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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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進入近代以后，人們原有的歷史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動，面對急劇變遷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學人從傳統史學的內在理路出發，重新挖掘出國別體以記載外史，表現出通過歷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強烈渴望，甲午戰后，面對明治日本諸種并存的“世界歷史”觀念，晚清學人呈現出復雜而矛盾的心態。蔣廷黻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認為近代史就是歐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只有接受歐洲文化，才有出路，這是近代史的鐵律。柯文等美國學者提出的中國中心觀則是對傳統的沖擊回應論的挑戰。為近代史研究開創了新思路。

關鍵詞：世界歷史觀；晚清學人；西方中心模式

華夏中心觀作為一種文化世界觀，一種植根于中國悠久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鴉片戰爭后面對著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觀，當時的學人的思想如何轉變，后來研究這段歷史的史家又是怎樣看待西方與中國的呢?

一、身臨其境的當事人們的世界歷史觀

鴉片戰爭是被中外學者公認的影響中國歷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也有學者認為鴉片戰爭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它也不會一刀切地把中國社會劃成兩段：傳統與近代。但是鴉片戰爭對于當時的學人思想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給當時的學人造成的一個共同的影響就是：震動與吃驚，都認為這是千年未有之變局。歐美的世界概念開始內化為中國人自身的概念，從而引發了正統史觀的重要基石“天下觀”的解體。所以學人們開始將視野擴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為代表。他們以封建時代的國別史代替一統時期附著于正史的“四裔傳”，盡可能詳盡記載諸多國家的地理、風俗、歷史等情況，同傳統的史學觀念和體例相比已經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尚未擺脫傳統的天下觀念，仍以中土自居，視五洲之國為海國。

甲午戰敗后，知識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開始注重世界歷史書籍的譯介和傳播。隨著留學日本學生不斷增多，特別是康梁等維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閱讀日本轉譯或編著的史學著作。西方的世界歷史觀念進入晚清學人的視野，并成為其著作中明確討論的內容。而在這方面他們也深受日本歷世界史觀的影響。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編纂形式上采用“歐洲中心論”，他們認為：1、世界史不是國別史的匯集，而是人類整體的歷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為西洋文明，在一定階段內代表著人類發展的潮流和趨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為目標，目前的世界史著作應以西洋史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對的，并非固定不變的，較高文明的出現始于各地區、民族之間的碰撞與交流，隨著東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風潮之中，與固有文明相融合，未來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東方為中心。至19世紀90年代，明治維新已經取得重大進步，有些日本史學家遂渴望擺脫西方世界史中沒有日本地位的狀況。他們通過東洋史的構建，開始反對“以西洋史為世界史”的敘述方式，世界歷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單線進步，而是西洋文化、東洋文化長時期內的各自獨立成長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強調將西洋史、東洋史并行列入世界歷史。在上述世界歷史觀念、東洋史學悄然興盛時，梁啟超將傳統的春秋三世說認為“東西合編的世界史”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對急劇變遷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學人從傳統史學的內在理路出發，重新挖掘出國別體以記載外史，表現出通過歷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強烈渴望，但是并未產生將中國歷史納人人類整體發展史的意識。甲午戰后，面對明治日本諸種并存的“世界歷史”觀念，晚清學人呈現出復雜而矛盾的心態，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進步論、階段論，又質疑“以西方史為世界史”的西方編纂方式；既承認在東西方文明、中日之間的競爭中暫時落后，又在“東洋史學”中尋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識形態意義，又不深究東洋史學中的同樣意味。

二、現代史學家們的歷史觀

中國近代史作為一門學科興起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蔣廷黻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學者的影響，同時又強烈地影響到后來西方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他輯錄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和撰寫的《中國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學術界的注目。

蔣廷黻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貢獻不僅在于他是中國少數近代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在于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構了一個可參考的分析框架與通史體系。蔣廷黻多次談到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理解。他認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國近代史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外交史為主體；(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歐化史，中國近代史就是中華民族近代化的歷史，也即是中華民族接受歐洲近代文化的歷史。這兩點是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所持的兩個基本觀點，也是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兩個基本前提和預設。他認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蔣廷黻還認為近代史就是歐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只有接受歐洲文化，才有出路，這是近代史的鐵律。由此出發，蔣廷黻就從接受歐洲文化是否自覺，歐化的程度是否徹底來評價中國的近代史。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政治哲學都是中國近代化的阻礙，近代的中國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強運動的領袖們雖然在接受歐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幾步，但是他們不徹底，所以他們仍然不能救國救民族他們的失敗就是我們文化的失敗，我們批評他們，就是批評我們的文化。

就如沈渭濱先生所言：如果對我們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顧，就會驚訝地發現，我們正在致力于蔣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復蔣廷黻早在60年前建構的話語，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三、美國漢學界的近代史研究

可以說，對國內近代史學界而言，80年代以來的外部影響莫過于美國了。戰后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費正清與列文森等人的影響，認為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循環往復，缺乏內部動力突破傳統框架，只有經過19世紀中葉西方沖擊之后才發生劇變，向近代社會演變。但美國史學經過1964—1974年越南戰爭至水門事件后，部分對美國與西方文明的精神價值發生了根本動搖，對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的整個道路與方向產生了懷疑，從而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以西方為出發點之模式提出挑戰，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與形態結構，并力主進行多學科協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對美國的漢學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這本書中對三種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進行了批判：

第一種模式是沖擊一回應模式，這種認為在19世紀中國歷史發展占主導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線索是西方入侵解釋這段歷史可采用西方沖擊－中國回應這一公式，從而夸大了西方沖擊的歷史作用。柯文認為沖擊回應取向對晚清歷史雖然可以說明某些問題。但并不能說明全部問題。沖擊回應論談到西方沖擊是人們往往忽視近代西方本身就帶有撲朔迷離，自相矛盾的性質。柯文還認為史家容易墮入的陷阱是在討論“中國回應時往往過分抽象化。中國在地理上橫跨整個大陸，在種族、語言和地區上變異甚多，極為復雜。所以柯文認為”中國回應這個詞最多只是一個代表錯綜復雜的歷史情境的簡化符號而已。

第二種模式是傳統一近代模式，認為中國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滯不前，只能在傳統模式中循環往復或產生微小的變化只有等待西方猛擊一掌，然后才能沿著西方已走過的道路向近代社會前進。柯文認為這種模式的問題之一是這種兩分法迫使我們對現實只能嚴格地按兩極來劃分，排除任何中間的可能。第二個問題是假設在一定的社會中，花費在成對兩極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變的，因此社會能量向一極流動，就要求相應減少向他極流動的能量。第三個問題是傳統近代模式采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

第三種模式是帝國主義模式，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各種變化的主要動因，是中國百年來社會崩潰、民族災難無法前進的動因。柯文認為把帝國主義作為是打開中國百年來全部歷史的總鑰匙，確實是一種神話。

于是柯文正面提出了“中國中心觀”，包括四個特點：“(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中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性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歷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學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

當代學者都認為，認識不是主動的給予，而是積極的參與和加工。而且參與不是空手而來而是帶了工具有備而來。認識總是在認識者先有的意識準備的加工操作下進行完成的。這種先行的準備，皮亞杰稱之為認識圖式，海德格爾稱之為理解的前結構。就歷史認識而言，所謂認知圖式可以理解為歷史學家加工處理歷史信息形成歷史認識的工具。歷史學家通過自己先行的認識圖式去認識歷史，這就不可避免地將各種主體因素滲透到認識活動中，并最終凝結在他的認識結果上。就如柯文所說，凡是對現實的表述勢必也是錯誤的表述，是一種知者對被知者的思想支配。