生產率比較低，因而選擇自己直接生產要付出較大的成本，而與他人交易的前提是自己生產了產品或勞務，也是要付出較大成本的；③不同的人的力量（智力或體力）大小不同，如果搏斗，強者獲勝的概率比較高；④這些人沒有血親關系，或者血緣關系足夠疏遠和淡化，如果強者掠奪弱者，弱者的損失不被強者計入自身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力量強大的個人會選擇掠奪方式來謀利，這種方式的邊際效益是最大的。

弱者有哪些選擇呢？一共有三種方案：第一，和強者搏斗；第二，尋找同盟者，團結起來和強者斗爭；第三，忍受掠奪。第一種選擇風險太大（被殺死的可能性比較大），由此導致的成本也太大，理性的弱者一般不會選擇它。第二種選擇的成本主要是政治交易費用。所謂政治交易費用，是指政治市場中進行政治權利交換所耗費的各種資源，它包括搜尋、談判、政治契約的書寫以及實施等方面的成本。[13]這些成本都受到不確定性的極大影響，如果一切都是確定的，政治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到零。因此，弱者是否選擇這第二種方案，決定于不確定性的大小。如果不確定性小到一定程度，理性的弱者會選擇這一方案。如果不確定性比較大，他只好選擇第三種方案，那就是忍受掠奪，這樣，獨裁政治的局面就開始形成了。

三、不確定性與意識形態

戈登·圖洛克（GordonTullock）和羅那爾德·文特洛比（RonaldWintrobe）是運用經濟學方法研究獨裁政治的先驅。也許是因為民主國度的學者難以深刻地認識獨裁政治，他們都忽視了意識形態（ideology）在獨裁政治中的重要影響。圖洛克承認，統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軍隊的力量統治人民，但是他無法使用這一力量統治警察和軍隊；統治依靠“觀念”。圖洛克認為：獨裁者要努力讓其周圍的人們知道的觀念不是他是個好人，而是，如果你們反對我，我將勝利。[14]相對而言，意識形態對于獨裁控制和合法性問題來說不是那么重要。[15]在文特洛比的模型中，我們也看不到獨裁者對意識形態的運用。為保持其權力，獨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為兩類：壓迫(repression)和購買忠誠(loyalty)。[16]“壓迫”指的是實施種種限制，“忠誠”(loyalty)被定義為個人對組織或制度的長期的歸屬或依附，它是獨裁者通過分發政治租金“購買”來的。

但是，如果獨裁者支出一些資源，用于對子民的“洗腦”—即意識形態灌輸，也會導致忠誠供給的增加，反叛行動的減少；而且，這樣使用這些資源，其邊際收益可能比用于其他用途所能帶來的邊際收益更大。獨裁者對意識形態的需要就是這樣產生的。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意識形態本質上是編造幻想、掩蔽現實關系的精神力量，是對社會現實的顛倒的、神秘的反映，因而僅僅是一個否定性的概念。它是代表統治者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觀念的總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用幻想的聯系來取代并掩蔽現實的聯系[17]。根據思維形式上的特性，我把意識形態的內容劃分為以下兩大方面。第一方面的內容是形式上的因果知識，告訴人們是什么因素決定著他們的福利和不幸，為什么獨裁者有權統治他們。這些知識常常是超越經驗檢驗的，例如神權政治意識形態說獨裁者的統治權來自神的旨意和授權。越是在科學水平低下、子民們的不確定性強的時期，這些知識與實證科學知識的差距就越大；隨著不確定性程度的降低，意識形態中的因果知識部分越來越象實證科學知識；當不確定性降低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就會建立起來，和平競爭中的政黨的意識形態就會包含越來越多的正確事實，但是并不包含全部事實真相。在獨裁國家，這些知識卻偏偏被說成完全真實的，不容置疑的，也就是拒絕接受批評或證偽的。意識形態第二方面的內容是改造社會的計劃。安東尼·唐斯把意識形態定義為：“一種有關美好社會的文字幻象，一種建構此種社會的主要手段”，同時也把它看成是某些人獲得權力的手段。[18]唐斯所討論的意識形態主要是民主政治中相互競爭的政黨的政策綱領，其內容就被假定為包含正確的事實、但是并不包含全部事實真相。[19]邁克爾·羅斯金（MichaelG.Roskin）等的定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源自這樣一種信念，即事物能夠比現在的狀態更好；它實質上是一個改造社會的計劃。”[20]

意識形態發揮其支持者所期望的功能的前提是不確定性的存在。由于子民缺乏社會科學知識，不清楚現行政策和自己的福利的因果關系，統治者就可以告訴他們一套歪曲的知識，大意是現行政策是最符合他們的利益的。子民也不是很清楚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就告訴他們，忠心服從統治者就能夠得到幸福，決不可反叛。

理性的子民為什么會或多或少地相信統治者灌輸的意識形態，并且從而變得（看似）反理性了呢？第一，探索新知、獲得對事實之間關系的解釋是成本高昂的活動，直接將統治者“免費”送來的“知識”接收下來可以節省成本，它們好歹也是一種解釋或者計劃，有一種解釋或計劃似乎總比沒有要好。第二，由于意識形態許諾一種美好未來，這也能夠給苦難中的子民帶來一種安慰，或者說效用。第三，子民確實是無知的，他們無法判斷意識形態與他們的利益的聯系。第四，由于統治者的思想獨裁，子民難以接觸到其他知識。

在獨裁政治中，意識形態的培養和傳播者是獨裁者、企圖奪取政權的潛在競爭者；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們選擇意識形態的標準是看是否有助于他們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看意識形態中的因果知識是否正確，計劃是否真的符合它所聲稱要促進的大眾的利益。理性的統治者會將一切有利于其利益的思想觀念融合為一個體系，努力培植和發展它。能夠提供這種思想觀念的人將得到統治者的恩惠，也就是分享一部分政治租金，即使在生之年沒有得到多少恩惠，死后也將得到追封，因此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是比較高的。同時，統治者還會壓制其他意識形態、知識和觀念，因為如果意識形態市場的壟斷被打破，形成充分競爭的局面的話，子民的不確定性程度就會降低，獨裁統治的成本就增大了。只要獨裁統治者能夠壓制其他思想學說，生產那些思想學說就不僅無利可圖，而且有害于生產者自身，生產的積極性就會比較低，那些思想學說也就不會有多大的產量和多高的質量，即使有些產品，統治者也可能阻止它傳播，甚至將它銷毀。我們可以做一個推論：獨裁政治制度是一個對人文社會科學進行劣勝優汰的機制，其中的主流文化必定不是真的好東西。本段所論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發展和傳播的經濟學。

獨裁者的支出將得到豐厚的回報：第一，接受了意識形態的子民更加順從，統治成本降低，而收益卻增加。第二，雖然高級官僚的不確定性程度比子民低，不會把意識形態當做真理，但是，由于無知的子民順從獨裁者，高級官僚反叛奪權所能得到的支持就會比較少，而將要遇到的反對卻比較強大。所以，意識形態對子民的影響越大，高級官僚發動政變的可能性就越低。這一層是圖洛克沒有認識到的。

意識形態的培育和傳播速度比較慢，然而一旦深入子民的頭腦，要改變它也需要很長的時間，由它所造成的不確定性程度也是比較難以降低的，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具有滯后性。子民的這種不確定性狀況也是獨裁者的潛在競爭者的行動背景，覬覦政權的競爭者常常認識到它的可利用價值。其利用方法就是宣稱：現行獨裁者對意識形態不忠實，簡直是背叛，而我們忠實得多，因而是更加符合人民利益的。這是對意識形態的變本加厲地利用，種種形式的“原教旨主義”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自然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進步對于不確定性的影響是復雜的。它的直接影響是降低信息成本，增加信息量，這具有降低不確定性、從而降低政治交易費用的作用。但是，它同時也降低了獨裁統治者培植和傳播其意識形態的成本，方便了意識形態的廣泛傳播，從而又增加了子民的不確定性。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人文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和政策計劃，如果統治者能夠維持其思想獨裁，它們并不必然以同樣的步伐隨著自然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進步。意識形態或許要相應地發生一些變化，例如，原先說皇帝是上帝派來管理百姓的，隨著自然科學的發達，現在還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委派使者的人就可能減少了，那么意識形態就要調整，以論證統治的合法性。更加精致有力的意識形態總是可以找到的，一旦找到就利用先進的自然科學技術大力推廣。

總的來說，自然科學技術主要影響著信息成本，科學哲學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影響子民關于自身福利的因果知識，兩者共同影響著不確定性。對于獨裁統治者來說，自然科學技術的進步的影響有好有壞，真正的社會科學的進步帶來的好處常常大于壞處，所以是不受歡迎的，因而社會科學是最難進步的。其中，經濟科學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有利于統治者稅收的增加，但是，它也會間接或直接地削弱意識形態，所以統治者可能讓它有控制地發展。政治科學會直接削弱意識形態，因此最不受歡迎，容易被當作偽科學取消。真正的社會科學知識越是稀缺，其價值也就越大。而對于統治者來說，重要的是要選擇性地阻礙其進步，否則，其統治成本就將不斷增加，最終將導致獨裁政治讓位于民主政治。

四、為什么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難以和平共處

如果一個獨裁國家能夠一直與世隔絕，那么，它將能夠一直保持獨裁制度。因為思想獨裁制度使得能夠增加關于社會事實之間的聯系的社會科學知識難以生產和傳播，不確定性因此難以降低。然而，如果世界上別的地方出現了民主政治[21]，而且很有可能那里的人們生活得更加幸福，如果自然科學技術的發達使人們能夠了解到這些信息，那么獨裁政治制度就遭遇到了嚴峻的挑戰。獨裁政治的存在基礎—不確定性—被破壞了，因為維持較高的不確定性的因素之一（意識形態）遭遇到了挑戰。

獨裁政治的意識形態必然既從正面闡述服從偉大或神圣的一個人或少數人的統治的必要性，又從反面闡述如果不這樣，子民必將喪失幸福。處于封閉狀態的子民能夠接受這種意識形態，然而，如果人們發現民主治理不僅是可能的，而且能夠給公民帶來更多的幸福，那么，原先的意識形態就會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獨裁統治的成本將增加。

獨裁政治如果要繼續維持，那么它必須維持其意識形態，保持由意識形態帶來的不確定性。要維持以論證獨裁統治為中心任務的意識形態，就必須批評和指責民主政治的危害性。然而，如果“民主”已經成了全人類的信仰，那么獨裁政治的意識形態就必須論證現行政治是最為民主的政治，而外國的民主是虛假的。消滅世界上的民主政治肯定符合獨裁統治者的利益，而且統治者必定努力將這種愿望灌輸給子民。

不確定的子民反過來又形成統治者或覬覦政權的競爭者的行動背景，只要有一部分子民接受了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就會有覬覦政權者以各種形式的“原教旨主義”來吸引支持，分享甚至奪取權力。這樣，不僅獨裁者以民主政治為敵，而且覬覦政權的競爭者甚至有積極性變本加厲地攻擊民主政治。競爭者聲稱要維護人民的利益，因而要維護最為純正的意識形態，以及符合這種意識形態的生活方式，反對甚至努力消滅那些與他們國家相反的國家。他們也可能聲稱，他們世界的現行統治者已經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其潛臺詞是必須由他們來領導人民。他們一定能夠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從而能夠享有影響力，獲得收益。全世界的獨裁政治統治者及其相信其意識形態的部分子民、覬覦政權的競爭對手都會痛恨民主國家。越獨裁的國家就越恨民主國家，我們甚至可以根據各國憎恨民主國家的程度來判別其獨裁程度。

而理性的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和大部分選民（特別是在民主國家的自由競爭的思想市場的影響下）也能夠理解本文所闡述的道理。布什總統在“9·11”襲擊事件發生之后指出：恐怖組織的目標不是金錢，而是重整世界，將其極端信仰加諸各國人民頭上；恐怖分子踐行的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邊緣形式。[22]因此，民主國家的人民會認為別國的獨裁政治制度會侵犯他們的利益，如果“幫助”獨裁國家走向民主，就可能減少這樣的損害。1992年美國大選中，比爾·克林頓就反復強調推進民主是該政府的首要考慮，在他上臺之后，他的國家安全助理將他的對外政策的主題表述為“擴大民主”。[23]

注釋:

[1]Tallbott,Strobe,“DemocracyandtheNationalInterests”,ForeignAffairs,Vol.75,p.49.

[2]湯大華：《“民主和平論”簡評》，載于王浦劬、江榮海主編：《政治與行政管理論叢》第一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7-99頁。

[3]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說》，楊礫、徐立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45頁。

[4]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27.

[5]Calhoun,JohnC.,“Disquisitionongovernment,”PublicOpinionandPropaganda,ed.ByKatz,Cartwright,Eldersveld,andLee,NewYork:TheDrydenPress,1954,p.15.

[6]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說》，楊礫、徐立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47-48頁。

[7]Knight,FrankH.,Risk,UncertaintyandProfit,NewYork:HoughtonMifflin,1921,p.20-26.

[8]杰克·赫什萊佛、約翰G·賴利：《不確定性與信息分析》，劉廣靈、李紹榮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0頁。

[9]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77.

[10]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79.

[11]少數人的力量之和“應該”小于多數人的力量之和，這在冷兵器時代是沒有多大疑問的；但是，在兵器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代，可能有人對此表示懷疑了。如果所有人之間的政治交易費用為零，那么多數人的集團也可以擁有先進武器，從而我們仍然可以說：少數人的力量之和“應該”小于多數人的力量之和。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頁。

[13]Vira,B.“ThepoliticalCoasetheorem:identifyingdifferencesbetweenneoclassicalandcriticalinstitutionalism”,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16,1997,Sept；劉元春：《交易費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06頁。諾斯也討論了政治交易費用，它的內涵和經濟市場的交易費用相似，也是由衡量和實施成本構成的，見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14章，第4章。

[14]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Nijhoff,1987,p.21.

[15]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Nijhoff,1987,p.107.

[16]Wintrobe,Ronald.,Thepoliticaleconomyofdictatorship,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p.33.

[17]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9頁。

[18]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p.96-97.

[19]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83.

[20]邁克爾·羅斯金、羅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羅斯、沃爾特·瓊斯：《政治科學》，林震、王鋒、范賢睿等譯，寧騷校，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104頁。

[21]根據本文的理論，民主政治的出現條件是不確定性足夠的低；具體地闡述民主政治的出現原理不是本文的任務。

[22]參見布什總統在遭受“9·11”襲擊后的講話，載于林國榮、趙曉力：《布什總統的修辭和意圖—對布什911事件重要演講的評注》，《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5期。

[23]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