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時代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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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遼金時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為統一北方與遼之間在河北地區頻發戰爭，對當地政治、經濟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壞。公元1004年，宋、遼締結澶淵之盟，約定以白溝河（今大清河一線）為界，雙方罷兵求和，從此進入和平相持時期。這種穩定的環境有利于河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們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進入一個南北分裂的時代，中南部地區屬宋，北部地區屬遼。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后，河北全境統一屬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設路、府、州、縣等，河北主要分為兩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所轄地區主要有：大名府、開德府、河間府，以及滄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轄地區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慶源府，以及相州、衛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兩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區。

遼代行政建制設五京道，道以下設府、州、縣。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轄地域，相當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當于金代的河北東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轄范圍。

宋遼對峙與金統一河北，對河北這一時期物質文化的發展與面貌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河北此一階段的古文化遺存，呈現出宋的中原文化傳統與遼、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獨特特點。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發現了大量的宋遼金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的各類文物。已發現的宋代遺址約260多處，其中城址13處；遼金時期遺址約1600處，其中城址61處；另外還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遺址以城址和瓷窯址最為重要，考古發掘工作亦主要針對此兩項內容開展。比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500米，東西寬約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殘高1~8米。城內發現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殘器片，另外還發現有石雕佛像殘件。位于今巨鹿縣境內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12米，東西寬約300米。城垣遺跡已湮沒于地下，文化層距今地表約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間，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盤、盆、罐、瓶等瓷器和絹畫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遺址發掘的很少，遺跡主要是簡單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為主，器型主要是碗、盤、罐、甕等。

定窯、磁州窯和井陘窯遺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時期三大重要瓷窯址。定窯乃宋代著名瓷窯，其創燒于唐代，至元代漸衰落。核心窯址位于曲陽縣澗磁村附近，發掘出的遺跡有窯爐和瓷器作坊遺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為著名，即聞名于世的定窯白瓷，種類主要有碗、盤、碟、瓶、壺、盒和枕等，胎質細膩，釉色潤澤，裝飾技法主要有刻花、劃花和印花等，圖案以花卉和動物形象為主，有的瓷器上題款有“官”、“尚食局”、“尚藥局”等，多與宮廷和官府有關[1]。

磁州窯興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時期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包括磁縣觀臺鎮和邯鄲彭城鎮兩個窯址群，遺跡發現有窯爐、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產品以白釉器為主，次為黑釉、綠釉、黃釉器等，器型種類有碗、盤、罐、瓶、壺、枕和建筑構件等。裝飾技法極為豐富，有劃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裝飾最具風格[2]。1989年調查新發現的井陘瓷窯遺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燒制白瓷器為主的瓷窯群，產品表現出一些獨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為主，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和黃釉器[3]。

北宋墓葬的發掘以井陘柿莊墓群較為著名。共發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帶墓道單室仿木構磚室墓為主，其中尤以6號墓的“搗練圖”壁畫最為完整精美。該墓地的年代，發掘報告認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認為應晚至元代[4]。

北宋與遼對峙存在，位于兩國交界地帶的河北中部地區留下了不少軍事性遺跡，如永清、雄縣境內的北宋地道遺址，屬抗遼的軍事防御設施遺跡。地道距地表約4米，洞高約1.5米，寬約1米，一般系用灰磚壘砌而成，磚長30厘米，寬15厘米，厚7厘米。洞內發現有燈龕、通氣孔等設施。出土遺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殘片。這些地道遺存為研究宋與遼金的戰爭及軍事防御設施提供了資料[5]。

從北宋開始，中國建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宋時期建筑遺存在河北有著較好的保存。正定隆興寺是現存規模較大、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規劃的寺院，為國內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現存有4座宋代原構木結構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與殿頂形式常見于宋畫，而實物罕見，故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國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開元寺塔，高84米，為全國古塔之最。另一處著名的宋塔是高達63.9米的景縣開福寺塔，也為國內少見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廣惠寺華塔，一層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單層小塔，主塔上部滿飾各類壁塑，為國內佛塔罕見形式。臨城普利寺塔為宋代少見的方形磚塔，塔身一級滿嵌磚雕坐佛，各層斗拱形制各異，極具裝飾性。刻于北宋大觀二年（1108年）的趙州大觀圣作之碑，在國內同類遺存中形體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趙州陀羅尼經幢，幢高16余米，為國內現存形體最高大的經幢，造型華麗，雕刻精美，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定州靜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凈眾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宮中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6]。

三、遼金考古

遼金時期的遺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一帶，多為內涵簡單、文化層較薄的一般性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殘片。發現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邊長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較大型城址，城垣邊長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連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續到元代。九連城城址平面長方形，南北長920米，東西寬760米，城垣外側建有獨特的半圓形馬面，直徑20米，間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區遼代墓葬發現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張氏家族墓群的發掘收獲最為卓著，是遼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該墓群屬漢人家族墓地，時代集中在遼代末年大安和天慶年間。墓葬形制多為帶墓道的仿木構穹隆頂單室或雙室磚室墓，墓室平面有圓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內均有色彩艷麗的壁畫，內容以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為主，如出行、散樂、侍吏等，特別是還發現了“茶道”和“備經”等壁畫新題材。隨葬品除陶瓷器、銅器外，引人矚目的還有許多保存較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為骨”或“以木為骨”制成人體偶像。張文藻等人的木棺上還有用梵文和漢文墨書的佛經，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統三年（1143年）時立愛墓、興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興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資料，對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金代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固安于沿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金銀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遼統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晉國大長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銘補正了文獻記載的不足[10]。

長城在金代有著奇特的發展。金長城又稱金界壕、壕塹，與前代長城不同，它掘土為壕塹，掘出的土在壕內側夯筑為墻，重要地段雙壕雙墻并列。墻體外側筑望臺（馬面），內側建戍堡、關城，防御體系比前代長城更為嚴密。金長城有主線和多條支線，河北境內的金長城屬南線，位于康保、豐寧、圍場境內，總長約216公里。長城由外壕、墻體、望臺（馬面）構成，墻體夯筑跡象不明顯，坍塌嚴重，殘高不足1米，望臺間距200~300米。許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為鄉間大車道。

來自東北地區的遼金兩族在汲取漢文化基礎上，也創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風格的各種建筑作品。河北境內保存有不少質量上乘的遼金時期建筑遺存。高碑店開善寺大殿，為國內現存不足十座的遼代木構建筑中經后代修繕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遼應歷十六年（956年）的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保留的遼代壁畫及部分彩畫彌足珍貴。河北北部遼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淶水慶化寺華塔、易縣圣塔院塔、淶水鎮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臨濟寺澄靈塔、昌黎源影寺塔、易縣雙塔庵雙塔等。金代重要經幢有盧龍陀羅尼經幢，高11米，雕刻精細華美，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區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有多種多樣的突出發現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對于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最佳區域。兩種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而兩種文化對峙的前沿地域則是研究這種關系的最重要環節。因此，河北在宋代與遼金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今河南（下轉39頁）（上接25頁）地區，而與之毗鄰的河北則是宋代抗擊北遼的前沿重要區域，因此將大名府升為“北門鎖鑰”之北京，成為陪都。這種特殊的政治因素為河北地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條件，因此也成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遼代升幽州為南京，又稱燕京，為遼之陪都，成為遼代的重要區域。金代遷都燕京，稱中都，河北地區成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區自然成為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總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區域以及豐富的考古發現，使其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觀臺窯址發掘報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輝柄：《磁州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觀臺磁州窯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陘窯金代印花模子的相關問題》，《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年2期；b.徐蘋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畫精粹展〉札記》，《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宋代地道清理報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縣祁崗村發現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處：《永清縣古地道調查與試掘簡報》，《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考古》1962年12期；b.鄭紹宗：《興隆縣梓木林子發現的契丹文墓志銘》，《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10］a.鄭紹宗：《耶律加乙里妃墓志銘》，《考古》1981年5期；b.鄭紹宗：《契丹秦晉國大長公主墓志銘》，《考古》1962年8期。

【論文關鍵詞】河北；宋遼金時代；考古

【論文摘要】河北是宋遼對峙的前沿地區，在宋遼金考古中的區域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的宋遼金時代考古有許多重要的發現，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重要資料，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