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文化概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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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湖湘文化；斷裂與整合；楚文化

關于文化，其內涵是人類主體通過各種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實現對社會和自然客體的適應、利用和改造。[1]因此，文化是自然系統對社會系統；歷史條件對社會群體產生影響的必然結果。換言之，文化是社會成員在特定的自然、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共識的結果。

到春秋戰國時期楚勢力的擴張所帶來的楚文化，對湖南地區的文化形成有著深遠影響。直至戰國后期的楚國滅亡，巴人的進入所帶來的巴人文化。此過程為早期的湖湘文化的分裂與整合。

一、春秋時期湖南文化的分水嶺

湖湘文化發展過程早期追朔至堯、舜時期，當時已然存在著當時勢力及廣闊活動范圍的“三苗”國部落集團。禹將三苗國瓦解后建立夏朝，成為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500年間再無三苗國記載，直至商朝晚期，湖南地區出現了于三苗國有傳承關系的“荊蠻”部落，越人的出現也為楚文化的進入打下基礎。

1. 三苗部落的分布與滅亡

我國在堯、舜、禹時期曾在現湖南地區存在過一個龐大的部落集團―“三苗”或稱為“三苗國”。所謂“三苗國”名字的來源，古人在數字排序中常以“三”為多，故所謂“三苗”，多指此部落集團包含了許多氏族、胞族和部落。孔安國傳云：“三苗，國名……為諸侯”。《帝王世紀》載：“諸侯有苗氏”。《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日：“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典籍中提到的如“苗民”、“有苗”均為氏族部落的名稱。而將稱為“國”、“諸侯”，則是說明其占據了一定地域范圍的部落集團。

自春秋戰國以來，有關三苗集團的分布情況和活動區域記載較多，但大多說法不一。綜合資料及考古發現，在歷史長河中存在的“三苗國”，其分布及活動范圍大致處于江漢、江淮流域以及長江中游南北、洞庭、彭蠡二湖之間地域內，而湖南是“三苗”集團分布和活動的重要地區。

由于堯、舜、禹在位時，為鞏固其地位而不斷地且大規模的征伐，“竄三苗于三危”、“放O兜于崇山”在這過程中，三苗集團被打垮而以瓦解告別歷史舞臺。禹傳位啟后，建立了夏朝，標志著我國進入奴隸制社會。夏朝統治的五百年間，諸多古書及記載中并未曾發現有關“三苗”或“三苗國”的相關記載。

2、越人文化與荊蠻部落

在商朝晚期于周朝初期階段，出現了史籍所載的“荊蠻”、“蠻荊”，有時又稱“荊”，或“荊楚”的龐大部落集團。

“荊蠻”其主要分布在古荊州地域。而古荊州的位置大致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與之毗鄰的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區。《毛詩正義》云：“蠻荊，荊州之蠻也”。指的是分布于荊州地域之內的“蠻”。這正是三苗部落集團“左洞庭、右彭蠡”、“汶山在北、衡山在南”的的主要分布區域。由此可見，“荊蠻”與“三苗”在分布與活動范圍方面相吻合，可以說明荊蠻與三苗之間存在著傳承關系。

湖南當時為“荊蠻”地域，到商周時代，湖南地區分布著大量越人。越人文化在新石器時代已初具特點，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商周時代的越人文化有了較大程度的發展。由此可以推斷出，湖南境內的越人是構成“荊蠻”集團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楚文化之前的分水嶺文化現狀

1、西周時期的文化融合

西周時期，楚國對南方“荊蠻”地區的多次用兵，雖戰亂紛飛，但同時促進了中原文化的南傳與南方土著文化的交流。湖南出土的青銅器上有幾個族名徽記多次出現，如“鳳”、“戈”，以及鳳鳥。考古學界考證，這些青銅器可能是商未周初中原以“鳳”、“戈”和鳳鳥為族徽的氏族，一部分人南下帶來的。[2]這說明，西周時代，不僅中原文化在繼續傳入湖南。而且某些華夏族成員也開始南遷。中原文化同土著的“三苗”、“荊蠻”文化在西周數百年間的進一步交流融合，為湖南地區越人青銅文化的發展和楚文化的形成、發展打下了基礎。

2、春秋時期的文化發展

春秋時期湖南境內依然分布著大量越人，并且創造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1982年在長沙縣金井茶場發掘了一處越人墓地。出土青銅器共七件，其中有匕首和鼎，與中原的作風不同，又與楚器迥異，可以說是南方土著民族獨特的產物。說明長沙一帶在楚人進入以前，仍為越人活動和分布的地區。此外，近幾年來，湘江流域的平江、湘鄉、衡南、資興等地也都有春秋時期的越式銅器出土。這都為春秋時期湖南古越人的分布提供了證據。

三、楚國的擴張與楚文化的進入

春秋戰國時期，諸國當中以楚國勢力強大，在當時已成為雄踞大江南北、稱霸中原地區的大國。

1、楚國勢力的大規模擴張

楚國勢力在春秋時期曾擴張擴張進入湖南，一條線路在春秋早期，沿洞庭湖西向湘西北地區擴張，第二條線路在春秋中葉，沿洞庭湖東，經岳陽、長沙到達五嶺地區。楚國勢力的擴張帶動了楚國文化進入湖南，與湖南本土文化的融合并發展。

戰國時代，楚國再一次大規模擴張，西線拉長過貴州直至云南。東線拉長至廣東、廣西地區，楚國版圖變大，楚國的文化傳播影響變廣。

（1）楚國勢力面向湖南地區的第一次擴張。

在春秋早期，楚國勢力已進入湖南地區。其中據考古資料表明，楚文化的傳播主要有兩條線路。其一是沿洞庭湖西部，經湖北的松滋、公安，先由水路過松滋河、荊江，再由陸路逾過現湖南張家界地區的天門山，武陵山，進入洞庭湖西部和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區，即現在的湘西北張家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常德等區域。從考古來看，湖南在洞庭湖西部澧水下游的澧縣發現春秋中期楚墓和楚文化遺址，還有沅水中游麻陽和辰溪之間九曲灣銅礦遺址，經考古鑒定是春秋時代楚人的銅礦開采和冶煉處。這都說明春秋時代楚國的勢力和楚人已由西線進入了湖南。

而楚文化的另一條傳播路線由沿洞庭湖東部，進入（今稱）岳陽、長沙地區后繼續向南擴展，直達五嶺地區。但其年代稍晚于西部路線。從史料看，楚文王（公元前689-676 ）徙羅子國于現今岳陽、汨羅一帶，為楚國勢力由東部路線進入湖南之始。然后是楚成王（公元前671-626年），征服南方“夷越”，拓地“千里”[3]。近幾十年來，湖南考古工作者已在長沙、湘潭、湘鄉、衡陽、資興等發掘了大批春秋晚期和戰國初期的楚墓。這反映了楚國勢力自春秋中葉以后，由北而南逐步進入洞庭湖東南部和湘江流域的史跡。

（2）楚國勢力面向湖南地區的第二次擴張

戰國時，楚國勢力向湖南又有兩次大的擴張。一是楚悼王時（公元前401-381 ）“吳起相悼王，南并荊越，遂有洞庭、蒼

梧”。[4]即從洞庭湖地區直達五嶺南北，均進入了楚國的版圖。另一次，是楚威王（公元前333-329）遣大將莊F溯沅水而上，擴地黔中以西，進入現今貴州東南部，以至云南。

近些年來，湘南地區以及廣西恭城、平樂，廣東清遠、廣寧等地，先后都發現了戰國時代的楚墓群。出土的文器物與長沙楚墓，甚至和河南、安徽的楚墓中的器物都有許多相同之處。這也就表明了戰國時代，楚國和楚人進一步向南拓展的結果。

（3）楚文化的進入與當地文化的結合發展。

春秋戰國時代，楚人和楚國勢力日益擴大，但在原“荊蠻”地區內同時仍存在其他民族酌先民和氏族部落。其中勢力最大的是“蠻”、“濮”。或許是因為其氏族部落眾多，又稱“群蠻”和“百濮”。“濮”實際上也屬于“蠻”。故韋昭云：“濮，蠻邑……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5]。“蠻”、“濮”原本同楚人一起都包括在“荊蠻”集團之內，只是其發展落后于楚人。

進入湖南的楚人，同湖南部分土著“蠻越”民族以及殷商、西周進入湖南的華夏集團中某些氏族的融合，構成了后來湖南民族的最初先民。

四、戰國后期湖南巴人與巴文化

巴人進入湖南是在戰國后期。唐梁載言《十道志》載：“故老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漢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為一溪之長，故號五溪（蠻）”。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辰州，蠻戎所居也，其人皆盤瓠子孫。或曰巴子兄弟立為五溪之長”。說明了“巴人”在國滅之后所殘留的人民中有一部分隨戰亂移民流入湘西地區。所謂“楚子滅巴”，應是始于楚國占領巴國的國都――枳。在《戰國策》中記載“楚得枳而國亡”[6]。即楚占領巴國國都――枳之后不久，秦就攻克了楚都――郢。

巴人進入湖南，同時帶來了不同于“蠻、濮”族和越族文化的“巴文化”。根據四川發掘的大批巴人墓，所挖掘出的文物與湖南湘西的沅水中下游和澧水中上游的戰國墓中多有雷同。1985年7月發掘的益陽一座楚墓中，出土了“巴式戈”。這也就反映了巴文化同楚文化的交織和對它的影響。

戰國以后，關于湘西地區民族成分的史料中，確實也還有“巴”人的記載。如《三國志?吳書?黃蓋傳》載：“武陵蠻”中有“巴、醴、由、誕（蜒）邑侯君長”。這里所說的“巴”，應是指流入武陵五溪地區的巴人。正是這部分生活在湘西及鄰近的川東、鄂西地區的巴人，長期保存了‘巴文化”的特色，并同在其進入之前已分布于這一地區的“蠻、濮”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和滲透，秦漢以后逐步形成了一個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即今天的土家族。強勢文化成為主導文化。推動了信巫蠱、敬鬼神的浪漫主義思想的形成。

湖湘文化既包括光輝燦爛的遠古青銅文明和中古時期的湘楚文化，還包括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為核心的湖湘傳統藝術，以及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百折不撓”，“兼收并蓄”的人文精神。在楚文化進入湖南前的遠古時期，湖南主要以“三苗國”和“荊蠻”部落為主導，生產力低下。中古時期的楚國勢力擴張帶動了楚文化的進入，說明中原文化與南方文化的融合與發展，帶動了湖湘文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田廣林，中國傳統文化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何介鈞，《湖南商周時期古文化的分區探索》，《湖南考古輯刊一》第二輯。

[3]《史記?楚世家》。

[4]《后漢書》卷86《南蠻列傳夷傳記》。

[5]《國語?鄭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